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密 中国古代的告密文化：动用国家机器鼓励告密

在中国历史上，告密文化自古就有。根据《辞源》的定义，“告密者”是指告密者的秘密。“检举”一词有不同的说法，如检举、控告、控告强奸等。无论如何，吹哨文化并不是传统文化的“精髓”，尽管它是由一些朝代推行的。

、秦桧南归之谜、王跪像

本文选自安立志《一起走》，2015年第12期

在我有限的阅读范围内，告密者在我国史书中有记载，至少不会晚于殷商时期。

在中国历史上，告密文化自古就有。根据《辞源》的定义，“告密者”是指告密者的秘密。“检举”一词有不同的说法，如检举、控告、控告强奸等。无论如何，吹哨文化并不是传统文化的“精髓”，尽管它是由一些朝代推行的。

在我有限的阅读范围内，告密者在我国史书中有记载，至少不会晚于殷商时期。大约在3100年前，“崇厚虎溪伯对殷周说:‘锡伯积善累德，群臣皆来之，无益于帝。’周皇帝是监狱里的锡伯族囚犯。".其中，“魏”字意为告密者，崇厚户为告密者，被告人锡伯为后来的周文王籍长。锡伯吉昌收买人心，涉嫌谋反。此外，商纣王是一个如此专制的君主，锡伯族只能坐在铁窗里受苦。

在锡伯族事件中，告密者是主动的，统治者是被动的。在另一个事件中，是另一种情况。周厉王三十四年，“王理辱骂，中国人诽谤国王...国王很生气，他找来了守卫女巫，这样谗言者就可以起诉并杀死他们。人不敢言，路到眼到”。周朝几代人之后，出现了一个无路可走的国王——周厉王。为了封住人们悠悠的嘴，他竟然找了一个看守女巫，专门告密。只要你找到任何对国王有怨言的人，就向王室报告，并立即把你的头摔在地上。白色恐怖下，中国人只好“不谈国家大事”。在这次事件中，统治者采取了主动，而告密者则是奉命行事。然而，美好的时光并没有持续多久。三年后，人民忍无可忍，造反了。李被迫流亡。这一事件不仅成为成语“路对着眼”的由来，还发扬了一句名言——“保卫人民不如保卫四川”。

这两起事件应该被视为孤立的、偶然的事件。以国家立法的形式，把规范和要求人民作为必须履行的法律责任和义务，是战国时期的秦国，其始作俑者是历来被称为改革家的商鞅。周先旺十年，改国法，“使民何武，与关公司坐在一起。告奸者与割敌头者同赏，不告奸者与降敌者同罚。”。把法律和军事看成一个整体，把告密者等同于战斗，告密等同于杀敌，不告密就等同于降敌，这大概是中国历史上最严格的告密法了。这样的法令约束告密者和静坐者，剥夺任何人的生存空。利用国家法律刺激、动员和强制释放人性中的邪恶和黑暗因素，作为控制人民和服务政治的手段，是前所未有的。通过这样的改革，秦国虽然富强，却天下无敌，甚至在秦始皇手中，它横扫六合，统一全国。然而，这个政权不仅没有持续多久，而且这一邪恶法律的制定者商鞅也在第二年去世了。逃亡期间，别人告诉他，最后被秦人撕得粉碎。可以说他“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另外一个引进告密恶法的人，一定是汉武帝。这位秦始皇式的君主，他的“大才”只是军国主义的，最终导致了国库的短缺空。如何解决经济困难也是通过告密者。就职典礼的第四年，他颁布了“数钱令”，开始征收富商的财产税。然而，富商不仅窃取虚假报道，隐瞒财产，还导致一些人投机。比如，一个叫卜式的职业养羊人，在北战匈奴时写了一本书，愿意捐出一半家业；南征时，他写下“愿父子死于南粤”，原来是“爱国楷模”，被朝廷封爵。“天子不仅给了一张汇款单，还敬重卜式，但百姓最终得不到任何钱来辅佐县令，所以他给了钱一个告别。”。表面上看，“讣告令”是为了防止偷税漏税，实际上是鼓励人们检举隐瞒财产的人，“能告的人，用一半”——检举人得到被告财产的一半作为奖励。这一举动几乎让所有贪婪的人都红了眼睛，以至于告密者不断上路。通过“讣告令”的实施，“有几亿人的财产，几千万奴婢，田大县百顷，小县百顷，以及房屋”。但其社会后果也是显而易见的，“家破人亡”，中国商贸业最终陷入了毁灭性的泥潭。比这更可怕的是，葬礼使民俗战胜邪恶，诚信丧失。人们普遍向政府报告并充当政府间谍。“老百姓乐得吃好衣服，却不关心畜牧业。”汉武帝的政权从此走下坡路。

在我国历史上，告密的另一个高峰出现在武则天时期。两年来，篡夺唐理周的武则天太后扬言要称霸天下，甚至利用国家机器公然鼓励告密者。“如果世界上有好的东西，世界上就会有坏的东西。”投机商余专门为武则天设计了一个硬件设施——通璧，其功能主要是接收告密信。为了激发告密者的积极性，武则天专门下了一道政令:“如有告密者，臣下不可过问，一律给驿马五种食物，以使驿走。农民和老百姓虽然要被传唤，但他们在招待所，他们说的话或称之为目的的话并没有从官方那里拿走，不真实的人也不要问。”不管告密者是真是假，都能得到朝廷的高度重视，隆重接待。这样一来，告密者就成了一个害人利己、无风险无成本的好行当。因此，“四面八方的告密者崛起，人人屏息”。什么样的恶法就会滋生出什么样的小人——索元礼、周兴、来俊臣等残暴的官员，他们因举报有功而被武则天重用。全部封爵——索元礼升为游击将军，周兴调任为侍郎，来俊臣在御史中升为程。

下面的例子可以从武则天时代的可怕故事中看出。武则天废黜唐中宗·李习安为庐陵皇后，十几个飞官在客栈里喝酒。在一次朋友聚会和宴会上，最后要谈的是前君主。有一人抱怨说:“早知今日不赏，倒不如扶持庐陵王。”然后，一个人趁别人不备离开，去告诉老板。宴会结束前，余破门而入，所有的食客都被逮捕了。经审讯，举报者获五等奖，发牢骚者被斩首，其余在场人员因“拒不告知”被绞死。

明朝是中国古代另一个邪恶政治猖獗的政权。朱茂元璋与太子之子朱迪，以“靖难”之名强行从侄儿手中夺得皇位，在传统政治中可谓“名不正言不顺”。为了控制局势，稳定皇位，朱迪动用国家机器，实行间谍政治，并努力告密。”谗言于，罪数十条。法务部欢迎目的，话可以用，把命交给刑部。”其实这个丁于就是踩着别人的骨架往上爬，用别人的血染自己的袍子。朱迪的儿子朱高炽继位后，也觉得过去的制度太多了。可惜他是个短命皇帝，十个月后，龙宇彬活了下来。

明朝是中国古代政治中最黑暗、最残暴的时期之一。锦衣卫、东西方工厂和甄宓分部都是上一代没有的独裁机器，是这个王朝独有的。这些特务机关经常“发逻辑往四面八方捅东西”，鹰犬可以随时向皇帝或工厂守卫报告刺探消息，人人自危。明末名臣杨炼被宦官陷害致死，至今仍为清官所敬仰。《吴怀现》一书，读杨炼的《疏》，拍手叹息。奴才叮嘱，死怀先，从其家”。一个朝廷官员，在家里看落马官起草的文书时，给了几个赞，被家奴告知，不仅没收了家产，还动了头。

不仅官场中人如履薄冰，在民间也是如此。还有一个明代的名酒局。“晚上在密室喝酒的有四个人，一个喝醉了还辱骂魏忠贤，另外三个不敢出声。骂还不行，人带四个人去忠贤，也就是骂的人，而给三个人干活的人都不敢动。骂得达官贵人都被分尸了，其他三人早已吓得三魂荡魄，七魄悠悠，哪里还敢领奖金！清代，康雍是悲剧性文字狱的领导者。一百多年来，他们大规模地进行文字狱，不仅残酷迫害知识分子，

此外，以修四库全书为名，作为中国文化载体的古代典籍遭到大规模破坏。而文字狱的建设始于告密者。文字狱中成为告密者有两个前提，一是告密者具有相应的文化素养，二是告密者的目标是书籍和诗歌。由此可见，清代的学术环境和文化氛围是可怕的。

庄廷昌，浙江婺城人，因病失明。他想向盲人历史学家左秋明学习，写一本历史书。他的岳父朱友明给予了经济支持。这本书写完后不久，庄婷就因病去世了。在这本《明史》中，尊明之名，否定清之正统。他的父亲庄运成刻了这本书，并将其命名为《舒鸣简介》。我不想被安志县吴之荣举报两次。顺治十八年，年幼的叶璇刚刚登基，鳌拜下令刑部前往湖州彻查，严惩涉案人员。庄云成在北京被捕，不久死于狱中。庄廷成死后也未能幸免。他被挖出来开棺烧骨。康熙二年，所有作序者、校对员、刻工、贩商、藏家，以及庄刺灵人都被处死。告密者吴之荣攫取了庄运城和朱友明的大量财产，被清廷提升为天子。因为告密者伤害他人和自身利益的行为，被提拔到官职上发了大财，为后人树立了作恶的榜样。

如果说庄刺痛案结案时只有9岁，而且他不从政，那么黄案就直接由15岁的小天子处理了。黄培，山东即墨人，明末曾任锦衣卫都督，明亡后隐居家中。在他的《章亭诗集》中，有“一个人从香蕉到大海，但没有阳光照耀山东”，“如果你杀了楼兰，拒绝返回，你将骑着铁进入金徽”，“当你看平沙，你将看不到烟花，但只看到悲伤的人从北方飞来”，这反映了黄培的反清思想。告密者是黄家的奴仆黄。清康熙八年，文字狱案审结，黄培被判绞刑，其余刑满释放。

乾隆年间，担任户部、仆从、兵部、刑部、工部五大臣的梁说:“笔墨难测，人心难测。凡是在仕途上遇到所有字迹的人，一定要时刻注意，避免后患。”“所有的笔迹都是最重要的...即使有无用的信纸，也会被烧掉”。在回乡侍奉父亲期间，实际上是派全权官员到富乐浑，试图通过“钓鱼”和告密的方式来获取梁谋反的证据。不再是下属向上级告密，而是上级盯上了官员。好在梁为人老练，没有传话，但从他的话中也可以看出，忧惧讥诮、心不在焉之人的恐怖，恰恰说明了文字狱造成了多么大的灾难和恐惧。

在漫长的中国社会中，“告密者”，尤其是亲属间的相互告密，造成了整个社会伦理道德的丧失和人性的堕落，受到了不同历史时期有识之士的谴责、反对和禁止。

《论语》中有这样一个故事。孔子在《叶》中说:“我党有直弓，其父忙羊，其子为证。”孔子说:“我党直人不同:父为子藏，子为父藏，直在其中。”大意是，叶公告诉孔子:我们那里的人很直白。如果有人的父亲偷了羊，他的儿子会报告的。孔子说:在我们这里，率真的定义和你的不一样:父亲为儿子隐瞒，儿子为父亲隐瞒——率真就体现在这里。孔子以风俗不同为由，间接谴责儿子向父亲告密。法家的韩非子也认为这种行为是不能接受的，主张干脆杀了告密者。他的原话是:“楚有直弓，其父偷羊，为官。令尹道:‘杀之。’直想王，屈向父，报与罪。甚至这种观点也得到道家的认可。庄子指出:“若直躬以证父，则尾沉，患信。”

孔子、庄子、韩非子分别代表儒、道、法，但他们的观点只是春秋战国时期学者或知识分子的观点。直到几百年后，汉宣帝才正式颁布禁止利用国家权力告密的圣旨。汉宣帝刘询是西汉中期一位有成就的皇帝。由于王室的政治纷争，他在幼年时期就经历了牢狱生活。因为这次经历，他更加谨慎和豁达。狄杰四年，刘询颁布“亲族相瞒，不计罪”的圣旨:“父子之亲，夫妻之道，自然也。虽然有烦恼，但他们还是死而复生。真诚的爱在心里，而且很善良。怎么能违反呢？你先躲父母，你老婆躲丈夫，你孙子躲父母，你就别坐了。”。在皇权时代，这道圣旨不仅非常人性化，还代表了当时的社会正义——它大约是我国历史上唯一以国家名义禁止告密者的圣旨。

在许多历史学家眼中，唐太宗李世民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开明皇帝。然而，他对如何处理告密者感到困惑。只是因为当时君臣关系和谐，才没有出现严重的社会后果。贞观五年间，无论是为帝王历史服务的万吉还是李仁发，都受到唐太宗告密的青睐，很多大臣都被激怒了。魏徵谏曰:“万吉等贼子不识大体，直忠厚。陛下一定不知道他与此事无关，所以他把它作为一种预防措施，并希望被他的大臣们吓到。还有万吉等。，挟恩依势，并表现出他的背信弃义，而所有的驱逐都是无罪的。即使陛下不为俗者行善，也不能奸淫自残！”魏徵的告诫一针见血。他所揭露的，其实是很多权贵利用小人告密，控制下属的共同心理和共同做法。毕竟，李世民不同于其他皇帝。虽然魏徵的话很重，但他并不认为自己“沉默”并奖励了魏徵。结果如何？“一直以来，万吉的强奸都是自曝的，所有人都被冒犯了”。

宋高宗赵构在历史上因杀岳飞与金和好而臭名昭著。然而，赵构绝不是一个坏国王。在宋金对立、敌强我弱的形势下，保持政治稳定和经济繁荣并不容易。他在对付告密者方面并非一无是处。杀死岳飞14年后，赵构仍然是南宋政权的主要领导人。在绍兴25年，他写了一封信:“从近30岁开始，文人的作风就被淡化了，靠着指责作为进取之计，使百姓不敢窃窃私语，深深伤害了风教。你可以退出在任内外的大臣，你知道这个意图。如果你无罪，就让玉石台上场，把它放到法律上。”第二天，三省枢密院下令刑部开出告密者名单，并提出加重处罚，指出:“有贬低儿子倾向的人，尽最大努力送亲戚私书，到法院打官司，然后提拔大牢，因为他们赢了美官。缘分就是互相学习的习惯。他们虽然是老骨肉的朋友，但也是天各一方。他们在交流之间拿着书，喝得酩酊大醉后记录戏剧语言。在此期间，那些天生热情和有罪的人是软弱和邪恶的，这就是原因！”12天后，刑事部门发布了一份9人名单。赵构指示说:“这些人必须更加注意惩罚艾滋病”，于是他“摘掉了他的名字，阻止了他”。

元朝是一个外来的异族政权，统治中国不到100年。元朝的皇帝并不都是在战场上作战的马背蛮族。作为元朝的第五位皇帝，元英宗在博尔济津说巴德拉奉行“以儒治国”。虽然在位仅四年，但他推行了许多新政策，在历史上被称为“最高统治权的改革”，使元朝的国家潜力大大提高。然而，由于这些改革触及了既得利益，他在“南坡之变”中被暗杀。英宗在位时，处理过一起告密案件，他的指导思想与儒家的“隐姓埋名”一脉相承。统治的第二年，马旭·徐讷的儿子苏拉报告说:“我的父亲密谋反对我，我的母亲秘密地跟随别人。”他举报亲生父母，涉及的原因是关于父亲的叛逆和母亲的出轨。英宗告发曰:“人子虽近族，然有隐而无罪。今天没有尴尬，不过是回复！”英宗的申斥是有道理的——作为一个人子，服侍父母，可以隐瞒，不可以违抗。父母有，没有劝阻，他们可以讲故事！如此叛逆实在让人无法忍受——所以我下令杀了苏拉。

历朝历代，都有一些为民请命，不避刀斧的人。乾隆初年，康熙、雍正年间的文字狱余烬未灭。曾监制云南道帝制史的曹说:“前年以来，小人……常以影响之言批评诗、批评词。有些师见风使舵，很多人穷，或者对老师和学生厌烦，互相同情。我认为矿区是封建的，但我经常谈论儒家思想，我不能靠古代谋生；说的是历史，但诗人的习惯并不能以古为今用...使这种知识超过了妖言，而所犯下的罪行应该是不可饶恕的，这将使世人起诉不休，而学者们以文字为戒，这不是国家的意思。正义和仁慈的意义。”为此，他建议“谁先有话后有话，若无迹可循，就与被指控的罪行依法坐以待毙，认为背负报复和诬告的人应该放弃。”平凡的话可以累，诉说的风可以歇。".曹的追悼会针对性很强，明显是针对乾隆祖祖辈辈纵容告密和发展文狱。这无疑触及了清廷的禁地。虽然李鸿表面上“如其所言”，但在其执政的几十年里，不仅没有收敛于纵容告密者和制造文字狱，反而愈演愈烈。

在我国历史上，即使是专制独裁者也不一定非要把告密进行到底。一旦他们认为帝国计划稳定，大局已定，他们纵容和鼓励告密者的政策也将改变。武则天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

长寿元年，“告密者不计其数，太后百无聊赖”，她支持御史严善思的监督，消灭“诬罪者850余人，罗志党消沉”。然而，阎善思被告密者陷害，一度被流放到赣州。不久，武则天召回他为弘一监。当初被重用的，比如索元礼、周兴、来俊臣，都被清算了，结局都很惨。

当年5月，武则天颁布了禁止屠宰和捕捞虾的法令。捡起右边遗物的张赢了他的儿子。孩子三天大的时候，他“私下杀了放羊社的同事”，放在隔壁桌子上庆祝。不想填补空白的杜肃之后，藏了一块羊肉作为证据，去找武则天告密。第二天，武则天对张德说:“文清生而为人，非常幸福。”德谢谢你。太后道:“哪里来的肉？”张德知道自己违反了禁止屠杀的规定，连忙磕头道歉。太后说:“我不准宰杀，也不预判吉凶。不过，卿若从此叫客，必也择人。”意思是，朝廷禁止屠杀，吉凶不干涉。不过，艾青以后请客应该是有选择的。武则天甚至当场公示了杜肃的告密信:“苏大不要脸，想往脸上吐口水。”

在我国历史上，告密文化的线索延续了几千年。回顾这个历史过程，似乎有一些看不见的规律。比如，告密往往是自上而下纵容、萌生的结果；纵容和发动告密者，往往反映出对统治缺乏信心；虽然人员和言语有区别，但告密者的本质是权力斗争。

“告密者”这个词其实很值得讨论。既然是“秘密”，那就是只有你知道我，别人不知道的秘密。这应该是现代社会隐私和保护的问题。然而，说“秘密”并不意味着说“罪恶”。别人的隐私和秘密不能等同于犯罪。不是因为“秘密”才符合法律上量刑定罪的法律范畴，而是与法律无关的政治迫害。因此，建立民主法治国家是杜绝此类冤假错案的根本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