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操高陵 邺人张承基之乱与曹操高陵被毁事件

曹操高陵发现之后，笔者在文物部门及曹操高陵考古队的帮助下，曾多次赴安阳对其进行考察。从清理结果看，其中有两个盗洞穿入墓室，它们分别被考古队编为1号盗洞与2号盗洞。据曹操高陵考古队分析，2号盗洞为现代盗洞；1号盗洞为古代盗洞，在清理1号盗洞时，距地表5米处存在有随葬的画像石残块等被盗文物。由于盗洞上层被人取土所扰动，形成时间难以判断。

那么曹操高陵早期被盗究竟发生于何时？笔者兹就此问题进行考察，略陈管见，以就教于学界同仁。

一

学术界及关心曹操高陵的社会人士对于曹操高陵发表了许多好意见。许多人都关注到一个细节，即1998年发现的十六国时期后赵纪年《鲁潜墓志》，对曹操高陵的认识具有重要意义。

然而学者对墓志的释读存在分歧，亦有人对墓志的真伪提出质疑。鉴于鲁潜墓志与曹操高陵的密切关系，我们的讨论想从这方墓志开始。为研究方便，现将学者发表的《鲁潜墓志》释文移录如下：

赵建武十一年，大岁在乙巳，十一月丁卯朔，故大仆卿驸马都尉渤海赵安县鲁潜，年七十五，字世甫，以其年九月廿一日戊子卒，七日癸酉葬。墓在高决桥陌西行一千四百廿步，南下去陌一百七十步，故魏武帝陵西北角西行四十三步，北回至墓名堂二百五十步。上党解建字子泰所安，墓入四丈神道南向。

墓志释文中，大多学者引用而未释、以“”字符号替代之字，部首为“阝”，即从“阜”，为一隶书的“师”字，关于该字，宋人洪适已有释，见氏之名著《隶释》。笔者想对上述墓志释文标点稍做调整，以期合于原义。主要是将“故魏武帝陵西北角西行四十三步”一句，自“故魏武帝陵”五字断开，上属。“西北角西行”下属。理由是，通常所见墓志大多以本墓所在为中心描述其四至方位，鲁潜墓亦应如此。而依上引断句，“西北角西行四十三步”，属“故魏武帝陵”，则“故魏武帝陵”成为墓志所述之中心，而以魏武帝陵为中心来步测鲁潜墓明堂不仅与常见不合，亦要先南后北往返绕道。调整后墓志释文标点如下：

赵建武十一年，大岁在乙巳，十一月丁卯朔。故大仆卿、驸马都尉、渤海赵安县鲁潜，年七十五，字世甫，以其年九月廿一日戊子卒。七日癸酉葬。墓在高决桥陌西行一千四百廿步。南下去陌一百七十步，故魏武帝陵，西北角西行四十三步，北回至墓名堂二百五十步。师上党解建字子泰所安，墓入四丈，神道南向。

建武为十六国时期后赵石虎的年号，赵建武十一年即东晋穆帝永和元年，岁在乙巳，为公元345年。考之历日，其年正月甲戌朔。排历谱，墓志所言“十一月丁卯朔”、“九月廿一日戊子”、“七日癸酉”皆合朔，证墓志无误。据墓志，墓主人鲁潜当卒于后赵建武十一年九月二十一日，葬于其年十一月七日。太仆卿，秦汉以来为九卿之一，掌皇帝车马即官营畜牧业生产。《汉书》卷19《百官表》：“太仆，秦官，掌舆马，有两丞。属官有大厩、未央、家马三令，各五丞一尉。又车府、路軨、骑马、骏马四令丞。又龙马、闲驹、槖泉、騊駼、承华五监长丞。”魏、西晋时，太仆职任与汉大略相同。《晋书》卷24《职官志》：“太仆，统典农、典虞都尉，典虞丞，左右中典牧都尉，车府、典牧、乘黄厩、龙马厩等令。典牧又别置羊牧丞。”《宋书》卷39《百官志》亦曰：“太仆，掌舆马。”驸马都尉则无职掌，魏晋以来多为加官授予亲、近之臣，亦为贵族子弟起家官，以示荣宠。渤海、上党皆郡名。渤海赵安县则待考。安葬鲁潜的上党人解建，自称为“师”。当为鲁潜之属吏。太仆掌畜牧业，其辖有将牧公马牛的机构“牧师苑”。《汉书》卷19《百官表》：太仆“又边郡六牧师苑令，各三丞。”师古注曰：“《汉官仪》云牧师诸苑三十六所，分布北边、西边，分养马三十万头。”《续汉书·百官志》：“太仆，卿一人，中二千石。……有牧师苑，皆令官主养马。”牧师苑，由牧师主养马。安葬鲁潜的、自称“师”的上党人解建，应该是主管养马的牧师、鲁潜的属吏。汉碑中常见掾属安葬官长、立碑记事的铭刻。如《巴郡太守张纳碑》碑阴附刻参与安葬张纳的巴郡属吏，如仓曹掾，功曹史等称掾与称史者七十余人， 《隶释》收录汉魏碑碣189种，其中187种为墓主之门生故吏所立，2种为墓主的察举同年所立。

正如洪适所言：“汉碑多门生故吏所立，至于同舍为之者，唯武斑及柳敏两碑。”由属吏来安葬长吏、铭志记事，符合汉晋葬俗。

鲁潜墓志的内容，主要是以本墓为中心来描述鲁潜的四至及与这些标志性建筑的关系。据墓志，鲁潜墓的位置“在高决桥陌西行一千四百廿步”，即鲁潜墓向东1420步是高决桥；向南，“南下去陌一百七十步”，是“故魏武帝陵”；鲁潜墓之“西北角西行四十三步，北回至墓明堂二百五十步”。这样我们就可以明确，鲁潜墓的东面是高决桥，南面是曹操高陵，北面是墓的明堂。据墓志所描述，高决桥陌应该是一条东西向的陌道，鲁潜墓、曹操墓二者分别处于高决桥陌的北、南两侧。鲁潜墓“南下去陌一百七十步”为曹操墓，因此曹操墓应该在陌南170步。而鲁潜墓居陌北，因为其“墓道南向”，离陌道应该还要留有一定的步距。也就是说，鲁潜墓与曹操墓的实际距离应该在170步以上，从墓志的形制、字体、志文内容等综合来看，鲁潜墓志的真实性应无疑问。

在鲁潜安葬的时候，安葬鲁潜并为鲁潜写墓志的人，为何知道曹操高陵的准确位置？答案只能有一个，即此时曹操高陵业已被盗并暴露，成为尽人皆知的所在。

曹操生前规划自己的丧事，遗令要求薄葬。薄葬的主要内容有二：一是陵上“不封不树”；二是墓室内“敛以时服”、“勿葬金玉”。而薄葬的意义，除却扭转奢侈、厚葬的世风，惜爱民力，惜爱社会财富之外，还有一深意，即企求墓主人的安宁。对于曹操的心思，曹丕理解得最为深刻、准确。曹丕追随其父，生前亦遗诏薄葬。黄初4年，他预为终制，对臣下说：“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国，亦无不掘之墓也。丧乱以来，汉氏诸陵无不发掘，至乃烧取玉匣金缕，骸骨并尽，是焚如之刑，岂不重痛哉！祸由乎厚葬封树。”

正是在汉末社会激烈的战乱、动荡中，耳闻目睹汉代皇陵遭受盗掘、焚毁的惨状，使曹操、曹丕父子萌生了死后陵寝安危的忧虑。曹丕要求自己的陵墓也要像父亲的一样，不要封树，甚至也不立寝殿，不造园邑，以消除一切陵墓识别性标志。曹丕诏告臣下：“封树之制，非上古也，吾无取焉。寿陵因山为体，无为封树，无立寝殿，造园邑，通神道。夫葬也者，藏也，欲人之不得见也。骨无痛痒之知，冢非栖神之宅，礼不墓祭，欲存亡之不黩也，为棺椁足以朽骨，衣衾足以朽肉而已。故吾营此丘墟不食之地，欲使易代之后不知其处。”曹丕在此揭示了其反复要求死后薄葬的一个最根本的目的，即希望在其死后发生**、改朝换代、社会动荡之时，他的墓葬能够因为不为人所知而留存下来，保护其死后的安宁。因此，他告诫臣下，薄葬就是忠于他，有功于他；厚葬就是害他，有罪于他：“汉文帝之不发，霸陵无求也，光武之掘，原陵封树也。霸陵之完，功在释之，原陵之掘，罪在明帝。是释之忠以利君，明帝爱以害亲也。”

从鲁潜墓志对曹操高陵地理位置的准确描述，可知当时曹操高陵已经暴露。对于建都于邺，贪求财富，疯狂盗墓，“囊代帝王及先贤陵墓靡不发掘”的石勒、石虎来说，不光顾已知的曹操高陵是不可能的。因此，我们判断后赵时期曹操高陵业已被盗，当无疑问，那么石勒、石虎是否是最早盗掘曹操高陵的人？曹操高陵最早被盗究竟在何时？

由文献考察，曹操高陵最早被盗时间应该在西晋。具体来讲，是在西晋八王之乱中成都王司马颖镇邺期间。西晋宗室、成都王司马颖于晋惠帝元康九年正月，“为镇北大将军，镇邺”。晋惠帝永兴元年八月，被西晋将领王浚所败，逃离邺城。在邺时间前后六年。正是在此期间，曹操高陵被盗。时任司马颖属吏、镇北大将军府司马的陆云，在与其兄陆机的书信往来中，曾披露曹操高陵被盗的信息。

陆机，字士衡；陆云，字士龙，兄弟二人是三国吴时名将陆逊之孙、陆抗之子，是西晋著名的、在中国文学史上据有一席之地的文学家。陆氏兄弟在吴亡之后归晋，他们虽出身于先后与魏、晋相对的敌国，却对曹操甚为敬佩。晋惠帝元康八年，陆机身在秘书，料检省中秘籍时，发现曹操薄葬遗令，读后不禁为之动容，写下名篇《吊魏武帝文》，抒发自己的伤感之情。机、云兄弟同好文学，常书信往返，讨论诗文。陆机的《吊魏武帝文》，引起陆云的共鸣及对曹操故事的关注。因此，陆云在邺城任司马颖的大将军司马时，以公务巡察邺城，发现有关曹操遗事、遗物、遗迹，常以书信告知陆机。文渊阁《四库全书》所收陆云文集《陆士龙集》，保留有数十封陆云与其兄陆机往来书信，其中一封谈到他在视察邺城时所见曹操之遗物：

一日案行，并视曹公器物。床荐、席具、寒夏被七枚。介帻如吴帻。平天冠、远游冠具在。严器方七八寸，高四寸余，中无鬲，如吴小人严具状，刷腻处尚可识。疏枇、剔齿纤綎皆在。拭目黄絮二在，垢，垢黑，目泪所沾污。手衣、卧笼、挽蒲棋局、书籍亦在。奏案大小五枚，书车又作岐案，以卧视书。扇如吴扇，要扇亦在。书箱，想兄识彦高书籍，甚似之。笔亦如吴笔，砚亦尔。书刀五枚。琉璃笔一枚所希闻。景初三年七月，刘婕妤折之……见此期复使人怅然有感处。器物皆素，今送邺宫。大尺间数，前已白。其繐帐及望墓田处，是清河时……台上诸奇变无方，常欲问曹公，使贼得上台，而公但以变谲，因旋避之，若焚台，当云何？此公似亦不能止。文昌殿北有阁道，去殿文，内中在东，殿东便属陈留王内，不可得见也。

在书信中，陆云首先详细介绍了其所见曹操遗物，有床荐、席具、寒被、夏被、介帻、平天冠、远游冠、严器、疏、枇、剔齿纤綎、拭目黄絮、手衣、卧笼、挽蒲棋局、书箱、奏案、书车、扇、要扇、笔、琉璃笔、砚、书刀等。

其次，陆云以类比、联想的方法，向陆机描述了所见器物的形态。例，“介帻如吴帻”。严器，“如吴小人严具状”，“扇如吴扇”。“书籍，想兄识彦高书籍，甚似之”。“笔亦如吴笔，砚亦尔”。接下来，“琉璃笔一枚所希闻。景初三年七月，刘婕妤折之……”一句，有漏简，颇费解琉璃笔，应该是以琉璃为笔杆所做成的笔。王羲之《笔经》：“昔人或以琉璃、象牙为笔管，丽饰则有之。然笔须轻便，重则踬矣。”而景初是魏明帝的年号，刘婕妤当为魏明帝之婕好，本与曹操遗物琉璃笔无涉。然以文意理解，此句当承上。即陆云在向其兄陆机类比、联想描述“书籍，想兄识彦高书籍，甚似之。笔亦如吴笔，砚亦尔”之后，接着应该讲琉璃笔似什么，但“琉璃笔一枚所希闻”，时为罕见，想来其兄陆机亦未曾见过。不好类比。然“希闻”，不是“未闻”，史籍中有“琉璃笔”之记载。故陆云转而征引史籍，言魏明帝时，刘婕妤折过一支琉璃笔，以提起联想，因此，此句补全，似为“景初三年七月，刘婕妤折之”。即陆云告诉陆机，琉璃笔虽“所希闻”，但史乘有之。

再次，陆云告诉陆机，这些曹操遗物，在他检视之后的归宿——“今送邺宫。”即陆云在检视完这些曹操遗物之后，将这些曹操遗物已送往曹操后人、曹魏逊帝——陈留王的王宫。

最后尚有几处文字需补释。第一，“大尺间数”之“大”，疑为“丈”，字之形讹。“大尺”，当作“丈尺”。“丈尺”为汉魏两晋时度量常用语。《汉旧仪》：“有权衡之量，不可欺以轻重：有丈尺之度，不可欺以长短。”又《晋书》卷88《孝友传》：“修壁坞，树藩障，考功庸，计丈尺，均劳逸。”“丈尺、间数”，疑为陆云言及度量三台及三台上之建筑时语。郦道元《水经注》漳水过邺县西注：“城之西北有三台，皆因城为之基，巍然崇举，其高若山，建安十五年魏武所起。”又曰：“中曰铜雀台，高十丈，有屋百一间……南侧金虎台，高八丈，有屋百九间。北曰冰井台，亦高八丈，有屋百四五十间，上有冰室，室有数井，井深十五丈，藏冰及石墨焉。石墨可书，又燃之难尽，亦谓之石炭、又有栗窖及盐窖，以备不虞。”而陆云“丈尺、间数”之语，正与《水经注》言及三台及三台上建筑之语合。第二，“其繐帐及望墓田处，是清河时……”一句，不可卒读。疑为陆云告知陆机，《吊魏武帝文》中所提到之铜雀台上的“设繐帐处”及眺望曹操高陵的“望墓田处”，是他在任清河内史时曾到过的地方。陆机《吊魏武帝文》引曹操遗令有：“吾婕妤妓人，皆著铜爵台。于台堂上施八尺床，繐帐，朝晡上脯糒之属，月朝十五，辄向帐作妓，汝等时时登铜爵台，望吾西陵墓田”之语。陆云在任成都王颖镇北大将军司马之前，任职清河内史，清河时亦属司马颖所辖，陆云以清河内史的身份，到邺城拜见成都王颖，可能凭吊过曹操遗迹，故有“其繐帐及望墓田处，是清河时……”之语。第三，“文昌殿北有阁道，去殿文”句，“去殿文”之“文”字，亦当作“丈”即文昌殿北有阁道，阁道离文昌殿有丈间之距离。

在疏通陆云与其兄陆机的书信之后，我们来讨论本文所涉的一个重要问题，即陆云书信中谈到的曹操遗物来自何方？从陆云书信可见、曹操的这些遗物大多为日常生活及文房所用品，除“琉璃笔一枚所希闻”之外，余无可宝，符合“常所用”之谓。

曹操死后，其遗物所存，最有可能之处应该有二：一是曹魏宫室，二是曹操高陵墓葬，曹魏宫室之遗物，应该是魏晋禅让，曹奂由洛阳退居邺之后，归于邺宫，因此，陆云所捡视之曹操遗物，最有可能来自两个地方，即邺城的陈留王邺宫或邺西的曹操高陵。

我们推测，曹操遗物自邺宫盗出，并非没有可能，但上述物品自邺宫盗出之可能则极小，一是陈留王宫戒备森严，曹奂被迫禅让，退居邺城之后，被晋武帝降封为陈留王，陈留王表面上接受晋朝礼遇，但实际上受到晋朝软禁，被监视居住，不得与民间交通，为防范曹魏宗室作乱、复辟，西晋在邺设有“监邺城诸军事”一要职，终西晋一朝，自泰始元年至永嘉之乱。“监邺城诸军事”职虽有更替，除泰始六年至泰始八年间，由山涛担任外，均在西晋宗王们中替换，不假外姓。先后担任这一职务的有：济南王遂、高阳王珪、彭城王权、高密王泰、赵王伦、河间王颙、南阳王模、范阳王虓、新蔡王腾等10位宗王，其中任职最久的是赵王伦，在职15年。由西晋宗王统领重兵，负责对陈留王的监禁，可见西晋对陈留王监禁的重视，陈留王等被软禁的曹魏宗室，不得擅离邺宫，不得与民间联系；晋王朝的官民也不得因私进人邺宫，与陈留王等被软禁曹魏宗室交往。如陆云自己虽身为“监邺城诸军事”、大将军、成都王司马颖的重要臂膀———右司马，亦称文昌殿“殿东便属陈留王内，不可得见也。”因此，一般人要进入防范森严的邺宫，盗出曹操遗物的可能性极小，二是上述物品多为普通常见之生活、文房用品。而盗贼最基本的目的是求财，对于冒着生命危险，能够进入戒备森严邺宫的盗贼来说，不盗取有价值的金玉珠宝，而盗取这些自曹操没世至此已八十多年的、没有财富价值的、草织的“床荐”、竹编的“席具”、垢迹斑斑的“拭目黄絮”，甚至是剔牙的竹签“剔齿纤”，未免不可思议。而搬着“揍案”、“书籍”、“书车”等大件物品，要在戒备森严的邺城招摇过市、翻墙越城，又掩人耳目，谈何容易！因此，我们推测，陆云所检视的这些曹操遗物，应当来自被盗的曹操高陵。

陆云与其兄陆机书信，理应谈到这些曹操遗物的来历，信中既有“大尺闻数，前已白”之句，说明在此封书信之前，陆云已与陆机有过言及曹操相关的书信，可惜这些 “前已白”的书信已散佚，具体内容不可得知。

《陆士龙集》尚收有陆云致其兄陆机其他书信片段。其一曰：“一日上三台，曹公藏石墨数十万片，云烧此消复可用，燃烟中人。不知兄颇见之不？今送二螺。”《初学记》、《太平御览》等引，与此大略相同。石墨，古一称石碳，即今煤炭。“数十万片”，二书则均作“数十万斤”，《初学记》：“陆云《与兄书》曰：“一日上三台，曹公藏石墨数十万片，云烧此消复可用，然不，兄颇见之不，今送二螺。”《太平御览》：“陆云《与兄机书》曰：“一日上三台，曹公藏石墨数十万斤，云烧此消复可用，然不知兄颇见之不？今送二螺。”今从《初学记》、《御览》，当作“数十万斤”，邺城三台藏有石炭，与《水经注》所言和，前揭《水经注》卷10《浊漳水注》，言邺城三台，“北曰冰井台，亦高八丈，有屋百四十五间，上有冰室，室有数井，井深十五丈，藏冰及石墨焉，石墨可书，又燃之难尽，亦谓之石炭，” 《太平御览》卷714《服用部》引陆云与其兄陆机书的又一段曰：“陆云《与兄书》曰：一日行，曹公器物，有剔齿纎，今以一枚寄兄。”又明梅鼎祚编《西晋文纪》卷17辑陆云与兄陆机书片段有：“今日复案行曹公器物，取其剔齿籖一个，今以送兄。”梅氏自言，陆云“与兄平原书三十八首，中多讹脱。”按，“纤”即“签”。清吴景旭《历代诗话》卷65：“《蓉塘诗话》曰：赵松雪《老态诗》老态年来日日添，墨花飞眼雪生髯。扶衰每藉过头杖，食肉先寻剔齿籖。……陆云《与兄机书》云：‘今日复案行曹公器物，取其剔齿籖一个，今送兄。’一本赵诗，籖作纎，按，即籖字也。”又《实物纪原》卷3引陆云《与兄机书》亦作“签”：“陆云《与兄机书》曰：按行曹公旧物，有刷泥处尚识，又别有剔齿籖，疑自秦汉已来也。”

二

陆云与其兄陆机书信中所列之曹操遗物，与曹操高陵出土名物石牌所载之物名额有相应者，据曹操高陵考古队介绍，曹操高陵出土刻铭石牌有六十余块，这些石牌大多是随葬器物的说明牌，二者相对应，如：石牌有“四幅被一”，陆云与其兄陆机书有“寒夏被”；石牌有“樗蒲牀一”，陆云与其兄陆机书有“挽蒲棋局”；石牌有“寻莱茵二”，陆云与其兄陆机书有“床荐席具”。茵即辱。《汉书》卷27中之上《五行志中之上》：“成帝鸿嘉、永始之间，好为微行出游，选从期门郎有材力者及私奴客，多至十余，少五六人，皆白衣袒帻，带持刀剑，或乘小车，御者在茵上。”师古曰：“袒，不加上冠。”苏林曰：“茵，车上蓐也，御者错乱，更在菌上坐也。”师古曰：“车小，故御者不得回避，而在天子茵上也，茵，音因。”

陆云与其兄陆机书有“书车”。陆云解释：“书车，又作岐案，以卧视书。”岐通歧，歧案，当有别于常见的“一”字形机案，而为一种自“一”字形机案两边歧出的“Ⅱ”字形机案，这种机案的优点在于，使用者在读书时可以将简帛，纸张等铺陈于面前之机案，侧身替换依凭左右歧出的侧案，“以卧视书”，减轻疲劳。可以对应的，出土石牌有“木軵机一”，“軵”，《玉篇·车部》：“軵，轼也。”轼为车箱上正面及左右共三面环绕的，拱乘人依凭的横木。《说文》：“轼，车前也。”段注：“此当作车舆前也。……戴先生曰：‘轼与较皆车阑上之木，周于舆外，非横在舆中，较有两，在两旁，轼有三面，故《说文》概言之曰车前，轼卑于较者，以便车前射御执兵，亦因之伏以式敬。’”又《释名》：“轼，式也。所伏以式敬者也。”毕沅注曰：“《御览》引作‘式所敬者’。案当云‘伏以式所敬者也’。”“木軵机”者，之所以以“軵”名机，当以机似“軵”状而得名，而陆云所言“书车”、“岐案”者，也恰为“Ⅱ”字形岐案缘自车“軵”之一证，概言之，陆云所言之“书车”、“岐案”，即汉代之“軵机”，由此可见汉魏至西晋百年间名物语词之流变，其差别不可小觑。按早期“机”、“案”本相区别，二者造型略同，细辨之，则“机”窄“案”宽。如“食案”不作“食机”，以其宽大，摆放食品、食具多。然东汉以来至魏晋，机案已渐次混用，文献互训。“案”，《说文》：“案，几属。从木，安声。”段注：“戴先生云，案者，棜禁之属。……后世谓所凭之几为案，古今之变也。”一训“机”为“案”，《文选·嵇康与山巨源绝交书》：“又不喜作书，而人间多事，堆案盈机，不相酬答，则犯教伤义。”吕延济注：“机，案也”陆云与其兄陆机书有“奏案大小五枚”。出土石牌有“八寸机一”、“五尺漆薄机一”、“书案一”。“八寸”、“五尺”，皆言机之宽度，以东汉尺一，当今24厘米换算，“八寸”当今19.2厘米，“五尺”当今120厘米，“五尺机”谓大，“八寸机”谓小，正当陆云所言之大、小奏案。

陆云与其兄陆机书：“拭目黄絮二在，垢，垢黑，目泪所沾污。”承蒙潘伟斌先生见示，出土石牌有“绒手巾一”一块。陆云所言这看起来沾污有泪水垢痕的“拭目黄絮”，当即“绒手巾”。“绒”即熟丝。《正通字·糸部》：“绒，熟练丝。” “絮”亦为粗丝绵、熟练丝。《说文》“絮，敝锦也。”段注：“敝锦，熟锦也，是之谓絮。凡絮必丝为之，古无今之木绵也。”而“绒手巾”，当为熟练丝所织之手巾，以手巾拭目，当其功用。《太平御览》卷716《服用部·手巾》引《汉明臣奏》曰：“王莽斥出王闳，太后怜之，闳伏泣失声，太后亲自以手巾拭闳泣。”又引《江表传》曰：“孙权克荆州，将吏悉皆归附，而潘浚渧泣交横。慰劳与语，使亲近手巾拭其面。”絮为织物之丝，不是丝织品，不能直接用以拭目，且留下目测可以辨认的泪垢。“拭目黄絮二在”，或作“拭目黄絮巾在”。“二”为“巾”字之讹。“絮巾”，汉亦有之。《太平御览》引《汉书仪》曰：“皇后亲蚕、丝絮，织室做祭服。皇后得以作絮巾，”又引《魏略》曰：“赵岐避难至北海，着絮巾，市卖饼。”

陆云与其兄陆机书中所言曹操遗物，未见为出土石牌对应，但可推断为曹操随葬物者尚有“帻”、“手衣”等。“帻”为曹操日常所著并在遗令中明确要求随葬的物品。《太平预览》：“魏武遗令曰：‘吾有头病，自先着帻，帻乃大服，如存时勿遗。’陆云与兄书曰：‘一日案行，视曹公器物，有一介帻，如吴帻。’”“手衣”为丧服所着服物之一。《通典》叙皇帝大殓之礼：“嗣皇帝复位，执服者陈袭衣十二称，实以箱筐，承以席，去巾，加面衣。讫，设充耳，著握手及手衣，纳舄。乃袭，既袭，覆以大脸之衾。”又《大唐开元礼》卷146《凶礼》：“充耳用白纩，面衣用玄，方尺，纁里组系手衣一具，执服者陈袭衣于席，袭者去巾，加面衣、设充耳、著手衣、纳履。”可见“手衣”为重要的葬服之一。

又陆云与其兄陆机书中所言之“剔齿纎”即“剔齿签”，当即出土石牌之“竹簪”。出土石牌有“竹簪五千枚”一块，簪形似箴，箴即针。《荀子·赋篇》：“簪以为父。”王念孙《读书杂志》：“杨注曰，簪形似箴而大，故曰为父”。“簪”有插、惯穿之意。《汉书》卷63《昌邑王贺传》：“簪笔持牍趋谒。”师古注曰：“簪笔，插笔于首也。牍，木简也。”又《续汉书·五行志》：“灵帝时，江夏黄氏之母，浴而化为鼋，入于深渊，其后时出见，初浴簪一银钗，及见，犹在其首。”又《晋书》卷25《舆服志》：“笏者，有事则书之，故常簪笔，今之白笔是其遗象。三台五省二品文官簪之，王、公、候、伯、子、男、卿尹及武馆不簪，加内侍位者乃簪之，手版即古笏矣。”此“簪”即为插之意。又《续汉书·舆服志》言太皇太后、皇太后入庙服有簪珥，并释之：“簪珥。珥，珥珰垂珠也。簪以瑇瑁为擿，长一尺，端为华胜，上为凤皇爵，以翡翠为毛羽，下有白珠，垂黄金镊。左右一横簪之，以安蔮结，诸簪珥皆同制，其擿有等级焉。”此“横簪之”，即横贯穿之意。作为头饰的“簪”，汉代的正式名称为“笄”，为此，段玉载《说文解字注》特意纠正，改“簪”为“笄”，并为之注：“笄，旡也。旡，各本作簪。今正，旡下曰：‘首笄也。’俗做簪。戴氏曰：‘无冠笄而冕弁有笄，笄所以贯之于其左右，是以冠无之。”因此，出土石牌 “竹簪五千牧”之“簪”，不能简单理解为是簪发之簪。汉魏之时，簪发之笄有玳瑁、玉、骨、木、竹之属，簪何种笄，有身份等级，如上所引《续汉书·舆服志》言：“其擿有等级焉”。以曹操之身份，其虽提倡节俭，但也不可能像贫民一样笄以“竹簪”，且需五千多枚之多。以陆云与其兄陆机书中所言之“剔齿签”对照，我们可知，“竹簪”是用来簪牙，即剔齿的物品。曹操生前已年逾六十，齿已松动，日常肉食、洁齿保健离不开剔齿，“竹簪”即剔齿签。有剔齿需要者皆知。牙签属“常所用”且日常消耗较大的物品，故以“竹簪五千枚”随葬，不足为奇。也正是因为其随葬量大，不足为贵，所以陆云在察视曹操遗物之时，可以随手拿取“剔齿签”一枚，送与其兄陆机。

三

在考察曹操墓遗物之后，我们接着探讨曹操墓被盗的时间。曹操墓被盗的时间，当在陆云见到这些被盗遗物之前，且距被盗时间不远。那么，陆云看到这些曹操遗物是在何时？从陆云与其兄陆机书信叙述中，我们可知陆云是在“案行”即巡察邺城的过程中看到这些曹操遗物的，案行邺城当是陆云的职务行为。

考陆云行年。《晋书·陆云传》曰：云“入为尚书郎、侍御史、太子中舍人、中书侍郎，成都王颖表为清河内史。颖将讨齐王冏，以云为前锋都督。会冏诛，转大将军右司马。……机之败也，并收云。……孟玖扶颖入，催令杀云，时年四十二。”陆云所历尚书郎、侍御史、太子中舍人、中书侍郎等官为西晋朝延台、省及东宫之职，清河内史，职掌清河国，当郡守。以上皆与邺城关联不大。而案行邺城，则应该是陆云任大将军右司马时的职务行为。此时，成都王颖为大将军，陆云为成都王颖的大将军府右司马。云之本传虽无系年，但其任大将军右司马及卒，皆涉重大事件，时间可考，依本传“会冏诛，转大将军右司马”所言，陆云任大将军右司马是在齐王冏被杀之后，而齐王冏被长沙王乂所杀，时在晋惠帝太安元年十二月、由此推，陆云任大将军右司马之时，最早不过太安元年十二月。陆云卒年则与其兄陆机同。太安二年八月，陆机被成都王颖任命为大都督，率军二十万，伐长沙王乂，十月兵败，为成都王颖所责杀，陆云同时受连坐被杀。即陆云卒年为太安二年十月。以此屈指算来，陆云任大将军右司马的时间为太安元年十二月至太安二年十月，不足一年。换言之，陆云看到被盗曹操遗物的准确时间，在晋惠帝太安元年十二月至太安二年十月之间。

然而，《陆士龙集》收有陆云《登台赋》一篇，其赋序曰：“永宁中，参大府之佐于邺都，以时，事巡行邺宫三台，登高有感，因以言崇替，乃作赋云”。“永宁”乃晋惠帝年号，行之二年，当公元301—302年。一般言之，永宁初即永宁元年，揆之，“永宁中”当即永宁二年。永宁二年十二月丁卯，长沙王乂攻杀齐王冏，执掌朝政，当月即改永宁二年为太安元年。因之，《晋书·惠帝纪》无永宁二年，太安元年即永宁二年。司马是大将军的佐史，陆云所说自己“参大府之佐”，即言自己为大将军右司马一事。

以《登台赋?序》与前揭陆云与兄陆机书相佐证，陆云在书信中，数次言案行及登邺三台之事，如“大尺间数，前已白，其繐帐及望墓田处，是清河时……台上诸奇变无方，常欲问曹公，使贼得上台，而公但以变谲，因旋避之，若焚台，当云何？”又《太平御览》卷605：“陆云《与兄机书》曰：一日上三台，曹公藏石墨数十万斤，云烧此消复可用，然不知兄颇见之不？今送二螺。”书信可见，陆云在巡视三台时，拿取曹操储藏于三台的煤炭，送其兄以取暖。此数事，正与陆云任大将军右司马之身份合。

然陆云《岁暮赋?序》中，提及其任大将军右司马的时间却与《晋书》陆云本传相左。《岁暮赋?序》曰：“余抵役京邑，载离永久，永宁二年春，忝宠北郡。其夏又转大将军右司马于邺都。”此言任大将军右司马为永宁二年，于前揭《登台赋??序》所言，“永宁中”合，但永宁二年“其夏又转大将军右司马与邺都”，却与《晋书》陆云本传所言“会囧诛、转大将军右司马”不合。如前所述，齐王冏被长沙王 乂所诛在晋惠帝永宁二年十二月，而以“其夏”当四、五、六月所计，则陆云《岁暮赋?序》与《晋书》陆云本传相较，陆云任大将军右司马要早六至九月。考虑到《岁暮赋?序》为陆云本人所作，《晋书?陆云传》为后人所述，二者相权，当以本人所言为是。故我们取陆云任大将军右司马的时间为晋惠帝永宁二年夏，即晋惠帝永宁二年四至六月之间。细览《登台赋?序》作者述眼前景物又有“中原方华、绿叶振翘”之语，揆其节令，其实或为初夏。

要言之，陆云看到被盗曹操遗物的时候，应在晋惠帝永宁二年四至六月之间，而曹操高陵被盗的时间则应在此之前。

四

考察中，我们观察到曹操墓是一座被毁严重的墓葬。首先，古代盗洞形成宽阔，这反映出盗墓行为决非鸡鸣狗盗之徒蹑手蹑脚所为，而呈现出毁墓者所具有的明火执仗，公然开掘的气势，表明毁墓者无需隐蔽自己的行为。其二，疑似曹操的男性头盖骨，被打破状况明显。现存位置并非原葬位置，人为扰动状态显然。其三，目前所发现的凡具有“魏武王”字样的刻铭石牌，全遭打击断裂，而未有“魏武王”字样的刻铭石牌则大多完整保留下来。其中刻有“魏武王常所用慰项石”字样的石枕，由于石质坚厚，未能打破。但“魏武王”三字之上亦有硬物多次击打的显著遗痕，石枕边缘有击打破损痕，这说明盗墓者对墓葬及陪葬品进行了选择性破坏。

种种迹象表明，这绝非简单的盗墓。因为一般盗墓者的目的是求财、在盗取墓主人的财务之后，由于封闭的墓葬中存在有害气体，所以他们不会在墓葬中长期停留、去从容地、有选择地损毁墓主人的尸骨，去有选择地破坏损葬品的说明牌石牌。那么，这种公然的、无需顾忌邺城政治、军事存在的毁墓行为得以进行，只能有两种可能性，一是毁墓行为得到当时邺城统治者的允许或者由其组织；二是当时邺城统治失控。

从现有史料来看，自魏晋禅让，曹奂退居邺宫，至晋惠帝太安元年左右，陆云看到曹操墓葬遗物，在这近四十年中，西晋王朝一直在邺城驻有重兵，保留着强大的军事存在。邺城驻军的数量，史书虽然没有明显记载，但成都王颖与太安二年起兵伐长沙王乂，以陆云之兄陆机为都督，陆机统帅的军队即有20万人。西晋一直用重兵牢固控制着邺城，邺城秩序没有出现过失控。因此，第二种可能性，即邺城出现统治失控的可能性是不存在的。毁墓的嫌疑，只能来自于镇守邺城的成都王司马颖。

目前史料中，没有发现西晋盗毁曹操高陵的记载。盗毁曹操高陵者如果是成都王颖，那么他为何要盗毁曹操高陵？这确实令人费解。但史料中之蛛丝马迹，或许能够说明问题。成都王司马颖出镇邺城的当年，邺城曾发生过一次反对西晋政权的叛乱。关于这次叛乱，史料记载十分简略。《晋书》卷4《惠帝纪》：元康九年正月，以“成都王颖为镇北大将军，镇邺。夏四月，邺人张承基等妖言署置，聚党数千，郡县逮捕，皆伏诛”。这是一条值得注意的史料。因为这是自魏晋禅让至陆云看到曹操墓中遗物的近40年间，正史中唯一一条有关邺城发动过动乱的记载。

特别值得关注的是“妖的言论，与‘妖’字在汉代的常见含义相合。”其言甚是。魏晋时期的“妖言”与秦汉时期的“妖言”一脉相承，它亦往往依托鬼神，借助怪异，以“蛊惑”人心的言论，倡言“**”或变革时政。如西晋太安二年所发生的张昌叛乱。这次叛乱与元康九年的邺人张承基叛乱相距仅四年，西晋晚期，“自天下多难，数术者云当有帝王兴于江左”，于是，张昌“造妖言云：‘当有圣人出’。山都县吏丘沉遇于江夏，昌名之为圣人，盛车服出迎之，立为天子，置百官。”张昌所造之妖言，即利用数术者的神秘言论。所以，它是历代统治者的大忌与心腹之患。张承基所制造的“妖言”，当属此类颠覆西晋政权的政治言论。

“署置”即叛乱者建立官署、封官置吏，组织与建立了权力机构。这个以伪造神秘的政治言论为号召，建立权力组织，反叛西晋朝廷的张承基能够名留史册，说明其在西晋晚期的历史上具有相当的分量。我们看《晋书?惠帝纪》，叙事相当简略。有的年份往往仅叙三四条事。如元康三年，仅记有“夏四月，荥阳雨雹，六月，弘农郡雨雹，深三尺。冬十月，太原王泓薨”三条事。元康七、八两年，仅各记有四条事，如“八年春正月丙辰，地震。诏发仓廪，振雍州饥人。三月壬戌，大赦。夏五月，郊禖石破二。秋九月，荆、豫、杨、徐、冀等五洲大水，雍州有年”。而邺城张承基的叛乱能够为晋史所载，足见西晋政府对其相当重视。

张承基所制造的“妖言”的具体内容为何，因史料简缺，不得而知，但我们略知秦汉时期的“妖言”，如秦末农民暴动，陈胜、吴广以篝火孤鸣制造的“妖言”，是“大楚兴，陈胜王”。那么，张承基所制造“妖言”是否与陈胜吴广类似？陈胜吴广暴动，在历史上有示范意义，陈胜吴广在楚地揭竿而起，所以他们所制造的“妖言”以“复楚”为号召，便于动员当地的民众。而张承基的暴动发生于邺，邺曾是曹操为魏王时的国都、是曹操的根基所在，利用曹操的亡灵则有利于动员邺城当地的民众。张承基的“妖言”极可能利用曹操的亡灵，与曹操的亡灵有关。这一推测的依据，是在曹操墓被毁的同时，邺城三台上与曹操有关的建筑亦遭毁坏。

陆云致其兄陆机书其中有一封曰：“省曹公遗事，天下多意长才乃当尔。作弊屋向百年，于今正平夷塘乃不可得坏，便以斧斫之耳。尔定以知史称其职，民安其业也。”《陆士龙集》所收这段书信内容，当与前引几段陆云与其兄陆机书相承、相关，陆云赞赏曹操“长才乃当尔”之外，揭示了一个重要的信息，“作弊屋向百年，于今正平夷塘乃不可得坏，便以斧斫之耳。”

按曹操修三台始于汉献帝建安十五年，至陆云视察三台之时已九十余年，故陆云有“作弊屋向百年”之语。“正”作“只有”、“仅”解，乃魏晋时人常所用语。《世说新语》第15《自新》篇言：周处“乃自吴寻二陆，平原不在，正见清河”。即周处前往江南拜访陆机、陆云兄弟，适逢陆机不在，只见到陆云。又第四《文学》篇：“许便问主人：‘有《庄子》不？’正得《渔父》一篇。”即仅得到《渔父》一篇。“塘”通“堂”。《庄子·逍遥游》：“覆杯水于坳堂之上，则芥为之舟。”“坳堂”，王叔岷《庄子校诠》：“案《一切经音义》卷四九引‘坳堂’作‘坳塘’，塘，俗唐字。堂、塘同音通用。《广弘明集》一九《梁都讲法彪发般若经题论议》：‘譬坳塘之水，随百川而入巨海。’宋人《北山录》一0《外信第一六》：‘夫坳塘不足以隘于江湖’。‘坳塘’一词并本此。”又唐宋诗人用典“坳堂”亦多作“坳塘”。《全唐诗》卷883李涉《却归巴陵途中走笔奇唐知言》；“后辈无劳续出头，坳塘不合窥溟渤。”

坳塘，用典亦本此。

平夷塘，即平夷堂。夷乃华夏对周边部族之通称。《尚书·大禹谟》：“无怠无荒，四夷来王。”平乃平定、镇平。堂以“平夷”为名，盖取其镇平夷狄之意。此“夷”乃指汉末威胁华北的“乌丸”。乌丸乃东胡的一支，又称“乌桓”。东汉末年，天下大乱，乌丸乘机崛起，掠夺北方，并与袁绍父子相依托，与曹操为敌。曹操破袁绍之后，袁绍之子袁尚北依乌丸，曹操“将被征三郡乌丸，诸将皆曰：‘袁尚，亡虏耳，夷狄贪而无亲，岂能为尚用？’诸将口中的“夷狄”，即乌丸。曹操又称乌丸为“虏”。“三郡乌丸承天下乱，破幽州，略有汉民合十余万户。……公将征之，凿渠，自呼沲人泒水，名平虏渠。”曹操取渠名“平虏”、与堂名取“平夷”异曲同工。“平夷”、“平虏”，同即平定乌丸之意。曹操率军，经数次苦战，歼灭乌丸二十余万，收编乌丸骑兵数万，最终平定乌丸，解除了北边威胁。平定乌丸，是曹操一生中最重要的战功之一，故建安十八年，汉献帝册封曹操为魏公诏书，历数曹操功勋就有：“乌丸三种，崇乱二世，袁尚因之，逼据塞北。束马县车，一征而灭，此又军之功也。”建安十五年，曹操在平定乌丸之后，为加强邺城防御而筑铜雀台，台上建平夷堂，有镇平、平定乌丸的意义。后来曹魏王朝在都城洛阳亦建有“剪吴堂”、大概是仿效曹操、亦有要剪灭孙吴的意义。

在这段书信中，陆云告知其兄陆机，曹操在三台上所建之蔽屋已近百年，至今只有“平夷堂”没有破败，得以保留。但是，这座保存近百年的平夷堂，到如今却被以“斧砍之”所毁。

平夷堂这座在三台上保存近百年的建筑，最后究竟毁于何人之手？三台是邺城重要的城防建筑，是邺城防御体系之重要一环，邺城地势平坦，五险可守。故筑三台，居高临下以加防御。郦道元《水经注》卷10《漳水》注：邺“城之西北有三台，皆因城为之基。巍然崇举，其高若山，建安十五年魏武所起”。以魏晋邺城战事为鉴可知，历来守邺者必与三台共存亡，三台在则邺存，三台失则邺亡，如西晋末王浚伐成都王颖。

那么，在邺城驻有重兵，三台未遭攻击、成都王颖稳坐于邺之时，谁人可能登上三台？从容“斧砍”平夷堂，将其破坏之？深思之，其实毁坏“平夷堂”的方式也有历史信息在焉，“以斧砍之”而不是常见的火烧之。表露出“平夷堂”毁坏者的从容，具有毁坏目标的选择性。我们假想，倘若是盗寇攻城，则利在速决，火攻为便。正如前揭陆云与其兄陆机书中所言，三台最怕火攻，“若焚台、当云何？”盗寇一般不会放弃威慑巨大、运用便利的火攻，而采取有选择的，有目的、从容的、斧砍的方式来毁坏三台上的“平夷堂”，却不去顾及三台上的其他物品。

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如果是邺城的统治者自己来毁坏平夷堂，疑惑即可迎刃而解。三台为军事要地，驻有重兵，每台之上，皆有一百多间房屋建筑。火烧“平夷堂”必延及其余，斧砍之则能保全其他。在顾忌三台驻军及其他建筑安全的前提下，“斧砍之”是既毁坏“平夷堂”又维护三台安全的最佳方式。毁坏平夷堂的嫌疑，非成都王莫属。如果我们将“平夷堂”被毁与曹操高陵被毁这两件事情放在一起来看，就会感到这绝非巧合。这两件事情只有成都王颖可为、能为、有必要为。这一时期，邺城统治秩序稳固，没有受到过外来军事威胁，更无三台失守的记录。在排除外来因素的前提下，大张旗鼓的毁曹操高陵，毁三台上的曹操纪念性建筑平夷堂。就只能是成都王颖可为与能为的行为。历史上，统治者为了清除旧王朝的影响，毁坏旧王朝的陵寝及庙堂建筑，以为厌胜之术，早已有之，如王莽篡汉，忧刘氏反抗，“又感汉高庙神灵，遣虎贲武士入高庙，拔剑四面提击，斧坏户牖，桃汤赭鞭鞭洒屋壁。令轻车校尉居其中，又令中军北垒居高寝。”“及事迫急，亶为厌胜。遣使坏渭陵，延陵园门罘罳，曰：‘毋使民复思也。’又以墨洿色其周垣。”邺人张承基的“妖言”很可能效仿陈胜吴广的方式，假借曹操的亡灵，以复兴曹魏为号召，因而引起成都王颖的惊恐，那么，毁“平夷堂”以破“妖言”，毁曹操高陵以泄“妖气”，就成为成都王司马颖的厌胜工具。

在进行上述考证之后，我们可以将残缺的历史记录碎片连缀起来，试着复原一下西晋晚期邺城发生的政治事件及曹操高陵被毁的联系：晋惠帝元康九年正月，成都王颖受命，以镇北大将军、监邺城诸军事的身份，出镇邺城，负责监制曹魏逊帝—陈留王曹奂。四月，邺人张承基等以曹操亡灵为号召，建立权力组织，“妖言署置，聚党数千”，图谋叛乱。叛乱图谋平息后，为破除“妖言”，震慑叛乱者、铲除叛乱者的精神寄托，成都王颖派人毁曹操高陵，并毁三台上的曹操纪念性建筑平夷堂。晋惠帝永宁二年、即太安元年夏，陆云由清河内史转任镇北大将军右司马，到邺城任职。陆云以司马身份视察邺城时，看到曹操高陵出土曹操遗物，致信其兄陆机，告知其所见曹操遗物概况，并拿取曹操遗物中剔牙签一枚，送与其兄留念。其后，这批遗物被送往邺宫，交曹魏逊帝——陈留王曹奂。同年，曹奂死去，死因不明，《三国志》卷4《魏书·三少帝纪》裴注引《魏世谱》曰：魏晋禅代，“封帝为陈留王。年五十八，太安元年崩。谥曰元皇帝”。

我们将邺人张承基之乱、曹操高陵被毁、平夷堂被毁、陈留王曹奂之死联系在一起，将上述四件事情与西晋晚期的历史联系在一起，历史的雾团稍许会清晰起来，此时，正当西晋宗室混战方兴未艾，“八王之乱”正在逐渐白热化，作为“八王之乱”的主角，成都王司马颖一方面要应对与诸王的争斗，一方面要巩固邺城的根基。二者之中，巩固邺城首当其冲。这不仅在于镇守邺城、监控陈留王及曹魏宗室、防止曹魏死灰复燃，是西晋王朝赋予成都王颖的主要任务，而且只有邺城巩固，他才能够放心逐鹿、问鼎中原，投身于与诸王的皇位争夺。所以他不会容忍邺城萌生动乱，不会宽容曹操及曹魏孑遗的精神影响。一旦有与曹魏相关的风吹草动，将其消灭于萌芽之中，便是他的不二之选。因此，邺人张承基之乱平息之后，毁曹操高陵、毁平夷堂，不仅是成都王司马颖的厌胜之术，也是他巩固邺城的重要举措。而将曹操高陵中遗物送往宫，则含有威慑之意。曹奂是否因此忧惧而死，不得而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