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炯明简介 陈炯明：煌煌生前事寂寂身后名

站在海丰县北坡文天祥公园的陈炯明雕像。

孤独的坟墓

“师傅，去魏紫山。”我在惠州西湖东边拦了一辆出租车。

“魏紫山？我不知道。”司机的回答让我吃了一惊。

“这是陈炯明的墓。”但是司机一直摇头。两辆出租车被连续拦下，司机的反应是这样的。第三辆出租车停了下来，司机不知道魏紫山，但终于知道陈炯明的墓在哪里。“哦，就在凤山加油站对面。”

凤山和魏紫山只有一条路之隔。凤山是西湖名山之一。山上矗立着一座高大的东江人民革命烈士纪念碑。每年清明节都有无数人前来祭拜。与凤山相比，曾经以山上分布的魏紫树命名的魏紫山，如今已经不起眼了。到处都是民居，难怪出租车司机不知道。

陈炯明墓就在路边。刚刚修好，墓上新旧水泥分明。有人曾这样描述陈炯明墓的记忆:“墓前是一片长满绿草的大草坪，周围是南阳大杉树。一棵石阶松直抵山下湖面上的码头，这是一片与鳄鱼湖相连的又深又清的水域。如果你看远处的船，湖风阵阵，给人一种隐居的感觉空”

“文化大革命”期间，陈炯明墓被毁。虽然坚固的墓群和钢筋混凝土的墓碑亭只被打掉了几个角，但旁边的墓和他妻子黄的墓都被夷为平地，长子陈的墓碑也丢了。据说红卫兵想炸陈炯明墓，当时被生产队长拦下:“万一从墓里飞出来的石头砸了旁边的房子，谁来负责？”这位“低觉悟”的生产队长保护了陈炯明的墓。

据陈炯明的孙女柯介绍，“孤独的山从上世纪80年代就开道盖房，房子如雨后春笋般冒出来，一年多后终于盖过了山，占据了陈炯明的墓地。”陈炯明的墓被挤在一间房子里。

惠州市文物保护单位陈炯明墓的状况，不仅让陈家后人不满，也让中国参政党之一的中国致公党再也无法忍受，因为陈炯明是中国致公党的第一任和第二任总理。经过多次要求，惠州政府终于在三年前决定修复，但中间障碍重重。前来阻挠拆迁的当地村民说:“有什么可以保护一个军阀的坟墓？”甚至有人要求将陈炯明墓迁回老家海丰。

修缮后，陈炯明墓前的广场得以恢复，并建起了一座两层小楼，作为管理处和陈列室。然而，过去墓区风景如画的环境已经面目全非。广场前一栋黄色小楼的树荫下，再也看不到陈炯明最爱的西湖水。

在陈炯明墓入口处的台阶上，立着一块刻有陈炯明百字简介的石碑，上面写着“1922年背叛孙中山，占领东江流域，1925年东征战败”。90多年过去了。经历过辛亥革命、二次革命、护国运动、援闽护法、返粤驱桂、援桂北伐的民国英雄，历任广东巡抚、粤军总司令、广东巡抚、内政部长、陆军部长。他还是逃脱不了被人唾骂的命运。他在治国理政方面的丰功伟绩，都被“背叛”二字抹杀了。

惠州，曾经陈炯明的“老窝”，一直陪伴着这个已经逝去80年的孤独灵魂。只有张题写的“陈景村先生墓”六个简篆，墓左侧80岁的岭南酸枣树，以及墓前小香炉上立着的那一个空空

广东惠州陈炯明墓，前不久修复。

一段意气风发的青年时期

1878年1月13日，清光绪四年，徽州府海丰县廉安镇丁白村人陈希庭的喜讯传到了他的家中。儿子出生，双喜临门让陈希庭上天，于是给儿子取名“杰”，希望儿子以后能经常收到好消息。然而，未改名为炯明的陈杰三岁时，他的父亲不幸去世了。

从海丰县到惠州市140公里，距离白川方明只有七八公里。从县城沿水泥路往连安方向走，两边是开阔的农田，后面是村庄和风景秀丽的远山。过了瓦头河大桥，就是连安镇。继续走，经过连安镇中心小学，就是白木村。

9月3日，阳光明媚，陈至给了我一辆非常热情的摩托车带我来这里。村前池塘边的小榕树下，他指着我面前的一间“三室”平房，告诉我那是陈炯明的故居，房子后面是当时的祠堂，陈炯明曾在这里接受启蒙教育。陈志增是海丰活跃的陈炯明研究员和相关活动的组织者。八年来，他到处看望老人，收集民间记忆，呕心沥血写下了百万字的陈炯明年谱和评论。此外，清明节连续几年组织数百名海丰人到魏紫山拜访陈炯明。

“这个村子一点也不显眼。不能看做风水宝地。我想不出一个大人物。”陈至的声音里充满了对这个海丰老乡的崇敬。然而，住在这间“三居室”平房里的阿姨只知道陈炯明的名字，却不知道他是谁。

“难怪陈炯明只在这个村子住了7年，是历史上的反面人物。”陈志增说，陈氏家族的祖先经商致富，在香港和惠州之间交易鸭蛋。1884年，陈炯明的祖父陈韩翔在香港的鸡蛋生意上亏损，于是卖掉房子，搬到海丰县博约街的新房子里。他不会想到，36年后，一座名为“都都府”的三层洋楼会矗立在这座新房子的对面。

陈炯明离开了他度过童年的村庄。祖父按家令给他取名“炯明”，并把他送到不远处的黄家学堂。然而，今年，我的祖父又去世了，我的家人突然倒下了。从此顽童陈炯明开始自立，努力学习，变得成熟稳重。

1898年，广东康有为和梁启超在北京发起变法，要求向西方学习，改革政治、教育制度，包括改革科举制度、废除八股文、改变政策理论。然而这一年，陈炯明继承了父亲的志向，考取了秀才。20多年后，在中国政坛，陈炯明和吴并称“南北”。

20世纪头几年，提出救国思想的陈炯明和与同学友好、有着相同课题的学者马玉航，开始集资试种小农场，一起入读海丰县速成师范学校，经常讨论时事政治，学习军事科学。1906年2月，他们与陈、钟敬堂、、钟秀楠在一个小农场成立了正气社。

1906年7月，陈炯明考入广东法学院，从海丰来到广州。他被省会的新思想深深打动了。在这里，他读了严复考入中学时翻译出版的《自然进化论》，从“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中取了一个字，为自己取了“争生存”这个字。

当时学校是同盟会开展革命活动的重要场所，教师朱之鑫是同盟会成员。陈炯明和朱之鑫、同学邹鲁“暗中交往”。“朱之鑫多次提到，有陈炯明这样的学生，他们的学习成绩和对国家事务的热情都很出色”。当时已经入团的莫继鹏回忆，陈炯明“眼睛明亮，为人好客，能和别人一拍即合，坦诚相待”。他们见面后，经常在一起谈论时事。莫继鹏认为陈炯明当时有很强的革命思想。

在陈炯明进入法政学院的第二年，他做了一件让他名声大噪的正义之举:应惠州士绅的要求，他联合惠州同乡会400多人，带头对杀害无辜的惠州知府陈兆棠提出指控，并在法庭上与他对质，使陈兆棠当场被革职。1908年2月，寒假期间，陈炯明回到家乡，与马玉航、正气社成员、海丰知青等30余人，在方芬亭宣誓结盟，缅怀文天祥。

如今，在位于海丰县的文天祥公园，在海丰八大著名造像中，陈炯明身着长袍马褂，挺立在高高的基座上，让人回想起方的誓言。这座新竖立的雕像可能是中国唯一的陈炯明雕像。来自海丰的学者叶良方告诉我，几年前这些名人雕像的名单出来后，陈炯明的名字曾经是当时海丰的主要领导画的，后来在当地一些学者的评论下，费了很大的劲才竖立起来，牺牲了人民。在陈炯明的家乡，他的名字至今还很敏感，而以彭湃命名的学校、医院，以红色命名的街道、广场、展览馆，甚至赌场，都占据着这个自称“红色之城”的小县城。在我的眼前，似乎陈炯明故居和都督府的火焰在两次东征时被火烧过。

1908年7月，中考十年后，正值壮年的陈炯明以最优秀毕业生的身份从广东政法学院毕业。这两个月，中国发生了很多大事，非常热闹:全国掀起了宪法请愿的高潮，清廷被迫颁布了《钦定宪法大纲》，颁布了《省咨议局章程》和《议员选举章程》。这为陈炯明进入政坛提供了机会。

当年10月，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相继去世，3岁的溥仪成为中国最后一位皇帝。远在南方的陈炯明开始了新的生活。

从海丰县丁白村入口看陈炯明故居

短暂而辉煌的历史篇章

1909年是陈炯明人生中重要的一年。今年，陈炯明在家乡短暂创办了几个月的《海丰自治报》，随后从海丰搬到广州。10月当选新成立的广东协商局委员，在朱之鑫的介绍下加入中国同盟会，担任南方分会宣传负责人。据胡介绍，“是广东咨议局的成员，能说会道，口碑很好，柯强特别喜欢介绍和策划事情”。

从此，这个考取秀才，进入师范学校和法政学校的新旧人物正式走上政治舞台，开始与共和革命和自治建设紧密相连。作为协商会议成员，陈炯明非常活跃。在过去两年的172项协商会议决议中，他提出了“组织乡镇地方自治草议”“当场停止合法草议”“振兴女子小学草议”等15项建议。，特别是多次呼吁禁赌。作为同盟成员，他以协商局成员身份为掩护，积极参与策划了1910年广州新军起义和1911年黄花岗起义，但因起义日期原因，没有亲自参加起义。

这两次起义失败后，陈炯明确实引起了不小的轰动。1911年11月1日，他和邓铿响应惠州武昌起义，发动淡水起义，率领由当地农民和工匠组成的队伍攻占淡水派出所，然后不断扩大队伍，通过反叛清军巡防营夺取洪，八天之内收复惠州，并编有七个旅的“随从军”。这支军队组成了陈广东军的初始队伍，成为他独立后出任广东副省长的重要资本。

此后，除了二次革命失败后离开南洋两年，袁世凯死后解除武装一年外，陈炯明作为粤军总司令，先后出兵广东、闽南、广西等地，请袁护国、助闽护法、返粤驱桂、助桂西征。他穿制服快十年了。起初，他率领的粤军成为孙中山所倚重的一支主要革命武装，但最终因为政治分歧与孙中山和东征军打了三年。

悍马时代，留给陈炯明治理地方的时间不多了。可以说，他三次担任地方军政领导人，其中两次主管广东，一次主管闽南。时间很短，但他抓住一切机会进行地方建设。采取“治理的方式，你应该实践它；站的方式就是鼓励自己，践行自主的理想。

陈炯明最出名的是1918年12月至1920年8月的漳州新政。在陈主政时期，漳州散发着空的思想自由精神，一批白话报刊相继出现。陈炯明发起创办“新薛敏书店”，销售《新青年》等新文化刊物，创办《民兴》半月刊和《民兴日报》，亲自撰写文章12篇。在《民行》一书中，他提出了“全人类的社会主义”，主张改革思想，打破旧的生活和组织，创造新的生活和组织。最后，他用诗意的语言大声喊道:“民兴！民兴！我有一句话鼓励你:虽然你是从闽南开始的，但你的星光依然在国内拍摄。国家越黑，你的星光就越亮！”

中国第一个现代化的“城市”是广州，其标志是1921年2月15日广州市府的成立。这是陈炯明第二次执掌广东。自1918年以来，市政厅不仅继续完成城墙的拆除和道路的修建，还组织了新的屠宰场，安装了路灯，并计划建造公园、图书馆、儿童游乐场、体育场、艺术学校等。当时来过广州的黄炎培感叹道:“民国年，我去了广州，当时广州四周都是城墙和狭窄的街道。自从陈炯明进入广州后，就变得光明了。现在城市的道路很宽，而且是全新的。”

“这些地方的建设吸引了人们的目光，为后人留下了这些地区现代化的足迹。”陈炯明研究专家段和倪说。学者叶漱溟断言，1922年，陈炯明与孙中山的关系破裂，广东模式省实验失败，标志着新文化运动的结束。他认为新文化运动有三个代表性的旗手，一个是梁启超，一个是陈独秀，一个是陈炯明。

1921年4月5日植树节，广东巡抚陈炯明在岭南大学石怀堂前植树。站在左边几秒钟的是陈炯明

失败的理想主义者

1913年，第二次革命失败，陈炯明被迫乘坐日本邮船前往新加坡，曾在船上写了一首题为《致日本邮船船长》的诗:“九月，印度洋在博平造，国王下西洋。天道开导汉民族何其难，我愿为郑而死。如果你不为你的幸福买单，你可以向苍茫歌唱。老人们勇敢空愿意为民生而竞争。”

陈炯明几乎一生都在“竞争”:与满清、袁世凯、北洋军阀、孙中山和共产党竞争...

孙中山与孙中山的较量最终导致两人的对峙，并以东征击败粤军而告终。这个事件在历史上一直不清楚，但陈炯明几乎被所有人骂了一顿。

“他是一个失败的理想主义者，不愿与现实妥协。否则，他个人的命运和辛亥革命后广东的命运就会大不相同。”学者赵笠人说。

当人们一致指责陈炯明针对孙与陈的矛盾“叛变”时，胡适当时发出了不同的声音。他在那年6月25日出版的《努力周刊》上写道:“孙文和陈炯明之间的冲突是观念的冲突。陈主张广东自治，产生了模范的新广东；孙氏主张以广东为基础，实现统一的中华民国。”

时至今日，越来越多的学者认同胡适的观点，认为孙綝的矛盾是陈炯明主张联省自治与孙中山推动军事统一的斗争，陈炯明不再被认为是“汉奸”。倪明军说，这从“六·一六”名称的变化可以看出:以前叫“六·一六兵变”，但近几年叫“六·一六兵变”，现在有的文章甚至称之为“六·一六事变”。

陈炯明是“联省自治”运动最积极的倡导者之一。“据初步统计，他关于联省自治的著述、指示、通告、函电达数十万字，在当时实属罕见。”段、倪说，陈炯明不是标榜行省自治的军阀，而是真正的民主联邦制的信奉者。

早在反袁斗争中，陈炯明就已经提出要建立联邦政府。1916年1月6日，陈炯明率“叛民军”在惠州淡水为袁宣誓。他在《论袁》一文中，宣称要“平定贼寇，扩中原”，并同意“待此事解决之日，与我国人民共同建立联邦政府，以公开选举方式选出国家元首，代表国家，巩固共和国的基础，发扬中华民国的光荣”。段和倪认为，这是陈炯明第一次正式表达对美国联邦制的向往，并在五年后提出“联合省自治”的由来。

1920年10月，陈炯明从福建回到广东，迫不及待地发出了《赞成谭自治的通电》。当时响应联省自治的主要省份是湖南、浙江和广东。10月底，陈炯明率军占领广州，结束了广西在广东的五年军阀统治。面对多年来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的广东人民，陈炯明希望保境利民，谋求广东自治，反对孙中山北伐，反对武力统一中国。

1921年，陈炯明在广东选举县长，然后制定省宪法，在全国引起轰动。2月中旬，在接受《紫林溪报》记者采访时，陈炯明讲了整整一个小时，“这是一篇要穿越辛亥革命以来中国历史的演讲”，他在演讲中说:“今天，我们确信，如果中国想要再次被君主制或军事独裁统一，那是不可能的。.....我们必须自下而上改革中国，而不是自上而下...所有县长和其他地方官员以及省议会成员将由人民选举产生。.....我相信，如果广东的审判成功，其他省份的人民也会纷纷效仿，这种运动将会传遍全中国。如果能争取到一两个省加入，就可以联合起来，逐步向其他省扩散，最后把中国变成一个大的联合省政府。”

孙陈之争失败后，陈炯明虽失去了实现理想的试验田，但仍努力呼吁联合省自治。1925年10月10日，他帮助美国法院改组为“中国致公党”，当选为首任总理。两年后，他在《致公党计划》的基础上，完成了一部六万多字的《中国统一之我见》一书，融合了前人的地方自治思想，反对北方军治和南方党治。

1933年9月22日，陈炯明因病在香港逝世。临终前，他对同伴们喊道:“共和国！共和国！”这最后一句话成为他至死坚持民主联邦制的最后表达。

1921年4月14日，第八届广东运动会在广州北交场举行。图为开幕式现场，左七为广东巡抚陈炯明

我余生的一部分

“勤奋、敬业、坚韧。”——这是胡对陈炯明著名的三言评论。孙中山曾形容他“残忍，大而快”，并称赞他“不善于女人味，不自在，勤劳节俭，不及我”。当时有很多人的评价和相关的例子，说明陈炯明的“私德可以作为南北权利的典范”。

联盟元老莫继鹏回忆，陈炯明假装不知道钱和女人是什么，要求莫继鹏有两张刻有“颜色独特”和“没有私人财富”的邮票。另一位同盟会元老白帕斯川说，二次革命失败后，陈炯明带着几百万美元离开南阳，但“一天只吃了三顿饭，或者几根香蕉，而躺在那里的是一张行军床，臭虫如黑蚂蚁，陈军却置之不理”。陈炯明晚年远离香港，多次迁居，生活贫困，但仍关心国家大事。“九一八事变”后，陈多次北上天津，与段、张等人商讨救国方略。日本人向他求爱，他却要求日本人归还东三省。日本人给了他一张8万元的支票，他跨过支票还了。

陈炯明因病去世后，死在家中的行军床上，婚后不得不借用母亲的长寿物资。张在墓志铭中提到，陈炯明“遗言以五色旗盖身，以示不忘民国”。在收到的3000多副挽联中，有许多名人。其中，吴志辉的对联是:“身外无长物，清朝历史流传，可见英雄可贵；十年前，悔过书是黄泉送的，请小弟也是。”

当时报纸报道的，现在好像更有意思了。《广州民国日报》的标题是“倪晨炯明死于香港”，副标题是“请叛逆的面孔在地下见总理”。香港《商报》说:“国民党死了一个敌人，中国死了一个好人。”

因为没有钱下葬，陈炯明的灵柩只好暂时存放在香港东华亦庄。第二年，他的旧部发起募捐运动，社会各界纷纷捐款，其中包括汪精卫、蒋介石、陈。1934年4月3日，陈炯明终于被安葬在魏紫山，得以在西湖上安眠。

陈炯明对惠州西湖有着深厚的感情。少年在惠州读书时，经常去西湖“钓鱼游泳”。后来，尽管他有军事实力，他很少有机会重游故地。1922年4月，陈炯明与孙中山矛盾激化后，回到惠州，住在西湖百花洲。这是一个靠近平湖东岸的小洲，风景优美，盆景众多。有西湖十八景之一的“华州谈雨”，大陆上有一座两层的红色建筑，有个美丽的名字叫“霞亭”。

在“夕阳亭”，各行各业的人前来劝导，开车、参观、采访络绎不绝，一下子把宁静的百花洲变成了风暴潮。马玉航曾经写过一首诗，记录了当时百花洲的景象:“一次总罢工后，没有什么好担心的。为什么一定要回去追求自己的生活？”。军政工商接踵而至，百花洲忙得可怜。“616”兵变前夕，陈独秀也曾来到百花洲游说陈炯明加入共产党，但“陈独秀置若罔闻，拒之门外”。

来到百花洲，找不到陈炯明的影子，也听不到多少喝茶聊天的老人说陈炯明的消息；他们跟我说的是东征军是如何攻破徽州这个被称为天险的地方的。十年前，夏洛馆旧址被改造成了毛泽东系列藏品的展厅，前厅摆放着一尊毛泽东半身像。我注意到展览的后记，有意思地写道:“历史不全是写在教科书上的，但也有一种历史，留存在被岁月的磨损、灾难和战争破坏的文物上。读这种历史比读历史教科书更直观、更深入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