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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去病墓石雕 西汉霍去病墓石刻新探

导语:死者的面具阎正内容简介古人对死后世界的假设,可以在制度、宗教、仪式、文字中找到,更直接地呈现在墓葬中。墓葬不仅是安放死者的地方,也是建筑、绘画、雕塑和手工艺品的集合。也可以理解为人们在生与死的哲学命题下,用物质材料、造型手

死者的面具

阎正

内容简介

古人对死后世界的假设,可以在制度、宗教、仪式、文字中找到,更直接地呈现在墓葬中。墓葬不仅是安放死者的地方,也是建筑、绘画、雕塑和手工艺品的集合。也可以理解为人们在生与死的哲学命题下,用物质材料、造型手法、视觉语言创造的具有终极价值的艺术作品。本书以汉代至唐宋时期的墓葬艺术为研究对象,综合采用考古学和艺术史的研究方法,深入探讨了众多墓葬所蕴含的丰富信息,试图揭开过去的面具,向读者展示了不同地域的人们对“生”与“死”的哲学思考,以及不同历史时期的先人对自身灵魂的深刻认知。

作者简介

阎正,中央美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著作有《魏晋南北朝壁画墓研究》、《安》等。

一个

西汉武帝开国大典第六年,在征伐匈奴战争中立下汗马功劳的大将军霍去病去世,享年24岁。司马迁的《史记》记载了他的隆重葬礼:“帝丧之,属国玄甲。陈的军队从长安到茂陵,就像祁连山。"

从西汉都城长安向西北,过渭水,是咸阳塬。这是从渭水河谷到黄土高原的第一步。西汉九个皇帝的陵墓从东到西排列在这个又高又平的袁尚上。每个陵墓周围散布着无数的陪葬墓,还有陵墓城市。秦始皇陵位于兴平市南圩镇张丽村、四村和道场村之间。与他合葬的墓葬主要集中在灵异东西两侧的司马道南北。

关于霍去病墓,司马贞《史记》引姚曰:“此墓葬于茂陵东北,与卫青合葬。西方人是绿色的,东方人去生病的坟墓。顶上有竖石,前面有石马,还有石人。”《韩曙魏霍青去病传》颜师古注:“茂陵旁,墓上有竖石,墓前有石人。”因此,近代以来,人们将一个名为“十陵子”的密封遗址视为“霍去病墓”,即现在的茂陵博物馆所在地。2003年钻探后发现,封土呈桶形,底部东西长60米,南北长95米,顶部南北长16米,东西长9.5米。墓道位于封地北部的东部,长36米,宽6-24米。围场南侧东侧有一个埋葬坑,宽6.5米,向围场外延伸13米。围地以西23米处有一个南北向的埋葬坑。

图1-马踏匈奴

在围土的顶部、四个斜坡及附近发现了14块人物、动物、三个字的石刻,包括虎、马、牛、羊、象、猪、鱼、蟾蜍等自然动物,也有怪兽吃羊、人与熊搏斗等神秘题材,一般长度在1.5米以上,最大的有2.5米以上。踩在匈奴身上最精彩的马高1.68米,长1.9米,被认为是霍去病带领汉兵征服匈奴成就的象征。

20世纪20年代,美国福开森质疑这些石刻的年代,以及它们与霍去病墓的关系。2003年钻探发现,霍去病墓以北100米处,也就是今天茂陵博物馆的宿舍区,有一座古墓。墓东西长19米,南北长21米,长32米。这座墓的围墙已经被夷平,曾经被称为霍去病的“衣冠冢”。近日,根据这些新线索,何希林进一步质疑上述石刻与霍去病墓的关系,对今后的研究具有积极意义。但在对遗址进行系统挖掘之前,各种解释都只能停留在假设层面。因此,本文以旧论为基本背景,即仍将十陵子遗址视为霍去病墓。

长期以来,霍去病墓石刻作为中国早期雕塑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一直被研究者所讨论,其画面几乎可以在中国美术史的任何教材中找到,早已为研究者和大众所熟知,因此我们无需花费太多笔墨来详细描述其特点。很多学者都说这些作品体积庞大,大多是以形状为基础的。由于它们的形状,它们在不同程度上保留了石头的自然形态。动物多为卧位,马踩匈奴、跃马的四肢不凿空,减少雕刻工作,有的甚至保留了石头的原皮。

为什么是这么独特的风格?

这是一个古老的问题,但没有得到很好的回答。一种常见的做法是简单地将这种风格概括为“时代风格”。问题是,这里的“时代”一词并不是一种准确的年代学语言,而是一种广义的措辞。在此基础上,风格和形式的描写难以实施,大量的文章只能用“深而大”、“雄壮”等词敷衍了事。

与这种方法不同,我倾向于将这些石刻视为与特定时代、地区、人物和事件相关的作品,并试图在更具体的历史背景下解释它们的风格,从而将对作品主题和形式等内部要素的讨论与对社会和宗教等外部问题的研究结合起来。

其实这些作品并不是孤立存在的。从年代、地域、风格来看,还应注意其他相关材料,包括上林苑昆明池的牵牛花织女雕像、太冶池遗址出土的石鱼、甘泉宫遗址发现的石熊。

图2-牵牛花

图3-牵牛花

据《汉武帝史》记载,元朝开国大典第三年,“进贡的官员穿的是昆明池”。班固《西毒赋》:“是张羽集,近昆池,左为牛,右为织女,似韩云之无穷。”张衡《西京赋》:“有昆明马岭,黑水轩,...牛站在左边,织女在右边,日月浴室几乎进进出出,像扶桑、伊。”《三福黄图》卷四引用“观复古语”,说:“昆明池有两个石人,在池中立牛、织女之类的东西,形似天河。”文献中提到的矮牵牛和织女雕像幸运地保存到了今天。其中,牵牛花雕像位于长安县斗门镇常家庄场,身高2.58米,坐姿,头大,左倾,面部刻画粗糙,头发以錾为负线,右手举于胸前,左手置于腹部,腰部以下不仔细雕刻。斗门镇棉絮加工厂附近的织女雕像高2.28米。它也是坐姿,后面挂着一个发髻。它的身体比较直,双手放在膝盖上,脸被后人修复过。两幅图像都是由巨大的方形圆柱花岗岩雕刻而成,保持了材料形状的基本轮廓。由于雕版工作较厚,其性别被当地村民颠倒,早年相关报道被误判,后被纠正。

除了佩妮和织女,文献中还提到昆明池中有石鲸。《西京杂记》卷一曰:“玉雕入昆明池为鱼。每次雷雨时,鱼经常会吼叫,尾巴也会动。汉朝祭祀祈雨,常受考验。”《三福故事》记载更为详细:“昆明池中有玉章台和石鲸。这块雕刻的石头是一条三英尺长的鲸鱼。每次遇到雷暴,它经常会尖叫,尾巴也会动。”陈至曾提到:“鲸雕至今犹存,原在长安县开瑞庄,现迁至陕西省碑林博物馆。“碑林博物馆在1955年6月至1993年1月间作为陕西省博物馆而闻名。1991年陕西历史博物馆建成后,碑林中的许多文物陆续搬到博物馆。与陈至的说法类似,《中国文物地图集·陕西分卷》称,石鲸最初出土于长安区斗门乡马营寨村西部,分为鲸身和鲸尾两部分。鲸身长5米,尾巴长1.1米。最早搬到客家庄,现在存放在陕西历史博物馆,鲸尾还在。刘庆柱、李毓芳还提到,马营寨村出土了汉代石鲸,推测是原昆明池中的石鲸。但描述与《陕西中国文物图册》中的文字大相径庭:“此石为火成岩。鲸鱼是圆形的,长度为1.6米,最大直径为0.96米。鲸鱼的眼睛刻在头上,尾巴弯曲,鲸鱼身体的鳞片还依稀可辨。”遗憾的是,关于“昆明塘石鲸”的说法,并没有更详细的报道,所有提及此石鲸的作品中也没有提供图片。

图4-石鱼

陕西历史博物馆前的水池里陈列着一条石鱼。根据文武史博物馆的档案记载,这条石鱼来自张健宫太爷池遗址,不是昆明池的遗物。1973年在Xi安三桥北高堡子村西发现。它由沙子和砾石雕刻而成,呈橄榄形。它长4.90米,最大直径1米。它的头上只刻了一只眼睛。《吴晗地记》记载了长安城张公宫元年二年,《史记·小武本纪》说:“治北方大池,渐升二十余尺。它叫太爷池,里面有蓬莱、方丈、瀛洲、胡亮。它就像海里的海龟和鱼。”《三福黄图》第四卷引《观复记》:“张健宫北有一潭,似北海,石刻为鲸,长三尺。”根据这些文件,发现者确定这条石鱼是太岳池的石鲸。

斗门乡马营寨村和三桥北高堡子村位于Xi市西南郊区和西北郊区,相距较远。以上两个理论是指第一个和第二个,需要进一步研究。

还值得注意的是,在陕西淳化县城北约30公里的昊华大姐山以南的梁武帝村,西汉甘泉宫“武帝庙”旧址,有一只石熊。石熊由长英质岩石制成,形状像石头,雕刻成蹲伏状。左前爪举至左耳,其余三爪收于腹前,高1.25米,直径2.93米。离世雄不远,有一座高1.46米的“石鼓”,上面有北宋和沈冰年间游人的题词。甘泉宫是西汉祭天的地方,梅琳村推断这只熊属于武则天祭祀太乙的紫坛前的石神兽。但甘泉宫遗址并未得到系统发掘,这批材料中也未发表官方考古调查报告,其性质有待进一步研究。

图5-石熊

上述人、鱼、熊、霍去病墓石刻的共性表现在几个方面:一是年代均在汉武帝时期;二是集中在西汉都城长安附近;三是都与宫殿建设工程有关;四是都是外形较大,雕刻粗糙的石雕,风格相似。

陕西城固县张骞墓前的一只被视为“虎”的石兽,也被一些研究者视为这一时期的圆雕作品。从后来公布的照片来看,石兽已经残废,只剩下躯干和脖子。腹部下凿空,轮廓呈大S形,颇似东汉风格。1957年,山西安义畲族村老墓地出土了一件石虎。只有头雕比较具体,四肢之间没有加凿空。这也是一部“遵循石头形状”的作品。风格与霍去病石雕相似,高0.71米,长1.34米。报告推定为“西汉墓或殿前之物”。此外,1985年河北石家庄小安舍村出土的一对石人,据信与西汉时期修复的赵佗先祖墓葬有关。本文不讨论这三部作品,因为它们不容易确定,或者性质不明确,或者地域相隔甚远。

关于霍去病墓石雕风格形成的原因,一个普遍的解释是,在石雕艺术的初期,中国人对石头的表现并不熟悉,加工技术达不到精工细作的水平,而且当时的铁制工具还不够成熟,所以工匠们采用了这种节省工时的方式。经过仔细分析,这个观点还是值得推敲的。

将石头大规模应用于建筑和艺术,确实是西汉初年的一个新变化。

考虑史前石器的加工技术是没有意义的。在早期历史时期的遗址中发现了零星的石雕。例如,商代殷墟西北港1001号墓出土了一组大理石雕刻,包括一个37.1厘米高的石虎。殷墟伏濠墓中还发现了一对40厘米高的大理石雕鸬鹚。这些石雕的造型和纹饰与同时期的青铜器非常相似,表面经过高度打磨。因为它的体积不是太大,所以可能直接使用玉制成的工具和技术。这些材料很难与西汉时期的大型石刻形成有机联系。

1998-1999年在陕西临潼历山秦始皇陵出土的大量石甲胄,展示了一种令人费解的石头加工方法。工匠们花了大量的工作时间,将石头加工成与实物大小形状相同的钉板,然后将其连接成一套完整的盔甲。石头在这里被改造成金属制品的形状,完全失去了原有的质感;但是盔甲原本的金属材料被石头代替,根本不具备实战的功能。这种处理石头的方式与汉武帝时期的大型石雕截然不同。

总的来说,上述早期的材料过于分散,无法为研究汉代石刻技术的起源提供足够的资料。因此,从早年考察霍去病墓的欧美学者,到近年来研究这一课题的中国学者,都有人将西汉时期这种新的艺术形式解读为北方草原民族或其他外来文化的影响。但是,即使引入一些技术或文化因素,也很难证明外国工匠直接参与了这些石刻的制作。相反,碑文中发现的“左思空”字样表明,该项目由邵福·左思空监督。“平原乐陵苏、霍聚猛”铭文显示,部分工匠来自鲁北平原县乐陵县。

图6-“左思空题字

图7——“平原乐陵苏伯亚、霍菊梦”碑文

就目前的材料而言,《石头记》中的加工技术可能从秦朝到西汉初期发展迅速,在此期间人们开始掌握一些制作大型石雕的初步技术手段。冶金学研究表明,脱碳铸铁、球墨铸铁和铸铁脱碳钢出现于战国早期,淬火技术形成并普及于战国中后期西汉早期。这些发展大大提高了铁工具的强度,并使生产工具熨烫。在骊山秦始皇陵西北的郑家庄,发现了一座秦代的石材加工厂,出土了175件敲击石材的铁制工具。这些工具可能不用于制造石甲,但可能会应用于巨大的材料。河北满城西汉中山王刘胜夫人窦婉墓中发现了许多生产工具。在城门外的填土中发现了铁锹、杵、锤子等工具,应该是盗墓时遗留下来的。虽然这些工具不一定是用来直接攻击岩石的,但是在深山中挖掘这个3000立方米的古墓时,需要使用大量的铁制工具。斗湾墓出土铁模36件,说明在挖墓时随时就地铸造新工具是可能的。

自西汉初年以来,这种类似斗湾墓的大型崖洞墓,已成为王侯将相采用的常见墓葬形式。崖洞墓是在岩石和山脉之间挖掘的,其中的许多墓室相互连接,因此结构复杂,工程巨大。亚东墓的流行,为汉代工匠提供了大量熟悉石头性能和加工工艺的机会。江苏铜山龟山西汉楚王皇后墓内壁的光滑程度令人惊叹,其56米长的北隧道笔直延伸。然而,这种抛光石头表面的技术在长安附近的石像和动物中并不存在。

图8-西汉楚王皇后墓

图9-墓内壁

石材加工技术甚至在民间也逐渐普及。西汉中后期,以鲁南、苏北为中心的沿海地区,包括豫东、皖东北地区,出现了一批石棺墓。最早的至少可以在汉武帝时期找到。这些墓葬中的石材加工流畅,出现了越来越复杂的图像装饰。

由于汉武帝时期的石刻工程由皇室控制,不存在财力不足的问题。汉朝初年,百姓休息,但到了汉武帝的时候,国力已经积累到了非常高的程度,并没有几个大型的皇家工程,这是仅仅几个石雕所耗费的工时无法相比的。

根据鉴定,霍去病墓石刻有四种岩石学类型:第一种是花岗岩伟晶岩,其中马跃是由完整的花岗岩伟晶岩雕刻而成,胡夫、青蛙、怪物吃羊的材料是侵入黑云母斜长石片麻岩的花岗岩伟晶岩脉;第二类是片麻状花岗岩,包括卧马、卧象、人、人、熊互相争斗等第三类是中粒二长花岗岩,包括马踏匈奴、二鱼、卧牛、野猪等;第四种是辉石,只有一只蟾蜍。这四类岩石虽然硬度较高,但在外力冲击下容易破碎,加工难度也不是很大。

图10-不朽的骑马雕像

即使很多研究者在雕塑史的语境中观察这些石刻,我们也会注意到,它们简洁凝练的风格并不是这一时期所有雕塑作品所遵循的公式。长安附近出土的西汉玉圆雕有很多,经常可以看到非常灵巧的作品,如凌薇西北部、元帝、莘庄、咸阳等地建筑遗址出土的玉熊、鹰、恶鬼、仙人骑马造像等,其中包括圆雕、透明雕、浮雕、线雕等多种雕刻手法。西汉时期流行的青铜城镇造型巧妙,镶嵌有金银丝,充分说明了这一时期人们对雕塑外部装饰的重视。而茂陵一号墓出土的一匹鎏金铜马,长76厘米,高62厘米,造型和比例准确,能代表这一时期雕塑艺术的写实风格。虽然这些同时期的雕塑在材质上有所不同,但他们对造型的理解和追求与大型石雕有很大的不同。

图11-镀金青铜马

除了上述造型相对较小的作品,也有大型雕塑作品的例子。《史记·秦始皇列传》记载,秦代有十二晋人的作品,其形制不详。有学者建议参照更早时期曾侯乙墓中的钟通人进行想象,估计相隔不远。然而,这些现存的大型青铜雕像的形状似乎并没有影响西汉石雕的生产。至于秦始皇陵墓坑出土陶俑的写实风格,也让人觉得没有后来者。

同样值得注意的是,从亚东墓项目中看到的汉人对石头的认识,实际上在石头中发展了一个复杂的空房间。这种思维在西汉的大型石刻中并没有出现,后者的功夫只是适度地运用到石头的外表上。

以上,我分析了工具、技术、材料以及对雕塑与空关系的理解。这并不意味着如果满足以上所有条件,就一定能生产出技艺精湛、制作精准的石雕作品,因为如何将这些因素结合成一件作品,对于当时的工匠来说还是一个新问题。不过既然各种条件都满足了,这样的问题也就不难解决了。工匠可以对雕刻的零件进行精细加工,所以可以进行综合加工。只要时间和财力允许,未经加工的石头外观也是可以加工的。说到底,不是“不”而是“不”,马的腿不是凿穿的,石禅大部分地方也不是凿穿的。“无为”背后应该有一个特殊的理念。换句话说,工匠们并没有被动地接受看似半成品的风格。相反,他们充分考虑了这些雕刻的功能和意义,并做出了积极的选择。

来源:以上内容来源于《死者的面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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