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渚文化分为几个时期？每个时期有什么特征

良渚文化是钱塘江周边以黑陶、擦亮玉为代表的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它因1936年在良渚首次发现而得名，距今5300至4000年。

中华文明的曙光从良渚升起，良渚是中华民族和东方文明的圣地。国家文物局已正式将良渚遗址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初步名单。

良渚文化是分布在钱塘江流域的著名史前考古文化，距今5300年至4000年。良渚遗址是良渚文化的中心遗址和文化命名地，位于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良渚镇和平遥镇。

1986年，良渚反山遗址首次被发现，发掘出11座大型墓葬，其中包括1200多件陶器、石器、象牙和玉漆器。近年来，良渚文化遗址的数量从40多个增加到135个，包括村庄、墓地、祭坛和其他遗迹。

生活用具

良渚文化的陶器主要由带细沙的灰黑陶和泥灰胎黑皮陶组成。轮换比较常见。一般器皿壁较薄，器皿表面多为打磨平整的表面，少数有精雕细刻的花纹和刻孔。起搏器和三脚架很受欢迎。代表性的器皿形状有鳍形或T形带脚三脚架、竹形提手豆、穿耳壶、大圈脚浅肚盘、宽提手和流杯等。第一类玉器从、璧的数量和工艺，在同时代的其他文化中从未见过。

良渚石器打磨精美，有三角形犁形工具、斜柄刀、“耕田工具”、半月刀、镰刀、钹台阶等新形状。

良渚玉器包括璧、琮、岳、黄、冠形器、三叉形器、玉镯、玉管、玉珠、玉坠、圆柱形器、圆锥形器、玉带、玉环等。，相当精致。

社会过程

良渚文化所在的钱塘江流域是中国最早的稻作起源之一，钱塘江南岸的半山文明是世界上最早的稻作遗址。在许多良渚文化遗址中，普遍发现了三角形石犁、V形碎土器等多种石制农具，说明良渚文化时期的农业已经从耕农业发展到耕农业，这是古代农业发展的一大进步。这导致了当时生产力的高度发展，促进了手工业的发展。因此，制陶、玉石处理、纺织等手工业从农业中分离出来，尤其是精美的玉石处理技术，显示了当时手工业的高发展水平。漆器、丝麻织物、象牙器皿等其他产品都显示了当时生产力的先进性及其孕育的文化内涵！

在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基础上，良渚文化时期的社会制度发生了剧变，社会被划分为不同的阶级，这在墓葬遗存中尤为突出。在浙江的矾山、瑶山、关晖山等贵族墓地中，大多是人们建造的大型墓葬。大多数贵族墓葬都有大型墓葬和精美的葬具，尤其是大量制作精美的玉器礼器。相反，在徐埠桥、前进角、秋苹墩、吴家埠、庙前等地发现了小型平民墓葬。他们没有专门的建筑墓地，而是分散在住所周围。墓室狭窄，只有简单的陶器和小的装饰性玉器陪葬。可见良渚社会在激烈的冲突中已经表现出了等级的差异。这种差异所蕴含的财富积累，是通过氏族社会之上的某种社会力量来实现的。大型墓台的建设数量巨大，尤其是像焦墨山这样的大型基地，在当时人们的物质生活中并不需要，这让我们钦佩良渚文化时期人们的建设能力。这么大规模的建设项目，需要一定的社会秩序来保障，否则难以想象。这种社会秩序的建立与当时社会阶层差异的产生密切相关。可以说在良渚文化时期，宗族部落中就出现了权威很高的领袖，有社会力量组织大量劳动力进行这样大规模的建设工程！

这种社会力量的存在也充分体现在良渚文化时期的玉器生产中。玉石的加工是一个复杂的多工序劳动过程。所以，玉是手工艺专业化的产物。良渚文化中的玉器除了玉珠、纹、壁等少数形状外，大多雕刻有精美致密的纹饰，表明每件玉器都体现了大量的劳动成果。生产者必须摆脱以获取生活资料为目的的日常劳动状态，从事单一的玉石加工生产，其生活资料需要由广泛的社会群体提供。同时玉器的造型相对规范，图案雕刻也比较规范，反映了玉器制作过程中脑力劳动成分的增加，呈现出相对独立于简单体力劳动的趋势，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分工差异已经形成。良渚文化和社会形态转型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以玉制为核心的礼制的出现。大型墓台上出土的良渚贵族墓玉器有20多种，主要有琮、璧、岳、锥、三叉、冠、黄、纺车、圆牌等。在散落在住所周围的所谓小墓葬中，只埋有小块玉石，只有管、珠、单锥，贵族墓葬中看不到其他种类的玉石。这些墓葬可以算是平民墓葬。贵族墓、贵族墓和平民墓埋藏的玉器种类和组合的差异，以及玉器是否埋藏在平民墓中的差异，构成了良渚文化中使用的玉器体系的等级差异。同时需要指出的是，一些制作精美的陶器双鼻壶、壶、豆等。，上面刻着繁花似锦的图案，或者鸟语鸟语，都是出自贵族墓葬，可能算是玉制在陶器上的反映吧！

礼仪制度的核心是体现人与人之间的上下级关系，上下级关系，亲密关系。良渚文化中的用玉制度就体现了这样一种关系。以用玉制度为主要特征，表现出良渚文化礼制的出现，无疑是社会质变的表现。良渚社会从蛮荒历史初期步入文明社会！

村落经济

新石器时代晚期，继宋泽文化之后，沿长江下游出现了良渚文化。这种古老的文化是以1936年浙江余杭县良渚遗址的发掘命名的。主要分布在钱塘江流域，浙西盆地以南，江苏常州西北部。根据碳14的测定，它的年龄大约是公元前3300年-公元前2200年。最终进入了中原夏朝统治的开始阶段，与夏朝统治集团关系密切。重要的发掘地点包括江苏省吴县的草谢山和张玲山，张家港市的武进寺码头、无锡李贤码头和徐家湾。浙江嘉兴缺木桥、杭州水田湾、吴兴前山阳、余杭矾山、瑶山、关晖山、焦墨山、宁波慈湖；上海市上海县青浦福泉山马桥。这些遗址出土的米、玉器、黑陶刻、竹制品和丝麻织物，展示了长江三角洲新石器时代晚期至青铜时代早期的经济发展水平。

良渚文化时期的社会经济生产主要体现在农业和手工业上。水稻种植是当时最重要的农业生产活动。在吴县仙里屯、徐家湾、前山阳、水田湾和胡成的良渚文化聚集地发现了水稻及其遗存。经鉴定，这些水稻属于人工栽培的籼稻和粳稻。

除了大米，各个氏族部落也从事种植蔬菜、水果和一些油料作物。前山阳遗址出土了葫芦、花生、芝麻、蚕豆、甜瓜子、杨桃、桃仁、枣核等遗物，其中一部分是野生植物的果实，一部分可能是人工种植的。此时农作物的品种较马家浜、松泽文化明显增加，农业生产范围也扩大了。

良渚文化的农业生产水平以新的耕作方法和生产技术的发明和推广为标志。耕地是良渚文化中主要的农业耕作方式。当时使用的石犁在很多遗址中都有发现，仅前山阳遗址出土的石犁就有100多把。石犁有两种，一种是平面三角形，两腰有棱，中间有一个孔或几个孔，经常垂直排列，可以安装在犁水田的木犁上；另一种类似于三角形，刀片较低，后端有一个倾斜的手柄。可能是开沟挖渠的高级工具，所以也叫“开沟犁”。这两种石犁是良渚人发明的新型农具，对农业生产的快速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与以往的翻耕生产相比，翻耕不仅可以节省劳动力，提高工作效率，更好地改变土壤结构，充分利用土壤肥力，而且为条播和中耕除草技术的出现提供了条件，同时使荒地在更大面积上发展成为耕地，使农业生产水平提高到一个新的阶段。从耕农业到耕农业的发展是中国古代农业史上的一次重大变革，为夏朝以后的农业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良渚文化中的大量石器中，还有一种形状特殊的器物。它有两个后掠翼和弧形叶片，背部中央凸出一个榫，经常磨出一个圆孔。它的形状与后来在这一地区使用的铁耕耘机非常相似，被认为是古代最早用于稻田耕作和除草的农具。中耕除草技术的出现与犁耕密切相关，因为犁耕作业是直线进行的，播种是直线进行的，为先进的钻播技术创造了条件，为中耕除草提供了方便。此外，在前山阳遗址发现了一个手柄形状像簸箕的木制器皿，与近代该地区农民使用的木制磨盘相同，是取河泥施肥的工具。中耕除草和施肥相结合，无疑会大大提高作物的单位面积产量。

水稻种植需要引水灌溉。打井修渠灌溉农田是良渚氏族部落继河姆渡、马家浜、松泽文化之后发展农业的又一重要成就。这一时期的水井发现于吴县的胡成湖、昆山的太史店湖、无锡的南方泉、江阴的下港和嘉善的新港。胡成湖已发现100多口井；太史店的井也装有木制井圈；嘉善新港井的井壁是木制的。此时，井壁施工技术明显继承了河姆渡文化和马家浜文化的特点，并有所提高。更重要的是，井的数量急剧增加，它的功能不仅仅是日常饮用。许家湾遗址发现了用于引水和排水的沟渠遗迹，许多开沟犁的挖掘表明良渚文化中可能出现了灌溉农业，这是中国大陆第一项农业生产技术。长江下游良渚文化遗址位于相对低洼的水网地区，主要农作物为水稻。水稻的生长既怕旱又怕涝。控制适当的水量是保证水稻生长和收获的基本措施。良渚文化的先民从河姆渡文化开始，积累了3000多年的水稻种植和田间管理经验，并在农业生产中逐步探索和发明了灌溉技术，大大增强了抗旱和排水能力，使水稻种植建立在更加稳固的基础上，为我国南方广大地区的农业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良渚文化后期，中原地区进入夏朝统治。受黄河流域青铜文化的影响，国家的雏形出现在长江下游，良渚文化的经济发展为其奠定了基础。

农业生产水平的提高必然会带来手工业的进一步发展。各地出土文物表明，良渚文化有陶器、石器、木、竹、丝、麻纺织品、玉雕、漆器等多种手工艺品，都达到了很高的水平。其中陶器制作和玉器制作在中国新石器时代晚期更为突出，占据重要地位。

良渚文化的陶器一般采用快轮成型的方法。各种陶器造型美观，胎质细腻，壁厚均匀，温度高。当时彩陶很少，经常用雕刻技术来装饰。常见器物的突出部位刻有精美的图案，包括栩栩如生的鱼、鸟、花、草等动植物，以及线条纤细、结构巧妙的几何图案。上海青浦福泉山和江苏吴县草谢山出土的良渚文化丁涛，在丁字脚上刻有月牙形和圆孔，而封面、封面扣和正文则精细地刻有圆形涡纹和扁平纹。有些带盖的通耳壶只有1-2毫米厚，还精细地刻有复杂的圆形涡纹、梭织纹、之字形条纹、鸟纹、椰壳纹等。一些陶器的把手有额外的编织装饰，实际上是通过编织和粘贴像丝线一样薄的粘土条制成的，这表明它们制作精良。良渚文化的许多陶器不仅是美观大方实用的生活用具，也是精致巧妙的工艺品。

中国古代玉器制造业在龙山文化时期已经相当发达，随处可见外观精美、制作精美的玉器。当中原进入夏朝统治时，良渚文化的玉器成为中国大陆第一手工艺品，成为商周礼器的来源。

良渚文化玉器在许多地方出土，分布广泛，尤其是在杭嘉湖地区。在吴兴、余杭等8个县市，发现了20多个玉器和玉琮的遗址。青浦福泉山7座墓葬中共出土随葬品677件，其中玉器500多件。余杭县的反山宗族墓地是中期良渚文化的遗存，距今约3000年。墓葬中的各种玉器占随葬品总数的90%以上。11座墓出土3200多件，其中一座墓埋有500多件玉器。

良渚文化的玉器制作业继承了马家浜文化的工艺传统，吸收了北方大汶口文化和东方薛家岗文化氏族的经验，使玉器制作技术达到了当时最先进的水平。反山墓园出土的玉器有墙壁、戒指、琮、钹、手镯、钩子、圆柱、圆锥形摆件、镶嵌摆件、圆形摆件、各种皇冠摆件、杆端摆件等。也有由鸟、鱼、龟、蝉和各种花瓣形饰品组成的饰品，这些饰品由管、珠和

值得注意的是，同墓玉器往往在质和色上是一致的，尤其是在成套的玉器中。材料的选择有时是由同一块玉制成的。反山墓地出土的近百件玉器刻有图案，工艺多样，有凹版线雕、土地还原浅浮雕、半圆形雕刻，甚至全身雕刻。图案的雕刻非常精细，有些图案在1毫米宽的纹理上刻有四五条细线。可见当时使用的刻刀相当锋利，工匠的技术也相当熟练。大如碧琮、小如珠的玉器，经过精心制作、打磨和抛光，展现了良渚文化先民高超的玉器制作水平。玉器的图案往往以卷云纹为底，主要的装饰图案是神人兽面图案，构图严谨和谐，充满神秘感。

距梵山宗祠5公里的瑶山宗祠也出土了大量精美的玉器。这个墓地里的玉器大多和梵山出产的相似，但十几座墓中没有出土玉壁，可见相邻两个氏族的风俗不同。瑶山某墓出土的玉璧、玉勺，是良渚文化中见到的第一件珍贵餐具。

良渚文化的玉器，以其数量之多、质量之高，超过了同时期其他地区的玉器制造业，充分说明玉器生产已经成为高度专业化的手工业。从一个方面反映了长江下游三角地区的物质生产水平在四五千年前是比较发达的，为吴越经济区早期国家的出现准备了条件。

从出土的玉器可以看出，当时的石器同样熟练。制作石器的工匠，已经完全掌握了选石切石、切坯、钻孔、抛光等一套技术。

与此同时，竹木制品制造业也有所发展。许多遗址都发现了木器和竹器，前山阳遗址出土了200多件竹器，这表明这一手工业也成为了一些氏族成员专门从事的生产劳动。良渚镇庙址出土了一批珍贵木制品，如木豆、木盘、木矛、木箭等；宁波慈湖遗址还出土了木杆、木桨、木木屐、树枝制成的木柄和镶嵌有牙钻的木钻，可见当时竹木制品多么丰富。手工业不同行业的分工出现在良渚文化晚期。

分工和手工业的发展使得产品交换发展。集中在一些遗址或墓葬中的大量玉器、石器、陶器、竹木器皿，显然不是生产者或墓主人本身的实际需要，而是权力和财富的象征。很多手工艺品已经具备了商品的属性。反山墓地墓中有丰富的陶器和玉器，大部分只能通过各种交流才能获得。此外，在黄河流域的山西陶寺、广东石霞等宗族墓地出土了良渚文化玉器，在上海马桥、嘉兴雀木桥等遗址出土了山东龙山文化陶器，可能是交流的结果。这一现象表明，在新石器时代晚期的至夏，手工业产品的交换不仅频繁地发生在氏族和部落之间，而且成为生产活动等社会经济活动中日益重要的一部分。

良渚文化晚期，进入中原夏朝统治。受中原文化的影响，长江下游的氏族部落在政治、经济、军事领域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一些相对独立的“王国”可能已经存在。1992年发掘的余杭焦墨山大型建筑遗址，显然与国家礼制有关。于霞在会稽聚集了各部落的首领，各“邦”参加会议有一定的依据。

水利工程

2015年，以2009年发现岗公岭大坝为契机，经调查、发掘、分析，有关部门确认，存在秋坞、十屋、蜂巷等10座大坝和11座长约5公里的大坝组成的古水利系统。水利系统覆盖面广，雄伟壮观，与众不同。估计土方面积高达260万m，控制范围在100 km以上。它有5000多年的历史，具有防洪、防潮、航运、灌溉、滩涂围垦等综合功能。这是世界上最早最大的水利系统，也是迄今为止发现的世界上最早的防洪坝系统。

良渚水利枢纽位于浙江省太湖平原。地势低洼，多沼泽，水生植物丰富，适合人类居住和农作物种植，但也容易遭受洪水袭击。天目山系作为浙江省暴雨中心之一，雨量充沛，夏季易形成山洪，对位于下游平原的良渚构成直接威胁。良渚先贤在良渚水利系统中设计建造了高低坝，并在山谷和低地储存了大量来水，以达到防洪的目的。另外，良渚时期是很久以前的事了，轮式运输和配套的道路系统还没有形成，水运是最方便合理的运输方式。高坝所在的山谷陡峭，季节性降水明显，夏季山洪暴发，冬季枯水断流，无法航行。而筑坝蓄水形成的库容可以形成连接多个河谷的水运网络，便于运输。良渚先民在流域上、中、下游修建了不同类型的水利设施，有效利用了附近断断续续的山丘和丘陵，节省了80%的堤防建设工作，充分证明了他们有能力规划和改造整个流域的水资源。

水利水电规划设计过程中的大型水利系统建设往往涉及复杂的组织、人员管理和社会动员，同时对水工建筑物的坚固性和可靠性也有较高的标准要求。良渚水利枢纽工地发现的土坝足以满足当时的技术要求。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专家通过GIS软件对良渚古坝系统进行了数值模拟分析，发现它能在短时间内有效阻挡960mm的持续降水，并能抵御该地区百年一遇的洪水。

百年一遇的防洪标准对其设计和施工要求很高。五千年前良渚先民为了适应自然，创造生活环境，设计了这样的工程，真是奇迹。良渚先贤为了完成土坝的修建，因地制宜，就地取材，完成了施工过程中的一个关键环节，即工程材料的准备。在良渚水利枢纽所在地李玉山和老虎岭的土坝段，可以清楚地看到交错的“方格子”，它实际上是良渚先民用“草裹泥袋”上下堆砌而成的。这项用于土坝建设的技术被研究人员称为“草包泥”技术。“以草覆土”的技术，即先用泥浆堆积，再用黄土覆盖。这些土不是松散的土，而是用芦苇和茅草包裹成一个圆柱体，然后编码成一个坝体，由材料之间的相互作用整合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