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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人在西汉受尽压制,到了东汉却立马翻身

导语:今天边肖带给你一篇关于东汉的文章,欢迎阅读~在中国古代封建社会,小农经济占主导地位。当时人们把农业称为“工业”,把商业称为“最后的工业”,主张“重成本,抑最后的工业”,即重农抑商。因此,很多人认为我国历代封建政府都不约而同地实行“重农抑商”的政

今天边肖带给你一篇关于东汉的文章,欢迎阅读~

在中国古代封建社会,小农经济占主导地位。当时人们把农业称为“工业”,把商业称为“最后的工业”,主张“重成本,抑最后的工业”,即重农抑商。

因此,很多人认为我国历代封建政府都不约而同地实行“重农抑商”的政策。

其实有一个朝代不仅不限制商人,还允许商人自然发展。甚至当时整个社会都渴望“商业”,这个朝代就是东汉。

东汉以前的西汉时期,是国家重点打击商人的高峰期。尤其是汉武帝时,对商人的压制达到了顶峰。此时朝廷实行盐铁酒专卖,使得当时无数大商人退出商界;等损平法的实施,使得商人无法赚取异地差价。此外,通过朝贡和进贡的方式加重了商人的负担,取消了铸币权,使商人的处境更加糟糕。

为什么西汉被严厉打压的商人到了东汉就变了?具体说说吧。

东汉时期的商业

东汉时期的商业情况是怎样的?根据长沙武夷广场出土的东汉竹简可以确认,东汉时期,当地市场商品种类繁多,商品交换极为活跃。

活跃到什么程度?我们以洛阳为例。王符在《潜水员浮论》一书中说:

“今天,老百姓放弃了农民,他们倾向于做商人...今天洛阳视察,飘到最后的甚至是农民...世界上有几百个县,几千个城镇,都是一样的。”。

如上所述,“最后的生意”是指商业,所以最后的生意是指商人。也就是说,商业成为当时的主流,很多人为了这个目的放弃了农业。尤其是洛阳,商人的数量是农民的十倍以上!

也许洛阳和其他地方不一样,但洛阳是东汉的都城,也一定是当地风俗的“领袖”。洛阳其他地区的情况大概也是朝着这个趋势发展。所以王夫才说“所有的阶级都是这样的”。

东汉时期,人们对商人的看法也发生了很大变化。《隐夫论·吴本》说:

任何一个一般意义上的治理者都不擅长抑制目的和服务于业务...富民者,以农桑为基础,以旅游为目的;一百个工人,使他们以此为基础,以此为目的;商人,以货币为基础,以新奇为目的。

从这个记录中,我们可以知道,这个时候的人不再像以前一样只是以农业为主,以商业为主;东汉时期,人们认为各行各业都是必要的,每个行业都有自己的根源和目的。比如商业上,“货币”是基础,“新奇”是最后。

似乎这个时候的思想已经不像以前那么极端了。

东汉时期的商业为什么欣欣向荣?很多人认为,正是因为东汉政权最初是在商人和地主的支持下建立的,所以东汉的政策对商人格外宽容。西汉末年,商人逐渐承担了地主和政治家的多重角色。

以光武帝刘秀为例,他也是当时的商人之一。据《后汉书》记载,黄帝三年,南阳发生饥荒,许多人没有食物,但刘秀仍然可以去宛城卖食物。

还有常陆,抚养刘秀长大的叔叔。他没有收回的地租是“2.6万”;刘秀的姐夫陈灯、姐夫李彤、叔叔范宏等等都是当地的大商人和大地主;跟随刘秀征服世界的大多数将军都是来自世界各地的著名家族。

正是因为东汉政权的中坚力量是大商人,后来的学者才相信东汉政权会对商业采取放任的态度,但笔者认为这只是直接原因。

东汉商业兴起的根本原因是西汉武帝以后,商业结构发生了变化,商人身份发生了变化。由于这种变化,商人的权力增加了,他们在政治上有了更多的发言权。因此,这些商人能够支持东汉政权的建立。

西汉的商业变革为东汉的商业政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如上所述,抑商政策在汉武帝时期达到顶峰。但众所周知,繁荣会衰退。以汉武帝时期为分界点,自汉武帝以后,朝廷对商人的压制变得比以前宽松了。

我们以盐铁酒的垄断为例。梁武帝收回商人卖盐铁酒的权力后,罢黜了盐铁官,取消了汉元帝时期对盐铁的垄断。虽然此后有所恢复,但不如从前。

当一种社会现象逐渐走向极端,其结果就会趋于崩溃,然后另一种平衡的社会现象就会重新诞生。汉武帝以后,地主阶级逐渐出现了商人势力的萌芽。

比如霍光的儿子霍宇,他开始搞屠宰,买酒;后来“自以上曹实,家亡私卖”;汉代宰相张瑜是一个大地主、大商人和政治家。

这些迹象都表明,汉武帝以后,商人的地位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这种变化是由于朝廷的政策,巨大的压力使得百姓的商业活动几乎绝迹,只剩下官方经营的商品。但是,人们对业务收购的兴趣和需求不会随着政策的收紧而减少。为了满足这种需求,一些官僚抵挡不住诱惑,开始向商人模式发展。

另一方面,商人阶层在政治上有更多的话语权,这也是东汉商业政策放松的一个重要因素。

自秦朝建立以来,就建立了地主阶级统治的封建土地制度。西汉初期的地主阶级是一个有身份有赏的地主。这种人要么是皇族,要么是政治大腕。

西汉建立后,汉高祖确定了克制商人的国策,即“命贾人不得穿衣穿帛出行,并交重税租以示为难”。后来,随着商人权力的增加,他们对政治话语权的需求越来越激烈。笔者认为,商人阶层的萌芽出现在汉武帝以后的官僚集团中,是商人阶层内在需要的表现,也是时代大势所趋。

综上所述,在我看来,汉武帝以后商人阶层的变化有两个原因:

汉代人对商业的兴起和需求

商人阶层希望拥有更大的权力

商人对地主和政治家身份的改变有两个原因。这种变化是怎么来的?土地商业化趋势日益严重,导致商人地位的变化。

土地商品化就是买卖土地。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就是来自世界各地的强大地主对土地的肆意吞并。例如,上面提到的总理张瑜,在他变得富有之后,“购买了400公顷的土地”。

这种兼并土地的趋势使无数自耕农破产,他们不得不依附各地强大的地主。于是,拥有地主身份的商人越来越强大。这导致了东汉政权在商人的支持下得以建立,诞生了东汉特有的田庄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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