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登奎 毛泽东如何看上纪登奎曾想让其接替林彪

在中国共产党中，被毛泽东从基层提拔到中央政府重要岗位，并且多年来地位显赫的人并不多。季登奎就是其中之一——他与毛泽东相识，并在政界走红20多年，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批评他，十一届五中全会批准他的辞职请求。

1951年春，毛泽东乘坐专列沿京广铁路南下视察，途经许昌时停下来听取许昌地区负责人的工作汇报。这是时任地委副书记、宣传部长纪登奎第一次见到毛泽东。专列上，纪登奎简要介绍了许昌地区的历史文化、风土人情、资源物产，并就土改、治淮、抗美援朝、农业生产、宣传等方面进行了报道。

报道的最后，毛泽东突然问他:“你受到惩罚了吗？”季回答:“我去过两次。”

毛泽东说:“我被打了三次，比你多一次。”说，“做对了就好。”然后我提出了两个问题:“别人惹你是对是错？”

纪说:“整件事都不对。它错了两次。”并简要叙述了自己在河北、山东、河南三地被罚两次的经历。

毛泽东问了三个问题:“那么，你上过谁吗？”纪坦然回答:“整件事。整个人比我还厉害。”

毛泽东问了四个问题:“你错过了整件事吗？”季说:“是的，我都错过了。”

毛泽东突然严肃地第五次问道:“你杀过人吗？”纪登奎大吃一惊，立即答道:“杀了人。然而，反霸权、镇压反革命和杀害许多人。”

毛泽东第六次问道:“杀死失踪的人？”季回答:“也有错误。”并解释说“这是在紧急情况下发生的，人们还没来得及进行调查就被杀害了”。立即检讨:“做得不好的是我的工作。”

毛泽东的连续六问，看似八卦，实则是对纪登奎的经历、水平、胆识、性格等诸多方面的多方位、深入的调查采访。面对毛泽东的六个问题，纪登奎没有张口结舌，没有刻意回避，没有照顾他，也没有撒谎欺骗他，但总体上做出了现实的回答，毛泽东非常满意。

毛泽东离开许昌前往武汉。他要求中南局局长王派人到许昌调研总结宣传工作经验。王找到中南局宣传部部长郭小川，转达了对他的指示，要他完成这项任务。郭小川立即前往许昌调查，不久写下《中共许昌地委宣传工作》，1951年4月29日发表在《人民日报》上。当天，《人民日报》还发表了题为《学习许昌经验做好党的宣传》的社论。就这样，许昌地区的宣传工作引起了全国的关注。5月，纪登奎应邀出席第一次全国宣传工作会议，向代表们介绍了许昌地区宣传工作的经验。毛泽东称赞:“我们党的宣传工作取得了新进展。”

会议结束后不久，年仅28岁的纪登奎被任命为中共许昌区委书记。

在那之后，毛泽东去了河南十多次，直到文化大革命。每次去，毛都会把纪登奎找来，听他汇报。由于毛的赏识和信任，也由于冀登奎的出色工作，到文革开始，冀登奎先后担任中共河南省委候补书记、中共河南省委秘书长。不久后，他升任中央，一次又一次地被委以重任——这一切都源于在专列上成功的“面试题”。

毛泽东出生于1893年，比1923年出生的纪登奎大30岁。应该说他属于两代人。然而，毛泽东公开称纪登奎为“老朋友”，从此，“老朋友”成了纪登奎的绰号。这在中纪委是极其罕见的。

这个外号起源于1967年，地点是郑州而不是许昌。在“文化大革命”的高潮时期，1967年9月22日，毛泽东从南方回京途中，在郑州短暂停留。刘建勋、王新和冀登奎，河南省的党、政府和军队的首脑，被召集登上毛泽东的专列。毛泽东见到纪登奎，高兴地握着他的手说:“纪登奎，老朋友！”这是毛泽东第一次称纪登奎为“老朋友”。

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的讲台上第二次称纪登奎为“老朋友”。

1969年4月，冀登奎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4月14日，毛泽东主持召开第二次全体会议。会议首先通过了政治报告和新党章，然后是大会发言，包括周恩来、陈伯达、康生、黄永胜、王洪稳、陈永贵、孙玉国、魏冯英、纪登奎。轮到吉登奎发言时，毛泽东转过头，扫视了一下身后的主席团席位。他没有看到纪登奎，就问旁边的周恩来:纪登奎同志在哪里？周恩来指着前排代表席说:冀登奎同志在下面。这时，纪登奎从代表座位上站起来，走到讲台上发言。当他来到毛泽东时，毛微笑着说，请说。然后，毛泽东告诉全体代表:他叫冀登奎，是我的一位老朋友，来自山西，在河南工作了很长时间。

听到毛泽东的公开介绍，容纳1512名代表的会场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在这次会议上，冀登奎当选为中央委员。在九届一中全会上，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冀登奎成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显然，“老朋友”一词起了很大的作用。

回到火车上的呼叫。据纪登奎晚年回忆，这样的传票有13张。据此，很多人认为嵇之所以得到毛的赏识，主要是因为嵇有幸上了专列。然而，光有机会显然是不够的。毛泽东在河南同时召见了纪登奎和卢贤文，但他们的表现和结果却大相径庭——

“大跃进”期间，毛泽东南下的专列从郑州开到了信阳，信阳地委书记卢贤文被叫上车汇报工作，但他总是说不到点子上。毛泽东很无聊，让他快点下车。这时，本该下车的许昌地委书记纪登奎却拒绝下车。卢贤文后来抱怨办公室的秘书“拿不到材料，不然老人们会说毛主席放不下他”。

原来，毛泽东问卢贤文:既然你管辖的地方有上蔡县，那应该还有一个蔡霞吧？卢贤文紧张地说:“向毛主席报告，我学习不好，不知道去了蔡。毛泽东又问:宋世杰在信阳抱怨的文庙还在吗？卢贤文急忙回答:向毛主席报告，我学习不好，不知道。毛泽东说，好吧，你谈工作吧！卢贤文迅速报道了如何发动群众，如何发明创造。过去蒸的红薯，现在可以用馒头蒸，包饺子，做点心了...毛泽东终于不耐烦地说:你说了很久，不就是个红薯吗？！

后来当地委书记告诉卢贤文:新蔡县晚于上蔡，地势低，应该是“蔡霞”；地委办公室后面的老房子是过去的文庙。卢贤文生气地说:你给我准备的材料上有这些吗？就是这个卢贤文，在担任信阳地委书记期间，急功近利，谎报夸大。1959年，他制造了震惊中外数百万人饿死的“信阳事件”。他被解雇调查，毁了。

纪登奎则完全不同。他工作深入务实，掌握实际情况，善于群众运动。早在1943年4月，冀鲁豫边区党委书记黄靖就主持召开会议，总结近几个月的群众运动。会上，地委二委向黄靖报告了冀登奎在鲁北的群众运动实践，引起了黄靖的注意。他立即派人通知纪登奎参加会议，并请他介绍自己在会上的经历。纪登奎谈到成立农会、设立支部、选举村长、整顿民兵、降息一半、减租25等。，从访贫、食居、扎根串联，到诉苦。观众称赞他是冀鲁豫边区的“群众运动专家”。会后，边区各县派人到冀北参观学习。黄静更加关注纪登奎，经常通知这个20岁的男孩参加区委的重要会议。

在“大跃进”运动中，各地争相“放卫星”，造成了严重后果。1959年庐山会议后，全国掀起反右运动，使得大跃进的错误更加严重。纪登奎怕搞乱农村，但他受不了上面的压力。当他不得不执行上级指示，集中各级干部召开动员大会时，他采取了拖延会议的措施，以拖延反右会议精神深入基层。

“大跃进”期间，仅信阳就有100多万人非正常死亡，而洛阳基本没有饿死。1960年冬，访问河南的陈云听说了这一情况，问季登奎是怎么回事。纪登奎说:“我的方法叫两个账户，下行的高指数和高购买在上面。我别无选择，只能接受，但我必须了解实际情况。这是另一个账户。我必须安排人们的生活。

除了工作实力，更重要的是纪登奎能根据毛的心理和思想准确回答问题。比如1967年9月22日召唤的专列。当时正是“文化大革命”的高潮，几乎所有的领导干部都受到了打击，纪登奎也不例外。刘建勋对毛泽东说:邓奎同志可以在河南培养。他在运动中被关了四个多月，还被批评乘坐“喷气式飞机”...

毛泽东看着纪登奎说:“哎，多灾多难。你说，这一点都不好吗？这时，精明的纪登奎并没有抱怨自己的疾苦，也没有发泄自己的不满，而是相当轻松地说:大有裨益，可以锻炼人。

毛泽东问:你打了几场？坐喷气式飞机飞行是什么感觉？纪登奎回答:打架很多，几百次。坐“喷气式飞机”就像割麦子。还可以锻炼身体！毛泽东笑了。他从椅子上站起来，学会了乘坐“喷气式飞机”，弯下腰，低下头，高高举起身后的双臂。每个人看到他都笑了。

这样的气氛在毛与部下的谈话中应该是少见和受欢迎的。

纪登奎虽然在文革前期受到攻击和批评，但很快被编入河南省革命委员会担任副主任。升任中央重要职务后，他一直是文化大革命中的“红人”。文革后，权贵纪登奎犯错、说错话、做错事、伤人，是不可避免的。

根据张爱萍将军的儿子张胜写的《从战争中来》，1975年3月，经过叶帅的反复动员，张爱萍回到国防科委系统，重点整顿230家工厂。他兴奋地对孩子们说:“邓小平出来了，说明毛主席改变主意了。”这是他出山的前提。

其实张爱萍错了。毛没有改变主意。他想“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这样，复工后一直关注整改的张爱萍，必然难逃一死。

1975年11月2日，被张爱萍赶出第七机械部的造反头子舒龙山，把揭发张爱萍的投诉信递到毛泽东的办公桌上。毛批示:“请印发政治局同志。这个人9岁？16名左翼分子。”

总政治部当然不能对张爱萍的问题“行使自由裁量权”。随后，由华国锋主持，李先念、纪登奎、陈锡联等官员召见张爱萍。规格之高，连国防科委政委陶鲁佳也只能“进最后一个位子”。

从张胜抄录的会议纪要来看，张爱萍的态度依然很强硬，不仅没有认错的意思，还和纪登奎发生了面对面的冲突。

纪登奎:我问你，谁说的“今天不如从前”这句话？张爱萍:是右派说的。

纪登奎:你这是什么意思？张爱萍:需要解释吗？抱怨的人不是走了吗？

纪登奎:你到底说没说？张爱萍:一定要我告诉你吗？你不知道七机部的问题？

纪登奎:看看你，有这么厚的一摞字！张爱萍:都看过了吗？你没看到你说的话吗？

纪登奎:什么意思？张爱萍:“九年不得安宁”是你说的。忘记了？

纪登奎:你这个肮脏的谎言！态度很不老实！

陈锡联用腿碰了碰张爱萍，低声说:“你承认。”张爱萍大声问:“你想让我承认什么？”陈锡联:“承认你在路线上犯了错误。我没有承认，也没有对我做过什么！”张爱萍大喊:“就是你！”

主持人华国锋觉得会议开不下去了，宣布:“这个事件很突然，需要一个理解和领会毛主席指示的过程。请爱萍同志回去再想想。驱散它吧！”

张爱萍事后说:“华国锋替我解决了围城。”

张胜在书中写道:“张爱萍解释了自己当时的愤怒心态:‘只是有些人人品太差，还坐这么高的位置。’"

纪登奎的儿子曾为父亲写过一篇诉苦的文章。其实“文革”结束后，纪登奎还能站得住吗？

张爱萍，比纪登奎大13岁，为革命而战，一生当兵。1955年，他被授予上将军衔。纪登奎把这样一位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现代国防科技建设的领袖放在一线，然后要求张爱萍在批判会上检讨，显然是错误的，也是不明智的。

粉碎“四人帮”后，文化大革命时期遭受不公正迫害的老干部对纪登奎不满是很正常的。在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不少饱经沧桑、历经劫难的老干部公开批评纪登奎——

万丽说:活着的个别做错事的领导，一定要自我批评，不能欠账。

吕正操说:你是说纪登奎。说清楚。

万里说:对，就是他。

江说，1970年成立农林部时，冀登奎就指出要把农林部设为农林政治部，并指示农科院军事宣传队:“科研是靠7500人还是7.5亿人？”季还表示，“大学四年不招生，卫星依旧上天，农业依旧丰收”。今年4月，他还指示农林部向中央报告，认为目前的主要倾向是赋予资产阶级合法权利不足。会前，他派人到安徽调查包产到户问题，向大寨学习。段君毅说:群众反映河南问题在上面，上面指的是纪登奎。粉碎“四人帮”后，纪给造反派通风报信，让他们发表意见。河南人表示“关心”。

许尤氏的讲话更加犀利:你从一个叛逆者开始，进入政治局，成为一个大官员，做你能做的事情。你基本上是跟着“四人帮”走的。

邓也毫不客气地批评说:“你的检讨很不好，要避开重点，把过去10年同“四人帮”在政治上、思想上、作风上、立场上的关系交代清楚。”。建议中央也搞清楚，一批两保三看。有同志说你是搞性的政客，以后还是政治局委员。希望大家提高警惕，不要利用职务之便对我们进行报复。

廖承志说:外交部对陈总理和陈主席有逆流。吴盖爱有你的账号，而且是相当大的一个账号。

程说，十一届一中全会上，我曝光了冀登奎等人，但没有通报。前几天，我有好几天没有做简报了。我要求简报组把它发给主席和副主席传阅。建议写一份报告给华校长。什么是民主？

谭震林、陈、、姚依林也作了发言。许多出席三中全会的人给了纪登奎他们的意见，有些意见相当尖锐。纪登奎接受了大家的批评，做了检讨。

值得一提的是，在这些批评冀登奎的老干部中，万历、段君毅都曾担任过冀鲁豫边区地委书记，都是冀登奎的老领导，都支持、帮助过他。三中全会上，他们不仅当面批评纪登奎，而且言辞犀利，说明在文化大革命中，权贵纪登奎没有正确对待身处危难的老领导、老干部，对纪登奎的意见很大。

众所周知，文化大革命是“四人帮”干的。作为“文革”中的“红人”，纪登奎是无法超脱他人的。他一定和“四人帮”有关系，甚至追随他们。为此，许甚至说，冀登奎是起义军，基本上跟“四人帮”走了。

根据《谈冀登奎》，毛泽东在点名批评“四人帮”的时候是这样说的:“邓奎不和我谈，也不和总理谈，但是他和政治局多数派江青、春桥谈，他不谈，他不团结多数派，他只找少数人。本质是什么？政治局委员必须和政治局、党中央保持一致，不能和几个人保持一致。”毛泽东的这段话表明，冀登奎确实追随了“四人帮”。

虽然毛泽东批评了纪登奎，但他仍然信任他。纪登奎对主席的指示仍然坚定不移地执行。比如1976年3月中央政治局会议“批邓”时，纪登奎说:“小平同志旧病复发，没有吸取1966年的教训，没有按照毛主席的意见做好革命的各方面工作，而是继续同那些不悔改的走资派纠缠在一起。后来小平的问题升级了，就从这里来了。”

纪登奎虽然有时紧跟“四人帮”，但与他们保持着相当大的距离，特别是华国锋被确定为接班人后，纪登奎表示支持。在讨论毛远新的留任和江青的具体工作安排时，他支持华国锋，以至于江青等人痛心疾首地说:“人走茶凉，主席尸骨未寒，连纪登奎都敢跟我们顶嘴。”

纪登奎在思想、道德、性格、作风上确实与“四人帮”不同。后来，“四人帮”还把纪登奎当作异类，有时不仅排斥他，甚至诬陷他。所以有人说“冀登奎和“四人帮”不在一条战线上”，这有一定道理。正因为如此，冀登奎与“四人帮”在一些问题上存在矛盾。

1974年，追随“四人帮”的迟群、谢静宜在清华大学“批林批洞”大会上讲话时，不仅讲“批林批洞”，而且强调“走后门”问题，后来被毛泽东批评为“三箭齐发”。时任学校党委副书记的刘冰对这一言论不以为然，对迟、谢的一些不良作风不满，矛盾很深。

纪登奎的一个女儿在清华大学上学。她关心政治。她认为迟群、谢的讲话不同于中央八号文件。回国后，她向纪登奎介绍了迟群、谢静宜讲话和中央八号文件的内容。季登奎立即明确表示，迟和谢的发言是错误的。他还告诉女儿，毛主席批评江青等人搞“三箭齐发”。当时中央政治局开会要求毛主席指示下发，但江青、张春桥提出要保护年轻干部，但文件没有下发，只有中央八号文件中的“点击这件事”。季登奎的女儿回到学校后，把父亲的话告诉了刘冰。刘冰对与池、谢的较量更有信心。后来，毛泽东批准了刘冰，并发起了一场反对右翼定罪的运动。虽然吉登奎很幸运没有被批判，但“四人帮”与他的矛盾进一步加剧，甚至吉登奎还被诬告。

吴德在1993年回忆说:“1975年，根据毛主席指示，邓小平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对‘四人帮’进行批判。此后，毛主席很少见到江青。为了摸一摸毛主席的情况，江青屈尊拉拢毛主席的秘书张玉凤，给张玉凤送礼，并邀请张玉凤到钓鱼台吃饭。席间，准备问罪的江青忘了谈政治局的同志。她对张玉凤说:冀登奎是苏联间谍，汪东兴是大间谍，吴德是国民党。”张玉凤回来，将江青的话告诉了汪东兴。"。她问是否要把江青的话报告毛主席。汪东兴表示，此事不宜报道。关于中央负责同志的情况，不要听江青的乱。”“对于这件事，汪东兴曾经跟我聊过，让我想起了这件事。”

江青公然诬陷纪登奎为“苏联间谍”。这顶“帽子”的性质和后果不言而喻。这反映了江青对纪登奎的怨恨。纪登奎听到这个情况后，与江青的矛盾自然就激化了。

1976年7月，毛泽东病情加重，“四人帮”加快了篡党夺权的步伐。由于冀登奎长期担任河南省领导职务，到中央后担任过一段时间的中共河南省委书记，所以经常与河南省委的干部有接触。冀登奎曾经通过一定的渠道和方式向河南省委领导干部打招呼，使他们关注“四人帮”，并与之划清界限。

1976年10月6日晚10点，中央政治局在玉泉山叶剑英住处召开会议。华国锋、叶剑英报道逮捕“四人帮”。大家发言时，纪登奎表示坚决支持中央的决定。

虽然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一些错误，伤害了一些老干部的感情，但纪登奎有时也会冒险为老干部说几句公道话，甚至坦率地向毛泽东提出自己的建议。

1980年春，冀登奎受到批评、审查，辞去党和国家领导人职务。

纪在家闲着的时候，门是空的，平反后的李雪峰来探望。李雪峰看到纪登奎的时候，第一句话就是:“纪登奎，你真大胆，竟然敢在毛主席面前唱反调！”纪登奎是如何“大胆”的？你唱了什么“对调”？

根据纪登奎之子纪伯敏的《李雪峰与我父亲往事回忆》，文革前，李雪峰是中共中央华北局第一书记，党的高级干部。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正式开始。6月1日，中央宣布李雪峰接替彭真出任北京市委第一书记。李雪峰一度成为政治明星。“这意味着他是毛主席和党中央信任的干部。用当时的话说，他是一个指挥无产阶级的人”。但没过多久，李雪峰就被卷入了“错误路线”。当时毛泽东还在关心他，所以李雪峰虽然离开了北京，但经过多次波折，他还是“组合”成了河北省革命委员会主任。

九届一中全会选举冀登奎为政治局候补委员。这时，李雪峰正面临着一场“大灾难”。1970年庐山会议上，发生了所谓的“华北集团简报”。当时陈伯达在华北集团发表了煽动性的讲话。作为华北组召集人，李雪峰发布“简报”，记录华北组的发言。这本来是正常的工作，但两天半后，“华北组简报”突然成了严重问题。而且，“上线”说这不仅是“错误”，更是“反革命简报”。结果，李雪峰又一次陷入了政治斗争的漩涡。

针对林彪集团，毛泽东采取了“倒石”“加沙”“挖角”的“三大措施”，对“华北会议”问题展开了检举、揭发、批判和追查。最后，李雪峰、郑维山被免去北京军区政委、司令员职务，北京军区改组。从那以后，李雪峰已经在监狱里呆了八年。

庐山会议后，纪登奎更为重要。中央任命他和李德生分别接替李雪峰、郑维山任北京军区政委、司令员。“9·13”事件后，纪登奎参与了“林彪反党集团”的项目审查，李雪峰的问题自然属于他。1973年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前，林彪的项目审查结束，冀登奎和周总理、一起去毛主席那里汇报工作。在谈及林彪事件有关人员的处理意见时，纪登奎向毛主席提出:“李雪峰、郑维山问题与黄、吴、李、邱问题不同，处理上要有区别。建议不要开除党籍。”

毛泽东高深莫测地说:“纪登奎，你是一个少了两根白头发的人。不像我们其他人。”季登奎曾向儿子解释，毛主席的话听起来像个笑话，实际上是批评他缺乏经验、政治幼稚、不成熟。而且，这些话意味着毛主席拒绝了他的建议。这样，李雪峰与黄、吴、李、邱一起被开除党籍。

另据报道，十大前夕，毛泽东提出要把李雪峰当作林彪的帮凶。政治局讨论时认为不合适，建议周恩来去毛泽东，周恩来建议纪登奎。纪登奎反映后，毛泽东表示不屑重新考虑，只说“不能原谅他”，坚持要把李雪峰开除党籍。

纪登奎的建议没有被采纳，但后来听说这件事的李雪峰仍然心存感激。当一个人处于被冤枉、被冤枉的困境时，人们在躲避，甚至在触礁。一个人敢说一句公道话是很难得的。李雪峰的上门拜访，无疑让被冷落在家的纪登奎感到高兴。对于李雪峰被判有罪的“华北集团简报”，纪登奎说:“是的，如果大家的发言都是正确的、革命的，那‘简报’自然不是反革命；如果他们的讲话是反革命的，那么‘简报’就相当于向中央报告他们的反革命活动。怎么可能是‘反革命简报’？”

而纪登奎实事求是的话语，只是他后来回头看时的“自言自语”。如果当时他敢在毛泽东面前表达自己的观点，结果可能会完全不同。

1970年9月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后，毛与林的矛盾激化，林的接班人地位动摇。毛泽东在同林彪的谈话中明确指出:培养接班人，我们都是60岁以上的人，要培养60岁以下、30岁以上的人。李德生、纪登奎等人。这说明，毛泽东在考虑下一步谁将接替林彪时，确实将纪登奎纳入了视线——当然，毛泽东最终选择了华国锋作为接班人。

1988年7月13日，冀登奎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65岁。纪登奎的一生反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20多年来中国政治舞台的沧桑巨变。他传奇般的跌宕起伏的经历至今让人感触颇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