胡也频 丁玲、胡也频与沈从文的群租生活

1925年，文艺青年丁玲和胡也频相爱并同居。他们搬到象山，过着神仙般的幸福生活。另一位文学青年沈从文，是在梁启超和北京大学教授林再平的介绍下，到香山慈源图书馆做文员的。这三个人在1925年秋天相遇。

沈从文

胡也频

定陵

沈从文说，此时的丁玲突然有了那种“羞涩新娘的光辉，恬静温柔的空气”。他们很快成了好朋友，没饭吃的时候，就来找沈从文吃幼儿园大厨房里的厚馒头；一对夫妻吵架，其中一个来找沈从文诉苦。

后来，他们三个人住在一起，住在公寓里，包括汉源公寓，这似乎是他们“同居三人组”的开始。后来，这种共享模式在北京和上海都维持了很长时间。李辉老师在《沈从文与丁玲》中说，汉源公寓业主的儿子黄伯飞多年后回忆，沈从文的房间在大楼后座二楼的左上角，他的房间和沈从文的房间隔着一堵墙。左边走廊有两个房间，一个是胡也频的，一个是丁玲的。当然，这两个房间是相通的。胡也频和丁玲只能用楼梯附近的一扇门进出。

北京的日子似乎很平静。虽然很多人说胡也频曾经怀疑过沈从文和丁玲的感情，但他很快发现，真正的“情敌”肯定不是沈从文，而是冯雪峰。这三个人在上海再次相聚的时候，已经经历了“曾经沧海难为水”的情感风暴。

法租界萨波赛路204号是一座值得纪念的房子，这里有三个年轻人，他们都将成为未来中国文学史上的重要人物。他们在这个房子里创办了红黑出版社，出版了《红黑》杂志，然后开始出版《204系列》。同时，他们还为人类出版社编辑出版了《人类》杂志。施哲存回忆说，萨波赛路204号好像是在一家牛肉店里的楼上，他有时也会去看看。“丛文在屋里写文章，编辑刊物，当过管家。在他们三人中，丁玲最善于交际，有说有笑，经常只是偶尔说几句话来帮助丁玲。从文来说，她是一个温柔到害羞的年轻人，但是眯着眼看着你，她不怎么说话，也不喜欢一个人，或者和朋友出去散步。赵说，冬天去看望他们三人时，惊讶地发现丁玲的字迹和沈从文的一模一样，“可见他们三人是多么亲密”。每次写到这里，都希望就此打住，因为这是这三个人难得的团结友爱的时刻。这个春天，就像沈从文写在《人间世》第一期的“第一句话”:“当初，本刊第一卷，出了点问题，没什么好说的。少数书呆子来做这个，希望很大。如果还有的话，我只希望其他很多书呆子也能成为这本杂志的读者。“当时，他们很幸福，尽管不久之后，他们就要走上不同的道路，因为他们太不一样了。

因为关系好，也因为两男一女这种奇特的关系，关于他们的绯闻和捕风捉影的小报新闻在上海少不了，相呼应的女人们兴奋地诉说着他们“睡在一起”的细节。直到很久以后，一些研究者谈到了这个“三角恋”。所谓“睡在一起”大多源于李惠英的《沈从文》:“他们可以和三个人睡在同一张床上，没有男女之别的感觉。他们可以喝一碗豆汁，啃几套烧饼和水果，送出一顿饭。有了钱，你所拥有的就是我的，彼此完全无法区分；没钱，躲在屋里闲聊天，操纵着岁月；兴趣来了，去北海，去中山公园，三个人同步，不可分割。”最早的说法强调“男女没有区别”，因为他们是那么好的朋友，而据黄伯飞说，他们三个并不住在同一个房间。到了上海，租了一套房子，但不久之后，丁玲的母亲，沈从文的母亲，九妹也来到了上海。胡也频、丁玲、丁牧住二楼，沈从文和母亲、妹妹住三楼。

更重要的是，沈从文和丁玲真的不是彼此的一杯茶。1980年，夏志清问沈从文和丁玲是否有“恋情”。他回答:“不，只是朋友。”1983年，丁玲在美国的时候也被问到同样的问题。她回答:“不，我们太不一样了。”

没错，丁玲最喜欢的男生，从胡也频到冯雪峰，从冯达到陈明，都是看似充满革命战斗精神的“勇士”，而沈从文却沉浸在自己喜欢的花草里，不会引起丁玲的情感认同。后来狂热追求张兆和的沈从文，当然不喜欢大大咧咧、孩子气十足的丁玲，就像他第一次见到她时的评价:“不像女人。”

直到1931年，这三个人的友谊牢不可破，尽管他们的政治观点发生了很大变化。那个转折点来自于一个稳定的铁三角的消失。1931年元旦，沈从文从武汉回到上海过寒假。当时他已经成为武汉大学的教员，此时丁玲和胡也频从济南逃回上海。他们的孩子出生于1930年冬天。1月17日，沈从文10天前刚刚回到上海。那天中午，他遇到了他的好朋友胡也频。胡也频想让沈从文为刚刚去世的地主儿子想一副挽联。他约好下午去他家写信。他从沈从文手里拿了6块钱，跟他出去了。他们从四川北路向南走。胡也频说要去买白布写挽联，于是和沈从文分手了。

下午，沈从文如约来到丁玲家，胡也频没有回家。他有点担心:“他约我写挽联。他还没回来。有没有可能是狗在路上咬了他？”

丁玲漫不经心地说:“没关系，她什么都不带。”

“他要小心，他那么洒脱，我很担心他。”

“丛文，你这么胆小，什么都做不了！”

懦弱的沈从文是对的。胡也频被捕。第二天晚上，在外面找了一天胡也频的沈从文回到家，发现有一个老人在等他:“把老人拉回房间，我问他一些信里没有提到但需要知道的事情。送信人只是摇摇头，用手指着我手里的信，‘看这个’，于是我又看了一遍，却发现海军学生把信写在了皱巴巴的纸角上。信到了之后，给来人五美元。胡也频的纸条上写着:“我受了委屈。我昨天去你家聊天了。从住处出来到石现公司，遇到女朋友，去东方宾馆看朋友。但是当我到了那里，我被他们的误解逮捕了。请胡材先生帮忙，请他们设法保释我出来。请吴先生在我还不转让龙华的时候采取法律行动。你懂我的，凡事都要赶紧做，不然时间长了就烦了。请照顾好奶奶，告诉她不要担心。我的生意不应该被耽搁。迟到会带来变化。我赶时间！.....”这与丁玲的回忆有些不同。丁玲在《一个真正男人的生活》中强调，胡野品说，“让我们安心，让我告诉组织，他永远不会投降”。

受胡也频的委托，沈从文开始了营救工作。这不是他擅长的，但他一直在做。他不理解他们的教义。他只是利用对湘西人朋友的热情，频繁往来于南京和上海之间。他请胡适给蔡元培写信，又去南京找一些国民党要员。他甚至去找国民党中宣部部长陈立夫。陈立夫告诉沈从文，胡也频的案子很大，但“如果胡也频能答应将来住在南京，也许他能做点什么”。丁玲马上回答:“这不可能。永远不会同意。他宁愿坐牢去死，也不愿在某种条件下获得自由。我也不想让他这么做。”

在这方面，沈从文真的很天真。根据当事人的描述，陈立夫有敷衍沈从文的嫌疑。在将近两个小时的时间里，他和同行的朋友只能听陈立夫在那里谈论“民族主义文学”，最后他有机会向陈立夫询问胡也频的情况:“我认为，如果政治不把作家当作土匪来惩罚他们，那只是用三块钱、几千字的另一种方式，再加上一点施舍。办杂志接受作家为文艺政策也是极不明智的。”

沈从文能做的，除了漫无目的地四处询问委托人，就是陪丁玲去参观龙华监狱。丁玲记得这一天天气很冷，空飘着小雪花。她让沈从文陪她:“我们在那里等了一上午，答应把被子和换洗的衣服交出来，不许任何人看。想了很久，我们要了十块钱和一张收据。这时，铁门前的所有游客都已经看完了，只剩下我们两个人。警卫同意了。过了一会儿，我们听到里面有声音，几个人从双铁门的院子里经过。我什么也没看清楚，但我看到了文熟悉的影子。我们决定也经常出来收东西，写收据，我们用心等待。果然，我看到了他，我大声喊道:‘频率！频率！“我在这儿！”他也转过头，看到了我。当他正要喊的时候，警察又把他推开了。我对丛文说，‘你看他多有精神啊！’"

这是沈从文、胡也频、丁玲相遇的最后一幕，也似乎是他们友谊的最后一刻。陈立夫一针见血回到上海的那一天，他们得知胡也频等人已于2月7日遇害。沈从文说，丁玲得知这个消息后，一直很平静。她没有哭，也没有流泪。

三人中有一人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了，另外两人为了躲避危险，在一起生活了一小段时间。沈从文在淮海路方畹仪附近的一家杂货店楼上租了一个地方。他住一个房间，丁玲和他的九个姐姐住在一起。丁玲很少下楼，只是晚上偶尔在街上走走。沈从文因为忙于抢救胡也频，推迟了武汉大学的开学。他放弃讲师的职位，照顾丁玲和胡也频的孩子，成为“千里送京娘”的“赵匡胤”，陪丁玲和孩子从上海坐船到汉口，再从汉口经洞庭湖到常德，为的是把孩子送回丁玲娘家。

失去经济来源的沈从文随后收到徐志摩的来信:“北京不是人饿死的地方。如果你在上海累了，就来北京吧。虽然北京的每个地方似乎都挤满了人，地面似乎挤满了人，但当你来的时候，会有一个空的地方供你站着。你一个人吃几米？谁还担心来了北京，价格会涨？”沈从文听从徐志摩的建议去了北京，而丁玲则继续投身于胡也频的未竟事业。在那之后，他们的友谊难以置信地分裂了。直到晚年，丁玲和沈从文在回忆多年前的这些事情时采取了不同的态度。最让人心碎的是，丁玲从未以“沈从文”这样一个亲密的名字提起过沈从文。我想知道她的笔迹是否跟得上。

梨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