毙 周恩来发锄奸令：特科行动惩毙叛徒白鑫始末

20世纪30年代在吕班和乔佛里大街的交叉口。叛徒白昕在离这里不远的河泉坊被“红队”杀害。个人资料图片

年轻时的彭湃。个人资料图片

■中央军委开会时，接到告密的特务突然包围会场。周恩来由于某种原因未能参加越狱，彭湃等人也被逮捕

■彭湃正义后，周恩来极为愤怒。他指示陈赓迅速查明叛徒的下落并杀死他

■在戒备森严的法租界，发生了这样一起暗杀“大案”，部署计划周密，消息一出，在上海引起轰动

1929年11月11日深夜，在上海乔佛里大道附近的一所房子前，一名身穿黑色西装的男子当场死亡。当大量法国侦察兵和侦探到达时，人群已经散去，只留下几具尸体，包括那些穿着黑色西装的人...

彭湃英勇就义，周恩来亲自下令“反奸”

穿黑色西装的男子名叫白昕，湖南常德人。1926年3月考入黄埔四期，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参加八一南昌起义，1929年初回到上海任中共中央军委书记。

1929年8月23日，白昕秘密通知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农业委员会书记、江苏省委军委书记彭湃，说第二天下午将在他家里召开一个由中央军委书记周恩来参加的军事会议。24日下午开会时，周恩来因有其他更重要的事情暂时不能参加会议。

会议进行到一半，大批国民党特务突然秘密包围会场，冲进屋内，手里拿着名单逮捕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军委委员、江苏省委军事委员会委员彭湃、杨寅，中央军委委员、江苏省委军事委员会委员颜昌颐，负责军事运动的邢世珍被逮捕。

事件发生后，周恩来和主管中央特科的陈赓通过各种渠道得知党内有叛徒。这个叛徒就是白昕！大革命失败后，白昕已经被敌人的白色旅游陷阱吓到了。他通过在南京服装厂当厂长的哥哥，联系了国民党上海党部情报处长范正波。为了邀功，他提出可以帮助国民党抓吴昊、彭湃等共产党要员。范正波喜出望外，偷偷和白昕制定了计划。当他会见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时，他抓住了他们所有人。

周恩来指示陈赓设法查明彭湃、杨殷等同志被国民党内同志关押的地方，以便营救。通过我党在敌人内部的特务杨登瀛，陈赓很快知道了彭湃等同志被关押的地点，得知蒋介石已下令枪决彭湃等同志，行刑时间为8月28日凌晨。周恩来决定营救。

8月28日凌晨，满载彭湃、杨寅等同志的囚车从外白渡桥驶往龙华。

陈赓指挥的红队已经在事先计划好的地区埋伏好了。为了堵住囚车，他们还特意准备了一辆装满大米的大卡车。在卡车后面，几十名红色玩家在外景地装扮成电影工作者，秘密信号一响，他们就投入战斗。他们还没有枪，因为他们害怕在路上被特工搜查。在陈赓那里，专门安排了一辆车来运送枪支，到了约定的时间就会开到指定的地点。

囚车经过。然而，敌人已经为反抢劫法庭做好了准备。这一天，不仅出动了大批军警，沿途还实施了戒严。敌我力量悬殊，专门运送枪支的车辆由于敌人层层盘查，未能及时到达伏击地点，为了避免不必要的损失，不得不忍痛放弃原计划。

彭湃死后，周恩来极为愤慨。他指示陈赓迅速查明叛徒白昕的下落，绝不原谅他！

白昕成了“缩头乌龟”，柯大文成了“长线钓大鱼”

陈赓立即安排上海地下党组织寻找白昕的下落。然而，知道自己处境的白昕却成了“缩头乌龟”。为了从他身上“榨取”更多的“油水”，上海党部情报处处长范正波亲自送给他一个“龟壳”。虽然地下党组织一直四处打听，一直没有白昕的消息。

这时，整天极度恐慌的白昕已经吓出了头痛。1929年9月下旬，白昕突然和国民党特务一起去上海盛达医院看望柯大文医生。他没想到柯达是中国共产党的地下党员，原名克林。

检查完病情，柯大文说:“坐下。楼下有一些药。我去拿。”他急忙下楼到邻居家给陈赓打电话，却发现白昕此时已经变得惊恐起来，等他回来时，白昕已经悄悄离开了。

听完汇报，陈赓指示柯达文:“如果他想再来找你，先稳住他。我们的人随时都会到！”

白昕在党内的地位比较低。此外，他到上海后不久就不知道可达文的真实情况。他只知道柯达文是个好医生，是个外表书呆子气的广东人，不像共产党员。果然，几天后，白昕又打来电话，让柯达文去法租界的一家餐馆见他。柯达文问是哪家酒店，白昕说到了法租界会有人告诉他。

柯达及时向陈赓报告了这一新情况。陈赓指示他在约定的时间去，并且一定要照顾好治疗。有必要让白昕感觉到治疗后病情明显缓解，感觉不到已经恢复。柯达明白了。

柯达如期抵达白昕的酒店。除了妻子，范正波还和白昕在一起。一见面，白昕就怀疑地问:“那天，你说要下楼吃药，你怎么出去了？”“哦，是这样。”柯达平静地回答，“我下楼去找药。我想出去转到药房。我以为我会很快回去。但是我回来了。你怎么去的？连药都没吃！”“那天我很着急。快到看表的时间了。我迫不及待地吃了药，不得不离开。”白昕也编了个谎。

柯大文看到他生病后，白昕离开他去喝咖啡。其实他对柯大文也不太确定，所以想跟他多待一段时间，让范正波观察一下。

白昕说:“你们医院太小了，应该买一栋有一些高级床位的楼。”柯大文摇摇头说，“我是外国人。我在上海没有亲戚朋友。谁来帮忙？”白昕立即从行李箱里拿出500元钱递了过去:“拿去！未来合作的日子还很长！”

柯达不想收叛徒的钱，但怕他们怀疑。稍作让步后，他迅速把钱放进口袋，千恩万谢后起身离开。看着他远去的背影，白昕和范正波相视一笑，把心放在肚子里。

Koda Wen出了酒店，坐电车转了几圈，见身后没有特务盯梢，赶紧找陈赓汇报，把500元钱交给了党组织。陈赓很高兴，说:“好！继续侦察，一定要盯紧他！”

几天后，白昕觉得吃了柯达文开的药后，病情缓解了很多，要求柯达文再去看病。这一次，车停在了乔佛里大街4巷43号和方泉门口。过几天，他们又邀请柯达来这里。柯达文估计这是白昕的藏身之处。因此，柯达向陈赓报告了这一重要信息。

深入“虎穴”，杨登瀛“义结”叛徒

柯达掌握了白昕的藏身之处，陈赓不禁喜出望外。但柯达受限于身份，未来只能做一些外围工作。要真正深入敌人内部，盯紧白昕，他必须另找同志。

陈赓又一次想到了杨登瀛。原名鲍的，自幼在日本生活和学习。他是一个真正的日本将军。进入国民党特务机关后，陈立夫视他为心腹，任命他为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驻上海特派员。到达上海后不久，杨登瀛因为同情共产党人，成为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个不是党员的特务。杨登瀛利用自己的关系，经常出入上海国民党的上层社会，在危急关头挽救了许多上海地下党的同志。

陈赓把周恩来的“反奸”指示告诉了杨登瀛。杨登瀛心领神会:“我马上去了解一下白昕的情况，我们就可以开始了。”

第二天一早，找了个理由去范府游玩。陈立夫和敬酒人都亲自来了，但范正波不敢怠慢。他们在客厅聊天的时候，白昕下楼去院子里散步。杨登瀛假装不认识他，问他是谁。范正波把白昕介绍给他。

能够见到，白昕受宠若惊:“杨专员，希望以后能给你更多的建议！”杨登瀛笑着说:“你能为逮捕彭湃做出巨大贡献！”白昕搓着手说:“别不敢！可惜吴昊没能参加会议，不然跑不了。”杨登瀛用一句双关语说:“我必须向中央组织部报告，并奖励你的‘工作’！”

之后，杨登瀛多次去范公馆和白昕聊天，很快就成了“朋友”。有一次，他故作关切地对白昕说:“彭湃案轰动全国。估计共产党不会轻易饶了你。你不要去任何地方，住在范府，否则会导致灾难。”白昕顿时出了一身冷汗，苦苦哀求道:“专员，能不能请南京中央指示，让我去南京？”杨登瀛说:“你现在不能走！过一会儿，风小了，动也不晚。”白昕无奈:“是的，是的……但是在我心里……”杨登瀛说:“别怕！有了我，你就放心了！”

虽然住在国民党大特务家里，白昕还是觉得不安全。不久，他被允许去意大利避风，并把这个消息告诉了他的“好朋友”杨登瀛。

接到这一重要情况后，陈赓立即向周恩来汇报。周恩来指示，必须查明白昕逃跑时的确切时间、乘船次数、出发地点和坐什么车到码头，并指示陈赓组织精干的“反奸”队员，坚决清除汉奸，决不让他出逃国外。

白昕和范正波约定1929年11月11日深夜11点离开。车子停在豪宅后门，让白昕和妻子出门时上车。

站在一边的杨登瀛认为范正波的“反奸”计划很可能会落空，于是急中生智，对范正波说:“你的计划可能不错。但是在半夜，在门口停车会引起人们的注意。万一有什么消息……”

范正波和白昕认为杨登瀛说得对。最后决定车停在43号入口，停在50米外的巷子里。

1929年11月11日晚，以辞职为名前往范公馆侦察，并送给白一盒点心“表点心意”。白昕感动得流下了几滴眼泪，为她对杨登瀛的“照顾”。杨登瀛见白昕还在按计划逃跑，便放心地离开了。

夜静更深，负责伏击汉奸的“反奸”队员按计划分别潜入方泉，布置在43弄4弄后门。11时许，43号院后门悄然开了一道缝，闪出7人:白昕夫妇、范正波兄弟和3名“押运”特工。

他们刚走了几步，突然有人在黑暗中喊道:“白昕，去哪儿！”然后是“砰，砰”的两声枪响。范正波的弟弟喊道:“有埋伏，快……”他还没说完，就被击中，倒在地上...战斗很快结束了。白昕、范正波的弟弟和两名间谍被杀，范正波和白昕的妻子受重伤。在戒备森严的法租界，发生了这么大的暗杀案，部署计划周密，消息一出，媒体争相报道，立刻在上海引起轰动。摘自《党史概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