肃反 周恩来：没有肃反运动 刘志丹就不会死

周恩来说:“志丹同志在战场上牺牲了。最初，他是一名高级指挥官。他不需要去前线。他只是想洗洗自己，证明自己不是间谍。他宁愿牺牲自己从前线，所以他冲上去，莫名其妙地牺牲了。没有这次反革命运动，刘志丹同志就不会牺牲。”

刘志丹

最初发表于2009年第二期《在一起》杂志:文祥

正当中国工农红军长途跋涉，尚未完全确定最后落脚点的时候，毛泽东从时任红军总政治部白区工作部部长的贾拓夫那里得知了陕北革命的情况。毛泽东同意贾拓夫提出的“红军要扎根陕北”的建议，并指出:“抗日首先要去陕北，那里有刘志丹的红军。”...这是我们的目的地，也是我们的前沿阵地。”这一决定使红军找到了休养生息的基地，毛泽东常说“陕北救了中央”。与此同时，西北苏区主要领导人刘志丹、Xi中勋等人异口同声地承认“中央救陕北”。这种“相救”背后的历史，是长期鲜为人知的西北“反革命分子”。

陕北有个刘志丹

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西北，人民贫穷贫瘠，饥荒不断。以1928年为例，陕西、甘肃两省在空之前就遭受了严重的旱灾，土地千里光秃秃的，没有粮食收成。1929年春天，干旱持续，人民苦不堪言。然而，执政当局对民生疾苦无动于衷，为富不仁的士绅囤积居奇。每桶小麦和小米的价格高达15银元。天灾人祸使陕甘群众奋起反抗。这也为中国共产党开辟西北新战场提供了必要的社会土壤。

1927年轰动西北的清涧暴动、华伟起义，由于左倾盲动主义的影响而失败，但却使刘志丹这样的杰出人物脱颖而出。

华伟起义失败后，刘志丹认为:“南梁山高林密，两省交界，是闹革命的好地方。只要在这里建立根据地，然后逐步扩大，红旗就可以插遍西北。”刘志丹建立南梁为根据地，成为西北红色武装政权的开端，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开端。

持续的军事胜利，使酝酿已久的陕甘边苏维埃政府成熟了，成熟了。1934年11月4日至6日，陕甘边工农兵代表大会在南梁李元保召开，代表们一致推荐刘志丹为苏联总统。刘志丹谦虚地说:“在政权建设和地方工作上，我比不上钟勋同志。”在刘志丹的推荐下，Xi中训当选为陕甘边苏维埃政府主席。随后，陕甘边军事委员会选举产生，刘志丹当选为主席。刘志丹是陕甘边区根据地的创建者，但他从来不认为自己是这样的人。Xi仲勋回忆说:“有一次，我们经过军政学校操场时，他正带领学员们做练习。我来的时候，他喊了‘立正’口令，向我敬礼汇报，让我对学员进行考核。这突如其来的一幕让我不知所措。我一直把他当领导，从年龄上来说，他比我大十岁。但他以身作则，尊重政委和政府的领导。他还特别重视军民关系，处处关心群众利益，要求红军战士秋季不要有所作为。所以，军民就像一家人，像一条鱼。”刘志丹秋天没有犯罪，这也体现在严格的立法和执法上。“陕甘边苏维埃政府成立后，他提议制定法律，凡是党政军干部，如贪污10元以上的，一律枪决。有了这条法律，干部中就从来没有发生过腐败。干部，特别是责任干部，要求更严，有纪律，犯了严重错误，必须受到惩罚。”正是因为刘志丹、Xi中勋等领导人率先垂范，新苏维埃政权才得到普通民众的拥护。

“革命者”的第一声音

陕甘边苏维埃政府成立后，以刘志丹为首的红军和游击队开辟了新的领域。1935年2月，蒋介石联合5万多国民党军队进攻陕甘边苏区。经过5个多月的战斗，刘志丹指挥红26、27军主力歼灭敌人4000余人，将红色游击区扩大到30多个县，在20多个县建立苏维埃政权，连接陕甘边和陕北两个根据地。

此时，后方传来不和谐的声音。1935年5月，时任中共中央驻北方“特使”派“空南下”陕北，交给特使一封3.5万字的指示信，信中强调“陕甘党有右翼废奴主义，他们的阴谋已经暴露...右翼废奴主义为日本帝国主义国民党服务..右翼机会主义的本质是日本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派在党内的呼应，因此，此行的主要目的是“整肃”。

1935年7月15日，中国共产党西北工作委员会扩大会议在永平镇召开。会议首先传达了北方党中央和河北省委代表的五封指示信。其中，1935年5月10日的信提出“积极争取苏区的领土，使一寸土地不被敌人蹂躏”，是中央苏区博古等人提倡的“拒敌于国门之外”思想的翻版。这封指示信完全是外行、内行的指挥，不仅对西北苏区的现实没有实际帮助，反而使“假、大、空”弥漫西北大地空。此时，一群参与者没有想到，几个月后，他们真的会用比对敌还要残酷无情的手段对待这些曾经的战友和眼前的战友。

陕甘党组织和部队被乱扣的时候，刘志丹并不知道细节。7月17日，刘志丹率部取得绥德老君庙战役的胜利，但针对他的扩大会议开得很开心。8月5日，中共陕甘边区特委发布《中共陕甘边区特委决议》，其中第三条戏剧性地提出了“肃反”的要求，并命名为“AB团”。

1935年，蒋介石动了对西北苏区“围剿”的念头。在8月27日举行的文安会议上，刘志丹与后来主持“肃反”的一些领导人发生了分歧。后者主张先取瓦窑堡。瓦窑堡是国民党军队易守难攻的军事重镇和重点防御区。凭借丰富的战争经验，刘志丹认定攻打瓦窑堡实际上是一次军事冒险。双方争论不休，最终会议通过了攻占瓦窑堡的决议。1935年9月1日，上海临时中央局派出的另一位“空特使聂”也到达陕北，立即担任西北军委副主席，要求红军主力直接进攻瓦窑堡。

不出刘志丹所料，国民党军队在瓦窑堡布置了大量工事，碉堡与村舍相连，火力网密集，还有直径3-5米的梅花坑，上面覆盖着竹签和金属剑。刘志丹看到后气愤地说:“按照我军现有的装备和实力，敌人的据点很难攻，一切伤亡都无济于事。我们都必须成为历史的罪人。”其他前线指挥官愤怒地表达了同样的观点，并对一些领导人的盲目指挥表示不满。最后大家商量决定避实就虚，打衡山县。9月11日，刘志丹攻打衡山县，主动退出战场。这就给了“肃清反革命”的领导人一个借口。刘志丹被认为打得不好，里面有“鬼”。但此时没有足够的力量组织“肃反”，因为红二十六军非常尊重和信任刘志丹。没有类似的武装力量制衡红二十六军，“肃反”的目标就无法实现。

那么，这支帮助“肃清反革命”的军事力量从何而来？要从1935年从鄂豫皖苏区出发，通过“小长征”到达西北苏区的红25军开始。1935年9月15日，红25军到达永平镇。9月16日，红25军与26军、27军举行了大比武。此后不久，以刘志丹为首的陕甘边区的许多领导人受到排挤和限制。曾在西北工委发挥重要作用的崔天福、高岗、张秀山、惠子君、Xi中勋等被排除在外。西北军委也进行了改组，聂接替刘志丹担任军委主席。从本质上说，这些安排是清洗刘志丹等人的前兆。刘志丹本人没有采取任何不安定的行动，这再次表明了他的整体观点。

然而，肃清以刘志丹为首的陕甘边区创建者和领导者，包括其指挥下的数千名英勇无畏的干部战士的运动开始了。

“反革命分子”几乎毁了西北苏区

开展“反革命”往往需要一个非常有效的政治工具，即政治安全局。政治安全局是以CPSU为榜样建立的红色独裁政权。它有权一时冲动处置，无需经过法庭审判，也无需事先向上级苏联政府报告。表面上看，虽然规定政治安全局要接受同级苏维埃政府的指导，但实际上只服从少数高层领导。“反革命专家”、鄂豫皖苏区政治保卫局审讯科原科长戴，也是陕甘晋省委政治保卫局局长。

陕北“革命者”的大幕于1935年9月下旬拉开。10月1日，包括陕甘边苏维埃政府秘书长张文在内的5人被秘密逮捕。他们大多数人被蒙在鼓里。戴不仅使用了酷刑，还亲自动手。与此同时，陕甘边区特委和苏维埃政府的大批领导干部相继被困。

1935年10月5日是陕北“肃清反革命”的悲惨日子。当日凌晨，刘志丹接到“你应调回瓦窑堡担任西北军委代主席，指挥北线作战”的指示。刘志丹马不停蹄地回到瓦窑堡，晚上突然遇到了送信的人，亲眼目睹了“刘、高已经确定反动，刘、高很快就会回来”的话。刘志丹看到后，冷静地把信交给通讯官，告诉他一定要保证安全，到达前线，然后继续赶路，把自己套住了。前一天，刘志丹刚刚过完32岁生日。

10月6日凌晨，刘志丹到达瓦窑堡，迅速被“邀请”到政治安全局。刘志丹对戴嬴稷说:“我去取信，半路上看见了，就自己回来了。”作为老牌“反革命专家”的戴，也对刘志丹主动“绳之以法”感到意外。

随着刘志丹和高岗的被捕，“肃反”网来到了中训、杨森、、、马等人的身边。毕竟他们在西北根据地有很高的知名度，所以他们也被困住了。刘志丹的妻子容桂和他5岁的儿子刘力贞也被朱利安囚禁。

在狱中，陕甘边特委书记张秀山自杀身亡，并否认刘志丹及其陕甘边战友有任何“右翼废奴主义错误”。戴嬴稷称他为“粪坑里的石头”。再次质问后，张几次昏厥后愤怒地说:“我会死的，没问题！第26集团军的创建并不容易。这是许多同志用他们的头骨交换的。”“你可怜二十六军，你可怜二十六军！”张秀山的哭声远在里外，连守护他的西北政治安全局工作人员都惊呆了。

1935年10月1日至10月8日，原红二十六军、中共陕甘边特别委员会、陕甘边苏维埃政府等60余名主要领导人几乎被彻底整肃。甚至张秀山、王兆祥和其他人的父亲也被朱利安杀害。其中，王兆祥的哥哥王肇庆是著名的“无定河六烈士”之一。这场革命的红色家族没有逃过“肃反”的屠刀。

所有被捕人员都受到政治诽谤和身体折磨，刘志丹等人也不例外。被关在王家屏的Xi、刘景范深受其害。被困后，红26军领导人杨森和黄罗斌也被带到王家屏安全局。仲勋只对杨、黄点头微笑，立即被保安殴打。十月西北是秋冬，夜晚的寒冷不言而喻。但是，所有被逮捕的人都不允许用被子盖自己，手脚被绑着睡觉，与人绑在一起的绳子上长满了虱子。半夜翻个身，喊个报告，被鞭子和刀背打。至于刘志丹的弟弟刘景范，他是刑讯逼供的重点对象，被打得昼夜不停。当时刘病重。被打后，她相继吐血，情况十分危急。仲勋等人要求治疗，戴根本不予理睬。曾经被刘志丹招募成为红军猛将的郭宝山，拒绝承认刘志丹是被严刑拷打的右派。他反而说:“如果刘志丹是右派，我也是右派！”

除了在前后方进行“肃反”之外，“肃反”的领导人还派人主持陕甘边和关中根据地的“肃反”，大肆虐杀百姓，根据地人人自危。

长达3个月的“肃反”给中国共产党西北根据地造成了深重的灾难。王华回忆说...每个人都处于一种可怕的氛围中，在这种氛围中，人们害怕别人，我是一条鱼，每个人都处于危险之中。党委、政府、军委都瘫痪了，一切工作都停顿了。”由于红军忙于内斗和“肃清反革命”，丧失了大片根据地，人心士气在空之前一片混乱，几个县相继翻脸。Xi中训说:“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执行者的倒行逆施，引起了群众的极大怀疑和恐惧。地主富农趁机挑起煽动和反击...根据地陷入了严重的危机。”红15军81师师长贺晋年后来对杨说:“如果中央不来，我们就和25军打。”随后的几十年里，因陕北肃反引发的仇杀而激化党内斗争的案例数不胜数，“肃反后遗症”一直纠缠到上世纪90年代。

当时，长征中的毛泽东对北上做了最坏的估计。如果失去了西北根据地，以后就没有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局面，这就是毛泽东说“陕北救了中央”，周恩来说“相救”的由来。然而，当时唯一能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武装提供落脚点的地区，却因为乱杀“革命者”而几乎毁于一旦。

“中央政府救了陕北”

正当陕甘边区忙于“肃反”时，以张闻天、周恩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已悄然到达陕北。很快，中央明确表示:“停止逮捕，停止审查，停止杀人，让中央解决一切。”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一个由董、王首道、张、李、等五人组成的党委，调查陕北的“肃反”。

11月5日，王首道等人抵达瓦窑堡。王首道时任国家政治安全局副局长，肩负着中央政府的特殊使命。当然，戴不敢正面对抗，乖乖地交出了“肃反”文件。他还特别告诉王首道，这些人，包括刘志丹，都是“右派反革命分子”。对于戴的恶劣态度，就连一向以儒雅宽大著称的也忍不住恨声说道:“像刘志丹这样的‘假革命’越多越好。像你这样的‘真正的革命’是不好的。”王守道先去找刘志丹等人，刘志丹等人还在关押中。刘志丹对王首道说:“我承认有错误，组织考试是必要的，但我是光明正大的。红25军来到陕北，帮助了我们很多。现在中央派人来了，我很高兴。”刘志丹在狱中吃了不少苦头，但完全没有个人怨言。11月7日，党中央宣布释放刘志丹、高岗、张秀山、Xi中勋等18人。张庆福受害最深。除了戴脚镣，他还戴上了一副手铐。因为血肉凝聚在一起，需要三四个小时才能挣脱枷锁。

后来，刘志丹、Xi仲勋等人异口同声地说:“中央救了陕北。”

这时，仍在前线指挥军事斗争的毛泽东，还记得陕北革命者问题的解决。11月18日，他与、彭专门致电张闻天、，指出:“有一批人被错捕，这是事实。”《卷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11月26日，中共中央西北局作出审查肃反工作的决定，严厉批评“肃反”过程中的粗暴无礼及其后果，承认这种后果“客观上帮助了反革命分子”。11月30日，张闻天在瓦窑堡主持召开党内积极分子会议，刘志丹发表公开讲话:“这次肃反是错误的，我们相信中央会找出问题，正确处理。我们也相信犯错误的同志会认识错误，改正错误，团结在中央周围共同努力。”同日，中共中央西北局对聂、戴作出处分决定。然而，刘志丹、高岗、张秀山、Xi仲勋等人仍持歧视态度。例如，张秀山被委派到红军大学担任政治教师。李曾客观地回忆说:“由于‘左’倾路线没有清算，陕甘边苏区的地方干部和军事干部还戴着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因此，他们的工作分配普遍不公平。”，中共党史出版社，1986)然而，刘志丹对此并不在意，他说:“工作要紧，个人的事都是鸡毛蒜皮的小事。情况复杂，意见不一。如果你再追求，你会增加事情，引起不和。一切都必须以事实为依据。”

复出后，刘志丹任中央军委西北办事处副主任、瓦窑堡卫戍司令、红28军军长，Xi钟勋任中共环县县委书记。

刘志丹之死

1935年12月17日至25日，中共中央召开了“瓦窑堡会议”。会议强调了东渡黄河的重要性。组建东征队伍时，中央再次想起了刘志丹。张闻天、李与刘志丹会谈，任命刘志丹为新组建的红28军军长，宋任穷为政委。直到晚年，宋任穷才感叹刘志丹的军事才能和在当地百姓中的威望。他说:“附近的敌人被风吓坏了。听说志丹同志率领的二十八军来了，不等我们打，连夜逃跑了。”1936年3月下旬，红28军进入神木、府谷。当地人听说刘志丹要来，都来参观。宋任穷看了道:“当地人不叫志丹同志为军长，都亲切地叫他‘老刘’。一个双目失明的老太太很激动地从人群中挤他出来，拉着志丹同志，从他头上摸他的脚，从他脚上摸他的头”。刘志丹还在这里见到了老战友张秀山，与他长谈了一夜。他们在前线浴血奋战，后方的“革命者”却继续说他们是“右倾机会主义者”，这让刘志丹和张秀山非常愤怒。刘志丹动情地说:“不管我们是不是右翼反革命分子，都要让他们在战场上看到。”刘志丹和张秀山没有想到这是他们最后一次谈话。东渡黄河后的三交镇战役中，刘志丹不幸被敌人射杀，身受重伤。他很快就去世了，享年33岁。

1943年5月2日，刘志丹的灵柩在志丹县公开安葬。军民肝肠寸断，许多人向大典跪拜。毛泽东亲自为其题词:“我在陕北只见过刘志丹同志一次，就知道他是个好共产党员。他的英勇牺牲是由于一次意外，但他对党和国家的忠诚将永远留在党和人民之间，不会被抹去。”周恩来说:“志丹同志在战场上牺牲了。本来他是高级指挥员，所以不需要上前线。他只是想洗洗自己，证明自己不是间谍。他宁愿牺牲自己从前线，所以他冲上去，莫名其妙地牺牲了。没有这次反革命运动，刘志丹同志就不会牺牲。”事实上，刘志丹死时还戴着“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他用自己的生命向党和人民作了最后的忏悔。刘志丹率部东征前，Xi钟勋去看他，刘志丹发自内心地对老同志说了一句话:“从多年的经验来看，我们党犯了许多左的错误，这是小资产阶级急性病和狂热的表现，企图在一个上午改变一切。他们读一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书，不看中国的现实，企图用空代替现实，不谈方法和策略，所以总是失败。有这种思想的人，当与个人主义结合起来，夺权又想成为轰轰烈烈的英雄，从而反对一切不同的意见。为了突出自己，连战友都要死。“刘志丹的这番话是1936年说的，现在已经过去了半个多世纪。与刘志丹背后频繁出现的类似陕北“肃反”的过往事件相比，可以看出他的忧虑和远见颇具历史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