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的老百姓多数是因为赋税太重才造反的吗？
宋温暖说历史可以说，历史上的税收制度是随着土地制度或条件的变化而变化的。中国封建社会的税收制度含义广泛，一般包括:以人数为基础的人头税，即丁税；以家庭为基础的财产税，即调节；基于耕地的土地税，即地租；以成年男子为基础的徭役和兵役；其他苛捐杂税。
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中，关于每一个朝代、每一代人的税收制度的资料数不胜数，关于明朝税收制度的史料和文献也很多。在这些材料中，明代王世兴的记载十分罕见。以下是他的《广智演绎法》一书的原文，有数百字，但不能省略，只能摘抄:
“天下有田有税，饶贫瘠不太远，不知为何竟被发配。初国想大大咧咧，没回一个。从那以后就一直跟着。如果真的辖五州二十七县，姑苏辖一州七县，别说辖地，就是国土宽如苏联五分之一，苏州粮23.8万石，但真的只止于11.7万石。不过江南和江北还是不一样的。如果同样是长江以北也很富裕的话，比如河间的繁华，邓州两州十六县的贫困已经耗尽，一州七县离兴远，而河间的粮食是6.5万，而邓州是23.6万。然而，犹大人彼此不同。如果在同一个省，汉中的两州十四县的尹姝弱于临洮的两州三县，这个就好知道了，而汉中的粮食只有3万，临洮的48万。但是，还是有很多不同。同行业的话，顺庆不比保宁大，辖二州八县，都是也，顺庆粮食7.2万，保宁2万。但是，两县不同。如果你在巩义，你会在同一个南充，但如果你失去了郭士礼，田地就要按步骤来衡量，如果你被分到田七，那么田地就要按步骤来衡量，而不是按步骤来衡量。如果你在50英里以外，这个领域将通过近似的措施来衡量。官方税收没有固定的数量，私人价格也没有固定的价格。怎么能暂停？但太平时，民幼力壮，老死不相往来，祖孙易代，耳目平安。虽然有富人也有穷人，但都是无意识的。”
王世兴，浙江人，万历五年考中进士，从此走上仕途。曾在河南、北京、四川、广西、云南、山东、南京任职。可以说，王世兴当时游历了两城十二省，是一位阅历丰富、视野开阔、见识广博的学者型官员。
他在书中记录了上述事例，显示了这些事例在明代的典型意义和代表性。王世兴在书中列举了五组例子，每组有两个主要对象。他们的税收制度与实际税收有很大不同，没有具体的原因可以解释这一现象。
接下来，让我们来看看这五组例子:
1.苏州府和振鼎府。镇定府辖五州二十七县，辖地约为苏州府的五倍。但是苏州府的税收是镇定府的十七倍以上。如果按照同一个辖区计算，苏州政府的税收比真正的政府高87倍。不过这两个地方一个在南方，一个在北方，经济上确实无法比拟。
第二，河间政府和登州政府。河间府辖两州十六郡，邓州府只管一州七郡，略低于河间府辖一半。但邓州地区的税收是河间地区的近三倍。如果换算成辖区大小，那么两者的倍数差高达五倍半。但是两个州府分属不同省份，还是无法比拟的。
3.汉中府和临洮府。汉中府辖两州十四郡，临洮府只管两州三郡，不足汉中府疆域的三分之一。不过税是汉中府的十六倍，按疆域算的话，至少有五十一倍高。但这两个州府虽然同属一个省，但经济发展水平不同，所以这种说服力不够。
四是四川北路的顺庆府和保宁府。虽然这两家辖区相邻，范围是两州八县，但顺庆府的税收是保宁府的三倍。也许造成这种差异的唯一原因是它们不属于同一个国家资本。
5.四川南充某县，距离城市十里，以“步”计量，根据计量结果征税，距离二十里，以绳计量。
按照王世兴的说法，很难按照我们生活的常识来解释以上五个例子的悬殊。如果非要解释的话，应该是由于明朝初年，政府随意批准税制却不注重国家统一标准。然后，天下太平，各地的税收差别百姓也习惯了，就慢慢演变成了不可改变的事实。
其实王世兴并没有把话说透，或者说，他隐瞒了一些事实。为什么这么说？
这有两个主要原因:
首先，老百姓只能服从政府的税收征收决定。他们不一定知道各地之间存在税收差异，甚至地方官员也不一定知道，除非是主要负责管理财政收支的中央官员。因为统治者深知保守国家机密的重要性，而这些资料都是保密的，只有在正式修编史书时才能公布。
即使在当地，也要等到地方志编纂完毕，这个时间跨度一般长达60年甚至更长。如果中央政府每年或者定期公布全国各地的税制，恐怕会影响社会秩序，因为没有人愿意比别人多交那么多倍的税。
其次，王世兴写文章的时候，并没有把各地的收支全部比较。比如，除了正常的税收制度，还有哪些额外的收入和支出；各地是否按照法院规定的定额征税，是否有折扣、补贴等特殊政策；税收较高的地方是否有优惠政策，财政收支是否达到平衡。
因为，无论一个地方的人民是富是穷，如果税收负担超出了他们的能力，那么各州府之间的表面平衡就会被打破，从而整个王朝就有可能被推翻。
文章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