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正 争议华国锋：“一正四负”的评价过于武断

从1980年开始，官方对华国锋执政两年的评价有贬义，也有正面，但负面多于正面。最权威的结论可以概括为“一正四负”。但笔者在阅读了更多的史料和口述回忆后，发现“一正”的结论太轻，“四负”及衍生的负面评价与事实相悖或过于武断。

华国锋和叶剑英在天安门门。

作者:韩刚

来源:人民日报在线-国家人文历史

继毛泽东之后，华国锋担任中国最高领导人四年零八个月:1976年10月至1981年6月；作为权力核心，他实际上任只有两年零三个月:从1976年10月到1978年12月。现在，华国锋去世了，政府又发表了一些新的言论。但是，棺盖还没有确定，关于华国锋的事实还有很多需要还原。

从1980年开始，官方对华国锋执政两年的评价有贬义，也有正面，但负面多于正面。最权威的结论可以概括为“一正四负”。

“一义”:“我在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中取得了很大成绩，今后也做了有益的工作”。“四个否定”:一是“执行和拖延纠正‘两个凡是’的错误政策，压制真理标准的讨论”；二是“拖延和阻挠恢复老干部工作和平反历史上的冤假错案的进程”；第三，“他在继续保持旧的个人崇拜的同时，也创造和接受了自己的个人崇拜”；第四，“经济工作的过分成功和其他‘左’政策的继续，我也有责任”。

长期以来，笔者信奉“一正四负”的评价。笔者在阅读了近年来较多的史料和口述回忆后，发现“一正”的结论过于轻描淡写，而“四负”及其衍生的负面评价与事实相悖或过于武断。本文希望通过对史料的整理和对过去一些关于华国锋的“否定”观点的阐释，澄清“文化大革命”后华国锋同志的一些历史问题。

华国锋并没有阻挠邓小平的复出

据说华国锋坚持“批判邓”，阻挠和拖延复出。近年来披露的一些材料表明，事实恰恰相反。据吴德口述，1976年10月，“四人帮”被捕后的一次政治局会议上，华国锋宣布了三篇文章:第一篇是请邓小平出来工作；二是在中央会议上旗帜鲜明地走出来；三是为邓小平做好群众工作。会后，李先念、陈锡联、吴德三人赴西山看望邓小平，表达中央要请他出来工作的愿望。

事实上，粉碎“四人帮”后，邓的情况很快就好转了。据叶剑英办公室主任王守江介绍，“四人帮”倒台后，为了方便叶剑英今后的工作，他向邓小平传达了中央的指示。王守江说“要传达中央的指示”。邓小平的女儿毛毛也在回忆录中表示，恢复邓小平阅读文件的权利是“中央政府做出的决定”。既然是“中央”的意思，那就是华国锋。

毛毛的回忆与王守江的叙述有些不同。王守江说，是叶剑英安排住在北京西山后，才派邓去读文件的。根据回忆和年谱，邓于1977年2月3日出院，住西山。毛毛说，第一批文件被送到医院，比王守江说的早了近两个月。邓患有前列腺炎和严重的尿潴留，于1976年12月10日住进解放军301医院。毛毛说，12月14日，中央作出恢复邓小平阅读文件的决定。12月16日，华国锋、汪东兴指示为邓小平接受手术。据《邓小平年谱》记载，邓住院期间，从北京西郊玉泉山接诊，听取了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汪东兴对粉碎“四人帮”的介绍。恢复阅读文件，批准手术，举行高标准的集体采访，不仅是生活和医疗的改善，也是对仍在“等待犯罪”的邓小平的政治松动。很有可能华国锋和高官此时已经通知邓，让他再出来工作。

当邓小平住在西山时，几个政治局委员拜访了他。吴德口述中提到，他和李先念、陈锡联去西山看望邓，明确表达了中央要请他出来工作的愿望。苏振华、倪志福也到西山向邓小平汇报上海工作。苏、倪对邓说:粉碎“四人帮”后，在全国范围内对“四人帮”篡党夺权犯罪的查处取得了很大成绩。形势很好，你出来工作的条件已经成熟。请尽快出来领导我们的工作。邓说:我也老了。华国锋同志和叶帅同志要做前台工作。我可以做你的顾问。苏、倪急忙道:“你要出来，就不做顾问。你水平高，经验丰富。毛主席已经评论过了。我们都支持你。”。政治局委员访问不是个人行为，如果没有最高管理层决定恢复邓小平工作的背景，他们永远不会发表这样的声明。

邓小平和华国锋举行会议，纪念南昌起义50周年。

暂停邓小平的呼吁主要是出于战略考虑

华国锋和最高管理层计划在一段时间后恢复的工作，而不是让邓立即出来。然而，这不是“拖延”，而是中国和最高管理层的战略考虑。粉碎“四人帮”和华国锋继位，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权力更迭。上台后，毛泽东总是对中国共产党高层权力的变动作出决策，毛的决策也总是言而有信，这是毋庸置疑的。毛生前任命华国锋为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尽管他有意将自己的职责移交给中国，但他从未打算解雇王洪稳、张春桥、江青和姚文远。1975年，江青与邓小平矛盾日益激烈，毛曾指责江青等人搞“四人帮”，说要“解决”江青等人的问题。但是，毛认为江青等人“问题不大”，并告诫“不要小题大做”。

毛死后，在他尸骨未寒之前，华国锋等人逮捕了毛的遗孀和毛所依赖的几个人物。严格来说，这确实是一个非程序性的强有力的行动，不能不冒很大的政治风险。“四人帮”被捕后，海外舆论纷纷认为中国在搞“去毛化”，有谣言说中国在搞“右派政变”、“法院政变”和“翻案”邓小平。毕竟“批邓”是的本意，撤销邓的职务也是毛佐的决定。何华的高层官员不禁担心，他们刚刚逮捕了毛泽东的遗孀，并立即停止“批准邓”，恢复了邓的工作。很有可能他们会给民众一个把柄，严肃对待“有损尊严”、“政变”、“翻盘”的论调，这将引起何华高层官员更多背离毛泽东遗风的批评，威胁到新权力核心的巩固和国内政局的稳定。

1977年1月6日，在政治局会议上，谈解决邓小平问题时，华国锋说:“现在有些人不主张这样做，主张粉碎‘四人帮’以后，邓小平马上出来工作。如果“四人帮”被打倒了，邓小平就会立即出来工作，这可能导致“四人帮”犯大错误...如果邓小平急着出来工作，毛主席在四号、五号文件里讲的这些问题算不算？人们会说这是为了给邓小平定罪吗？你不是继承毛主席的遗产吗？”华国锋事后也解释说:“中央经过反复考虑，决定继续批评邓，反击右翼翻案的口号。这样做，就从根本上消灭了“四人帮”及其残余势力利用这个问题进行反革命活动的任何借口，有利于稳定全国局势，有利于反对“四人帮”的全面斗争极力主张恢复邓小平工作的叶剑英，当时也说:邓小平想出来工作，但是后来。汽车转得太快，翻不了身。毛主席提到了邓小平，政治局通过了察看处分。现在不可能马上出来，但一定有一个过程。不然真的成了宫廷政变。叶还说，以后出来也能显示华校长的能力。现在粉碎“四人帮”很流行，但是他在其他方面怎么样呢？让群众看一看。可见，经过一个过程后恢复邓的工作并不是华国锋的本意，而是高层的共识。

时任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

“两个凡是”的经典表述并非出自华国锋

1977年1月是周恩来逝世一周年。年初以来，许多北京市民在天安门广场送花圈、写诗、张贴标语。除了纪念周恩来，很多内容都与天安门广场事件和邓小平有关，表达了对高层的不满。

1月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华国锋肯定“小平同志的问题要解决，但不急”。对于天安门事件，华承认“真的是‘四人帮’镇压的”，甚至说“天安门事件是被镇压的”，还说“反革命分子确实是少数”。他强调“毛主席有指示”，“必须说毛主席的指示是错误的，会在群众中引起很大的争议”。华显然对这些趋势不满意，但他的态度是温和宽容的。对于广场的情况，他说“悼念周总理，贴大字报，送花圈，让他送”，说“有什么不同意见不要紧，要引导，要讲清楚”。总的精神，要求中国“服从反“四人帮”斗争的大局”，“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不能丢这一刀”。何华的最高管理层并非不解决两大问题，而是希望事情按照最高管理层设想的步骤解决，以免干扰最高管理层预设的“大局”。关键是不要“损害毛主席”。这是何华最高管理层的政治底线。

第二天，汪东兴指示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李欣组织撰写社论，注意引导大家学习文件，把注意力转向天安门广场事件和邓小平问题。几天后，情况发生了变化。14日，汪东兴布置了新任务，为中国主席起草了两篇讲话，一篇是小范围讲小平同志，一篇是学习大庆会议上的讲话。

1月17日，李新主持讨论起草讲话提纲，发表了一些意见:现在人们提出的问题，一个是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一个是天安门事件。解决这些问题，必须从大局出发；干部群众的一言一行都要服从中央的整体战略部署。他还说:高举毛主席旗帜，处理这两个问题，必须肯定毛主席是正确的，不能损害毛主席的形象。根据李的意见，理论小组编写了讲话提纲的初稿。

1月21日，理论组讨论并修改了初稿。在李新的主持下，我第一次在手稿中写下了这两句话:“毛主席作出的一切决定，都必须维护，不能违反；一切有损毛主席形象的言行都必须制止，不能姑息。”这是第一次提出“两个凡是”，也就是第一版的“两个凡是”。

你为什么写这两句话？李新后来说:“在起草过程中，最难处理的是，为了稳定当时的局势，要高举毛主席的旗帜，不是说毛主席犯了错误，更不是说‘赞成邓，反对右倾翻案作风’是错误的；同时，请小平同志出来工作是对的，也是必要的。这样，起草工作非常困难，也不完美。因为我强调高举毛主席旗帜，稳定局势，所以在讲话提纲的第二稿中出现了‘两个凡是’的提法。”这说明“两个凡是”有一个特定的方向，不是针对邓小平复出，而是针对关于邓小平复出和天安门广场事件平反的舆论。

演讲提纲被修改为第四稿，情况又变了。高层官员原计划召开的中央党政军机关负责人会议没有召开，而是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2月3日，李新再次召集起草人会议，传达汪东兴指示:推迟发言，先发表社论。李新还说，汪东兴同志要求在社论中加上讲话中“高举”的字样。那些“高举”的话，包括“两个凡是”。汪东兴显然已经看过了已经起草的草案。理论小组再次回去修改编辑稿。根据王的指示，李新要求起草人在社论稿中增加讲话提纲中“高举”和“保持”的含义。就这样，“两个凡是”的提法被移植到了社论稿中。当然不是原封不动地“移植”，而是做了一些修改，把后半句改成了“我们永远听从毛主席的指示”。这是社论的第五稿。

第二天，李欣把稿子交给了汪东兴。王指示:“这篇文章经过李新同志和理论学习小组的同志们多次讨论和修改。我觉得可以用。”1977年2月7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学习文献井提纲》。社论最后说:“毛主席的一切决定都坚决拥护，毛主席的一切指示都坚定不移地执行。”这两句话成为“两个凡是”的经典表述。

以上解释说明，这个经典的表达并不是来自华国锋。华国锋说的是“一切”吗？是的，但它与这个经典表达的背景或话语并不相同或完全一致。一次是1976年10月26日与中宣部部长的谈话。在谈到揭批“四人帮”时，华国锋说:批评的时候，要注意不要批评那些被主席指得过分的人。比如八个样板戏要肯定，有些演员不好可以换掉。这里，中国针对的是揭批运动的具体问题，提醒揭批“四人帮”不要碰毛泽东。一个是1977年3月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他说:“在揭批‘四人帮’的斗争中，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必须注意，毛主席的一切决定都必须得到维护；一切有损毛主席形象的言行都必须停止。”

华国锋同志在密云水库工作。

华国锋从未拖延或阻挠老干部工作的恢复

拖延、阻挠老干部工作恢复，平反冤假错案，被认为是华国锋的主要错误之一。但说到具体情况，几乎所有的叙述都是关于汪东兴的；至于华国锋，只有简单的政治结论，事实却模棱两可。

1980年11月，中央政治局连续九次开会批判华国锋。胡耀邦在讲话中说:“我认为郭峰同志解放和利用一大批受迫害的、有能力的老同志，是不积极的、不热情的、不公正的。我当了组织部长以后，郭峰同志公开告诉我哪些人不能解放，但是还没有。我总想说一句公道话，从1978年开始就没有发生过。但是我经常向他反映一些干部的情况，他总是说:“哦，这个事情我不熟悉，把材料说清楚。".大多数情况都是这样。”华国锋执政期间，胡耀邦是中组部部长，曾经与中国共事，对中国很了解，所以他的言论应该是有分量的。胡耀邦明确表示，中国不反对解放任何老干部，只是“不积极、不热心”。“不积极、不热心”和故意“拖延、阻挠”肯定不是一回事。

事实上，一些史料和口述也反映了中国的另一种情况。以胡耀邦本人为例。胡耀邦在1976年的“批判邓”运动中受到了严厉的批判，一直被边缘化，被闲置在家。胡耀邦透露，华国锋和汪东兴曾在1977年2月26日与他谈过话。谈什么，胡耀邦没说。根据胡耀邦女儿满妹的书，中国请胡耀邦出来工作。回忆说，粉碎“四人帮”后，根据叶剑英的建议，华国锋亲自去看望胡耀邦，并请胡到中央党校工作。胡拒绝了，但中国未能访问。1977年2月26日，华再次邀请胡到中南海讨论工作问题。这一次，华国锋和汪东兴一起和胡耀邦聊了起来。华告诉胡:中央党校即将恢复，请到党校主持工作；胡仍然拒绝。后来，叶剑英上前和胡才约定。

张爱萍复出也是华国锋亲自召见。文化大革命时期张爱萍原副总参谋长、国防科委副主任，1967年被捕入狱，1972年4月刑满释放。1975年初回国，任国防科委主任；1976年，他在“批判邓”运动中再次失败。据张爱萍的儿子张胜说，“四人帮”倒台后，华国锋召见了张爱萍，告诉他现在要接管中央特委。中国和已经讨论过了，我相信张一定能赶上“两弹一星”。华还说，通过1975年，他看到张爱萍来了。张胜还介绍了中方与张爱萍的坦诚对话。

胡耀邦和张爱萍都是“文革”初期的“走资派”，在过去的“批邓”运动中也被错误地贴上了的“黑干部”标签。作为中央主席、国务院总理、中央军委主席，华亲自上门或预约。他求贤若渴，为人真诚，不仅没有“阻挠和拖延”，也没有“没有热情或热情”。

1979年8月30日，华国锋在开滦煤矿与工人们聊天。

在“真理标准”的讨论中，它是非常开放的

根据官方的历史记载，华国锋压制了“真理标准”的讨论。但相关的资料和描述大多也是关于汪东兴的，华国锋也常常含糊其辞。

1978年，理论界提出了许多问题。中宣部官员很担心，希望华国锋能出面谈理论问题，统一思想。华的观点是，讨论多，思想活跃。知识分子从“臭老九”变成了“香老三”，他们踏入了天空，成为了工人阶级本身的一部分。对于“资产阶级法权”、“按劳分配”等理论问题，华认为不宜过早发言。他仍然主张让大家讨论，发表自己的意见。他说，如果大家早一点发言，就会认为是党中央主席发言了，所以大家都不好说。客观上，它给了人们一些讨论问题的容忍度。

《真理的标准》一文发表的前一天，华国锋访问朝鲜回国。据华自己说，因为有很多事情需要紧急处理，所以没有得到照顾。6月和7月，华听到了关于这篇文章的争论，才知道他对此有不同的看法。可以肯定的是，当时并不是所有常委都认为文章主题好。但没有材料显示华国锋本人否认题材好；没有材料证明华压制了这场争论。

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受到了指责，支持者一度承受着巨大的压力。有资料显示，华国锋不赞成戴政治帽子。1978年7月4日，华国锋与胡耀邦、谭启龙谈话，批评“插旗”的帽子:“现在有一棵幼苗，你可以随时说你针对的是谁，就说你要插旗。这么说，你叫人家什么？胡耀邦说:“我们有四个没有。".有些人爱整个人，结果却在自己头上。”这些写给《真理标准》一文的组织者胡耀邦的话，不是对胡的支持，至少是“打压”。1978年8月18日，胡耀邦在中央党校介绍一个情况:“王问华校长，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是怎么回事？华主席说，这是一个重要问题。我们必须讲清楚，从团结的愿望出发，实现团结。”华承认“真理的标准”是“一个重要的问题”，要求“要清楚”，这说明他不仅包容了讨论，而且对讨论给予了一定的支持。

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在《真理的标准》一文发表后，一些主要报纸和理论期刊非但没有停止，反而继续发表相关文章，地方官员也表示支持，但反对的观点很少见诸报刊。如果中国真的要“打压”这种讨论，事情可能会更加曲折。

华国锋与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

改革开放的倡导者之一

关于改革开放起源的历史叙述，华国锋很少被提及，似乎中国与改革开放毫无关联。其实这是一种误解。粉碎“四人帮”后，华国锋第一次提到“改革”，是1977年5月发表的一篇文章。文章说:“在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必然会暴露出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的不完善，引起人们的改革。”当然，这是学者团队起草的草案，是红头文件；而且，这里所说的“改革”来源于主流意识形态理论，其含义与后来的改革大相径庭。

华国锋不是一个学习外国经验的保守派领袖。1975年他被任命为国务院主管科技工作的副总理时，曾感叹“科技人员不敢读外文书，对自己的思维有疑虑”。1977年初，向楠向他汇报了美国农业机械化考察情况。向楠一边报道一边放映纪录片，中国对美国先进的农业生产和农业机械化感到惊讶。他印象特别深刻的是，他种植了1600多亩土地，每年生产150万斤粮食。向楠感慨地说:“华校长，我们一直在讲缩小三大分歧。其实我在美国看到的真实情况是，美国的城乡差别、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都比中国小。”他向华国锋建议:“搞四个现代化，要学习资本主义的先进经验。”华被“感动”了，对向楠说:“我相信你说的是真的……”。他说:“四人帮闭眼不学外国技术。那才是真正的爬行。”

华国锋说:“搞四个现代化，要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同时要学习国外先进经验。如果你想向外国学习，你必须出去学习和了解...出去学习似乎很有必要。可以解放思想，看看国外有什么好东西，看看资本主义的弱点，联系自己借鉴。”华国锋对干部思想的保守现状印象很深:“现在有一个问题，高倩思想跟不上。我该怎么办？”多出国，多调查...我们坐在地平线上，傲慢自大。中国不仅是毛泽东思想的故乡，也是傲慢的故乡。"

1979年植树节，邓小平和华国锋一起去植树。

“经济特区”的最早酝酿

考察国外的反馈，极大地刺激了华国锋，坚定了他改革的决心。从哪些方面？华国锋关心的是行政效率、企业管理和分配制度。他主张精简行政管理人员，考核企业干部，在企业中实行政治指挥和奖励相结合的分配制度。华国锋也指出了过度集中的问题。“警惕我们部片面强调集权统一，各部都想把一切掌握在自己手里，自己管理一切。”他要求“发挥两个积极性”。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华国锋当时主张“要用价值规律加快资金周转”。比如现在钢材库存1380万吨，正常库存600多万吨，多了700吨。这反映出企业管理存在问题，存在物资和资金积压。他说:“资本家一个月积累不了，半年就把什么都扔掉了。如果他们赔钱，他们会跳楼。资本主义思想学不来，他们技术和管理的好经验可以学，外国的东西可以用在中国！”这就提出:“必须按照经济规律办事，先计划，用价值规律。”

说到前瞻性，还有一点值得一提。1978年6月，赴港澳经济考察组提出了一个非常新颖的建议:利用宝安、珠海毗邻港澳的地理特点，把宝安、珠海建设成为工农业一体化水平相当的生产基地和对外加工基地，建设旅游区，吸引港澳游客，使之成为新的边疆城市。华国锋非常关注这个议案。他说:“我同意一些观点，有些需要进一步讨论。比如在设立出口基地的宝安、珠海，要研究工资和工厂布局的问题...加工订单，进料，来料加工，原则是固定的，具体问题要研究。最好做个文档，讨论后发布实施。首先，来料加工要从上海、广州、北京、天津开始。总的来说，参观后，如果你看到了什么，你应该开始做。没有决定就不要讨论，但千万不要做。如果你看到它，你必须实现它。比如加工材料，不说了，就完了。你必须实现它并去做。“实际上，这是深圳、珠海经济特区建立的最早酝酿，也是对外开放中“两头在外”战略的初步萌芽。然而，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这一历史事实几乎无人知晓，几乎全军覆没。

华国锋晚年。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离开政治舞台

1978年11月至12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和12月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最民主的会议。但对华国锋来说，这次会面成了他的政治“滑铁卢”。值得注意的是，这个结果与他的宽容和慷慨有关。

中央工作会议开始，很多与会者提出了解决历史遗留问题，批评了包括“两个凡是”在内的很多问题，直接指向包括中央副主席汪东兴在内的几位政治局委员，间接触及华国锋本人。会议的气氛激烈而激烈。作为主持人，华国锋并没有采取打压和反对的态度，而是多次肯定会议民主活泼。大家各抒己见，畅所欲言。“虚心讨论问题很好。”。会议的最终结果与中国的宽容和慷慨有关。然而，不管他是否意识到，在这次会议之后，他实际上开始失去了权力核心的地位。

华国锋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并不是一个强有力的政治领袖。在他执政的两年多时间里，高层权力的核心经历了两次变化:一次是毛泽东死后最高权力空的填补，另一次是从他本人到邓小平的转移。经过如此大的变化，中国大陆保持了稳定和安定，避免了可能出现的新冲击，开始了深刻的社会变革和转型。胡耀邦在1978年12月的一次会议上说:“我个人的看法是，粉碎‘四人帮’以后的两年，是拨乱反正的两年，是扭转干坤的两年。两年多来，我们搞了一场政治斗争，阶级斗争的伟大斗争确实是一场政治革命。出现了多少惊心动魄的壮丽场面。”两年多“逆转干坤”的原因自然不是单一的，负责人华国锋不能不成为一个重要因素。

错误的根源在于长期的“独裁”制度

1977年1月，周恩来逝世一周年。人们自发地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纪念活动。在一些地方，要求平反天安门广场、追究吴德、陈锡联、吴桂贤等人责任的大字报让高层官员非常紧张。华国锋立即指示“要追查反革命大字报”，并亲自发出通知，要求各地了解“是否有关于天安门广场的大字报、标语和政治谣言”，并向中央报告。根据这一指示，1月份，北京和一些地方逮捕了一批所谓的“造谣者”和“反革命分子”。

1977年2月8日和22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坚决打击政治谣言的通知》，批准《全国铁路工作会议纪要》。两个文件说，“有些地方出现了大口号、大海报，攻击、诽谤中央领导同志。社会上还流传着很多政治谣言。”在政治上是非常反动的，恶毒攻击一些死去的和现在的中央领导同志，企图混淆视听，煽动群众挑拨离间，分裂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要求“坚决镇压目前攻击毛主席、华主席和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反革命分子”。

华国锋亲自批转北京关于“安民事件”的报道。李，32岁，北京重型机械厂工人。1976年，李参加“四五”运动，写大字报表达对“批邓”的不满。1977年1月8日左右，李和十几个年轻人在北京长安街上贴了一个大标语，要求出来工作，平反广场事件。李的活动被北京市公安局跟踪报道，市委第一书记吴德武断地认定李是在纪念，对广场事件大惊小怪。“阴谋计划先是提到‘保护邓’的口号，让邓出来工作，然后宣布推翻“四人帮”是右派发动的政变，打着保护的口号，要求推翻以中国主席为首的党中央。2月25日，北京市公安局逮捕了李。28日，北京市委向中共中央报告了《关于一个反革命集团案件的报告》。此后，一些地方和部门逮捕了一批人。没有关于逮捕准确数据的官方信息。更有甚者，3月28日，国务院发布30号文件，要求坚决逮捕当前攻击毛主席、周总理、华主席和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破坏揭批“四人帮”斗争的反革命分子；“对于极少数罪大恶极的犯罪，证据确凿，不足以让公众愤怒的，应当坚决予以杀害”。根据一些材料，“四人帮”被捕后，中国处死了44名所谓“反革命分子”。

而中国高层的处置，自然是出于对可能出现的政治动荡的担忧。深入调查表明，这一错误的根源不在于华国锋，而在于长期的“独裁”制度和传统。“文化大革命”期间，“恶袭”罪会被言语谴责到极致。1967年1月1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了《关于加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时期公安工作的若干规定》，即《公安六条》。第二条规定:“凡是发匿名反革命信，秘密地或者公开地张贴、散发反革命传单，写反动标语，喊反动口号，攻击、诽谤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的，都是积极的反革命分子，应当依法惩处。”这种没有立法程序规定的“罪”，成为政治斗争、派系斗争的工具，造成了无数冤假错案。当然，1977年的“打击政治谣言”不能和“文化大革命”相提并论，但手段还是跟着“文化大革命”走，只是把“攻击毛主席、林副主席”的罪名改成了“攻击毛主席、攻击中国主席”。本质上是“独裁”制度悲剧的重演，这是最值得反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