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简历 田余庆：我的学术简历

北京大学历史教授、魏晋南北朝历史著名学者田雨晴于2014年12月25日上午在北京逝世，享年90岁。这本《我的学术简历》原是《当代著名学者学术思想文库·田雨晴卷》的序言，收录在《庆祝田雨晴先生90大寿论文集》中。

茶话会为出版《田雨晴先生九十寿辰庆典论文集》

作者:田雨晴

节选自中华书局出版的《田雨晴先生九十寿辰庆典论文集》

学术创新。到了老年，创新乏力，学术活动也告一段落。这本书的出版是由资深专家傅宣聪先生策划的。我知道傅先生的造诣和交情，所以不能拒绝辞职。

按照傅先生的计划，我得提供一个5000字的简短序列，概述我的学术研究履历和成果，这大概是我学术生活的一个草图。这方面我以前没想过，现在我试着勾勒一下。

十几岁的时候，颠沛流离，没能获得稳定的学习环境。普通家庭从来没有给过我卷轴习惯的影响。当时是第一次抗战，个人成长始终关乎民族存亡。后来他流亡大后方，遇到了学生运动的新潮流。年轻人忧国忧民，痛恨腐败政治，自然被这股潮流所吸引。

可以说，在我年轻的时候，学习和寻求知识的机会是通过自我奋斗获得的。读书的欲望虽然强烈，却没有学术上创造的野心和幻想。后来几经波折，尝试了好几个学科和专业，终于在历史领域站稳了脚跟。我充满了喜悦和能量，因为缺乏扎实的知识基础而感到害怕。

我的第一个落脚点是民国史研究室，北大文理学院。这时，我已经转而关注古代史，研究民国史不是我的愿望。在祖先的指导下，我被分配参与近代史史料的编辑工作。1952年，院系调整，转到中国古代史教研室。荀彧先生去世后，我被任命接管他在历史系的教学工作，主要是秦汉史和魏晋南北朝史，还在中文系和其他系教授一些通史课程。

那个时代的教师，尤其是中青年人，大多只能随波逐流，随波逐流。他们难得有安静研究和独立思考的条件，业务增长有限，我自然也是。在政治运动的业余时间，我把教学当作一小块“保留地”，愿意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培养，一方面为学生，另一方面让自己从老师那里得到一点奉献感。我的要求不高，但我的阻力很大。经常有人批评我脱离政治，这让我很长一段时间感到压抑。

学校也有科研任务。风向所指的中国历史科学研究，是学术批评，其中影响最大的是批评胡适，但持续时间不长；一个是意识形态性很强的五类话题的讨论，向达先生称之为“五朵金花”。批胡适时，我应邀写了一篇批评“实用主义考证”的文章，发表在《历史研究》上。那时候我还是个新生儿，被列为无知的“新生力量”，但心里并不是无所畏惧。

我知道我对此知之甚少，所以我可以顺风顺水，在政治上更上一层楼。如果我折腾，就谈不上学术意义了。锻炼后，我忘记了事情。没想到，时隔近半个世纪，谢勇先生的文章又牵扯到了过去批判胡适的案例。对了，我说当年我认可的“实学考证”的大胆假设和认真验证，是我自己后来学习的方式。谢老师中肯的批评让我感到惭愧。

当时关于“五朵金花”的研究非常热闹，我也不甘寂寞。我偷偷跟进，但还不确定，不敢张扬。我选择的范围是阶级斗争在社会形态转变中的作用。这不是一个新问题，想出一些新的想法并不容易，而且很可能被指责为异端。所以我重点找了马克思恩格斯的语录作为支撑，写了几万字的草稿，还没有完成。

就在这时，学校发起了反右倾机会主义运动，我被列入北大批判“党内专家”的案例。当时突如其来的风波，被批者和批评者都不太明白这个案子是怎么开始的。反正是被黑了又黑。上述措施是披着理论外衣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反革命修正主义。

批评是非理性和无情的。最让我吃惊的是，学校领导在会上总结案情时说，如果有党员再搞修正主义，会更加注意威胁性语言。我期望在党员教师的理论外衣中找到反毛泽东思想的所谓修正主义目标，而我手中未完成的手稿正好适合批评的需要，所以我借此机会偷偷烧掉，以避免后患，我以为我再也不会卷入这样的话题了。

我下定决心烧了它，但也有更深层次的思想背景，那就是批评并没有让我明白什么是修正主义，什么是历史研究中的修正主义。北大领导在会上训斥我们总结案情，气势十足，但没有说什么是修正主义。后来我意识到，越“左”越好。

在等待的过程中，为了汇报我学习毛泽东思想的经历，我选择了敢打敢赢的思想，写了一篇歌颂农民战争的文章。调子很高，《新建筑》杂志印刷得很详细，随时可以出版。后来形势有变，大局调整，舆论冷却，文章没有发表。这种以扭曲的心态写下的声明既误导人，又伤害自己。如果它被发表，成为我自己学术档案中的一页，那将是我永远的愧疚。与因无知而不分青红皂白地批判“实学考证”相比，其性质是不同的。

接下来，在国家调整期间，在简伯赞先生主编中国历史教科书的任务中，我潜心撰写了两大段古代史，并利用机会补充了一些早就应该读的书。这些都是我冷静思考，感到充实的难得岁月。米先生很关心我的长辈，了解我的情况，很大程度上帮助我调整心态。我非常感谢他。只是他无法理解自己的处境，很快就陷入了大灾难，让人痛心。

这几年是我反思学术生活的过程，也是加深理解的过程。我从自己的经历中深刻体会到，在学术上不可能不受政治潮流的约束，但一刻也不可能放弃独立思考。毕竟，求真务实是学术的首要条件。把自己的笔写在纸上，白纸黑字，永远对它负责，而不仅仅是当下。如果我们以求真务实为目标，真正做到自己写自己的心，改正错误，那么在学术工作中就能心安理得，学会正确的方法。

本着独立思考、务实求学的信念，我改变了过去华而不实的方式，设想沉入专题研究工作，逐步引入专题研究课程，准备撰写研究文章和著作，从而重新开启了自己的学习之路，进入了一个新的境界。在迈开脚步之前，文化大革命来了，一切都变了。但是，经过多年的打坐和历练，学术概念已经相对清晰。只是学习之路暂时被堵死，直到局势稳定。

经过几年的理性反思，我脱离了过去懵懂的状态，成熟了一点，明白了随波逐流的错误和危险。所以，在文革的十年里，我能够理性判断方向，谨慎行事，避开一些风暴，少栽跟头。这里我举两个与学术相关的例子。

就在《劝君不要骂秦始皇》这首诗在外界广为流传的时候，军事宣传队带着出版社的人，让我写一本赞美秦始皇的书。作为一项政治任务，它是紧迫的。我知道这是有来源的，所以我不能说不，他们要政治，不允许两点论，不太在乎学术水平。我有麻烦了，只有一个办法可以拖延。直到该书出版超时才允许写论文，应该在《北京大学学报》的补发号上发表。

文章写完之后，虽然重点是表扬，但总体上并没有脱离两点理论。军事宣传队的干部在会上放出话来:“北大还有人坚持说秦始皇是暴君！”言下之意就是大家都知道好人在担心我，这样我的家人才能考虑到目前的利害关系，劝我不要高人一等。

我当然要改变。怎么改？我想，如果我现在只想过关，时代变了以后，有人会怪我抹黑史实，夸农民反对的暴君，我能逃避文学责任吗？因此，我不得不考虑分寸，删除一些内容，并在文末加一小段，说明人民在秦始皇的历史贡献中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本文对此不予评论。

就这样，妥协达成了，《北京大学学报》发表了这篇写在艰难曲折中的平实文章。风波过去后，我逃脱了，避免了自责的负担，舆论也能理解我的痛苦。后知后觉，当时觉得自己有幸赢得了这个妥协，把坚持实用主义作为学习的一点骄傲之笔。

实用性是为了学习，还有一个例子。在评论法律、批判儒学的高潮中，我被要求为《历史研究》的重新发行写一篇文章。

此时，作为法家皇帝的曹操正受到人们的欢呼。我觉得这个问题还是有话要说的，所以写了文章《曹苑斗政与家族》。

在审稿的过程中，我风闻到了强烈的责难，对此我并没有太在意。我猜这种责难可能是因为曹操认为他对法律感兴趣，但最终对儒家思想感兴趣。如果这种学术观点被恶意歪曲，可能会触犯禁忌。但我知道，按照曹操的情况，不崇法不能成家，不入儒不能治国。这个观点是有史料依据的，可以被以前的研究参考，所以我敢坚持。

这篇文章发表时是用小字印刷的。它可以理解为工农兵歌颂曹的大字报后的反面批评文章。我对此有点无知。后来，整个国家的政治大局发生了迅速的变化，舆论的焦点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篇文章实际上没有受到批评。

多年后，清华的刘贵生教授告诉我他所知道的这篇文章的幕后评论，相当详细和曲折。这也是我知道的关于这篇文章的一个小轶事。实际上，曹操文章的论点、思想和方法都受到了陈寅恪先生的影响，这在当时并不自觉，但在他日后的学术工作中起到了长期的作用。现在我已经把这篇文章选入本卷。

一场“文化大革命”，连同它的序幕和余波，让我失去了十几年的时间。从生理学上讲，这是学者能取得最多成就的十年，而我却失去了。当我重新回到学业的道路上时，我觉得还有一点余热可以利用，但我一刻也耽误不起。

回到路上，重新从读书开始。对旧历史的新解读有时能读出新的含义。学习和思考要紧密结合，快速发现新问题，顺利进入研究过程。

我的哲学是实事求是，勇于创新。我不考虑华而不实的作品，没有独立见解的作品，没有思想内容的作品，时尚好奇的作品。毕竟我知道努力的时间是有限的，所以一定要量力而行，心无旁骛，尤其是在研究范围方面。

老师的主要任务是教书，我喜欢教书，所以我把备课和科研结合起来，教学促进科研，科研就是教学。我认为这是我利用余热的一种合适而有效的方式。我走这条路已经十多年了。后来一场大病剥夺了健康，暂停了教学，努力维持科研，但脚步慢了下来，思维能力变差。八十年代以后，对跳水的研究就没有了力度。

现在勾勒一个人的学术生活，觉得可以在学术上发挥一点光和热，已经太晚了，主要是文革之后。1991年，我在我的一本书的序言中说:

十几年来，每次想事情，做事情，总是后悔学得晚。然而，自我认识和自律的经验正在增加。一位博览群书的作家在他的一部作品出版后，被问到写类似作品的想法。他回答说，如果写不出来，只会有怨恨；如果你有条件写的东西不是东西，你会后悔的，后悔的滋味不好受。所以他强调:“与其后悔，不如恨。”这些话我想了很久。

我知道有不同的学科，我的知识是优越的。我不能一概而论，但我比我的前辈更好。但“我宁愿恨也不后悔”的语言，就像当代的《世说新语》，读起来丰富爽口，很有纪念意义。我愿意认为这是标准。

我用旧时代写的这段话结束了新的序言。我想强调一下关键词。首先当然是“恨而不悔”。另外，“晚学之悔”“自知之明”也要强调“晚学”不太成功，“自知”满足。至于“学守”，我想避免音乐学习和滥用，保持我的科学良知。这是我的愿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