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溦萌：官修前代史的传统是怎样形成的 聂溦萌：官修前代史的传统是怎样形成的

聂:上一代史书官方改版的传统是怎么形成的？以下文字资料是边肖为大家收集出版的。让我们快速看看！

使谢灵运写《晋书》失败，使裴松之注《三国志》。裴注离真实史书尚有一步之遥，上一代正史直到南齐即的《宋书》才正式公布。我更倾向于把官修定义为官僚主义向传统学术领域的扩张:多人分工，一个总裁，官僚主义的层级运作，使用官方档案的倾向。这样编撰的史书，很难成为“圆而神”的说法。

作为历史编纂的裴注

裴松之《三国志注》因其开创性的“史籍”而成为魏晋南北朝史研究中一部极受重视的著作。在《三国志注》中，裴松之将其注归纳为补缺、备异、惩错、辩四类。前两种注释补充了陈寿关于省略和保留的不同说法，在裴的注释中占绝大多数。因此，清人《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将这两类分为四项。后两类注释反驳明显的错误，对历史事件或陈寿枢进行评论，一般称为“陈松案”或“陈松思想”。虽然总体数量不多，但由于能更好地凸显裴松之的历史意识，受到学者们的高度重视。

前两类“补缺”、“备异”的注释，长期以来被认为是编纂中世纪史书的源头。今天的中古史论文引用裴注，习惯上是注明裴注引用哪本书，甚至只是一本书的语言，并在脚注中注明“裴注引用”。可以说，人们通常不会把这两种注解作为裴注解。

这个概念由来已久。一个反映是宋朝《三国志》的格式。在南宋初刊刻的裴注书《兀术》中，在“一书说”、“有人说”、“陈松案”等字前留有“空”字样。古人没有标点，也很少分段。宋代版画中的空格是什么意思？《史记》或《宋文选》的组合注释版本会在原注释前标注空。在宋代的《艺文类聚》中，每本书引用的片段之间也有一个空。空就是强调前后字的独立性，方便读者挑选使用。但同样的注解，如《世说新语》中的刘注解，的严注解，侯的注解等。，即使一个注释中引用了不同的文档，在宋本中也不会标注空。这样，在《三国志·裴注》的同一个注中，每本书的引用都用空来区分，也就是说《裴注》被视为同类书。

《三国志·兀术·孙策传》。左图为藏南宋初经家堂图书馆的刊本，原名咸平；右边是藏南宋、中朝的刊本，据宫室书令部说。

作者从学生时代起就参与了《二十四史》的修订工作。按照统一的要求，修改小组首先要完成“长修改”，详细列出每个问题的参考史料。去哪里找史料，列出什么，按什么顺序，不是随机的，而是我们的思维过程，甚至是我们的观点走向。由此，我不禁认为裴注中列举了大量史料。背后有什么逻辑吗？

《三国演义》里有一个著名的故事。《废帝陈刘健求董贼孟德献刀》第四版，曹操因刺杀董卓失败而逃亡。在路上，他杀死了他的老朋友吕伯奢的家人，并说，“我宁愿教我承受这个世界，也不愿教这个世界承受我”。这个故事不是在三国文字里发现的，而是在裴注里发现的。《裴注》引文献三篇，一篇是西晋的《》，一篇是东晋郭的，还有一篇是东晋的《杂注》。这个顺序，从书的种类来看，先正史，后杂史，符合大意；从书的时代开始，也是从早到晚。此外，还可以关注三个文档的内容:

”曰:“太祖终必败于卓，不拜则逃回故里。”。骑着伯爵的老朋友高程·吕伯奢。博奢不在的时候，他的儿子跟他的客人抢了毛，抢走了马匹和东西，而毛用手刃杀了好几个人。

《时宇》说:太祖太奢侈了。“豪华旅行，五个儿子都在场，准备嘉宾和主持仪式。毛的一生有卓撑腰，他怀疑自己的形象。他晚上用剑杀了八个人。

孙胜《杂记》说:太祖听到食器的声音，以为是要出风头，就在夜里杀了他。然后他悲伤地说:“我宁愿消极也不消极！”请便。

舒威的引语首先说明了曹操逃跑的背景，与陈寿的文本相连，进而引出他的老朋友吕伯奢的故事；最后两条引文只描述了关于吕伯奢的故事，而且越来越详细。《时宇》包含了曹操来到薄豪宅直到晚上杀了八个人的全过程，而《杂记》则专门描写曹操因为听到奇怪的声音而产生杀人的嫌疑，他还散发出“宁失人，不失我”的感觉。三个文件的内容也构成递进关系。

兴平元年，曹，《三国志》文因曹曹嵩“投靠并受伤害，所以毛决心为东征报仇”。在这句话里，裴注先后引用了和的话，在部门和时代上不符合一般的顺序。但诗雨的引语情节完整，与三国文字一致，说是因为“陶谦偷偷派千骑去捉”，所以曹嵩“关门而死”。《兀术》说，陶谦派了一个姓来护送曹嵩，但在路上，这个姓杀了曹嵩，抢了他的财物，曹操责怪陶谦。多看看裴松之的笔记，就会发现裴松之整理文献的本质依据不是种类和年代，而是内容的逻辑联系。换句话说，裴注自始至终都包含着注释者的意志，但大多数情况下并没有具体说明，这直接体现在引文的剪裁安排上。

如果沿着这个思路再看一遍裴注，就会发现，它对事物、人物、家庭都进行了注释，并根据事实的异同、视角的远近或时间的先后顺序进行叙述，类似于编纂史书的要求，但仍尽量保持所引材料的原始属性。如果抛开这个顾忌，删掉重复，润色一下，就不难成为新三国史了。关于中世纪编纂史书的具体操作方式没有直接的资料，但可以想见，在收集资料之后，需要一个整理、校勘的过程，裴注正是这种工作。裴注《三国志》可以说是历史编纂的阶段性成果。

因此，陈寅恪先生在讨论《何本子》注时，将裴注、洛阳自注、刘《世说》注、注等中古史注，与宋人《续子··鉴》主编、《三朝北盟编》、《建言以来年志》等史籍放在同一语境中。这三类书的书名和体例都有阶段性成果和未定稿的意思，中世纪几部以笔记形式比较材料的作品也有一些相似之处。在后者中，除了注一般被认为是一种独立的叙事外，其他注释尤其是本身的主观性往往被忽略。

齐耀东先生特别重视裴注中以“案”的注释，并将其与《史记》、的《魏春秋异同杂言》、司马光的《子·同治监考异》联系起来，指出它们虽然形式不同，但都包含着对材料的处理，即搜集材料、审异同。这类作品的出现显然与历史编纂有着密切的关系，《太史龚玥》、《孙胜异同杂言》、《通简一》各对应一部史书:《史记》、《魏氏春秋》、《子·同治简》。其实也可以说，裴注中的陈松案对应的是裴注中的整个“三国”，而裴注中的“三国”则具有一定的“文字”意义。

以《案》或《思想》开头的条目，不仅能反映裴的史学方法和思想，而且其注释都带有注释者的主观性。《裴注》中的引文，一是构成《裴注》叙事的一部分，二是它所产生的文学的亮点。但由于六朝史书在隋唐以后几乎绝迹，而裴准引用的书籍“首尾更全，不像李道元《水经注》和李善《文选注》”，人们会忘记这一点也是可以理解的。裴准的门一开，他们的眼睛都被中世纪的历史吸走了。"考据之家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且依次引用."

《三国志》与《晋书》修订札记

宋书裴松之传:

注上陈寿《三国志》，宋《杜集列传》，增广奇闻，成戏。为善，他说:“这是不朽的。”

宋文帝说，裴松之的《三国志注》可以“不朽”，这不太像评价一部经典史的注释。魏晋时期，正史注释家主要以注音为主，裴松之子裴智撰写的《史记集解》也是这些著作之一。裴的注解可以称之为“不朽”，这与其历史特点分不开。为什么裴松之会采用这种特殊的记笔记方法？《上注表》说:“臣之前尴尬，以致采用三国异同注陈寿《国史》。”可见，在发给裴松之的诏令中，规定了这种详列史料，被后世评价为“历史注释”的先例的注释方法。

《裴松之上三国志札记》，藏南靖家塘图书馆、宋初出版。

图片来源:康有为，《宋元正史研究》，中华书局，2018

《注表》的日期是“元嘉六年七月二十四日”，表中写着“自此集已写，写了一个月，写了学校始末，封呈”，则以给元嘉五年的信为准。这与裴松之在《宋书》中的生平记载基本一致。由于书写得很快，邱耀东先生的结论是，这张纸条并不完全是裴松之个人的贡献，而是“在一群助手的协助下进行的”。助手们的工作是复制和整理大量的三国史料。裴松之的贡献，在于共同的实践和最终的文本判断。这种多人分工，一个总裁的情况，在官方编制中确实常见。

裴松之在元嘉领圣旨五年后，也是六朝著名文学家谢灵运认为自己没才，声称自己病了，去了东边的会稽，和四个朋友一起出山游览的时候。而我们之所以求助于谢灵运，是因为他在回到东方之前担任过秘书主管和助手，奉命写《晋书》，而谢灵运是在元嘉五年回到东方的，这基本上是刘宋写晋史工程失败的时候。

《宋书·谢灵运传》说，“毛邓胡、之等。，被聘为秘书主管”。杀了许仙芝，签下谢灵运，不仅是时间上的巧合，更是因果联系。宋文帝是武帝和刘裕的第三个儿子，是在废了武帝的长子后，由徐献之等大臣建立的。少帝废前，徐献之等人担心皇位会依次由庐陵二子王艺臻继承，于是先废义理。《宋书》云“义真”巧爱文意，而轻移无德。与陈郡谢灵运、琅邪、会林道人并变态，当日云得志，以凌云、为丞相，会林为豫西巡抚。”。义废之际，与他关系密切的谢灵运、颜延之被贬为他职。文帝淘汰徐献之等三位侍郎，立即迎候谢、颜桂朝，以谢灵运为秘书监，整理书籍。“自始至终没有家族史，这让凌云写出了金淑”。

在此之前，有很多晋人编撰的晋史。史官编纂的西晋史志并未流传到江左，但东晋初年，王银、鱼雨、朱丰、甘宝等人编纂了许多西晋传记或编年史。更特别的是东晋人写的东晋历史好像是按年代顺序的。可惜“远则两帝偏颇，近则只叙八朝”，没有一个能涵盖东晋的始末。我们熟悉的东晋传记史《晋中行书》，大概还没有出现。

随着晋朝的正式结束，全面总结一代历史事件越来越有必要。从各方面来看，谢灵运都是编撰晋史的合适人选。他不仅是文才，也是东晋名臣谢玄的继承人。刘宋禅后，东晋五杰被特别保留，谢灵运是当时的继承人之一。就与刘宋政权和的关系而言，他在金末先后担任过刘裕、道孚和师子义夫的助手，后来与庐陵关系密切，在徐献之问题上与文帝站在同一战线，其才学深受文帝的喜爱。综合身份、才华和政治可靠性，没有人比谢灵运更适合编撰晋史。

但谢灵运的自我期望是“参与时政”。袁嘉三年来第一次复元时，满心想在政治上显示自己的实力，结果却是“只看到了文意方面的答案”，只得到整理秘藏目录和编撰金代历史的任务。“人人坐等宴席，只谈回报”，心理落差不小。“宋叔”说他有“不平之意”，所以经常叫自己有病不上班，“戴个池子种菜种竹树种水果”，这些打理私家园林的活还是靠“驾驶课和公益”。有的时候，他们扔下公事，也不解释，说:“到郭去游行，或者走一六七十里，十天不回来。”。后来，文帝不得不给他放长假，让他回会稽养病，但他仍在会稽“夜宴款待”，最终被非法免除官职。保健期间奉命编辑的《晋书》，只是“粗糙，书不灵”。

谢灵运元嘉修《晋史》初，“意不平，说病不直。通过池栽救助，种植竹树和水果，为公众服务的驾驶课，没有重复。郭出关，或一百六十七里，十天不归。”

隋展子谦的《游春图》现在在故宫博物院

谢灵运被免除官职，宋恕明确表示“是岁，袁家五岁”。如果考虑到他在正式被解除官职之前已经偷懒了很久，那么文帝就任命裴松之为三国笔记，这离下一道圣旨中的晋史编纂已经不远了，另一方面也是在晋史工程受阻的时候。相隔不远，文帝写前朝史的意图也是一样的；金代历史被封禁的时候，似乎和“利用三国异同注释陈寿国书”的策划有关。

刘知几的《史通》说，写三国史，自陈寿的《三国志》起:

写魏《春秋》、写、写。不同的故事都是错的，流的最多。宋文帝的《国史》有损其简洁性，打击了舒朗的裴松之，并收集了许多书籍来补充其不足。所以说《三国志》的，都是以裴注为依据。

各种史书层出不穷→皇帝下令注释三国→“裴注为天下三国志之本”，几乎和《史通》中唐秀的编的一样:“在皇家，上谕前有十部或八部后晋史，虽有不少作品，但并不完善”→“乃器”文帝下令谢灵运写晋史，也是遇到了前两步。可惜谢灵运中途停了下来。

总之，因为前代历史不同，未定，所以圣旨是新的，这就是谢灵运写金淑与裴松之注三国的相似之处。或许是因为谢灵运的《晋书》“不提也罢”，又或许是因为《三国志》已经有了“好记叙文”，“文与美虽不相近，但质直”，宋文帝并没有要求对《三国志》进行完整的重写，而是通过写史对《三国志》做了注解。

官方对前代历史的修改

中国古代的官方历史记录有着悠久的传统。班彪云:

唐瑜三代，就《诗》《书》而言，天下有史官，国有史。所以《孟子》说“楚之《游子》，金之《乘子》，鲁之《春秋》，其事也一。”陆峻子《左丘明集杂文》，写《左传》30篇，因“乘法表”、“女库”事件黑暗，而左与“官话”则是单独的篇章，所以在设置与丧期之间，用21篇杂文写出异同，称为官话。

《五经》等有关先秦时期的文献，多与先秦时期的官方档案和记载有关，甚至“史”字的本意也是秘书的官方。但历史写作的基本规律是“写东西记单词，来源于当时的朴实；乐成删，因后世之笔”。将继续制作最近事件的记录。当新的记录停止出现，旧的数据被回顾、整理和解释时，相应时期的历史叙事就可以逐渐变得稳定。早期政权参与史学，主要在于“当时的纯朴”，而不能把握“后世之笔”，正如班彪所说，“成”“流浪”事件是黑暗的，“左”“国虞”则各有其章”。

西汉时，司马迁父子把《史记》写成“太史”，开创了纪传体史书的先河。但其书名为《太史公书》，文类和义的创作充满了个人的思想，并不是通过执行官员自己的工作，遵循一定的规则和程序来完成的。我们可以通过这本书探究作者的学术和思想，但很难将其作为官方介入“后笔”的代表。

东汉的官修史也停留在当代历史上。班固被判继续写《史记》，但每云都有一线希望，被汉明帝赏识，受命写东汉史。他和他的同事撰写的《祖先传》和有关英雄、、新市、公孙述的28篇传记和记录，证实了东汉的历史写作在传记体的框架内继续发展。此后，他被允许继续书写西汉历史，他完成的《韩曙》成为两千年来西汉的权威史。西汉历史虽然是独立成书的，但并没有被很好地视为东汉的官方“第一王朝史”。这本书不是东汉政府首创，而是东汉政府禁书解禁后完成的。这恰恰是因为东汉朝廷把它当成了自己朝代的历史，禁止随意谈论祖先。很长一段时间，政府并没有真正关心对历代的回顾和评价。

继班固之后，东汉史家先后编撰国史列传和史记，汉末累计百余篇，被称为《东汉观录》。这本正史成了几百年来编纂东汉史的起点。西晋时，有两部重要的东汉史书，一部是司马彪的《续汉》，一部是华英的《后汉书》，两位作者分别具有秘书程和秘书监的身份。那么，我们能说西晋朝廷有编撰前汉史的意图吗？司马彪《续韩曙》序云:

其一，王力的史官写时事之书，载善恶之思而劝之，压榨教世之要义。《春秋》不修，仲尼管。《关雎》乱，老师会修。为什么要麻烦前哲学家？盖不得死。

司马彪明确表示，“史官”的职责只是“书时事”，要靠后来的学者去砍，去造好历史。这个想法和当时的班彪是一样的。司马彪转型为东汉史的依据和原因是《史记》中“记述复杂”，蜀汉大学士乔周“已删，犹未完”，安帝继位后的东汉部分是“死而乏人多”，需要进一步组织补充。前言表明司马彪是以个人身份写《续汉书》的。至于当时正巧是秘书的程，恐怕是因为这个职位接近了大量的内阁秘文，为他的历史提供了保障。而华英的情况和司马彪一样。这本传记里说“华英被韩吉惹恼了，有做出改变的意图。必是台郎，典官之事，所以得看骗子，遂其情”。《汉书·二书》的写作，是华英早年在曹魏任上时开始准备的，到金惠帝元康初基本完成。这时，华英已经转行做秘书主管，打起了书。朝臣会后，以为“有移固之规，有录之风”，决定“藏秘府”。以上都不是官方自上而下进入上一代历史书写领域的决心。元嘉初年，当刘、宋政权经过第一次过渡时期并基本巩固之时，命谢灵运撰《晋书》、裴松之注《三国志》，显示出官方向“后笔”书写领域延伸的新动向。但谢灵运的《晋书》尚未完成，裴的注释离真正的史书还有一步之遥。只有在南齐才正式播放上一代的正史，也就是沈约的《诗经》。

沈约于齐永明五年春写《宋书》，次年二月完成传记七十卷。对前史的正式修订的成功和迅速完成，离不开对两宋当代史的相对完善的编纂。据《宋书》记载，元嘉年间的开国功臣是何承天、山等，孝敬武帝时，苏宝生继续撰写元嘉名臣传。后来，徐渭又继续修改删节成书，《从之初至大明末年》，即从刘宋开国约15年至禅定约45年。相比之下，刘崧编纂前代历史的机会就差了——晋朝缺乏史传依据，而三国有《三国志》，长期以来一直受到高度评价和流行。因此，尽管刘崧官员有编纂前代历史的意识，但他们并没有很好地认识到这一点。

前代历史的编纂是历史编纂的最后一环，官方修史只有进入这个领域才算完整。隋朝出现了禁止私撰史的政策，宋代则是朝廷指定的正史修订出版，进一步巩固了正史修订在历史叙述中的绝对统治地位，成为确立中国古代政权合法性的重要手段。从技术上来说，像汉朝、曹魏这样编纂现代史基础很好的朝代，后世编纂前代史书也不难，但是为什么国家直到宋齐才表现出这种意愿呢？这恐怕和官方编制的整体发展趋势有关。早期官员主要编纂与行政运行直接相关的法典和仪式，而出现了其他更具文化性的编纂活动，难以成为风气。南北朝以来，官修明显兴盛，参与人员、作品数量、涉及领域都与以往不可同日而语。《沈约宋书》是前代第一部正式修订的书，同时也是当时活跃的正式编纂者之一。

明治天皇任命侍郎sanjsanetomi为修史总统的手信。

图片来源:东京大学史料编纂研究所网站

附加讨论:中世纪的官方修订和私人写作

胡宝国先生考察了南朝的学术风气，认为裴松之《三国志注》的出现，可能是由于那个时代“富于学问”和重视知识的风气所致。这里要“知情”的知识是基于文本的知识，所以这种趋势本质上是关于文本处理的，它指导着文本的收集、整理和编纂。这种趋势似乎自然接近官方编制。自南朝以来，官编在文学类型的许多领域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也许是利用了东风，也许是反过来帮助了东风。

官方汇编有两个显著的趋势。一是多以集体作业、多人审校的方式进行，带来编制思路和效果的根本性改变。这种变化在古代历史批评家眼里是非常不好的。简单来说，就是“一个人写的序言，因为是对自己编纂主题的总结，所以序言的意义可以贯穿全书”，而很多人分而治之，“要机械地约束很多作者，……这样一来，编辑们就很难全面贯彻编纂主题精神。从司马迁开始，就成为历代史书的主题，即史书是一家之言。章学诚说《史记》是“近圆而神”，“韩曙”是“近方以智”，中世纪以下的史书是“同科举程序，官书”，一般是这个意思。但是说后世史书和官方档案一样，是一种愤怒的夸张。即使相对不整洁或者死板，毕竟是历史书而不是数据集。集体分工很难细化，但总比规模好，所以很适合收集整理重新编制这个工作思路。裴注只用了一年时间就完成了，使《三国志》翻了一番。在梁武帝，一位据说因不满而自大的学者刘军得知自己编了一本120卷的书，立即召集学者编了六倍大小的《华林辩略》，“取其尽高”。

第二，在材料方面，他们倾向于使用官方档案。既然是官方编的，最方便查阅的材料自然是档案，尤其是在中世纪那种重视“近期与他人比较”的决策传统中，各行政部门基本上都是根据工作需要收集整理档案的。现代人都很清楚，档案是极好的史料。但中世纪编纂中档案的利用，有时很难说是为了考察最准确的记载，发现历史的真相，还是因为接近，方便用档案填充现有的体裁框架。像弗兰克那样在图书馆和档案馆四处奔波，调查第一手资料，这与中世纪编纂官员的工作条件不同。但是，档案当然不是万能的，四书集注之类的书籍的编纂，或者说藏书、典籍等。与文件和档案有着天然的距离。

以上两个方面密不可分。我更倾向于把官制编纂定义为官僚主义向传统学术领域的扩张:集体编纂意味着多人分工、固定流程、分级决策，这也是官僚主义的基本内涵；文件档案的利用是官方编纂活动与其他官僚部门之间的桥梁；而且由于文书档案都是在官僚主义的运作中产生的，其规律性特点特别有利于编纂方法的官僚化。这样，一部作品从资料、编纂方法，到最后的出场，都会烙上官僚主义的痕迹，这与纯粹的私人写作是不同的。

但是当我们把以上的认识带入具体的作品中，就不能不觉得有很多问题。比如《宋书》记载王味之“少志，惟现世，上书于表，自作词”。在此基础上，其子王绍志的《晋安帝杨秋》究竟是官方修改还是私人写作？而《裴注》所补资料中几乎没有文献档案，但杂词较多。应该属于官修还是私写？如果说裴注从多人辅助的编纂模式来看，属于官修，那么的“广收徒学，穷评旧录，删烦补疏漏”究竟是官修还是私写？

退一步说，一本书既有官制运行影响的因素，也有作者个人意志影响的因素，这应该是写作的常态。一方面，一部作品可以经历多手编，不一定每次都是官方修订或者私人编；另一方面，中世纪的官修制度并不完善，学者和官员的身份往往重叠，不可避免地导致官员和私人的交织。不能忘记，这里讨论的“官”是官僚制意义上的，官僚制从来就不是政府专有的，但在中国古代，政府无疑是最高的官僚制组织，也是推动官僚制对整个编译文学领域影响的主体。对于中世纪来说，在反对官修私写的框架下，很难理解和编纂文献。或许我们可以再问一遍:中世纪行政运行的逻辑和官僚体制下行政文书的状态是如何影响整个文书世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