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班人计划 60年代的“接班人计划”：中央党校青训班始末

“欢迎你们，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的接班人！”这句话震耳欲聋，听得人头晕目眩。这些20岁以下的年轻人很多来自工农家庭。他们做梦也没想到自己会与如此宏大的继任计划联系在一起。

1966年春节，中央组织部领导与“接班计划”部分成员合影留念。第一排:1965年毕业的顾仁峰、中组部二司司长赵振清、中组部副部长、中组部部长安。第二排:中组部二处工作人员唐，左起。第三排:左起1965届毕业生孙冠龙，右一为1964届毕业生张学群。图/受访者提供

作者:徐天

1965年8月底，19岁的任和其他44名学生坐在中共中央直属高级党校礼堂，等待“青年训练班”的开学典礼。

青年培训班实行五年学制，学员均为应届高中毕业生，均来自北京，毕业后将获得高等教育文凭。学校的绿化很好，像花园一样，但是宿舍空荡来荡去，大部分人下去开展“四清”运动。

一个矮个子中年妇女被包围了，走了进来。出生于干部家庭的任认出了郭，她是党校校长林峰的妻子，时任党校委员会委员、政策研究室主任、青年培训班班主任。

多年后，68岁的任可以一字不差地向《中国新闻周刊》重复郭的第一句话:“欢迎，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的接班人！”

这句话震耳欲聋，听得人头晕目眩。这些20岁以下的年轻人很多来自工农家庭。他们做梦也没想到自己会与如此宏大的继任计划联系在一起。

“我们要做好善后准备。”

1964年，中苏论战如火如荼。毛泽东又一次想起了“杜勒斯的预言”。

1958年10月28日，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有记者问中国是否会进行和平演变。杜勒斯回答说:“当然...具体时间我很难说，但不得不说，几十年的可能性大于几百年。”

据毛泽东秘书克林介绍，1959年11月，毛泽东在杭州召开小规模工作会议，讨论当时的国际形势。他请林克整理了杜勒斯关于和平演变的三篇演讲，并亲自发表评论，分发给与会者。

在毛泽东看来，阻止中国和平演变的关键措施之一是培养接班人。

引发他对接班人思考的，也可能与60年代初中共高级干部接连去世有关。

1961年，58岁的陈赓将军去世；1962年，63岁的李克农将军去世；1963年，61岁的罗荣桓元帅去世。在过去的三年里，18名少将以上的解放军将领牺牲。在当时的干部任期制下，没有接班人的问题被突出地提上了议事日程。

1964年5月，中组部副主任赵涵在1963年福建巡察时有感而发，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积极培育和大胆提拔新生力量》。文章认为，培养一个政治上、业务上成熟、经验丰富的干部，需要很长时间。因此，必须尽快动手，分批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

1964年6月8日，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首次提出培养接班人的问题。他指出，宋任穷的一份材料值得注意。

三个月前，时任东北局第一书记的宋任穷视察辽宁省盖平县。县太阳升公社河屯大队党支部对全大队200多名青年进行了认真调查，选取14人作为重点培养对象。之后，宋任穷给中央和毛泽东写了一封信，题目是《关于培养农村支部接班人的问题——报告一个有政治眼光的党支部》。

毛泽东在讲话中说:“这份材料要送到各县、各社、各队。怎么能不注意培养后代呢？现在，年轻人不允许上来。有人占座位，都是老人。总之，有突发事件，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命运。干部也要有一、二、三条线。你不能一个人死，没人管，你得准备几行。”

6月16日下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局第一书记会议在北京十三陵水库管理办公大楼召开。毛泽东再次提出接班人问题，提出要有几层接班人，从中央局、省、地、县到分局。

7月，毛泽东主持讨论中苏论战最后一篇文章《关于赫鲁晓夫的伪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的修改稿。

他说:“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在苏联的和平演变，给包括中国在内的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和包括中国共产党在内的所有共产党敲响了警钟。帝国主义可能对我们的第一代和第二代没有希望，但是他们希望第三代和第四代和平演变，正如杜勒斯公开说的那样。所以一定要做好善后准备，培养革命接班人。”

7月14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这篇文章，正式公开提出了培养全国接班人的问题。

彻底的调查

为了找出答案，1964年，中央组织部进行了一次全国性的调查。次年8月，《关于培养和推动新生力量参与县、地、省领导工作的报告》提交中央。11月17日，中央批准并发布了中央组织部的报告。根据指示，这是“关系全局和革命长远利益的战略问题”。

根据这份报告，南方12个省市自治区的省级干部中，地方干部占90%以上。在地方和县一级，主要是解放时南下的北方干部。129名地委书记中，南方地方干部37人，占29%；1092名县委书记中，南方地方干部306人，占28%。

北方八省，虽然以地方干部为主，地委书记平均年龄47岁，大部分县委书记都在42岁以上。

报告最后说:“过去十年，对培养和提拔新生力量和地方干部重视不够，这是干部工作的严重不足。”

1986年，中央组织部部署局局长杨志海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回忆说，他也看到过相关数据。20世纪60年代，省一级干部基本上参加了大革命时期的工作，地级干部大多参加了大革命后期或抗日战争时期的工作，县级干部基本上参加了抗日战争后期或解放战争初期的工作。

针对干部老龄化现象，报告提出了八条对策:制定培育和提升生力军的具体方案，并逐一落实；培养和提升新生力量要与四清运动相结合；在培养提拔南方省区地方干部时，要对北方民族领导干部进行适当调整，比如去其他合适的岗位或者调回北方；在少数民族地区，要注重推动少数民族新生力量；各地区、各部门要重视培养和提拔女干部中的生力军；做好老干部思想工作，所有老干部都要不遗余力，培养新生力量；如果有适应当地生活的南方干部，可以就地安排。“步骤必须稳定，我们必须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不要进行攻击。不要一下子换一大批，以免影响工作，影响干部团结。”

1964年，中央组织部开始执行提拔接班人的任务。人力是从各部门抽调的。

当时中组部有6个部门，干部不到250人。一个是综合部署部门，另一个负责党群政法干部综合调研，三个是分管工业的干部，四个是分管财贸农业的干部，五个是分管涉外的干部，六个是分管党的基层建设的干部，还有一个调研室和一个办公室。第二名唐，是调过来的人员之一。

现年86岁的唐，1963年加入中央组织部，是文化大革命前加入中央组织部的为数不多的老同志。在福建省福州市老干部局办公楼里，他向《中国新闻周刊》回忆说，自己加入中央组织部、提拔新生力量有一些渊源。

1963年，中组部副部长赵涵访问福建。临行前，他要求福建省委组织部推荐一位年轻有文化的县委书记到组织部工作。当时中组部部长安指示部里的主任下到县里锻炼，地方干部也可以调到部里工作。时任抚州市新店区区委书记、35岁的唐被推荐到。看了档案很满意，中组部把唐调到北京。

1964年，中央组织部率先提拔两名年轻人担任科级干部。中央组织部研究室一位32岁的年轻人升任副主任，后担任中共中央委员、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主任；安的秘书邱升任中央组织部办公厅副主任，文革后担任中央党校组织部部长。

59名继任者

1964年6月，中央组织部开始从高校毕业生中选拔接班人。

这个任务交给了第二个地方，只有唐一直负责。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按照中组部部长安的设想，这些入选的高校毕业生将按照特选、专训、专用“三专”原则下放到基层进行培训，他们将作为县委书记、公社书记、大队支部书记看自己未来的成长。

选拔的条件首先必须是党员。只有这一个，全国20万大学毕业生，只剩下2000人。

唐·文光记得，这2000人的选拔是根据政治条件第一、学术成绩中等偏上的条件进行的。这项工作由省组织部负责，名额分配到各省，沿海省份较多。家庭成员必须是工人、贫农、革命军人和革命干部，地主不应包括在内。

全国共有60名大学生入选，男生占大多数。

其中，天津入选4人。24岁的李毕业于南开大学核物理专业，时任该系团支部副书记。当他毕业时，所有的学生都决定了分配的目的地，只有他被“分配”。学生全部离校后，老师告诉他，他被中组部选中了。

25岁的杨志海是山东大学政治专业的一名学生，他是山东选拔的三名学生之一。

毕业前，山东省委组织部部署处的一位叫欧的处长和他谈了话。后来，他在中组部部署局工作后，经常与干部交谈。他当时不知道自己已经看过文件，充分了解情况后才组织人谈话。“说话就是看着人，看着你说话。”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填作业志愿时，部门通知他不用填，毕业后直接去中组部报到。

山东省委组织部支付了他的路费，让他先回老家。然后通知他直接到北京中央党校报到，在那里学习理论一年。不久，省委组织部再次通知他，不用去中央党校学习，直接去了江苏四清。

他后来了解到，1963年，中央党校原校长杨提出“一分为二”和“合二为一”，这被看作是反“一分为二”的哲学理论。因此，从1964年7月起，中央党校开始认可杨的“合而为一”理论，取消了原来的理论学习。

四清，原属于中组部培养计划中的二年级。

1964年7月和8月，在北戴河一号楼，毛泽东和他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学习的侄子毛远新，有一次关于接班人的著名谈话。

他提到:“阶级斗争是你的主课之一。你的大学应该去农村做四清，去工厂做五反。不搞四清就不了解农民，不搞五反就不了解工人。我不知道阶级斗争。大学怎么毕业？”

1964年夏末，这59名大学生中，约有20人被分配到江苏、山西和湖南四清。

李和杨志海去了江苏。有来自天津、山东、上海、江苏、福建等省的19名学生，由专门安排的优秀县委书记泰兴县委书记带队。一些工作能力强的同学被任命为大队下面的班组长，杨志海就是其中之一。

中组部领导专门看望了他们。“领导说，你的任务是做一辈子政治思想工作，组织一辈子工作，当一辈子干部。”李向《中国新闻周刊》回忆。

没有提到“接班人”这个词，但李意识到自己正在接受培训。“我知道来这里是为了改造自己。如果你做得好，你可以被提升。如果你做得不好，你将在当地度过余生。”

“继任者和继任者”

经过中组部调查，这59名大学生第一年表现不错。1965年，大学生人数翻了一番，选拔了120名大学生，女学生人数增加。

23岁的顾仁凤是上海交通大学特种冶金专业的毕业生，原本打算考研，但学校通知她被中组部选中去北京。“党的需要是我的第一选择，我当然服从分配。”顾仁峰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1965年，包括顾仁峰在内，上海从同济大学、复旦大学和上海交通大学挑选了9名应届毕业生，5男4女。他们和15名北京毕业生一起集中在北京，住在万寿路中组部招待所。

首先，他们参加了中央组织部的集体培训，学习毛泽东的《实践论》、《矛盾论》和《人的正确思想从何而来》，学习“四清”教材。

1964年，也有59名大学生从四清所在地来到北京参加培训，他们的代表也介绍了参加四清的经验教训。其中，顾仁峰后来的丈夫张学群毕业于复旦大学核物理专业。

培训期间，中组部二司司长赵振清在现场讲话，谈及“接班人、接班人”问题。“赵振清说，接班就是接管革命阶级，接管老一辈的革命事业；继任不等于接任官员。不要一开始就想着当官。但是接班是一定要接班的，所以一定要培养我们成为领导干部。”杨志海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许多年后，他仍然对演讲印象深刻。

至此，“接班人”开始正式提出。现在回想起来，杨志海认为这其实是“接班人计划”的一个弊端。“这让我们从一开始就知道自己很特别，有一种优越感。”

今年东北8所高校的17名高校毕业生没有来北京培训，而是在辽宁省委党校进行了现场培训。

25岁的李友存毕业于辽宁大学历史专业，一开始并不高兴能上榜。她是团支部书记，每年都是优秀学生。毕业时被分配到长春历史学院工作，却被告知去中组部。李友存说他想追求一个专业，不想做组织工作。为此，省委组织部派人找她谈话，告诉她作为共产党员，要服从组织和分配。

和这17名毕业生一起参加培训的，都是辽宁省委组织部选派的辽宁省接班人。

四清

1965年秋，1964年的59名大学生和1965年的北京、上海学生，随中央组织部领导去了河北、陕西、山西四清。山西由陈业平副部长带队，陕西由副部长带队，河北由安部长亲自带队。

杨志海和顾仁峰都在河北省石家庄市正定县十里铺公社十里铺大队从事四清工作。他们住在不同的村子里，吃住在农民家里，每天的伙食费是3毛钱，不允许超标。

杨志海对高标准的四清团队印象深刻。十里铺大队的队长是中组部第六师师长，副队长是安，别名韩人。教导员为河北省委组织部负责人，助理教导员为中央组织部研究室副主任。中央组织部行政处处长王廷栋分管后勤，安全工作负责人为石家庄市当地公安部门负责人。

李被分配到正定县十里铺公社东粮岭大队。被分配到这个大队的唐，除了参加四清之外，还负责检查大学生的表现。“我心里清楚，谁政治好，不能干，谁工作好，政治不好，谁这两方面都强。”他对李印象深刻，认为他在这两方面都很强。

按照计划，如果有人表现不好，会被退回学校重新分配，但这两年大家都表现不错，都留在计划里。

毛泽东的女儿李讷也参加了四次大扫除。当时李讷是北大历史系的大四学生，不在接班计划名单上，但她也参加了四清。为了培养她，她还当上了副组长。唐回忆说，她愿意吃苦，表现好，但工作能力需要磨炼。

李讷的身份只有部门知道。毕业于北京大学，后担任《光明日报》副总编辑的孙冠龙起了疑心，问唐。“我必须回答他，你应该知道，我会告诉你；不要问你不该知道的。”这几乎是中组部通用的标准答案。

1966年5月，由于表现突出，杨志海成为正定县委副书记。同届的另外两名山东籍大学生、张克志分别担任公社党委副书记、村支部副书记，实现了安希望的三级基层干部匹配安排。

上任前，杨志海去安征求意见。安文子要求他在县委副书记的岗位上至少干三年，然后再做县委书记。“他说，县委书记是一个关键岗位。如果你坐下，你可以不经过地委直接去。我的任务不是学习如何种植土地，而是善于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学会治理这个地方。”

青年培训班

除中央组织部外，中共中央直属高级党校也参加了新生力量的培养。经党校校长、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林峰提议，经中央书记处批准，党校开办了“青年培训班”，并与高等教育部合作，从全国各地选拔高中毕业生。

因为时间紧迫，1965年的青年训练班只招收北京的学生。中学推荐的毕业生，由中央党校组织部部长杨长春带队，中央党校和北京市委共同抽调人员组成督查组，经检查合格后录取。

45名高中毕业生进入该班，其中包括30名男生和15名女生，他们都在政治方面表现出色。

北京四中的三名毕业生入班:开国上将苏振华之子、外交部驻东德参赞宋之子宋、中共北京市委组织部副部长之子任。

高中时期，任成为四清时期的活跃分子。今年毕业后，老师叫他不要上大学，等中央党校考察，直接去参加青年培训班。

“四中孩子多，学校不断强调，接手老干部班，让红色山河不变色，是我们的责任。”任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时任中央党校党委办公室主任秘书金春明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中央党校全体教职员工都知道，这些年轻的学员是接班人。“既是中央党校的接班人，也是全国的接班人。”

因为是培养接班人，所以培养方法很特别。

学校安排宿舍的时候，费了不少心思。青年培训班三分之二来自工农家庭和普通干部，三分之一是高级干部。每个宿舍两个人总是想尽办法把干部的孩子和工农的孩子搭配起来。

8月开学后，不用急着上课。两个月来，他们每天进出图书馆自由阅读。学校破例给了他们最高级别的借书证借“灰书”。“我读过德拉什和托洛茨基的书。可见林峰对我们学生的期望很高，很开放。”任说。

教青训班的老师也很特别。大部分都是邀请党政领导，党校的老师也不多。

今年10月，青训班的学生全部下到四清，直到次年6、7月文化大革命开始才返校，很快就陷入了文化大革命的热潮。任参加“红战团”，因康生贴大字报被宣布为反动组织，被开除党籍。

她自己戴着一顶高帽游行。青年训练班被定性为“培育修正主义幼苗”的园地，成为他的罪行之一。

进入学校时，林峰就已经计划好，这些学生第一年去工厂、部队实习，最后一两年学习理论知识，五年后毕业，承担一定的负担，逐步培养。然而，这45名学生在过去的5年里，经历了4次大扫除、干校下放、参加班级整顿和整党，几乎没有上过理论课。

1970年，青年训练班的学生毕业了。这些“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的接班人”没有得到特殊待遇。毕业后，任和他的同学被分配到基层做工人和农民。直到1977年胡耀邦成为中央党校副校长，才得以平反，恢复党员身份。

一些年轻的受训者留在基层直到退休。也有一些靠自己的努力从基层脱颖而出的学生，比如后来担任《光明日报》副总编的李静睿，退休后担任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副院长的甄小英。任上世纪80年代任中央组织部青干局副局长。

据任所知，除了中央党校，地方党校和一些顶尖大学都以“培养接班人”为目的招生，但这个青年培训班无疑是最特殊的一个。这是中央党校历史上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招收高中毕业生。

返回

文革开始后，中央组织部的继任计划也中断了。

唐等中组部干部获悉，他们都回京参加体育运动。

和杨志海一样，大部分大学生都留在了当地，成为了公社和大队的干部。刘少奇战败后，他们被称为刘少奇的“黑昕薇”。杨志海被贴上了“刘少奇和安文子的黑奴才伸向河北”的标签，受到了批评。

杨志海回忆，文革期间，这两批大学生命运不同。有的人在基层工作，被批为“走资派”；有些人回到北京，去中央组织部讨论意见，然后就成了“造反派”。“但据我所知，即使你成为了叛逆者，你也不是很激进。”

唐曾经接待过这些谈论此事的人。“部门分散，领导靠边站。我不知道该拿这些学生怎么办。我只能告诉他们，回去后，我会参加革命，在风浪中成长。”

1969年还分配到东北白城地区中组部第五十七干校，后在河南洛阳制冷机械厂担任党支部书记。

1975年，中央组织部逐步恢复秩序，重建了办公室组、干部组、组织组、研究组。老干部开始出来工作。

中组部派人去问唐愿不愿意到部里工作，但他拒绝了。“当时，情况尚不明朗。如果再来一次文化大革命，我不知道我会怎么样。我还是想回到那个地方。”1976年回到福州，任市委宣传部副部长。1985年起任福建省人事局副局长、局长，退休后任省老干部局局长。

1975年，这两组文革前的接班人开始重新进入中央组织部的视野。

这一年，杨志海从石家庄地委调回中组部，分配到干部组下的调配组。1986年，他成为部署局局长。1992年离开中央组织部，先后担任黑龙江省副省长、轻工业部副部长。目前担任关爱下一代委员会常务副主任。

1978年，在沈阳日报社工作的李友存给时任中央组织部部长胡耀邦写了一封信。她问:文革前，选了一批大学生。现在有什么安排吗？你能回组织部吗？胡耀邦的秘书张耀光代表他回了信，说中央组织部会负责此事，让她耐心等待。

果然，1979年，李友存回到中央组织部，在老干部局工作。1981年，她成为党史部门的负责人，该部门专门处理不公正、虚假和错误的案件。1983年，他担任老干部局副局长。2000年从《人民日报》组工部主任岗位退休。

同年，李也从北京锅炉厂回到中央组织部。最后，他从中央组织部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的岗位上退了下来。

在他的印象中，当时还有其他几个进入中组部的大学生，但都来来去去。另一个工作到退休的人是马红振，他也是1964年的大学生，退休前是中央组织部第四局的副局级干部。

这两类大学生依然保持着春节或者外地来的人聚在一起的习惯，只是地域不同。顾仁峰在山西、陕西、河北四清只认识这50人，李友村在东北只认识17人。

所有179名大学生的名单现在无法获得。

杨志海在中组部部署局工作时，处理了179人中的大部分工作变动。他回忆说，他们中有很多人成为了局级、副局级干部，也有一些人远离政治，走上了技术岗位。比如顾仁峰，申请调到专业对口的北京冶金局，在技术岗位一直干到退休。

李友存进入中组部后，了解到这179名大学生原本是培养省部级干部的人选。然而，据她所知，最终只有四位正部级或副部级领导。除了杨志在海外，其他三位是:

张克志，1964年毕业于山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曾任正定县第四清议员，后任国务院副秘书长。

肖，1965年毕业于辽宁大学哲学系，东北17人之一，后任辽宁董事长。

1965年毕业于吉林工业大学的陈玉杰也是17人之一，后来成为国务院侨务办公室主任。

“培养接班人之路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走的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道路。当时只有一个标准，德才兼备，以德为先，没有任何个人色彩，没有任何不正之风，很公平。我们组没有人出大问题，也没有人被捕，所以这是一条值得肯定的路线。”杨志海告诉《中国新闻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