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箭 罗箭：父亲罗瑞卿在广州

1950年，全国开展了镇压反革命运动。我的父亲罗瑞卿，1951年初第一次来到广州，处理公安局的“内鬼”，清理自己的队伍。

1951年2月，罗瑞卿和谭政在广州。图片由作者提供

作者:罗箭

我的父亲罗瑞卿，1926年离家去了重庆。听说黄埔军校在招生，他通过同学任的介绍报名了。我以为我要去广州，他向往已久的革命圣地。后来听说武汉分校在重庆招生，但还是下定决心要报考。原来，广州黄埔军校设立政治工作系，学生多为共产党员、共青团员。蒋介石最头疼的是政治部。后来黄埔越来越热，越来越大，决定在外地设立分校，在长沙设立分校，在武汉设立分校。于是，它想尽一切办法把政治工作部挤出广州，搬到武汉，后来改名为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实际上是广州黄埔的政治工作部。直到新中国成立后的1951年初，父亲才第一次来到广州。

新中国成立后，我父亲成了公安部部长。毛主席曾经和他谈过苏联的教训。新中国成立初期，许多高级领导人被敌特暗杀。政治局委员基洛夫和古比雪夫全部遇难。就连列宁也遭到了黑枪的袭击，被开了好几次枪。虽然没有当场死亡，但他的弹头中了毒，让列宁卧床数年，最终早逝。毛主席告诫他的父亲，这样的事情在中国绝不能发生。如果出了问题，你，公安部长，不能买单。中央首长的安全工作，特别是毛主席的安全，一直是他父亲关注的焦点，他不敢有任何麻痹大意或懈怠。

但是越害怕意外，意外就越多。时任华南局第一书记、广东省委第一书记、省长、广州市委第一书记、市长叶剑英元帅，在光天化日之下在广州被国民党特务拦下枪毙两次。幸好他没有受伤，但他已经动摇了中央和毛主席，为此他的父亲受到了毛主席的严厉批评。父亲和公安部压力很大，叶帅和华南局也很不满意。广州位于南海之滨，毗邻港澳。解放军横扫华南。广州基本上没有打仗，所以国民党军队撤退了，但是留下了大量潜伏的间谍。此外，国民党分散流浪，仅广州一地就有五万多人。在港澳当局的保护下，国民党迅速建立了庞大的特务组织。据说香港的军事组织、机构、人员都比广州公安局大。他们不断派人潜入内地，逐步组织起分散的反动势力反对新政权，造成广州社会秩序混乱，群众心慌意乱，意见很大。

我们在光明中，敌人在黑暗中。领导偶尔被攻击是不可避免的，但必须连续两次发人深省。据说在叶帅的旅行时间和路线都是高度保密的，叶帅是个精明的人，旅行路线经常会临时改变。第二次拦截是叶帅离开时上了第一辆警卫车，后面的车上全是警卫。当他走在街上时，被第二辆车拦住了，卫兵们跳下车，互相开枪把敌人打走了。从分析到分析，大家的意见趋于一致——里面有鬼。华南局报告要求中央人民处理此事。当时主席外出，中央在京工作由刘少奇负责，刘少奇批准，毛主席批准。面对中央的批评和华南局的不满，父亲坐不住了，只好自己清理队伍。

1950年，全国开展了镇压反革命运动。1951年1月22日，父亲以视察各地扫黑除恶工作为名外出视察，乘坐专列从北京到广州，一路从河北、河南、湖北、湖南出发。广州已经2月了，春节快到了。这时，正是小学生放寒假的时候。为了掩人耳目，父亲带着大姐姐玉田南下。

后来听同事的秘书说，到了广州，让省市公安部门的领导上专列汇报工作，先下了枪，然后抓了当时广州市公安局的两个副局长陈波、陈坤，就是著名的“陈二事件”。很快他们就被送回了北京，很多被牵连的人受到了不同的待遇。他们被怀疑是“内鬼”。但事实证明，这是一起错误的案件，不仅定性错误，而且涉及面太广，很多人受到了不公正的冤枉。1979年，中央纪委正式破风，为陈平反昭雪，挽回了不少涉案人员的名誉。

现在人们可以以平静的心情回顾悠久的历史，客观评价历史人物的功过是非。然而，在事件发生时，情况很复杂。受历史环境、政治氛围，甚至个人恩怨、人际关系的影响，真相时有出现，让人难以把握。人们做出错误的判断并不奇怪。

刚到广州的时候，我留用了很多老警察，甚至利用一些愿意为我们工作的国民党特务，利用这些“利用人员”组成“便衣队”，甚至给他们配枪、配手铐、配逮捕令。一些加入队伍的不良分子利用这一身份作案，抢劫、绑架、强奸、杀人等各种恶行，甚至与他们的纠察队员交火，打死一名排长。群众怨声载道，领导不满意。留住这些“用户”是陈的主意，是他们亲自带领的。他们根本不听批评，甚至抵制批评。陈波，尤其是陈波，是公安战线的老兵。他早在延安保卫部就负责侦查工作，破获了许多大案要案，甚至老积案。他被称为“红色福尔摩斯”。长期顺利的工作，屡创佳绩，使得陈波经常表现出自己的一面之词，桀骜不驯的性格，惯于独断专行，听不进不同意见，很难接受同志们的建议，并为他今后的遭遇埋下了祸根。留用人员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也造成了很多灾难，引起了一定程度的公愤。把陈变成敌人，变成汉奸，显然是不对的，但是他们工作中的错误是不能推卸的，影响很坏。

父亲处理完陈的事情后离开广州，经南昌、杭州、上海回到北京。当时我在庐山上也斯干部子弟小学，中南地区公安部部长钱益民叔叔派了两个同志去庐山，带我去南昌等我父亲。在南昌遇到父亲的时候，也遇到了姐姐玉田和另一个姐姐邓金娜。金娜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邓发叔叔的女儿。出生后，她被安置在苏联伊万诺夫国际儿童研究所，与父母长期分离。新中国成立初期，她从苏联回到了母亲陈惠清阿姨身边。陈阿姨在广州工作，金娜在苏联长大。她不习惯广州炎热潮湿的气候。此外，由于语言障碍，她与母亲几乎没有交流，关系有些紧张。看到父亲带玉田，父女关系融洽深情，玉田和金娜年龄相仿，陈阿姨就有了让父亲带金娜去北京上学的想法。邓发叔叔长期担任国家政治安全局局长，父亲在红军兵团和红军中担任政治安全局长。他应该是邓发叔叔的战友和下属，彼此很了解，互相尊重。1946年4月8日，邓发叔叔从重庆飞回延安，撞上了黑茶山。他和叶挺、王若飞、秦邦宪一起被杀。陈阿姨一个人带金娜姐弟俩实在是太难了，所以她爸爸同意带金娜回北京。

1959年庐山会议后，林彪接替彭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父亲回到部队担任参谋长，并担任军委秘书长和军委办公会议召集人。1960年1月，中央军委在广州召开扩大会议，很多教练来到广州，因为是寒假的时间，他们的母亲和孩子也跟着来了。20世纪60年代，包括教师在内的中央领导人都很老了。以前夏天去北戴河，冬天去广东集体工作开会。他们可以在闲暇时间四处走动，这既是调查，也是学习和休息。随着春节的临近，爸爸妈妈会带我们去给老师和叔叔们拜年。首先要去的地方是林彪的家。林彪出生于1907年，比他父亲小一岁。按说，我们应该叫他“林叔叔”，但他父亲一次次见面时，一定要叫他“林叔叔”。我母亲不同意他父亲反复的解释。当我们到达林彪的住处，看到林伯伯时，我们很快就出来了。反而叶群对我们很热情，抱着她妈妈和我们有说有笑，抱着她的小哥哥小姐姐，又亲又亲，连连说:“首长！看你的孩子多好，活泼可爱。我们老虎和豌豆在守护一个病人，我们甚至不敢在家里大声说话。可怜的东西！”

1962年2月，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在广州召开，全家再次来到广州，住在留园。因为是寒假，所有的孩子都来了，当时刘家花园内外都很热闹。一天早上，我听到有人在院子里叫我。我抬头一看，是谭政叔叔的爱人王常德在叫我。这时，谭政叔叔因为彭的问题已经让位，说他是彭的圈套。记得我在北京的时候，谭政叔叔来我们家，他爸爸和他说话，他看起来垂头丧气的。这次来广州，只能住酒店的普通房间。1962年，反右运动蔓延到基层。我们已经知道彭反对毛主席路线和三面红旗。不知道他开了多少次批评会。所以我犹豫了很久，没有上楼去看王妈妈。想到她失望无助的眼神，我心里已经深深愧疚了很多年。多年来反复的政治斗争污染了一个年轻人纯洁的心灵，失去了最起码的亲情和同情。

会后，爸爸妈妈带我们去海南岛旅行。叶群让妈妈带一只老虎。小虎和我弟弟罗宇是北京市第四男子中学的同学，他们很高兴和我们一家人一起去海南岛。当我到达三亚鹿回头宾馆时，我遇到了他的妹妹豆豆。她似乎只有一个女服务员。她孤独又不快乐，但她不想和我们一路走下去。老虎小声说，让她跑吧空！

在三亚的一天，我和三个男孩，老虎和孟梦，带着猎枪出去闲逛。当我们走到田头时，我们看到远处有一群白鹭。老虎拿着枪吹嘘了很久，开了一枪，但实际上打中了一枪。我们冲过去，看到一枪击中了白鹭的细脖子。我和孟梦都嘲笑他的瞎摸，他一本正经地说他瞄准的是他的头，那头有点歪。当然，我们不相信他的鬼话，大家都笑着打起来。这时，我看到远处躺着一个白色的东西。我拿了把枪，开了枪。我只听到嘎嘎声。我看见一位老太太张开双手跑了过来，喊道:“那不是一只鸟！那不是鸟！”我们顿时傻了眼，跑去看，糟糕，打死了老家的鸭子！我们一下子慌了，赶紧搜遍全身，凑了五块钱给老太太，死鸭子连问都不敢要就跑了。回来的时候，我不敢说出来。我父母不知道我们有麻烦，没有追求我们。一直以来，我们三个人还是忐忑不安。小虎当时是一个普通的高中生，是一个纯真的青年。谁想到几年后，他成了“文化大革命”中叱咤风云的人物，落得个悲惨的下场。

◎罗箭，原名罗小青，罗瑞卿之子，曾任CSTD后勤部副政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