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江湖 当代知识分子的“江湖”在哪里
清韵历史研究冯源画竹林七贤
书评人/潘采夫
不知道什么时候，但近年来，攻击知识分子已经成为一种趋势。那些风靡全球、批判时代的文章往往被戴上帽子和标签，被称为“众所周知”，导致群殴和围攻。原因是苏辙说:“只是名字太高了。”现代人说:“除非你不合作。”
其他知识分子是什么样的？埋头苦读，著书立说者凤毛麟角，俯下身站稳脚跟，升官发财者多。他们要么出钱搞工程，要么教书或监督医生，要么梦见皇帝，并站在床上，他们都用自己的看家本领，在黄昏时与肥马一起，等待富家子弟，并成为作家阿丁笔下的“无脊椎软体动物”。北京皇城，应酬，所有读书的学生吹牛，而且他们总是遮遮掩掩。“我哥昨天去‘海’了”，还是“我哥的文章陈已经叫人用了”，而且书房到处都是。李世民说:“世界上所有的英雄，都尽力而为。”“英雄”这个词让人发笑，让人慷慨。
每个人都有一个寺庙梦，但知识分子的江湖在哪里？奔着权力跑的人，眼里没有江湖，心里不知何去何从。因此，他们只看到琐碎的行为，却不表现得从容。他们既没有现代知识分子的独立性，也没有古代学者的品格。古代知识分子有仲尼和庄周保护自己。他们在寺庙里担心他们的人民，在远离江湖的地方担心他们的国王。有两个地方可以去，可以独立，可以安定自己的灵魂，可以进退，可以藏在我里面；现在的知识分子没有“保护身体的魔力”。他们心里只有营地，穷的时候忍不住趾高气扬。当他们贫穷时，他们就像一只失去家人的狗。一般来说，知识分子找不到自己的“家”。
谢青桐的《江湖中的酒，寺庙里的梦》解决了知识分子的“家”的问题。寺庙和江湖是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两个“家”。谢青桐的本意可能是描写古代知识分子游走于庙堂与江湖之间的困境，揭示中国知识分子的“在路上”问题。与现在相比，笔者认为，他笔下的江湖，能漏船载酒，能泛舟其上，庇护了古代知识分子的安身立命之所，对当代知识分子表现出了更多的现实关怀、更多的批判精神和更多的启示录价值。
谢青桐的知识分子样本，从屈《原始人》开始，到曹雪芹从嵇康、阮籍开始，集中描写唐宋时期的文人。明代只有徐渭和侯方域，清代只有曹雪芹。谢青桐的选择表明了他的审美趣味和审美标准，也勾勒出了历史的走向和面貌，成为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命运图。
春秋战国时期，知识分子的风采值得彰显。汉朝建立后，黄老当权，汉武帝以后，儒学兴盛，正式奠定了古代知识分子唱儒唱道的基调。汉末，诸葛孔明也成为退隐名山、入朝拜庙的知识分子典范。他开创了从江河湖海到寺庙的经典之路。魏晋南北朝时期，政治动荡，礼崩乐坏。佛教作为新生事物，正式进入知识分子的价值体系，与中国儒道传统相融合，开创了第一个“江湖盛世”嵇康的铁匠铺、阮籍的老牛车、刘玲的大酒缸，都是知识分子的江湖，一片七子吸毒裸奔的竹林也千百年来第一次成为知识分子的精神图腾。
唐朝的旷达开放的宗教，宋代的文学对待方式和儒家精神，尤其是科举制度的建立，使这两个朝代成为中国知识分子的黄金时代。当时的文人当然渴望寺庙，这是他们不变的主题，但在寺庙之外，他们也展现了空之前的浩瀚河湖，与寺庙隐隐相竞。四川名山、寺庙道观、妓院酒馆、商店驿站、闺阁宫殿、长城边塞，都成了“战友营地”。“根据地”的发展也保证了士人相对的精神独立。由此，李白可以喊出“天子不上船”，柳永才敢写出“才子佳人，天生白衣”，不仅爽，而且有恃无恐。也正因为这种独立，宋朝的士大夫才有勇气和皇帝一起统治世界。与诸葛孔明相反，苏东坡的儒道佛三体融合，从庙堂到江湖，达到了庙堂与江湖对应关系的巅峰，成为古代知识分子的完美典范。
历史顺流而下。过了崖山，就没有中国了。明清时期，儒学变成了宗教裁判所。学者如果不当官就会被杀。当他们开始使用它时，他们变成了奴隶。寺庙里只有独裁者，河湖里没有避难所。学者不能再被称为知识分子。这也是谢青桐挑三拣四，在明代只发现一个徐文长，半个侯方域的原因。而曹雪芹的入选，或许只为他“落得一片净土真干净”。
知识分子的千年命运和文人的潮起潮落反映了中国古代文明的变迁和衰落，也描述了儒释道作为古代知识分子价值观的起源和中断。江湖没了，儒者性格没了，道家隐居没了，佛教诞生没了。知识分子赖以生存的古代文明消失了，本该依靠的自由和法治也消失了，现代文明土壤贫瘠。也可以想象，当代知识分子普遍营养不良。
林贤治说，没有一批充满活力、勇敢勤奋的知识分子，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就无法形成创新稳定的知识分子传统，建设文明社会就更加困难。他还意味深长地说:“中国的知识传统被打破了。”这是合理的，也是非常痛苦的。在当代知识分子的江湖中，只有干涸的河床暴露在外，一点水都不剩。
《江湖有酒庵梦——中国故国知识分子的气质与命运》谢青桐2014年8月写的《北京时报·中国图书公司》第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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