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红灯区 上海1952年禁娼始末:妓女改造后收到求爱信

1952年:在这里的通州路418号，一群穿旗袍、浓妆、爱哭的女人，遇到了穿着土布军棉袄的杨杰。

《看东方周刊》记者龙伟|上海报道

1952年9月25日晚，是上海最后940名妓女的不眠之夜。

这一天，他们被专门改造妓女女子教养所的上海市公安局民警送到通州路418号。

劳动教养所1000多平方米，大门口没有岗哨，只有两个门房。白天，这里的大门是开着的，是一个可以同时容纳2000人的大广场。有一个大牌子，高5米，宽2.5米。红字标语很醒目:“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

广场两侧新建了四个花园，一个是干部办公室和宿舍，另外三个是专门为改造后的妓女准备的。每个花园有10栋房子作为宿舍，每栋有28张双人床和一个活动室。

花园前面是劳改工厂，后面是厕所、图书馆、娱乐室和医务室。

10个月前，上海市人民政府正式下令关闭所有妓院。这一特殊女性群体的重生从此开始。

你想立即禁止卖淫吗

1917年，英国社会学家甘博对世界八大城市的男妓人数与城市总人口的比例进行了调查，上海为1:137。1947年国民党实行公开卖淫制度后，上海的妓女行业蓬勃发展，妓女总数超过10万人。

前邻福州路，北邻汉口路，东临云南路，西临西藏路的新旧乐惠巷，是老上海著名的红灯区。老一辈的上海人还记得，四马路上有一百多家妓院，每天晚上，霓虹灯闪烁着妓女的名字和电话。

1949年5月初，南方人民解放军进驻丹阳，准备接管上海。36岁的曹曼志是军委财产接管处副处长。

对城市生活一无所知的干部在丹阳接受了各种知识培训。他们总结了三个工作重点:一是青红帮派；二是各种社会腐败组织；第三，各种社会黑势力，包括妓女和舞女，构成了冒险家的乐园。

其中，对妓女的改造被认为是最艰难的一步。因为这是最底层、最悲惨的阶层，凝聚着最复杂、最卑微的人性。

即将出任上海市长的陈毅提出了卖淫问题。关于接管上海后是否立即关闭妓院，干部们多次争论，有人主张一解放就取缔卖淫。

曹曼志引进了熟悉上海的党内外人士，但这些人意见不一。他们的理由是上海一片废墟，如果立即取缔妓女，既没有足够的医疗条件治病，也没有专项资金落户就业，只会被推向社会，让她们流离失所，生活更加悲惨。

听到这些意见，陈毅沉默了很久:“我得让他们再受苦，但很快就会解决。”

曹曼志随后通知地下党上海市委，熟悉妓院、与妓院打过交道的同志，不要分散，要集中力量搞公安系统，准备今后担任妓女收容改造工作的骨干。

纪检干部的心理压力

上海解放不到一个月，公安局就开始登记妓院和妓女的数量，其他工作人员也开始进入妓院进行调查。

时任接管专员的王凌青回忆说，刚进妓院时，一位老太太问她们:“要不要一个小姑娘？”见他和同伴不回答，一路追着皮条客。老鸨没有被吓跑，直到他们说他们是警察。

最让王凌青印象深刻的是，妓院里少有电风扇和电话。

1949年7月，上海法院成立并发表演讲“妓女不卖淫，‘贵门’索要赎身费违法”，妓女人数开始减少；8月份发表的《不要强迫妓女接受顾客，废除妓女和医院老板之间的所有合同》等14篇文章，让妓院变得压抑。

到1951年11月，上海妓院的数量从1949年1月的500多家减少到79家。

这时，上海市民主妇女联合会、家庭妇女联合会派出50名妇女干部到民政局报到，在通州路418号集中学习了20天。

这个地方很快就变成了上海女子劳动教养中心，这些女干部是教育改造上海千千万万妓女的中坚力量。

“我们羞于提及‘妓女’这个词，心理压力很大。”杨洁就是这些女干部中的一员，后来她被任命为惩教所所长。

杨洁曾在回忆录中写道，他们应该住在一所房子里，日夜与妓女生活在一起，很多人都很紧张。其中一个18岁的女孩，得知这个任务后，坐在楼梯上哭得像军令如山。在一些老同志的指导下，大家终于走了。

1951年11月25日晚，上海市公安局下令正式关闭剩余的妓院，505名妓女被送往教养机构。

10个月后，上海针对暗娼展开了第二波清理活动，940名暗娼也走进了通州路418号。

珍贵的青霉素

穿着旗袍，画着浓妆，哭着的妓女，在这里，他们遇到了穿土布军棉袄的杨和她的同事。

第一件事是动员和投诉会议。根据土改时期的宝贵经验，干部们认为，通过抱怨，受训者可以了解自己的疾苦，更接近受教育的干部。

但一开始他们并不欣赏。调到民政局的曹曼芝，有一次去女子教养院开动员大会，下面有500多个妓女。他一进门，一个妓女就站起来说:“姐妹们，哭吧！”妓女们号啕大哭了两个多小时。

当警察把妓院老板和皮条客放在舞台上，宣布逮捕和劳动教养时，妓女开始改变。一个叫陈翠英的女人第一个登台，指责妓院老板欺骗自己进入妓院，强迫卖淫，并用碎玻璃惩罚她的妹妹，最后流血而死

一个妓女开始抱怨她的痛苦。其中有因为杨梅大疮被老板用烙铁烫的，也有被迫吃蝌蚪打掉的，台上台下哭的。

惩教机构的女干部也在哭。

医生检查了这些妇女，发现其中94%患有梅毒、淋病和其他性传播疾病，还有许多人患有肺结核和心脏病。

青霉素是治疗性传播疾病最有效的药物。当时，由于西方的封锁，新中国不能自己生产，也不能进口。从国民党手里缴获的毒品，只有少数是留给抗美援朝战争中受重伤的志愿军的。曹曼芝向陈毅汇报时，陈毅沉思良久，亲自向解放军各纵队下达了令状，要后勤卫生部，并收缴青霉素供女子教育中心使用。

许多以前桀骜不驯的妓女听说政府用比黄金还贵的盘尼西林来治病时，一句话也没说。

“新生活卡”

妓女的生活剥夺了这些妇女的尊严。面带微笑，拉拉扯扯，让人轻不重。他们中的一些人甚至不会洗手帕。

劳动是这些人获得尊严和重生最关键的一步。

杨洁曾回忆，他们先是改变了妓女的套路，让她们在干部的言行中学会简单劳动。她说，刚开始干部们提着水桶给学生做饭，后来觉得不合适，就慢慢自己提着。两天后，他们自动冲走了粉末。

一开始惩教机构是强迫劳动，主要是抬石头和修操场，每天持续8个小时，但效果并不好。很多人用生病的借口去厕所跳过号。

干部们决定另谋出路。根据个人爱好和身体条件，学生可以选择摇纱、织袜、织毛巾、缝纫等。，这大大提高了他们的劳动积极性。

工会赠送的手摇织袜机给这些曾经的妓女带来了快乐和新的勇气。

纪检干部回忆，大家拼命摇晃，一方面是为了表达自己，另一方面也是感受到了自我救赎。

这些产品后来被命名为“新生品牌”，包括袜子和羊毛，由上海百货公司购买，在中国许多地方都能看到。

1953年，上海庆祝五一游行，广场上挤满了年轻女孩。他们手里拿着的标语上写着八个字:上海女子教养院。

今年临近春节，第一批学生从教养院出来，有19人被几家大工厂雇佣为工人，这在当时足以自豪。

这个年轻人写了一封情书

1955年，女子教养机构的人数最多，共有1948人。有的去皖南国营农场，有的去甘肃参加农业生产合作社。最热闹的是900多人去了新疆，加入了建设兵团。

教育干部说，学员们离开时非常高兴，戴着大红花，敲锣打鼓被送到火车站。离开熙熙攘攘的首都，这些有着特殊出身的妇女在遥远的新疆与建设兵团的士兵结婚生子。

当年最年轻的教育干部杨秀琴回忆，教育中心一些没有家庭的干部也去了新疆。然而，到了新疆后，学生和干部之间的交流很少。

有趣的是，在1953年妓女改革为社会所知后，一些年轻人写求爱信，要求教养机构介绍他们的对象。干部们确实因为一封真挚的情书而有了一段美好的婚姻。

几名新华社记者来到上海，搜寻一些走出教养院的学生，拍了一组题为《幸福生活中的新生》的照片。在这组照片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些人成为了工人，一些人组成了幸福的家庭。

这些照片已经成为现存档案中这一特殊女性群体的最后记忆。

50年前，在妓女集中的新旧会所，修建了时尚的大型商业建筑；通州路418号是在建商品房现场。昔日的烟火已成为传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