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铜镜 铜镜
刻骨铭心李雪琴
内容简介
《青铜器概论》是青铜器研究的初步指南。本书第一节为总论，第二、三节介绍方法和材料，希望读者能加以利用。第四至第九节按照大时代叙述青铜器的兴起和演变，第十节补充中原以外的器物，第十一节选择介绍秦汉时期的青铜器，最后一节介绍青铜器的特殊分支——铜镜。
作者简介
李雪琴，现任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著有《殷商地理、东周、秦代文明概论》、《新刊青铜器研究》、《竹帛佚记与学术史》、《走出疑古时代》、《重写学术史》、《中国古代文明研究》等多部著作。
最后，我们应该谈谈一种特殊的中国青铜器，那就是铜镜。
大家会记得，我在本书第一篇中说过，青铜器研究的下限一般是直到汉代，只有铜镜，而且研究范围可以晚至近代。仅从这一点来看，铜镜研究应该算是青铜器研究的一个特殊分支，或许正如一些学者所提倡和期待的那样，未来它会不会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还是未知数。
铜镜起源于中国很早，已知最古老的标本属于齐家文化。比如1977年在青海贵南伽玛台出土的一件是圆形的，镜背饰有由三角形图案组成的七角星纹，中间用斜线和纽扣填充。中国铜镜最基本的传统特征主要是圆形，另一个是没有把手的纽扣，这一点已经在伽玛台的镜子中表现出来了。
从齐家文化到春秋时期，铜镜的发现仍在继续，但数量并不多，可以统称为早期铜镜。虽然早期的铜镜是零星的，但不难看出它们有自己的演变，这说明铜镜技术的传播是自成体系的，与其他青铜器关系不大。比如见过的几面商代铜镜，都是在镜背上画几何区域，用直线或斜线填充，一般青铜器上是看不到的。再比如春秋时期的镜子，里面有杨宪勾画的动物图案，简单生动，其他青铜器都没有。只有一面1972年在陕西扶风刘村制作的镜子，上面装饰着西周中后期青铜器上常见的重环图案，这是一个罕见的例外，但事实上，早期的镜子大多是素面朝天的。
铜镜的发展有三个高峰，即战国镜、汉镜和唐镜。
楚镜在战国镜中所占比例最大，出现最多的两个地区是湖南长沙及其周边地区和安徽寿县淮河流域，这两个地区是历史上楚国的中心地。因为淮河出现较早，国外有学者称之为“淮式镜”，但后来长沙无论从数量还是种类上都是从后面来的，而且有很多发掘记录。现在对楚镜的研究应该以长沙的为基础。
仿佛春风下百花盛开，楚镜出现时装饰图案千姿百态，连地面图案也千差万别。最重要的图案应该是山形、菱形、蓑衣形、鸟形甚至弧形，它们相互结合，形成各种杰作。有的甚至使用雕刻空、绘画、镶嵌金属或宝石等无法详细描述的技术。
其他国家的铜镜相对较少。其中有些类似楚镜。比如殷墟遗址出土了一面山字镜范涛，说明这种铜镜在当地也很流行。也有一些独特的特征，如山西长治分水岭发现的三晋镜、河北邯郸白家村、山东临淄上王庄出土的齐镜、浙江绍兴狮山发现的越镜等。河南洛阳金村出土的周镜，充分发挥了错金银、镀金银、镶嵌和线刻的功能，达到了极其华丽的效果。
与其他青铜器一样，汉初铜镜延续了战国镜的传统，不易与战国镜分离。然而，值得注意的是，铭文开始出现在镜子上。我见过西周或战国时期的素面镜。上面有字的很少，很可能是工匠制作模型时不小心加上的，不应该视为铭文。汉初，战国时期的镜子上增加了铭文。如二字是在山字镜上刻的，可以说是嵇语铭文的来源。西汉中期，镜铭变得相当普遍。
汉镜种类繁多，其中最重要的有盘密镜、草叶镜、星云镜、偶弧镜、尺镜、神兽镜、人像镜等。程临泉、韩国和所著《长安韩安镜》一书，以陕西Xi安出土的器物为基础，建立了汉镜演变的尺度，便于参考和研究。但仅限于出土地点，不包括一些特色明显的地方生产的材料，如绍兴镜。
因为有些镜上的铭文有明确的年代或年份，所以对分期研究有特殊的价值。日本学者梅原末治，1932年出版《汉书三国志·六朝志镜图说》。现在只是汉代纪年镜的一个例子。相比之下，是两倍多。希望有人来编。
三国六朝时期的铜镜基本上是东汉以来传统的延续，并有退化和衰落的趋势。直到隋朝统一，才出现了振兴的新气象。进入唐朝后，国家兴盛，铜镜技术进入新的局面。正如孔祥兴和刘一曼在《中国古代铜镜》中所说，新的风格“应该从唐高宗开始，以后再开始。这一时期的变化主要表现在新因素、新镜子的出现，主题装饰中的花鸟植物数量不断增加。”葡萄纹、、盘龙纹和人物故事意象是唐镜艺术的主流内容，从中既可以看到传统因素，也可以看到外来影响。唐镜还应用了镶嵌板栗等新技术。
然而，晚唐以后，铜镜逐渐衰落。虽然在形制和装饰上仍有诸多变化，但从艺术上看，从未形成可与战国、汉代、唐代相媲美的高峰。正因如此，这些晚期铜镜并不被收藏家重视，而是需要整理研究。
自然，一些少数民族特有的铜镜上面没有提到，比如东北一些地方发现的多钮细纹镜，西南地区多次发现的带把手的异形镜。此外，一些铜镜记录中实际上收集了外国产品，这也应该加以区分。
与普通青铜器不同，中国铜镜很早就传播到了国外，并对周边国家的制镜产生了重要影响。宗义先生说:“文化交流是商业活动中的一种特殊产品。铜镜之路...和丝绸之路一样重要！”铜镜应该被视为中外文化交流的重要标志。
中国铜镜传播最重要的地区之一是日本。在日本发现中国镜子的地方很多，生产的镜子一般都晚于汉初。如九州福冈春日市徐九出土的草叶镜和星云镜，其制作时间不早于西汉早中期。一般来说，西汉时期日本出现镜子的地方不少于50个，多在九州、四国、本州，可见当时中日交流相当频繁。
铜镜传播到日本、朝鲜半岛是一个途径，在那里经常发现中国的镜子。
事实上，中国铜镜更早地传播到北方和西北地区。梅原末治、江上波夫等日本学者曾做过相关研究，并引用了许多存在于前苏联的中国镜子，其中就有安辛斯克博物馆收藏的四面山镜碎片。1947年至1949年，前苏联学者陆在西伯利亚巴泽雷克发掘，还得到了两面四山的镜子，是战国时期的铜镜。至于汉镜，在西伯利亚和中亚地区还剩下更多。
铜镜的记录长期以来被附加在一般的青铜器上。铜镜早在宋代就被列为“博古图”，但迄今为止对铜镜的研究还不够发达。看新出版的《青铜论文索引》，各方面的青铜作品有4798件，铜镜只有125面，由于其重要性远远低于这个比例。据此，对铜镜的研究留下了广泛的空。
来源:本文选自《青铜入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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