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国前夜 周恩来涉险密会张学良共商"逼蒋抗日"经过

周恩来的一生充满了情感、至高无上和神圣、伟大的智慧和勇气，并倾注了他所有的努力。他出生在一个贵族家庭，但他的童年很悲惨；从小就决定为中国的崛起而读书，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拒绝蒋介石任命重要职务，发动组织指挥上海工人运动和南昌起义，实行战略转移，力促毛泽东进入党中央领导核心；处理“逼蒋介石抗日”的Xi事变，前往国民党控制区与蒋介石作战，奋力推进民主进程；新中国成立前夕，我们起草了《共同纲领》，筹备了开国大典，成立了政务委员会，计划抗美援朝，编制了《第一个五年计划》；在国际舞台上代表新中国，打开外交局面，实现中法、中日、中美建交；“文化大革命”中，我们奋力保护干部，千方百计维护经济运行，果断处理林彪事件；晚年生病时，他与江青竞争，把邓小平推回前台。这些历史故事或谜题，生动地再现了一代伟人的真情与风采。

张学良与杨虎城

本文摘自《魅力周恩来》作者:魏昱人民日报出版社

“逼蒋抗日”:与张学良形成共识

毛泽东率军东进时，周恩来在陕北担任张学良，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早在去年9月底至11月底，红军在、、彭的指挥下，一举消灭了国民党东北军在陕北的三个师，俘虏了东北军619团团长、张学良的得意弟子。高福源被俘后，红军按照中央优待俘虏的政策对待他，生活上加倍照顾他。他经常告诉他，红军北上抗日，打回东北，收复失地，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在红军政治思想工作的影响下，高福源主动请缨让他回去，宣传红军抗日主张，说服张学良和红军联合抗日。他向中共中央联络局局长李克农谈了这个想法。李克农及时向周恩来汇报了高福源的想法和要求。周恩来同意高福源的想法和要求，并专门指示李克农请高福源在苏区多呆几天，多看多听。回国后，他更多地谈到了红军团结一切抗日力量，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主张。

1936年1月初，高福源离开瓦窑堡返回洛川后，向张学良报告了近几个月在苏区的所见所闻和红军抗日救国的主张。他们谈了一整夜。最后，张学良高兴地说:“你讲得很好，我基本同意。休息一天赶紧回去，让红军派个官方代表。我们将进行正式讨论。”16日，高福源回到瓦窑堡，要求红军派代表谈判。党中央当即决定派李克农到洛川与张学良谈判。20日，李克农与张学良进行了三个小时的座谈。张表示愿意参加国防政府的竞选。

2月初，中共中央再次派李克农前往谈判。李克农走之前，周恩来让他给洛川分配任务，告诉他:“这次谈判成功的可能性很大，但失败的可能性很小。但是有一定的危险性，所以你要做好心理准备。不管发生什么，反正不能说，一定要好好说。”

2月20日，毛泽东率红军东征山西。25日，李克农赴洛川与东北第67军军长王以哲谈判，达成5项地方口头协议。3月4日，张学良前往洛川。他穿着中式休闲装，鼻子上戴着一副墨镜，手上拿着一根文明棍。李克农看到他的行头，忍不住笑了:“张将军，你是不是在缴械做生意？”

“我是来做大生意的。”张学良顺着他的胡茬开了个玩笑。李克农笑着问:“是零售还是整销？”张学良大声笑道:“当然是全款出售！”两人清声大笑。

在与李克农的会谈中，张学良坦率地说出了自己的看法:“目前，中国的国力几乎全部掌握在蒋介石手中，蒋介石也有抗日的可能，所以有必要联合蒋介石一起抗日。”最后，双方讨论，中国共产党应派全权代表，最好是毛泽东或周恩来，去会见张学良。会谈结束后，李克农向党中央报告，要求采取行动。同一天，我收到中央的答复，同意谈判结果。不久，中共中央决定以周恩来为全权代表与张学良谈判。同时，决定派柳丁作为党代表前往Xi。柳丁到达Xi后，就有关问题与张学良进行了开诚布公的谈话。

这时，又来了一个好消息。中共中央北方局王世英在Xi安与杨虎城秘密谈话后向中央报告。陕西地方实力派领袖杨虎城，曾任十七路军总司令、xi安绥靖主任。他有抗日的要求，也有一定的进步思想。他曾与共产党和一些党员保持友好关系。

一切准备就绪。出发前，中共中央以和彭的名义致电张学良和司令员，通知我代表行程日期、联系地点和会谈内容。电文主要内容如下:A、8日，我们代表、李克农赴阜石与张先生商讨救国大计。定于7日从瓦窑堡出发，8日下午6时前到达阜石以东20里的川口，等待张先生派人引导入城第二，双方讨论的问题是:一、停止一切内战，国军不发红利不白，一致抗日救国；二是全国红军集中在河北抵抗日本天皇的进军；三、组织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的具体步骤和政治纲领:四、联合苏联和派代表到莫斯科的问题；5.你我关于互不侵犯和经济贸易的初步协议。c、如果张先生有什么建议，我为他们祈祷。

电报发出时，张学良当晚收到回信，同意所列条款和内容，会面地点定在阜石梁青山下的巧儿沟天主教堂。

4月7日凌晨，大雪纷飞，周恩来和李克农带着电台和保安部队从瓦窑堡出发。途中经过盘龙镇和瓜依木，大约需要两天时间。周恩来只需要20多名骑兵守卫。蒋介石的间谍正在这个地区聚集，大家都担心周恩来的安全。

张学良说:“蒋介石有抗日的思想和计划。但是他有一个非常错误和固定的观点，就是必须消灭共产党才能抗日，因为共产党的一切口号和行动都是为了战胜他。如果他在前面抗日，他就不放心。这是他“先留在国内”政策的基础。

周恩来一行彻夜未眠，于8日下午抵达阜石郊区东北部的川口村。周恩来要求下面的电台与张学良联系。不幸的是，电台坏了，一时联系不上。直到第二天早上，张学良才得知周恩来已经到达川口的消息。这时，张学良在洛川，他一边紧急发电报给驻守在浮石的129师师长周福成，准备迎接，一边亲自飞往浮石，带领王以哲和队长孙铭九。

黄昏时分，周恩来和李克农从高福源到阜石，一路走到谈判地点。周恩来一走到天主教堂门口，张学良就迎了上去，紧紧地握着周恩来的手。他激动地说:“周先生，虽然我们没有见过面，但我认识你很久了！”周恩来用一只手拍了拍张学良的肩膀:“我认识你很久了！早年在东北度过，和少帅是半个老乡！老乡见老乡，眼里全是泪！”

两人一见如故，手拉手走进了教堂。在教堂的中央，已经摆了一张圆桌，里面摆满了蛋糕和水果。一杯又一杯热茶刚刚倒满，在五根蜡烛的照耀下，热气飘散开来。

一番寒暄后，主客坐定。首先，张学良兴高采烈地说:“说实话，两年前，我从意大利墨索里尼那里检索到一本书，认为只有法西斯主义才能拯救中国，主张中国要有一个领袖，实行法西斯专政，集合执政党和在野党内各党派的意志，统一国内的一切力量，就像希特勒之于德国，墨索里尼之于意大利一样，这样才能抗击日寇，应付国难。但现在我意识到，国民党腐败、黑暗、无能，远比不上德国的国家社会党和意大利的法西斯。这是一个很大的官僚集团，希望不大。经过几年的实际观察和周围朋友的建议，特别是李克农先生和柳丁先生对当前形势的透彻分析，我认为我过去的想法是错误的……”

周恩来眼睛一亮，聚精会神地听张学良讲故事，脸色慈祥而严肃。他对张学良说:“张将军不仅难以为家国报仇，而且失礼。张先生是故意想为家人报仇雪恨。只有我们中国共产党知道你同情你，会帮助你。可惜张先生走错了路。什么是法西斯主义？简单来说，法西斯就是军事独裁。袁世凯搞军事独裁，失败了，吴想用武力统一中国，张先生知道，也经历过。谁要在空前国难搞独裁，不抗日救国，就是历史罪人，民族罪人，必然失败。日本人民今天号召大家停止内战，团结起来反对中国共产党，炮声一致。”接着，在周恩来坦率地告诉张学良一些对当前国家前途命运的看法后，他诚恳地问张学良:“张先生，你对中国的前途怎么看？”

张学良说:“中国有两个前景，一个是走共产党的路，一个是走国民党的路。我曾经认为法西斯独裁可以拯救中国，所以提出了支持蒋介石的口号。现在看来是不对的。如果中国内战不停止，什么时候才能把日本帝国主义赶出中国？”周恩来说:“张先生如果真的要抗日，就必须实行民主，走人民路线。搞独裁，搞法西斯，搞民主，搞群众。看不到人民抗日的深厚力量，就无法建立真正的抗日信心。只有实行民主，才能调动千百万人民的抗日力量，取得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把中国引向光明。”

张学良说:“周先生讲得很好。我对蒋介石和你有不同的看法。我已经和洛川的李克农先生谈过了，我的意见还没有达成一致。所以我特别谈到周先生个人。”周恩来点点头说:“这很好。如果你多接触多会谈，双方会了解更多，了解更多。在统一战线问题上，你愿意听听张先生的意见，供考虑。”

张学良说:“既然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要争取一切可以争取的力量，蒋介石也应该包括在内。他实际上仍然统治着中国。中国的大部分领土和军事力量不仅掌握在他手中，他还掌管财政和外交。现在我们要加强抗日力量，为什么要排斥他掌握的这股力量？特别是，我们都是他的下属。如果提到“反蒋抗日”，工作上就有实际困难。目前，我们应该尽力扭转他“先留在国内再出国”的错误政策，迫使他走上抗日的道路。可以提“逼蒋抗日”或者“联合蒋抗日”。如果我们不把他争取过来，那就很难了，他肯定会和我们翻脸。我们甚至可以以中央政府的名义讨伐我们，就像我们在张家口讨伐冯先生一样。我知道蒋介石的脾气，他会走自己的路。”

沉思片刻，说道:“张先生的意见很有道理，值得我们注意。我个人赞成张先生的“逼蒋抗日”或“联合蒋抗日”的主张。抗日战争如果不能争取到蒋介石的参与，那就是很大的损失，争取过来是有利的。但是，现在的蒋介石，就像清朝以后的西太平洋一样，‘宁可把它给外人，也不愿意给奴隶’。对日寇的无耻退让，对爱国群众的残酷镇压，称之为“出国前必须定居”，其实都是靠出卖中国主权来维持他的统治。无论他口头上说得多么诡辩，实际上都是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的忠实走狗。过去共产党不是不愿意争取这个群体的力量抗日，而是认为不太可能。只有用群众的力量粉碎他的反动集团，才有利于抗日救国。现在为了抗日救国，可以既往不咎，愿意为这个强国而战，但是光有让步是不够的。太多的让步会让不满意的人认为我们软弱，会被欺骗。在这方面，我们有一个血腥的历史教训。所以，要让步，还是要打。只有通过斗争，我们才能实现真正的团结。”

张学良说:“我和蒋介石有很多接触。据我所知，只要我们努力，就能把他团结到抗日前线。问题是，我们必须以最大的力量战斗，并想尽一切办法为之战斗。”

周恩来笑着说:“如果我们能赢得这样一支抗日救国的力量，我们也很希望。但是他搞的是独裁，是法西斯，不是民主，没有看到人民抗日的伟大力量。怎么才能争取过来？张先生了解自己，了解自己，可以多说话。”

张学良说:“蒋介石有抗日的思想和计划。日本人让他难堪，他心里又埋怨又怨恨。但是他有一个非常错误和固定的观点，就是必须消灭共产党才能抗日，因为共产党的一切口号和行动都是为了战胜他。如果他在前面抗日，他就不放心。这是他“先留在国内”政策的基础。

周恩来听了张学良的话后，站出来愤慨地揭露了蒋介石窃取革命胜利果实、背叛孙中山先生、勾结帝国主义、向封建军阀投降、血腥镇压共产党和工农群众无数罪行的三大政策。李克农和柳丁都感到非常兴奋，张学良也非常兴奋。

周恩来稍微停顿了一下，说道:“我们不想结清这些旧账。”张学良急忙说:“是，是。抗日是当前的一件急事！”

周恩来说:“我还是这么说:光靠让步是不可能的。太多的让步会让不满意的人认为我们软弱，容易受骗。做出让步和战斗，我们才能实现真正的团结。”张学良听后非常激动。他说:“周先生说得对，你是外逼，我是内劝，你一定可以把蒋介石调走。”

接下来，双方就停止内战、联合抗日等问题进行了坦诚的交谈。谈判持续了一整夜，第二天凌晨4点结束。会谈后，双方达成如下协议:第一，必须改组南京政府，取消蒋介石“留在国内，忙在国外”的政策。如果做不到这一点，就会组成另一个国防政府来领导抗战。第二，停止内战。第一，红军、东北军、西北军组成抗日联军，形成抗日战争的既成局面。第三，红军主力经绥远奔赴抗日前线，张学良向傅解释。4.东北第53军已派出黄先声担任保定、石家庄两地的副军长，将接替万福林担任司令员，可以配合河北、隋地区的红军进行抗战。5.张学良已联系新疆，新疆代表张在山几天后将抵达Xi安。必要时与新疆的盛蔡氏、甘肃的于学忠、西北的宁夏的马鸿逵组成大抗日同盟，向蒋介石施加压力，迫使其走上抗日道路。

张学良对谈判非常满意，拿出自己积蓄的2万高洋和20万法国法郎支援红军作为抗日经费。分手时，张学良送给周恩来一张印有《申报》60周年的大地图。这张大地图是当时中国第一张可以辅助军事使用的高精度高投影彩色地图。移交给周恩来时，他说:“一起保卫中国！”

张学良说:“蒋介石有抗日的思想和计划。但是他有一个非常错误和固定的观点，就是必须消灭共产党才能抗日，因为共产党的一切口号和行动都是为了战胜他。如果他在前面抗日，他就不放心。这是他“先留在国内”政策的基础。

4月13日，周恩来回到瓦窑堡。留在瓦窑堡的党中央首长立即开会听取周恩来的汇报。会议同意了谈判结果，并派柳丁继续在张学良的办公室工作。

4月15日，在毛泽东主持下，中共中央在山西省永和县赵家沟村召开会议。会议听取了周恩来关于与张学良在阜石会谈情况的汇报，批准了双方在会谈中达成的协议。经过对当前形势的认真分析，一致认为“逼蒋介石抗日”或“联合蒋介石抗日”是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值得采纳的理性、有利、克制的政治主张。

东征后红军所向披靡。蒋介石分两种方式派十万军队进山西支援阎锡山。为顾全抗战大局，避免大规模内战，赵家沟村会议认为，我军东征取得了伟大胜利，达到了预期目的——打击敌人、动员群众、扩充兵力、筹措资金。为了照顾抗日救国的大局，避免大规模内战的爆发，党中央断然决定把“渡江证明东方，抗日反蒋”的方针改为“回到西方，逼蒋抗日”。

从四月中旬开始，周恩来命令留守部委保护渡口，准备船只，并在延川迎接他们。

4月22日，周恩来给张学良写了一封信，被柳丁拿走了。三天后，张学良收到周恩来的亲笔信，打开一看。他只写道:“韩庆先生:整晚坐着聊天是一种享受。桂雨的同志都是接上前线的，冼福全先生抗日是真诚的，诚心的。但是，由于事件越来越紧急，根据得到的消息，蒋出兵山西原本是接受广田三原则的具体步骤，而日本天皇则进一步要求中日满洲里实施军事协议，同时扬言要分裂中国，打败蒋。蒋因此被扣为人质，必然会让步，尤其是他两次抗议蒙苏协定。珍惜蒋抗日，但不能牺牲蒋抗日。为了抗日战线，为了东北军的前途，你们要做好准备。我军在金，天天进步，想着河西，后悔能和你军消灭抗日力量。而讲的是由于日本天皇和蒋当前的压迫，而增加其敌人，决心扫除两军合作的障碍。当你闻到它的时候，你有同样的感觉吗？我们特此派柳丁同志按照承诺，一有进展就去教书，让他留下来，任命他面对一切都是徒劳，而事务所决定一切。我深陷困境，忘了领域，直截了当，朱伟会检查它。”

周恩来在信中用“慰”“咸衣”二字高度评价张学良，敬佩之情油然而生。张学良也把周恩来列为心腹，看了信后非常激动。

他小心翼翼地把信装好，叹了口气对柳丁说:“我跟蒋先生在一起很多年了，就是想不通他打红军以后是不是抗日了。对于这个CCP，我不仅知道他的第一步是抗日，还知道第二步是建立一个富强的中国，从此以后中国的事情就好办了！”

周恩来在信中还报告了当前局势的趋势。针对日益加深的民族危机和国内阶级关系的变化，他进一步明确了对中国共产党的认识，通报了苏区的发展方向和红军主力的战略行动，重申了红军与东北军密切合作的态度，实际上深化了密谈的内容。这封信是柳丁就任中国共产党代表时交给他的。这也起到了介绍他作为红军和东北军联络员的职责的作用，使柳丁赢得了张学良的信任。张学良立即非常高兴地对柳丁说:“你以后不再是客人，而是我的助手。”柳丁是一名老党员，早在留德工作学习时就经朱德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留在张学良在Xi安的住处担任“秘书”，这为他协助张学良用团结抗日的爱国思想教育东北军，加强东北军与红军、十七路军的团结协作提供了便利。

4月25日，中共中央发表了《中国各党派建立抗日人民阵线宣言》。《宣言》说:“在中国亡国灭种的紧要关头，中共中央向中国各党派庄严宣告:不管我们过去有什么不同的意见和信仰，不管我们过去有什么冲突和斗争，我们都是大中华民族的后裔，我们都是中国人，抗日救国是我们的共同要求。团结抗日救国，赴国难抗日救国，是全体中国人民的神圣义务！”《宣言》提出了共同行动纲领的六项条款和派代表进行具体磋商的方法。

5月5日，红军全部返回河西，然后转向西征。这时，东北军在蒋介石的严格命令下。中共中央决定西迁保安，把瓦窑堡交给东北军。《停战谈判与协同抗日电气化》中指出:“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已向南京政府作了十分慎重的声明。在亡国灭种的紧要关头，应当改悔，以兄弟在墙外作战的精神，在全国范围内，首先在陕西、甘肃、山西停止内战。双方派代表讨论抗日救国的具体措施。”

6月1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决定:“周恩来将留在东线，指挥东线军队和地方部队，打击进攻的敌人，并安排中央和军事委员会的转移。”

就在张学良收到周恩来的上述信件两个多月后，他给周恩来发了一封亲笔信:

这封信是柳丁回到苏区参加7月5日举行的安塞会议时交给周恩来的。安塞会议的议题是讨论东北军的工作，顺应“抗日反蒋”的两广事变，推动张学良“另立局面”，建立“联共抗日”的西北国防政府，“联合”东北军和红军。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博古、王稼祥等高度重视，都是从中央政府所在地的保安来到安塞的。张学良在信中表明了东北军的意图，并提议为提议的“西北战役”进行“半年工作”。一方面“整饬准备”，也就是整顿东北军，需要一段时间。另一方面，他了解了广东、广西、南京等“外部情况”，目前“海量”条件尚不具备，但他再次表明了决心。“如果时间紧迫，那么就会是个例外。至于“你我误会了”，是指双方驻防在边境地区的摩擦和冲突。总的来说，东北军和红军可以遵守秘密的口头协议，互相防范对方的侵略。但是，为了搪塞蒋介石的“剿共”命令，双方有时不得不打一场假仗，放出空炮。但是对于不了解内情的下级官兵和少数坚决反共分子，

在张学良亲笔书写的这封信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同志”的称谓，不仅称直接接触的周恩来、柳丁为“同志”，还“代别人问候同志”，即中国共产党的所有领导人，并在信末注明“后来”用了“李毅”，为自己确定了一个别名。从这封信的标题可以看出，张学良和中国共产党一直是“完全一致的”“政治关系”。后来，张闻天、周恩来、博古、毛泽东联名上书张学良，称“李益”为“同志”，一直持续到Xi事变。双方通话时，“同志”们不时互相称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