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教运动 解读17世纪30年代的清教徒移民浪潮

清教徒礼物的封面

20世纪30年代，清教徒大量移民新英格兰，以英语为母语的人开始了对北美的系统殖民。与以往移民的组织者相比，这次移民的领导者约翰·温思罗普有一个优势:他可以从历史上两次著名的灾难中吸取教训，即詹姆斯敦殖民和祖先朝圣。

1606年12月，一群殖民者从英国起航到弗吉尼亚州的詹姆斯敦。如果你走在一条直线上，此时开始是明智的。直走，虽然你要忍受北大西洋的严冬风暴，但你可以及时到达农时，播种、收获、准备食物，熬过弗吉尼亚的第一个冬天。然而，他们选择了更容易的路线，并在温暖但漫长的南方路线上参观了许多岛屿。这种任性的非清教主义做法让他们在到达目的地时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播种太晚，粮食几乎耗尽；航海时有144人，到1607年底，只剩下38人还活着，没有人留下孩子。他们在詹姆斯敦所遭受的一切确实令人担忧。因为饥饿，他们煮了书籍、鞋子和所有其他皮革制品，舔着弱小同胞流下的鲜血。一个可怜的家伙疯了，犯了一个大罪:他杀了他的妻子，吃了它，所以他被活活烧死了。在谈及此事时，詹姆斯敦殖民地领袖约翰·史密斯上尉用了伊丽莎白时代幽默的嘲讽口吻:“她是烤得更好，煮得更好还是蒸得更好？我不知道...但是我从来没有听说过这道菜。”据说，在印度酋长波瓦坦的女儿波卡洪塔斯的帮助下，史密斯侥幸逃脱了印度大屠杀。这并不意味着詹姆斯敦殖民运动得到了精心策划，也不意味着詹姆斯敦殖民计划得到了彻底实施。

这场灾难也可以归咎于其他错误，其中一些错误非常重大。第一，移民素质低。根据历史学家艾伦·泰勒的说法，“这个团队不稳定，很难带来。一小群绅士冒险家带领着一大群可怜的流浪汉，他们被从伦敦的街道上抓到，送到了弗吉尼亚...这两个人以前从来没有做过。工作。”史密斯后来给伦敦的移民组织者写了一封信，说:“即使我派了30个木匠、农民、园丁、铁匠、泥瓦匠和挖根的人，也比现在的1000人强。”后来，温思罗普说弗吉尼亚州的殖民“人员不足——有大量粗鲁和不守规矩的人，他们完全是社会渣滓”。史密斯要求他们每天至少工作六个小时，他们反抗，把史密斯赶出了船长的位置。

此外，直到最后一次登陆才披露了首领的身份；这意味着没有人对这次旅行完全负责，这可以解释为什么他们在途中奢侈地用完了宝贵的物资，但没有为弗吉尼亚的第一个冬天留下一些。最后，组织者要求三分之一的人集中精力寻找金银和通往南部海域的海上路线。这个指令并不好，因为最紧迫的任务是在恶劣的环境中生存和种植食物。对于在伦敦游刃有余的组织者来说，给出如此蛮横的指示是典型的“自上而下”的管理。后来，有几个更大的移民群体，但到了1622年，每10000人中只有2000人还活着，他们起航前往弗吉尼亚。死亡率如此之高，以至于英国王室在1624年吊销了弗吉尼亚公司的执照。

朝圣祖先探险队的组织也好不到哪里去。据说这次探险就像一场闹剧。他们计划到达普利茅斯后建立一个农业社区，但他们既没有带牛也没有带马。第一匹有记录的马直到1644年才出现。他们没带“黄油”，没带其他油，也没带修鞋的备用鞋底；他们不是都有剑，急需大量的武器装备。".像詹姆斯敦殖民一样，朝圣祖先有两个不同的参与者群体:一小群正统清教徒和一大群非清教徒。正统清教徒，又称“无党派人士”，是清教徒的一个分支；从名字可以看出，这个分支的目标是彻底脱离英国圣公会。非清教徒被称为“陌生人等”。“，里面夹杂着三教九流，明显是随意挑选的。这两个团体之间的关系长期紧张，分离主义者加剧了这种紧张，因为他们:

基本上，他们没有受过教育，未来9年移民的人也没有受过教育。在最初的40年里，只有大约20名大学生来到普利茅斯，其中只有三人在那里永久定居...在最初的50年里，普利茅斯没有公立学校，也没有人被哈佛学院录取。

在这个新时代，大规模移民的组织者需要掌握交通技术。詹姆斯敦殖民和朝圣祖先探险的组织者并不符合这一要求。朝圣祖先探险队装备了两艘船，五月花号和虎妞号。七月中旬，五月花号在泰晤士河畔的罗斯柴尔德港启航；这是一个错误，因为当时那个地区主要是西风，笨拙的水平帆船从那个地区航行到英吉利海峡需要东北风。五月花在名为唐斯的水域闲荡了三个星期，耗尽了稀缺的补给，然后等待顺风驶往英格兰南海岸的南安普敦港。探险队的另一部分由狗尾草从荷兰带到南安普敦港。狗尾草一旦着陆，就不得不进行大规模的维护，这耗尽了探险队的资金。直到1619年8月，这两艘船才从南安普敦港出发前往北美。到了冬天再耕种收割已经来不及了。

航行到大西洋几天后，狼尾草像筛子一样漏了出来。“在海上待上三四个小时，狼尾草马上就会沉到水底。”。两艘船都被送往达特茅斯，在那里第二次起航。我们一出发，同样的问题又出现了。9月6日，我们第三次起航。只有五月花这次起航。据推测，五月花号像詹姆斯敦殖民者一样向南航行，但没有詹姆斯敦殖民者那么远。五月花号没能在弗吉尼亚和后来的纽约着陆，最终在11月10日漂到了新英格兰。三天后，船员们试图让船下水。结果，船在海上经不起风浪，木板的接缝裂开了，宽得“人都能躺下”。直到12月初，这艘船才被修复到足以探索科德角。当探险队发现普利茅斯的前身小偷港时，新英格兰已经进入严冬。一位探险队员在3月24日的日记中写下了一段悲伤的话:“在过去的三个月里，我们公司有一半人牺牲了。”这包括普利茅斯的第一任总督约翰·卡弗。直到1621年5月21日，其余探险队员才得以登陆；自去年7月以来，他们一直被困在一艘肮脏的独木舟里。

相比之下，由温思罗普领导的旗舰阿尔贝拉号上的清教徒移民是一个杰出的壮举，这使得说英语的人永久定居在北美。为什么前两个移民惨败，这次却大获成功？简而言之，答案在于，这种移民充分展示了美国传统社会的所有四个特征。正如历史学家查尔斯·安德鲁斯告诉我们的那样，阿尔贝拉号的航行见证了“一个编队中的国家穿越大西洋；这一行动是由一种坚定的信念引导的，即坚信这一行动的神圣意义；领导这一行动的是拥有财产和教育的中产阶级。他们受过一些政治训练，既冷静又固执。”

马萨诸塞湾公司的组织结构和运营模式，戏剧性地预示了美国管理黄金时代龙头企业乃至股份公司的组织结构和运营模式。本书中的龙头企业是指美国的“增长和繁荣的领导者”；美国管理的黄金时代是指从1920年到1970年的50年。马萨诸塞州海湾公司于1628年在伦敦成立。它的创始人是著名的富商，他们信奉清教价值观，富有同情心，其中许多人是伦敦商会的成员。马萨诸塞湾公司认真记录和记账。与弗吉尼亚公司和朝圣祖先不同，马萨诸塞湾公司并不缺乏资金——事实上，按照当时的标准，它不仅不缺乏资金，而且资金充裕。马萨诸塞州殖民了13年，总共花费了20万英镑。

丰富的资本意味着丰富的材料。与只有一艘装备简陋的船的朝圣祖先相比，1630年前往新英格兰的船不下16艘，船上配备了所有的必需品:肥皂、蜡烛、餐具、钢铁、衣服、鞋子、家具、帆布、马匹、牛羊、草料干草、祈祷书和圣经。阿尔贝拉号还搭载了1万加仑啤酒，因为:第一，淡水在长期航行中容易变酸；第二，“不喝酒”绝不是早期清教徒所坚持的原则。

温思罗普州长和马萨诸塞湾公司在大移民的人员数量、质量和同质性方面都令人印象深刻。仅在1630年，他们就用小船运送了1000多人。这些人只是先遣队，大部队还在后面。从1630年到1640年，他们用大约200艘船运送了不少于14000人。此外，领导者还要确保有足够的人能够获得所有必要的技能。第一批移民包括一个制革工和一个织布工、两个渔民、牧民和石匠、三个毛纺商、蜡烛商、合作社建筑商、军官、医生和裁缝等。

这些早期移民的后裔洛林·毕格罗说，温思罗普的船队基本上由“香船”组成，这些船是为地中海贸易而设计的。17世纪的客运大多使用普通货船。总是有很多老鼠和虱子，这会破坏很多食物。“香船”一般用来运酒，没有害虫。温思罗普选择“香船”，说明他为保护移民健康、缓解移民不适付出了巨大努力。因此，麦卡洛克说载着移民横渡大西洋的船“又窄又臭”可能是错误的；毫无疑问，狭窄、发臭是不太可能的。

每当有人问起这位伟大移民的“使命宣言”时，温思罗普都毫不犹豫地回答:清教徒去新英格兰是为了按照上帝的旨意在地球上建造一个天堂。作为商人，他们也必须做出投资回报。这两个目标并不冲突，它们就像是并排行走的两匹马，引领着美国社会在未来四个世纪的多方面发展。马克思认为美国社会发展的动力是个人和集体的贪婪。这个观点太简单了。贪婪甚至七宗罪都是存在的，不可否认。然而，除了利润，很多企业家，尤其是龙头企业的所有者和经营者，总是有其他目标。在制造等活动中执着于质量，不能完全用逐利来解释；另一个动力是在地球上建造一个天堂。

麻萨诸塞州湾公司的州长、财政部长、秘书和董事会定期在总部开会。对了，当时董事会叫“助理团”，马萨诸塞湾公司总部原来在伦敦，后来搬到新世界。像后来优秀的管理者一样，他们做了一名飞行员:1629年，他们派遣了一支由300名殖民者和5艘船组成的小型探险队前往塞勒姆。同年，他们与所有英国圣公会牧师通信，讨论人事选择和相关事宜。承办人仔细研究了以前移民犯的错误。读了史密斯对弗吉尼亚探险的描述后，温思罗普决定见见史密斯。不过，值得注意的是，温思罗普拒绝了史密斯的帮助；综合考虑后，温思罗普认为史密斯不合格。他们总结的第一个教训是，最好在年初起航，这样他们才能及时耕种，在冬天到来之前收获。记住这一点，移民必须在1629-1630年冬天从英格兰北部的兰开夏郡出发，通过当时可怕的路线到达英格兰南部海岸，然后面对大西洋的强大春风。

另一个教训是，无论东安格利亚的大规模移民有多方便，都不要从泰晤士河出发以避开唐斯陷阱——朝圣祖先的远征因此而推迟。第三个教训是直接穿越大西洋，如果有必要，逆着西风不断改变航向，而不是走詹姆斯敦殖民者选择的那条舒适但致命的长南路。与之前的移民不同，温思罗普带领的移民精通发展交通技术。

如果计划做得好，它会很快执行，这是迄今为止令人惊讶的。历史学家塞缪尔·艾略特·莫里森告诉我们:

考虑到今天准备峰会或300周年庆典需要很长时间，在陆地交通主要依靠马车、水上航行速度缓慢、即使是一条好路也不可避免的时代，只花了9个月的时间，就聚集了16艘装备精良的船只，从心理和身体上准备了1000名移民，迎接新世界的新开始。

最终决定作出后仅六个月，大部队就起航了。在那短短的六个月里，来自英格兰各地的移民通过普通邮件收到了通知，知道了移民时间表；他们必须在当时的原始市场上出售自己的房子和其他财产，并自己到达起点；组织者必须为英国历史上最大的殖民移民组装船只、装备工具和准备食物。在温思罗普舰队的11艘船中，包括阿尔贝拉在内的5艘船于1630年4月7日起的几天内在靠近南海岸的怀特岛的雅茅斯港起航，并于6月8日在新英格兰登陆。6月12日，温思罗普应先遣队队长恩迪科特总督的邀请，带领几名侍从上岸，前往塞勒姆赴宴。他吃着“美味的鹿肉、馅饼”，喝着“美味的啤酒”。与以前的移民相比，这次到达后的情况要好得多。

温思罗普和他的同伴看着多岩石的塞勒姆半岛，感到“失望”。他们认为政治和商业中心应该位于塞勒姆南部的查尔斯河口，所以他们选择查尔斯顿作为临时首都。查尔斯顿是人们前年在恩迪科特建立的殖民地，在这里举行了美国助理团体的第一次正式会议；正是在那次会议上，马萨诸塞湾公司成为了马萨诸塞联邦。不久，移民们发现查尔斯顿有一个严重的缺陷——缺乏淡水。他们最终永久定居在查尔斯河南岸的某个地方，后来是波士顿，但为时已晚，农耕时期已经过去。但是，他们目光远大，为冬天带来足够的物资；这是一个有效的“应急计划”——应急计划也是美国公司突出实用主义的一个特点。他们也有足够的钱送一艘船“狮子”号回英国补充补给。此外，该殖民地现在有所谓的“临界规模”，足够吸引来自百慕大和弗吉尼亚的贸易商。

清教徒移民的做法比当时的尖端医疗技术更先进:狮子带回了大量的酸橙汁来治疗坏血病。直到一个多世纪后的1754年，爱丁堡大学的毕业生詹姆斯·林德发表了一篇题为《论坏血病》的文章，并作为医学权威介绍了这种疗法。清教徒移民和林德可能是从荷兰人那里听说的，他们至少从16世纪就开始使用这种疗法。

整个17世纪，新英格兰只接收了2.1万移民，共有12万人前往切萨皮克的弗吉尼亚和马里兰。然而，在1700年，新英格兰的人口已经达到91000人，比两个切萨皮克殖民地的人口多了6000人。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在于长寿:在新英格兰，任何安全度过童年的人都会活到70岁；再往南，只有一小部分人活到了45岁以上。新英格兰人更健康。首先，因为蚊子生活在温和的环境中，它们不会感染疟疾，痢疾几乎不会发生。第二，与来自南方的移民相比，他们的教育水平更高，财富分配更公平。

以下是影响清教徒移民结果的两个具有法律性质的关键决定。首先，温思罗普和他的同伴早在探险队起航之前就获得了马萨诸塞湾公司的全部股份，因此英国没有留下任何股东组织通过分红或其他方式干涉大移民。第二，马萨诸塞湾公司的执照和总部随探险队转移到新英格兰。有趣的是，伦敦没有留下许可证的复印件。后来，国王在伦敦的工作人员想换许可证，但他们没有换，因为他们不知道许可证的内容。我们听说他们要求复印，但他们没有得到；执照终于换了。从16世纪到19世纪，各种特许公司在伦敦成立，进行对外贸易和殖民，其中最著名的是东印度公司。马萨诸塞州海湾公司是唯一一家将总部和许可证从伦敦转移的公司。

莫里森认为，目前尚不清楚“温思罗普为什么被选为领导人”。“他不是马萨诸塞湾公司的原始成员，与哪个原始成员无关。”他不是上层社会的成员，甚至不是一个富人。历史学家推断，他的性格和能力给组织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弗朗西斯·布雷默为温思罗普的传记提供了另一种解释:选择“一个微不足道的萨福克绅士”来领导探险队，主要目的是“让公司显得不重要”；然而，考虑到探险队获得的巨大财力、人力和物力，我们会发现这种解释是站不住脚的。难道仅仅是因为温思罗普卑微的出身对组织者有利吗？就在大移民的五年前，清教徒培根写道“与其出身高贵，不如努力工作”。

Winthrop的同事并不怀疑这一任命的智慧:“愿意随公司移民的主要人员一致认为，唯一适合那个职位的人是约翰·winthrop；没有他，他们不会走。”温思罗普的领导似乎是共同治理。可以肯定的是，他绝不是一个独裁者——事实上，他因管理松懈而受到批评。这位比他大十岁的老兵副省长甚至认为他“软弱，太善良”。所以，很有可能是他的直接下属在管理日常事务。他领导的企业取得了惊人的成功，这表明他和他的直接下属真的有能力工作。马萨诸塞湾公司之所以选择温思罗普作为其领导者，似乎是因为当今的精英管理——马萨诸塞湾公司与后来的领先企业的另一个相似之处。对社会阶级相对漠不关心的领导选择的做法蔓延到殖民地，成为北美企业乃至整个社会的一个特征。

17世纪，英国清教社会的特点是不分出身的任人唯贤，这在“绅士与穷人”的纷争中得到了很好的体现。“篷布”英文原文是指从底层提拔上来的海军军官，以“篷布”命名，是指为这位海军军官制作全天候航海服的油画布。“绅士”是指因为社会地位而被授予海军称号的人。在不列颠共和国的短暂时期，几乎所有的海军军官都是“穷人”。英国内战时期指挥清教军队的奥利弗·克伦威尔也有类似的做法，即从底层提拔军官。英格兰共和国的海军和陆军在战场上表现突出。

1660年君主制复辟后，英国爆发了一场激烈而持久的争论。争论的焦点是“绅士”还是“平民”应该指挥国王的船，尽管没有人真正知道如何定义绅士。决定辩论结果的关键人物是塞缪尔·佩皮斯。佩皮斯现在被广泛认为是一位杰出的日记作家，但在当时，他被称赞为一位杰出的公务员，拥有几个职位，即海军大臣、下议院议员和新成立的皇家学会主席。他成功地证明了未来的海军军官只有通过“做每件事，体验每件事”才能掌握航海技能——也就是像那些从底层提拔上来的人一样。他的想法一直塑造着皇家海军，至少在纳尔逊上将时代之前是这样。纳尔逊12岁时出海了。我们将在第10章中再次简要讨论纳尔逊的海军；社会各界，尤其是商界，可以从组织经验中学到很多东西。

温思罗普绝不是独立的；相反，他在新大陆创立了一个比清教更为明确的教派，即不太重视礼拜仪式的英国圣公会，并试图为本土的英国圣公会树立榜样。如果你想知道他的宗教观点，可以去看《清教徒老鼠的奇迹》。他的儿子约翰不仅有一本希腊新约和一首押韵诗，还有一本共同祈祷的书，这本书是装订在一起的。在1640年10月15日的日记中，约翰用赞许的语气写道，《共同祈祷书》的每一页都有蛀虫，而另外两本书完好无损。

马萨诸塞州殖民半个世纪后，宾夕法尼亚州也开始殖民。然而，宾夕法尼亚州的殖民者主要是杰出的威廉·佩恩领导下的英国贵格会教徒。曾经有人说贵格会的创始人是“17世纪英国清教运动中的极左分子”。贵格会，英语中的贵格会，在中文中被直译为抖音。他们有这个奇怪的名字，因为他们呼吁其他基督徒“颤抖着回应上帝的召唤”。温思罗普的清教徒只想净化英国国教，而贵格会教徒则试图净化整个基督教。我们听说佩恩巧妙地使用了他的钱:

.....组织了17世纪大英帝国最快最有效的殖民活动。1682年，来自英国的23艘船抵达特拉华河，带来了大约2000名殖民者和他们的书籍、衣服、食物和牲畜。第二年，又有20艘船带来了另外2000名殖民者。1685年，宾夕法尼亚州的人口已经超过8000。

两大移民有双重目的，即创造更好的新社会，获得投资回报。19世纪30年代，清教徒移民的发起人从两次失败的“种植园”中吸取了教训，学会了如何有效地开拓殖民地；佩恩和他的朋友们还借了一个非常成功的“种植园”。

无论是1682年至1685年宾夕法尼亚的殖民，还是1776年至1782年美国作为独立共和国的成立，17世纪30年代的清教徒移民在规划和实施上都可以与美国历史上的任何活动相媲美。无论是在集体层面还是个人层面，共和国的缔造者都表现出了原始清教徒移民的全部四个特征。乔治·华盛顿在服兵役和第一任总统期间特别擅长委派责任和解决争端，这两者都是优秀管理者的特征。根据历史学家罗恩·切诺的说法，华盛顿仍然是一个有创造力的农民。“他发明了犁，管理着一个小工业村。这个工业村位于弗农山，有一家面粉厂和一家织布店……”另一位美国国父亚历山大·汉密尔顿也很有创造力；切诺告诉我们:“没有一位开国元勋像汉密尔顿一样，对美国未来的政治、军事和经济实力描绘了如此清晰和先进的愿景，也没有一位开国元勋像汉密尔顿一样，设计了如此巧妙的机制来团结国家。”

汉密尔顿还创立了纽约银行，现在仍然存在，但最近与另一家银行合并，成立了纽约梅隆银行。汉密尔顿创立了纽约银行，可以说是美国第一家现代企业。美国宪法在诞生之时就已经完全形成，后期只需要稍作调整。相比之下，美国企业在达到最佳经营状态之前，经历了很长一段时间的发展。这本书的主要任务之一是讲述这一发展的故事。汉密尔顿还创办了《纽约晚报》，现在还活着，但变成了面向低收入阶层的《纽约邮报》。

回顾开国元勋们的个性和各自的角色，我们会惊叹他们在技能和理念上的完全互补。每个人都贡献自己独特的东西来创造整体的成功。背后的逻辑显而易见:既然没有人知道所有的答案，也没有人拥有所有的技能，那么最有可能的是，一群有能力、有知识、有奉献精神的人会围绕相关问题进行深入的讨论，产生好的政策。在接下来的两百年里，互补性和共同治理是美国管理团队经常表现出的一对孪生特征。然而在20世纪后期，这些特征消失了，因为一个灾难性的制度出现了，那就是CEO制度。这个体系有一个站不住脚的假设:“帝国”CEO自己知道所有的答案。

一种可以称之为“一体化决策”的模式，也是20世纪初至后期美国管理中经常出现的一个特征。“一体化决策”的含义是计划者和执行者包含同一组人，这样计划和执行才能连贯；认真学习前人的经验，尽量减少犯错的可能性；只要条件允许，做个试点；任何重要的提案，在决定是否通过之前，都必须经过详细的构思；应对一些不正确的决策原始假设做二手准备。在这种模式下，决策往往非常缓慢，但实施起来却相当快。综合决策模式之所以出现，是因为清教徒社会自上而下都是“亲力亲为”——这一特点强调对人的责任。相比之下，传统的欧洲决策模式可以称为“分层决策”。层级决策是指计划职能和执行职能属于不同的群体，不同的群体往往来自不同的社会阶层；决定是否“原则上”通过提案，而不构思实施细则；几乎不预防事故。有了这种模式，决策可以很快做出，但执行可能会出奇地慢，并经常出错。“原则上”是最危险的词之一。

如果说有一个高于一切的核心“秘密”可以解释1630-1660年代美国企业乃至整个美国社会的成功，那就是决策和执行的模式。培根在1625年的散文《论速度》中提到了这种谨慎的清教徒取向:“我认识一个聪明人。如果他看到有人急于做决定，他会说服那些人‘慢慢做决定，但慢慢做决定，但会更早完成’。”在1628年至1629年的综合决策时期有一个重要的先例:温思罗普和他的同事们不是在航海之前，而是在作出航海决策之前，非常详细地计划了清教徒移民的整个计划。汉密尔顿和他的朋友在准备共和国成立时遵循了这条规则。相比之下，自1970年以来，美国人越来越多地采用宽松的欧洲制度，导致各行各业决策质量的悲剧性下降。

纵观历史，很难找到另一个大规模移民的例子，像清教徒移民到新英格兰或贵格会教徒移民到宾夕法尼亚州那样成功——在政治、经济和社会方面。澳大利亚呢？它是一个在很多方面都与美国相似的国家——说英语，政治稳定，赞成法治，移民比例大，社会分层相对较轻，为市民和游客提供开放宜人的环境，生活水平较高。这个被英国人亲切地称为“南方”的国家的成功，在某种意义上是否不支持这本书的根本论点？如果你看看加里·戴蒙德的《崩溃:社会如何选择失败或生存》中题为“挖掘澳大利亚”的章节，你会发现答案是“不支持”。钻石告诉我们，澳大利亚的高生活水平来自于对资本——煤、铁、金、木、鱼、羊毛和土地——的肆意挥霍。所以，“按照现在的生活水平，最好能供养800万人，也就是现在人口的一半”。

也可以和16、17世纪西班牙、葡萄牙占领拉丁美洲相提并论。然而，我们非常怀疑西班牙殖民者是否具有北美殖民者的四种清教徒特征中的任何一种。因此，19世纪在他们统治下形成的社会是“经济和政治上的残疾人”就不足为奇了——这是哈佛大学经济学家杰弗里·威廉姆森的名言。也许除了哥斯达黎加之外，没有任何一个拉丁美洲国家可以被称为今天的繁荣、稳定和持久的民主国家。然而，南锥体有一个社区可以用来支持这本书的论点。20世纪20年代末，一群门诺派教徒在斯大林统治下来自苏联的巴拉圭查科荒野定居。门诺教派是16世纪由被解除神职的天主教牧师门诺派席梦思创立的清教教派。

起初，荒野的生活非常艰难，因为温度经常高于45摄氏度，淡水匮乏，庄稼歉收。结果，十分之一的原始移民死亡。然而，他们都有四个清教徒的特征。他们用辛勤的劳动，使这片荒地像谚语中的玫瑰一样绽放，并把它变成了“巴拉圭普遍萧条的经济中繁荣的农业枢纽”。门诺派现在控制着巴拉圭五分之四的乳制品行业，门诺派拥有繁荣的牛肉出口产业。他们不仅改变了经济；值得称赞的是，他们仍然站在腐败的文化中，标榜自己的清廉。2006年，门诺派在巴拉圭国民政府中担任三个重要职位，即财政部长、税务部长和总统经济顾问。清教徒能拯救拉丁美洲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