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闭帝国：明朝祖制与从未松动过的海禁政策 自闭帝国：明朝祖制与从未松动过的海禁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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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账号系新闻&网易号「 ”各有态度”签约账号 16-17世纪，欧洲的全球航海扩张不断走向兴盛。当时的明朝也因此与他们产生了许许多多的交集，既有武装冲突也有畸形贸易。但其开国之初就奠定的海禁政策，也不可避免的面临着内外冲击。以至于在某些地方以，似乎出现过一定程度的松动。 然而，大明朝实际上并没有真正的海洋放开政策。因为朝廷从来就没有完全否定过海禁，无论对内还是对外的海洋活动都受到极大抑制。 明朝的海禁政策 当然要从朱元璋时代算起 1381年，明太祖朱元璋正式颁布海禁政策。根据《明实录》的说法，他认为海外的夷人都很不可信任。至于那些沿海的居民经常私自出洋贸易，也容易诱使蛮夷来一起作乱。因此，皇帝要求当时的礼部负责海禁政策，一旦有敢私下去做外贸的人必须绳之以重法。 于是，海外来的货物被绝对禁止进行私下的交易，更也不准私人贩卖。如主要靠海外进口的香木，就受到过重点关注。以至于两广出产的香木都不能在本地以外出售，为的防止外国香木混进民间市场。整个明太祖在位时期，连沿海百姓下海捕鱼谋生都被强行禁止。他的儿子朱棣篡位后也延续了这一做法，并且对某些措施的实行力度还有所加强。例如他刚登基一年多。便下令将所有的海船改成不适合远洋航行的平底船。其诛杀沿海贸易经济的设想暴露无遗。 朱棣篡位后 对海禁的执行更为严格 直到帝国中期的弘治皇帝当政，朝廷还对私人下海贸易进行强有力的官方打击行动。不过，也是在这个阶段，大明的律例条文有所松动。新的政策不再一刀切地针对所有下海行为，而将民间赖以谋生的捕鱼打柴等活动作为例外处理，要求官府不得继续骚扰。 事实上，大明并非不了解贸易的好处，但还是想把这块肥肉始终攥在自己手里。朝廷在福建、浙江和广东三地设置了市舶司，专门负责管理朝贡贸易。那些得到官方认可的国家，能够通过朝贡途径来中国贸易，定期数年或十年不等。贡使团的货物除了向朝廷进贡的外，还有由朝廷直接购买的部分，以及向民间交易的部分。然而，所有使团与民间的交易也被限制很紧，必须在抽税收之后才由官府控制的牙行主持。也就是说，绝对不可以任凭私人直接对上外夷。 有限的市舶司 主要为朝廷抽取商业税 欧洲船只的抵达 预示着朝贡体系衰败 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海禁的种种防御措施还是渐渐衰落。这段历史进程的终点，就是被很多人所吹捧的隆庆开关。然而，如此有限的政策松动，既非朝廷的高瞻远瞩，更不是对海禁祖制的变相否定。 16世纪前期的正德与嘉靖年间，旧的朝贡贸易彻底走向衰败，许多打着朝贡幌子的私商贸易方兴未艾。欧洲殖民者的探险船也开始在沿海频繁出现，为走私贸易的发展推波助澜。两位大明皇帝也没能何顺应时势，做出任何的积极反应。嘉靖皇帝反到更是进一步推行海禁，打击愈演愈烈的走私获得。在其治下，大明官方力量捣毁了不少大的沿海走私窝点，也加强了禁止民间从事私人海贸的措施。从而引发的倭寇泛滥，让朝廷不得不花更多钱去募集专业军队。 海禁的结果 就是需要花更多钱募集军队 面对海洋的诸多问题，大明地方官府反而更加务实。例如在对外联系最密切的广州，形成了所谓的「 ”广中事例”来引导贸易。即外国商船不再需要靠朝贡的名义来访，只要在海面经过官府抽取税，便可以与私人进行正常贸易。另外，当澳门租借给葡萄牙人后，也成为另一个重要的贸易连接点。 当然，这种情况仍旧是会受到极大限制。明朝的私人商船不能合法进行远洋贸易，甚至无法在国内的沿海从事长途贩运。至于针对外番的交易，尤其在接触葡萄牙人时也会受到严厉管制。后者来广州参与大明广交会的次数相当有限。而且只能白天进城交易，晚上必须在船上休息，不得逗留陆地。就是来广州的路途，都必须乘坐官府安排的船只，以便朝廷进行监视。 近在迟尺的澳门 始终处于被严格监视状态 广州是较早选择折中对策的地方 广中事例与愈演愈烈的私商贸易，很快引发了朝野上下的激烈讨论。毕竟，海洋贸易带来的税收是如此丰厚，同时又能一定程度上解决沿海人民生计问题。所以有许多地方都想促使朝廷开放海洋贸易。明廷和皇帝这才有所醒悟，在风格更为谦和的隆庆皇帝继位后，开始了有限开放的政策。 但与许多人臆想的不同，这次开关并非彻底推翻了海禁政策，而只是在总体封闭的基础上开个疏导口子。首先是作为对外口岸的月港规模很小，难以让大量的海船集中。其次是不接待外国商船，只是放福建本地的洋船出去，数量还要严格限制。每年发放的执照不过88张，后来有所增加也不过涨到100多张。商人在拿到执照后，只能按照执照上确定的地方去贸易，不得临时去其他地点晃悠，往返航线的时间自然也是尽在掌握。 隆庆开关只是允许部分福建人出海 所以，隆庆开关得以实施后，月港模式不但没能向全国的其他港口推行，反而自身面临窘境。到了万历皇帝的执政后期，新的荷兰商船开始抵达东亚沿海。他们请求自由贸易，并希望获得一个类似澳门的基地。由于没有得到朝廷允许，便在沿海肆意劫掠和进行武装走私。明朝水师根本无力阻挡，只能继续祭出海禁的大棒，并将月港这个口岸关闭。直到末代皇帝崇祯当政，官员们还在争论到底要不要重新开启当年的隆庆政策。 总而言之，大明朝在对外贸易领域的所谓开放，无非就是在广东洋面有限的接待外国商船来贸易。而且接纳的对象非常有限，晚到的荷兰人与英国人就在第一时间遭到拒绝。至于福建的月港有限开放，更多是为朝廷自己捞取贸易税收。严格控制商船与口岸数量本身，就是以高压控制为最终目的。其指导思想和行为准则，其实与海禁政策没有本质区别。 朱元璋留下的祖制 始终笼罩在大明上下 明朝国内航运也受到海禁政策的严重冲击 况且，海洋贸易的不仅仅局限在对外交易，还应当包含本国内部的长途贩运。但除了少量福建商人能从月港出海，以及让广州接待部分外商船只，其他地区还被笼罩在封闭的迷雾下。沿海的商民除了打渔之外，只允许从事短途的米、布或其他生活必需品生意。数量也被做出严格限制。 至于福建以北的浙江、江苏、山东、直隶和辽东等地，沿海商民连进行国内的长途贩运都不被允许。唯一的生存法则，就是借助时断时续的官运混口饭吃。直到万历年间，从福建往浙江运送木材都不能直接到位。两省的船只要在在交界处的一个固定地点完成接力，却无法以正常渠道航行到对方地界。这就与后来的清朝形成鲜明对比。虽然满清对外也施行海禁政策，但对国内的航运却没有做出此类限制。不少沿海居民可以用私人船只进行跨省贸易，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对外封闭所造成的经济发展补偿。 传教士绘制的坤舆万国全图 从未引起明朝的海洋兴趣 既然大明始终坚持海禁祖制不可动摇，随之带来的消极后果也就非常明显。朝廷既无力督促地方将所有渠道彻底卡死，又不愿意全线开海运贸易，最后就是拱手将贸易利润让给了各大海商集团。类似王直和郑氏家族这样的大型海盗，都是靠明朝政策喂养出来的杰出代表。 讽刺的是，后世还有不少人对明朝怀有怎样浪漫主义想象和解读。硬将野蛮落后视为文明开化，将始终力图闭关自守的家天下，美化为顶天立地的所谓盛世。在可以预见的很长一段时间里，这种文化扭曲也将继续统治很多人的井底之蛙世界观。 欢迎关注网易号：冷炮历史 特别声明：本文为网易自媒体平台「 ”网易号”作者上传并发布，仅代表该作者观点。网易仅提供信息发布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