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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化派 “论”与“派”:文化论战中的全盘西化思潮

导语:本文对20世纪上半叶的全盘西化思潮进行研究,指出了在这一思潮中存在着不同的流派,包括“舒服派”和“外派”,它们各有特点,在实践中无法协调,影响了各自观点的表达和文化论争的走向,制约了整体西化思潮的历史命运。文章呼吁在研究整体西化思潮时要注意区分不同的流派,以克服概念理解的倾向,切断以往的前人观念,突出思潮本身的复杂性。

作者:赵立彬

[本文摘自]历史研究,2006年第1期,第96 ~ 113页

【作者简介】赵立斌,中山大学历史系副教授。

【摘要】思想流派不要笼统认定。就整体西化思潮中的流派而言,既有学术理论相同、关系密切、相互呼应的“舒服派”,也有被他人根据论据分类的“外派”。两个“流派”各有特点,在实践中无法协调,影响了各自观点的表达和文化论争的走向,制约了整体西化思潮的历史命运。在研究整体西化思潮时,区分两个“流派”有助于克服概念理解的倾向,切断以后的前人观念,突出“理论”、“流派”和思潮本身的复杂性。

[关键词]学派/全盘西化/文化论争/胡适/陈

“理论”和“学派”不仅是重要的考察对象,也是现代思想史研究中常用的概念工具。在以往的研究中,经常看到用研究者的立场和理念去切割每一个“理论”,来指代每一个“学派”。虽然很容易在宏观层面上提取线索,但忽视不同思想资源的具体差异,人为地圈定集合,容易导致在观察复杂的社会思潮时无法获得细节和审视差异,反而掩盖了思想家之间的实际关系,与“学派”在具体场景中的表现相去甚远。

20世纪上半叶的全盘西化趋势就是一个可以讨论的典型案例。自从这种思潮兴起以来,以其“理论”思考问题、讨论问题就成为人们的普遍方式。这种认知模式不仅主导了各种支持或批评意见的表达,甚至影响了完全西化的“理论”或“学派”的自我理解和自我表达。当事人和旁观者很容易在自觉和不自觉之间改变自己的观点和标准,“理论”和“学派”构建自己,因此,只有回到考察对象的实际情况,而不是把他人作为对冲,才能回到原点。①

研究史上的“全盘西化论”与“全盘西化派”

“理论”和“学派”作为概念工具的使用已经出现在现代思想史研究的早期作品中。20世纪30年代,吴启元将东西方文化论争中的两派分为以梁启超、梁漱溟为代表的“东方文化学者”和以胡适、吴稚晖、陈独秀为代表的“西方文化学者”。②郭以思想家、思潮、论争为线索,勾勒现代思想史。胡适和吴稚晖在作品中属于“欢迎西方文化”的“近代思想家”,梁启超和梁漱溟则代表了反对西方文化的“反对者”。(3)此后,学者们在讨论全盘西化的趋势时,要么用“理论”,要么用“学派”,界定“理论”和“学派”的标准大致相同。余英时将讨论中西文化问题的人分为极端本位派、全盘西化派和调和妥协派,其中胡适的言论是全盘西化派的一个样本。(4)胡、指出,全盘西化口号的出现,是在西方思想派别分裂的背景下,洋务派内部的全盘与妥协之争。⑤殷以胡适、陈为西化的样本,称他们为“主张全盘西化的人”。⑥孙广德很大程度上封闭了整个洋务派。主要人物有陈独秀、武玉、易白沙、陈许婧、胡适、吴稚晖、林语堂等。⑦龚树铎和陈松用“全盘西化论”或“全盘西化派”的范畴来概括全盘西化的理论主张,并分别指出其范围。⑧在评论胡适的文化思想时,许多理论家使用了“完全西化派”的概念,但他们认为胡适不属于完全西化派。⑨

从学术史可以看出,研究者习惯于预先确定某个“学派”的概念,然后根据这一预设,将相关人物的思想归入这个“学派”或者不认同。⑩但是,很少从“学校”实际发生的角度去考察。最近的一些研究开始显示出差异。何姚杰用“一群主张者”来代表岭南大学主张全盘西化的人,这说明作者注意到了一个“舒服”的学校实际上可以包容的范围。蔡注意到外界所认定的“流派”之间存在着内在的差异,认为很难用“全盘西化”来概括极端的西化理论,而代之以“激进西化”的说法,按地理位置分为主张全盘西化、以岭南大学为中心、为南派两大派;胡适的“完全全球化”理论是北方学派的代表。虽然“学派”的出现在方法论上仍然不是出发点,但也说明了对“学派”实际表现和内在差异的重视。这些研究模糊地表达了观念与历史细节之间的某种关系,在“学派”的外部认同的认知模式上有了一定的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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