皖南事变 皖南事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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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日报》刊登的周恩来题词“皖南事变”，以及1941年1月中国国民党当局在安徽茂林包围皖南新四军的事件。

1940年下半年，抗日战争进入第四个年头。在敌后抗日人民的支持下，中国共产党经过三年的艰苦奋斗，建立了17个敌后抗日根据地。军事力量不断壮大，从3万人发展到50万人，在重庆国民政府内部引起了极大的恐慌，尤其是华中新四军的发展，这是蒋介石不愿意看到的。此时此刻，世界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6月5日，德国进攻法国。五天后，意大利向英法宣战。法国立即向德国投降，英国军队从欧洲大陆撤退。9月，日本利用欧洲战争的有利时机，与德国、意大利签订军事同盟条约，引诱重庆国民政府放弃抗日战争，以迅速解决中国的战争。与此同时，英美两国还签订协议，争取重庆国民政府加入，继续抗战，牵制日本。而苏联也愿意继续援助重庆。三大国际势力都在为自己的利益争取重庆国民政府，导致蒋介石误判形势，以为自己可以为所欲为。

6月初，蒋介石在重庆会见周恩来，强调中国共产党在军事上必须服从命令。7月初，贺、白崇禧打着“避免摩擦”的旗号，与就国共“划界”问题进行谈判，规定八路军、新四军开赴黄河故道北岸，企图限制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周恩来原则上同意划界，但必须满足六个条件，如该国各方的合法权利。十六日，何、白竟向周提出所谓“中央提示案”的书面文件，要求八路军、新四军在一个月内全部开赴河北、察哈尔及山东黄河以北地区。事实上，他们拒绝了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六项要求，谈判陷入僵局。10月19日，何、白又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参谋长、副参谋长的名义，致电八路军副总指挥朱德和新四军副总指挥叶挺、，诬告八路军、新四军行动自由、扩张自由、破坏行政体制、兼并友军，并在来电后一个月内限于“中央提示案”。当时人们称之为“好电”，它的正式推出拉开了重庆国民政府新一轮反共高潮的序幕。

面对如此严峻的形势，中国共产党采取了“表面缓和，实际抵制，软硬兼施，相向而行”的方针。11月9日，中共以朱德、彭、叶挺、等名义公开答复“好电”，被当时的人们称为“佳电”。一方面坚决驳斥“好电”对八路军、新四军的谣言和攻击，另一方面又采取温和态度，表示为了照顾抗日大局，决定“将长江以南的正规军按令北移”，而“对于江北的部队，则建议暂时免除”。中国共产党这种庄严、坚决、合理的立场，赢得了包括不赞成国共分裂的国民党人在内的中间势力的同情。

但是，重庆国民政府不顾广大人民群众和中间势力的愿望，仍然坚持八路军、新四军必须撤到老黄河以北。在贺、白崇禧的授意下，军区部立即拟定了《剿灭黄河以南匪军作战计划》，于14日上报蒋介石批准。军区司令部的作战计划规定，第一步是在1941年1月底，以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消灭江南新四军，然后转移兵力消灭苏北新四军；第二步，在2月28日之前，由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消灭黄河以南的新四军。鉴于《日汪条约》即将签署，蒋介石为了避免被中共指责与日汪合作反共，没有立即回复军事指挥部门的呈文，而是同意在12月7日“照办”，并表示实施时间将“在本月晚些时候决定”。8日，、白崇禧致电朱、彭、叶，重申了先前的命令。9日，蒋介石亲自命令黄河以南的八路军于12月31日前开赴黄河以北地区；长江以南的新四军将于12月31日开赴江北，明年1月30日前开赴黄河以北。10日，顾命令按原计划妥善部署和准备。比如12月31日，新四军“仍未服从北渡，应立即解决，不再宽容”。

军统

12月14日，中国共产党目睹形势恶化，紧急致电叶挺、项英，指示皖南新四军迅速北移，以免发生意外。然而，项英始终犹豫不决，直到26日，在受到毛泽东的严厉批评后，1941年1月1日，她终于和叶挺等人一起做出决定，经延安批准，冒险北上南下。这时，在蒋介石的密令下，顾聚集了一些地方包围皖南新四军。与32军研究皖南剿新四军问题的秘密军事会议，也是5天前在惠州召开的。压制计划已经制定，作战部署基本完成。4日，新四军、皖南部队9000余人从泾县云岭出发，计划经茂林，取三溪、旌德、宁国、广德、郎溪至苏南溧阳，再由镇江渡河北上。6、到达茂林地区。7日，在杏坛附近，顾、上官云相等7个师8万余人围攻，皖南事变爆发。

8日，新四军先后向西南的连岭、高陵、西北的茂林方向转移，均未成功。、政治部主任袁、参谋长周子昆在突围时悄悄离队，叶挺指挥部队顽强抵抗。9日突破重围，渡过青衣江，陷石坑。12日，顾、上官云翔发起总攻，新四军主力阵地被敌人攻破。叶挺14日被迫前往上官云翔总部谈判，随即被拘留。皖南新四军血战七昼夜，最终寡不敌众，弹尽粮绝。除了2000多人突围，其余7000人大部分壮烈牺牲，部分被俘。、周子昆被转移隐匿后被汉奸杀害，袁突围被杀。17日，蒋介石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发言人的名义发表讲话，诬称新四军“违反军纪，不服从调遣，攻击前方抗战力量，实行叛乱”；并发布军委令，宣布撤销新四军兵团，叶挺交付军事审判，将皖南事变推到了顶峰。

中共得知皖南事变后，一度准备同时举行全国范围的政治和军事反攻。12日，毛泽东发电报称，周恩来立即向蒋介石提出严正交涉，要求其立即停止对皖南新四军的围剿。同时，指示刘少奇在政治上和军事上准备全国反攻，彻底解决华中问题。姜于十二日、十三日两次上书周:嘱顾等，只要新四军真渡北地，、项二人放心东进，不要为难。直到15日新四军围歼战结束，中国共产党还在这样敷衍。毛泽东听到这个消息后非常生气。他立即回复了周恩来和叶剑英。绝不听信蒋的“胡说八道”，以中共中央书记处的名义致电共产国际，要求批准CCP的全面反攻计划。18日，周不顾蒋介石的新闻检查制度，在《新华日报》发表抗议题词，向全国人民公开揭露皖南事变真相。20日，毛17日发布撤销新四军的命令，以中共中央军委名义发布重建新四军的命令，任命陈毅为代理军长，为政治委员，张为副军长；同时，他以中共中央军委发言人的名义发表讲话，提出了17日取消蒋介石反动命令、惩恶扬善、恢复叶挺自由等12条中共关于解决皖南事变的要求。

随着中国共产党政治反攻的全面展开，皖南事变的真相迅速向世人大白。蒋介石受到国民党和包括美、英、苏在内的国际社会的一致谴责和批评，很快陷入了前空的被动孤立局面。此外，日本并没有因为他发动反共内战而停止军事进攻，在平汉铁路以东与国民党军展开激烈战斗。蒋不得不几次派人去请商量一个折中的办法。鉴于时局的变化，中共29日召开政治局会议，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关于时局的决定》，警告全党仍要做好与国民党分裂的准备，并指出当前的斗争策略应该是政治上坚决反击，军事上保持守势。

2月初以来，中国共产党政治反攻的重点开始转向拒绝参加重庆国民政府第二次全国政治会议。18日，将、董、邓等7名中共中央委员致全国政协秘书长王世杰的信中称，在中共提出的12项要求未被政府统治之前，中共党员几乎不能参加。双方为此进行了多次谈判，但没有取得任何结果。为了打破僵局，中国共产党提出了12条临时解决方案，并没有取消蒋介石1月17日的命令，只要求承认中国共产党的六个军和抗日政权在边区和敌后的合法地位，但蒋介石仍然拒绝接受。中国共产党光明磊落、顾全大局的原则立场和态度，赢得了包括中间势力在内的广大人民群众的同情和支持。所以，虽然中共的政治委员最终没有参加政务会，但江在3月6日的政务会上的讲话中不得不说:“我再也不能忍受看到所谓‘剿共’军事了”，“今后再也不会有任何对共产党的军事镇压，我可以负责向你们宣布和保证”。从那以后，我们再也没有提到八路军、新四军的北移。皖南事变造成的国共对峙已经结束。

皖南事变是抗日战争时期国共合作逆转的分水岭，对国共关系的发展产生了深远而重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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