舒同 舒同之女：父亲曾被内定为“台湾省委书记”

听说中央曾经任命他的父亲为台湾省省委第一书记，主要是因为他是知识分子，受过良好教育，文笔好，是知名的书法家，当过敌占区的部长，所以他到了台湾省以后可以把统战工作做得更好。早在1936年，父亲就有过统战工作的经历。

20世纪50年代，舒童和家人合影。

口述:舒军整理:程诉

舒同:江西东乡人，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0年参加红军。长征期间，任红二师政治部主任；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总部秘书长、中央军委总政治部秘书长、宣传部长；解放战争时期，任中共中央华东局常委、社会事务部部长。

舒:1947年出生。1966年毕业于北京舞蹈学校。现为中央芭蕾舞团国家一级导演，文化部艺术节文华奖第四届评委，中国舞蹈协会会员。

解放后，全国各地的报刊都掀起了题字的浪潮。毛泽东和舒童成为最大的制片人。当时华东的报纸想请毛主席题字，毛泽东却说:“你山东有一位大书法家，书童。”。有了毛主席的话，华东的碑文都落到了父亲手里。有人开玩笑说，中国的报纸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毛泽东，一部分是舒通。

父亲曾被指定为“台湾省省委第一书记”

建国初期，父亲历任中共中央华东局常委、宣传部长，华东军政委员会委员，华东文教委员会主任，华东人民革命大学校长，中共华东局党校校长，兼任《解放日报》记者。我父亲不仅担任六个职位，还在两个不同的城市工作。华东局在南京工作，解放日报在上海工作，父亲在南京和上海之间来回奔波。工作的繁忙程度可想而知。年轻的时候，我们一整天都没有见到父亲，只知道他整天忙着工作，没有时间陪我们。

当时南京、上海等大城市刚刚解放，工作复杂。父亲几乎每天都工作到深夜，早上早起上班。然而，不管我父亲有多忙，我都没有匆忙见到他。他总是那么平和，总是笑着轻声说话，从不发脾气。

因为工作繁忙，父亲严重失眠，经常休息几个小时就睡不着觉。我整天睡不着，这导致我父亲头疼。有时他忍受不了疼痛，所以他把头撞在墙上。医生忍不住了。为了缓解头痛，他不得不拿一个铁做的头带，在疼痛的时候戴上来缓解症状。我父亲说，就像戴了咒语。每当爸爸头疼的时候，妈妈就抱着爸爸的头给他按摩。

由于长期坐着工作，父亲也患上了严重的痔疮，一坐下疼痛就难以忍受。我记得，为了正常工作，父亲做了一个小小的游泳圈，每天坐在上面缓解疼痛，坚持工作。父亲忘我工作了一年多，最后病倒了。在医生的强制下，父亲住院修身养性。

出院后，父亲来杭州修养了一段时间。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父亲第一次休假。这个假期本来是没有孩子的，但是下面的工作人员建议带着孩子一起玩。我记得父亲和我们一起在杭州西湖边散步，有说有笑。可惜我们的孩子要上学，要待两三天。

听说中央曾经任命他的父亲为台湾省省委第一书记，主要是因为他是知识分子，受过良好教育，文笔好，是知名的书法家，当过敌占区的部长，所以他到了台湾省以后可以把统战工作做得更好。早在1936年，父亲就有过统战工作的经历。当时红军到达陕北边区政府管辖的旬邑县时，为了团结抗日，边区政府提议邀请一位前清汉林担任参议员。老夫子说，“我不能和没受过教育的人说话。”。毛泽东知道后，让舒通以中央的名义给他写一封信。这位前清朝老人看完信后，甚至还自称奉上:“字美雅，共产党里想不出人才！”立刻出了山。

然而，由于解放台湾省的延迟，父亲没有成为默认的台湾省省委第一书记。1954年，组织征求父亲意见，让他在《人民日报》和山东省委第一书记两个岗位中选一个。我父亲认为他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在山东工作了很多年，对山东人民有很大的感情。此外，他在宣传工作中与他人合作了很长时间，他想在当地工作，成为最高领导人。于是父亲毅然选择了山东省委第一书记。

“亩产粮食三千斤”，上下躺着

1954年，父亲调任山东省委第一书记，开始第一次全面掌握一个省的工作。他在工作中精力充沛。当时家里条件比较好。我们住在一个只有厨师、保姆和警卫的独栋房子里。我们这些孩子也感受到了家庭的温暖。当初，父亲在山东干得不错。在此期间，毛泽东曾六次访问山东，可见主席对父亲的赏识，毛泽东也经常把山东作为自己的试验田。1959年，巴西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季夏神父和澳大利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等代表团访问济南。毛泽东在济南期间分别会见了他们。澳共总书记季夏说:“我们是知识分子，不搞武装斗争，我们搞议会斗争。”毛泽东笑着说，我们中国共产党也有知识分子，他指着父亲说；“我领导一个国家，他领导一个省。”我父亲受宠若惊。

由于山东的形势很好，父亲的头脑开始发热。这时，父亲有了一个想法，那就是在颜真卿曾经担任平原太守的地方，他要干一番大事！那时，大跃进运动开始了。我父亲是个知识分子，不懂农业。他全心全意、忠实地贯彻中央的精神。他知道有困难，无条件地去做。下面的人为了讨好都不敢说实话。

1958年8月17日，在北戴河会议上，中央决定发动人民公社运动。当时，父亲的内心非常复杂。一方面各地上报的粮食产量巨大，但另一方面收购收购任务无法完成，农副产品供应紧张。城里有乞丐。母亲回忆，父亲此时对她说:“我在山东工作4年了，工作任务一个接一个。我比过去打架时更紧张了。以前打完仗有休息时间，现在几乎忙得喘不过气来。一个接一个地锻炼。这个刚做完，下一个就来了。我的脑子总是很紧，有时候头疼得像要炸开一样。1956年是三大改造，1957年是反右。很多问题还没有解决，1958年是大跃进……”

1959年6月，为了了解真实情况，掌握第一手资料，父亲决定成为生产队的一员，我们全家和我们一起下乡。父亲带我们去收割，住在农家院子里，吃着农家风味的炒鸡蛋和玉米饼。现在想想，肯定是被优待了，真正的农民吃不了这么好的饭。父亲说:“我会亲自收一亩麦子，称一称，看能产多少粮！”他亲自收了一亩麦田，这一亩地算下来能产粮食3000多公斤。父亲很高兴，觉得自己掌握了实际情况，却不知道自己被骗了——下面的人在脱粒机中预装了2000多公斤粮食！父亲生来就是知识分子，不是农业专家，所以被蒙蔽了双眼。

在今年7月的庐山会议上，彭被推翻。他的父亲想开始纠正他的左翼，他听从了中央的指示，参加了反右斗争。今年山东省按照“夸张式”的高标准征收粮食，但农民根本交不起，即使把种子全部上交，也不够。有些人把谷仓里最后一粒小米上交后，全家上吊自杀了。这一事件震动了中央政府。经查，1960年10月，华东局书记柯清时代表中央宣布撤销父亲职务。

当时我父亲是中央委员，来北京开八届九中全会。一天早上，我去看我的父亲。当我们到达北海公园时，我父亲那天逆风走得很快。我跟着他，告诉他:“爸爸，别走这么快，我跟不上你。”父亲回头说:“爸爸被骗了”，突然流下了眼泪。为了安慰他，我唱了他最喜欢的一首歌《拔山征服世界》。以前父亲只唱第一句，这次父亲给我唱了最后三句:“弊端不死。如果你不死，你也没办法。你能做什么？”

“四清运动”得罪了老战友胡耀邦

他父亲被免职后不久，他又恢复了工作，成为了一名县委书记。后来组织也觉得他被处理的太多了。在“七千人大会”上，毛泽东和中央承担了主要责任。就这样，父亲回到了党委书记的岗位。这一次，父亲被调到陕西负责文化宣传工作。在陕西的时候，父亲曾经对我说:“我被骗了，我从上到下都在撒谎。我为山东人民感到难过。”

胡耀邦1965年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二书记、陕西省委第一书记。当时父亲是陕西省委副书记，两个老战友又走到了一起。早在上世纪40年代，父亲就和胡耀邦关系不错。1940年，父亲率领晋察冀代表团到延安开会。因七大延期，他留任总政治部秘书长兼宣传部长，胡耀邦任总政治部组织部长。在整风运动中，他们都是整风运动领导小组的副组长。两人居住的窑洞距离很近，都是江西的班主，所以经常走动，亲密相见，互相称兄道弟。你给我一拳，我就踢你。有时候胡耀邦来找父亲，母亲会从院子里摘两个西红柿，拌上酱油和辣椒，吃点花生。他们会吃、喝、聊一个晚上。

胡耀邦对父亲有一种特殊的感情。他对陕西人说:“舒同是老同志。不要把他当普通的副书记。他应该像我一样被对待。”在胡耀邦的心目中，父亲的资历比他老，他因为执行中央命令而犯错。他同情他的父亲并照顾他。胡耀邦刚到陕西的时候，家里人还没来，所以星期天经常来我家吃饭。

西北局在“四清运动”中更“左”。主管陕西的胡耀邦发现“左”的问题，立即纠正，并向西北局提出不同意见。西北局领导和新任胡耀邦之间有矛盾。在这个问题上，父亲支持西北局的观点，这是胡耀邦万万没有想到的。他感到难过，说“你们不够朋友”。在运动的压力下，胡耀邦身心俱疲，突发脑炎病倒。现在看来当然是我爸爸错了，但是我爸爸的行为是可以理解的。当时说“左是认识问题，右是立场问题。”父亲深受这句话的影响，所以宁左不应该是对的。

毛泽东支持西北局的意见，说:“胡耀邦不革命，叫他去！”叶剑英正巧来陕西视察工作，看到胡耀邦受气，就把胡耀邦调回北京工作。父亲紧跟西北局，得罪了胡耀邦。临走时，父亲去给胡耀邦送行，并和他握手，但胡耀邦拒绝了。

在“文化大革命”中，我受到了批评，我知道我在掌权的时候是掌权的

“文化大革命”爆发后，我父亲和陕西省的一些领导都站到了一边。“文化大革命”初期，父亲在陕西被叛军囚禁，待遇不错。虽然有批评，但还没有打。无独有偶，胡耀邦被拉回陕西，在斗争会上与父亲一起被批判。两位老战友又互相照顾了。父亲说，胡耀邦被批评时说:“去照顾舒童。舒童年纪大了，受不了。”那一刻，父亲心里明白，亚邦已经原谅他了。1967年夏天，山东的造反派拿着革命委员会的介绍信，指名要他们的父亲去山东打仗，接受山东人民的斗争。父亲在山东执政期间，也在“反右”中犯过“左”的错误。许多人被错误地贴上右派的标签，有些人被开除党籍；在大跃进期间，我父亲还和山东的一群人一起工作。这些人中有一些人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成为了反叛者。他们心里很生气，于是翻旧账，把父亲从陕西拉回山东，批评了他几个月。当他得知父亲被山东叛军带走时，他的弟弟舒安立即去保护他，送去衣服，并将材料交给中央文革。当时，纪登奎说:“舒通应该去陕西接受批评，你不用担心山东。”。我父亲得以回到陕西。

回来后，父亲心情沉重，不是因为有人打他，而是因为他知道自己执政时真的找错了人，“反右”斗争让人苦不堪言。大跃进后，他曾反思过自己的“左”的问题，但文革被批判时，群众与他对质，他意识到自己行为的后果。有的人一生的前途毁了；有些人自杀是因为他们被错误地归类为右派。说到热度，一个红卫兵一拳把他父亲打倒在地。

回到陕西后，父亲尚武。虽然他被虐待，但客观上起到了保护作用，至少他不会再被打了。专案组抓住他父亲的历史问题，坚持要他承认自己是“间谍”。父亲的历史确实有一点瑕疵。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父亲与党组织失去联系，被迫躲进国民党军事学院了解党的情况。后来，当他在报纸上得知江西剿共的消息后，他立即去投奔了。刚到苏区的时候，正好赶上AB团。他父亲不敢说他的历史，但他说那是死亡。

到达延安后，他曾和胡耀邦在国民党军事学院汇报过自己的情况。文化大革命期间，这段历史成了问题。父亲认不出他的账号，和策划团队一起死了。后来策划组退了几步，承诺说不是你叛变，但至少是投诚！只要你同意把聚会年龄降低两年，你就会被释放。但是这个父亲不承认！他说:“我不承认我有离开党的问题。”

胡耀邦告诉我:我爸爸的问题差不多解决了

“九一八事变”后，政策松动，胡耀邦获得解放，等待分配工作。这时，胡耀邦的住处几乎成了老同志和子女的联络站。很多人经常来听情况，请他交出一些材料。早前听妈妈说爸爸和胡耀邦关系很好，也找过耀邦叔叔打听爸爸的事情。当时胡耀邦家里挤满了反映情况的人。耀邦大叔知道我要来，让我等他15分钟。当他把这群人赶走时，他可以单独和我说话。我当时看到很多人。我不知道什么时候能见到耀邦叔叔。我等了一会儿就回去了。回到Xi安后，我给胡耀邦写了一封信。这封信有两个内容。一方面，我问父亲的情况，看我什么时候能解放。并为西北局两者的矛盾道歉。另一方面，我对国家的未来深感担忧。没过多久胡耀邦就回信了。

1972年，我父亲终于解放了。后来父亲来北京诉苦，我陪他去看胡耀邦叔叔。当时邓小平第二次挨打，胡耀邦叔叔也被打倒。父亲在协和医院遇到卧病在床的胡耀邦。他笑着说:“我现在又被打倒了”，父亲笑着回答:“没关系，会好起来的”。

“文化大革命”后，父亲在1979年9月得以恢复名誉。这时，父亲去找当时的组织部长胡耀邦，胡耀邦希望回到部队。胡耀邦先是安排他到中央党校学习，后又成为军事科学院副院长，并主持撤销父亲在山东的处分。晚年，父亲享受家庭生活，从政治人物回归书法家。他的书法已逐渐达到行书艺术的巅峰，如今电脑里千篇一律的“书体”圆润内敛，与他早期的作品大相径庭。经过几十年的风风雨雨，父亲的性格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在书法作品中有所体现。

采访结束时，舒君君说:“我仔细回忆，建国后，舒同被任命为山东省委书记，还在陕西省和军事科学院任职，但大家还记得他是书法家。他被称为“红军的书法家，党内的一支笔”，毛泽东称他为“马背上的书法家”，何香凝女士称他为:“国民党有两支笔，国民党有于右任，共产党有舒同”。一百年后，人们可能会忘记父亲的所有职责，但他们不会忘记他的书法。因为他的书法被称为“书体”，这种字体进入了全世界所有电脑的汉字库，成为记录历史文化的工具和不可磨灭的印记。

本文摘自2011年第6期《文史参考》，原标题:《马背上书法家的政治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