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天纲 徐光启：四百年来中国开眼接纳世界第一人

徐家汇是今天上海地图上最重要的地名之一，与明末该市最重要的圣人和爱国科学家徐光启的名字有关。400多年前，当上海还远未成为大都市的时候，以徐光启闻名的徐家汇，拉开了上海现代文明的帷幕。在政治阴云密布的明末，徐光启脱颖而出，学习西方新的知识和思想，把中国在农业、天文、数学、军事思想等领域的水平提高到一个新的高度。徐光启缅怀先辈、顾全当下的先进眼光、开放态度、求变精神和学以致用的科学理念，对上海人乃至整个中国社会仍有实用价值。

徐光启，字第一，号，号易。明代南直隶松江府上海县人，翰林学士庶吉士，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

今年4月24日是徐光启诞辰450周年。同日，复旦大学哲学系宗教研究所教授、中西文化交流史上著名人士朱维铮先生的弟子李天罡，为徐光启举行了“徐光启与中国现代文化”纪念讲座，认真梳理徐光启的成就，称徐光启为“四百多年来最杰出的上海人”。此外，该系列纪念活动的发起人之一、徐汇区文化局副局长宋浩杰也接受了早报记者的专访。在他看来，徐光启的品质——乐于接受新事物——已经成为接班人的特征。

他在天文、数学、农学、军事思想等领域都有建树:主持历法的修订和崇祯历书的编纂，介绍了圆形地球的概念，提供了第一张全天星图；与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一起翻译《几何原本》，为中国引进现代世界科学奠定了重要基础；他一生中有许多农学著作。著名的《农业行政百科全书》共60卷，70多万字。其中，关于农业政治和农业技术的讨论极大地促进了中国农业生产的发展；军事思想以“精细化”和“对现实负责”为核心，提出“求材备用”，是中国军事技术史上第一个提出火炮在战争中应用理论的人。

李天罡

徐光启是“第一个向西方寻求思想的人”，比林则徐早两百年。有人质疑徐光启的成就是建立在翻译的基础上的。其实翻译也是一门科学。比如几何的翻译，“Geo”用明朝上海话读起来很像“geometry”，还能让人想起曹操《短歌》中的名句“乐为酒，几何为命”。徐光启对亚里士多德哲学著作的翻译，准确地对应了宋明理学的术语。徐光启有一个著名的命题:“要想赢，首先要知道怎么过。开会之前，一定要先翻译。”

1600年，他在南京遇到了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改变了徐光启的人生轨迹。当时在西方，耶稣教会掌握了最先进的思想和技术，而意大利贵族后裔利玛窦来到发达的中国，自然用西方最前卫的技术证明了自己的文明。另外，随着明代一批文人的崛起，徐光启通过利玛窦“开了眼界”。

让一天变成24小时

“一天24小时”是最自然不过的事情，但在徐光启之前，一天不是24小时，而是12小时。

万历四十年，礼部告知朝廷，明朝天文台长期失修，地面不平，仪器排列不均匀，星象不准确，导致历法与天道度数不符。当时的秦，只有极少数人略懂历法，大部分天象都不准确，帝王历法编制得很差。皇帝不知天，导致官员议论，百姓不肯收。不想借用徐光启和耶稣会士的天文历法计算知识，用欧洲的儒勒历法修订明朝的大同历法。但在明朝万历年间，教廷发布了更新的历法——公历，采用了最新的天文计算技术和观测数据，将一天划分为24小时，精度比明朝的大同历法高得多。

半个多世纪的徐光启主动要求修改历法。1612年，耽搁了很久，被其他事务打断。1627年，崇祯继位。年轻气盛的崇祯请教了有特长的“三朝老臣”徐光启，重新启动了搁置了16年的“修历”计划。

徐光启等人请耶稣教会翻译公历，然后秦的中国学者对比传统历法。引进西方历法符合中国传统，删除中国历法中不符合实际操作的部分。例如，中国传统日历将一天分为十二小时一百个季度。西方的时间划分是一天24小时，一小时四个季度，一共96个季度。如果把事情换算一下，“12小时”真的等于“24小时”。可以把每个“小时”分成两个，称之为“小小时”来解决。但是中国的“一天100小时”和西方的“一天96小时”是不能换算的。更大的困难在于，在西方，“一天96小时”是“24小时”乘以“4”得到的，可以作为一个整体来计算。在中国，“十二小时”和“一百个世纪”是两套计算方法，“小时”和“世纪”不能完全分开，所以不能合并。如果一定要合并，结果是每小时4.166小时。最后，徐光启和汤若望干脆采用了西方历法，废除了百时计算法，使中国历法与世界上大多数其他民族的计时方法保持同步。

徐光启负责修历四年，大致完成了《崇祯历书》的编纂。他去世两年后，李天京和汤若望完成了徐光启的未竟事业。面对这样一个新的历法，崇祯皇帝毫无头绪。他犹豫是用老祖宗留下的大统历，还是采用改革改革后的革命历法。生性多疑的崇祯终于在1644年下令刻下《崇祯历书》，并向全国颁布。然而，为时已晚。这个完美的历法并没有拯救明朝。清朝开国皇帝努尔哈赤将他的年份命名为“天命”，1616年是满清天命元年。满人很早就和明朝争夺“天命”，明朝“天学”的混乱似乎被清朝拿走了。清军入关后，士兵们在北京的一条小巷里找到了“宣彤的老师”汤若望。不费吹灰之力，就拿到了崇祯历书。顺治皇帝将其改名为“西方新历法”，在全国颁布，并一直实施至今。

把红薯带到中国

明朝时中国人口只有5000万，到了清朝乾隆年间，猛增到3亿。明末清初的人口爆炸，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徐光启的“地瓜疏”。

甘薯是16世纪由西班牙人从美国传入菲律宾的，当时受到殖民当局的严格控制。西班牙人是不会让一块红薯出领土的，以免传给中国人后剥夺自己的种植利益。在南洋谋生的福建闽南移民陈振龙，在冒着生命危险把这种神奇的粮食作物带到台湾省，再带到福建之前，设法把红薯藤藏在一条船上，乘以几条青藤，于是有了无数的活人。徐光启是大陆士大夫中“第一个吃红薯的人”。1607年，徐光启回到上海，为父守孝。他在家呆了三年。每年他都邀请在福建莆田做生意的徐老师带种子回上海做实验移植。当时人们认为红薯是南方植物，不可能在长江流域引进。江南平原种红薯最难“繁殖”。播种季节，茎干不是腐烂就是冰冻，或者过于温暖潮湿，刚越冬就发芽了。

为了寻找马铃薯种子的“冬藏”技术，徐光启终于成功地做到了窖内保温，铺秸秆防潮，初霜前收种子避免冰冻，清明前播种不发芽。他总结出“传种”、“整地”、“土壤适宜性”、“栽培处理”、“种植”、“移种”、“切藤”、“收割”、“制造”、“作用”、“救荒”等一整套做法，被称为“松江”“松江法”，是一种高纬度地区的甘薯种植技术。从南半球到北半球，从拉丁美洲到亚洲，千里之外的外来作物都定居在长江以南，没有发生严重的生物退化。徐光启得意地说:“不好意思，橘者超淮，佛者苦。”

徐光启的心态与一般“济世而穷则独善其身”的儒家士大夫不同。他不是被动的“辞职回国”，而是要完成他的人生抱负，完成后来被历史学家称为“科学实验”的“农业革命”。据说天津南郊有1500-2000亩农场，徐光启，都是盐碱地开垦出来的。他尝试将水稻引入华北平原。徐光启改良灌溉施肥技术，解决了北方旱地水稻种植问题，使水稻种植在天津生根发芽。明代栽培的天津“小站米”闻名全国。

《农业行政百科全书》共60卷，12目，约50万字。这本书与历代农书有着继承和发展的关系。按照陈子龙在《农政百科全书》“普通案例”中的说法，徐光启是“一个杂家，独树一帜，得之即书，而不连贯”。完全由徐光启本人撰写的《农业行政百科全书》约6万字，仅占全书的十分之一。其余几页都是引用历代农民家庭的作品。据统计，书目来源有250种。所以可以说，农业行政百科全书是中国古代的农业百科全书。

自己掏钱练枪救国

万历四十七年，清军入关前26年，徐光启就已经意识到明朝危在旦夕，满人虎视眈眈入关。但是，在营地检查军械时，都是嵩山少林的长棍，河南田的镰刀，山西农民的长耙子。不是每个人都能比得上的。徐光启决定采用先进的枪械，避免与冷兵器肉搏。他自掏腰包从澳门购买火炮，却被指控私运军火，一路受阻。三年后，红炮终于到了北京。当时北京的枪都是上海的天主教徒。一把枪在长城上射出，击中了一个人。这个人死于三月，这个人就是努尔哈赤。多年后，多尔衮入主中原。

公务员培训虽然勇敢，却引起了法院的各种议论。徐光启去世前一年，跟随身边的同学几十年。与他一起带兵的孙，在这场冤案中被朝廷杀死。徐光启有救国之心，却无法归天。第二年，他在悲伤和愤怒中死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