荒尾精 直视恶邻：中日知识分子的对决

早在清初，思想家颜渊就伤害过陈道:“无话可谈，危难时向大王报告，是上品！”文弱是中国知识分子和日本知识分子最大的区别之一。日本“学者”佩戴双剑，一度震惊来访的清学者。

魏源的《海洋地图集》没有引起中国人的注意，反而成了日本的畅销书。

作者:雪儿

一场“日本强奸”的启示

1863年5月10日晚，马关海峡。

日本常州藩军舰庚申丸号和桂海丸号对美国“彭布罗克”号船发动突然袭击，拉开了日式“义和团运动”的序幕。此时，正好是日本被迫在美国武力下建国的十年。

在过去的十年里，这种被动的“改革开放”在日本造成了巨大的政治和经济混乱。以批判幕府开国政策为主的“抗日派”，联合以孝明皇帝为首的朝廷，向幕府发起挑战，“敬君抗夷”运动风起云涌。反夷派逐渐占据上风，迫使幕府宣布反夷，反夷派占主导地位的常州藩成为这场运动的深度冲锋。

马关炮响两天后，5月12日深夜，5名青年躲过横滨幕府官员的检查，悄悄登上怡和洋行的商船怡和号，随后前往上海，在欧洲秘密学习考察。

上海的繁荣震惊了这些第一次出国的日本青年，动摇了他们忙于洋人的观念。看着这么多“洋船”，他们感慨地说:“一旦这些船全部闯入日本，日本该怎么办？你和外国人在一起很忙吗？那是不可能的！”

在这群年轻人中，有后来著名的伊藤博文和井上馨。

当这些年轻人在熙熙攘攘的伦敦游荡，学习英语和西方技术时，他们的家乡正在发生巨大的变化。

日本长期的锁国政策最终激怒了在日本有巨大经济利益的英国。1864年，英国驻日大臣阿图克提议与法国、荷兰和美国采取联合军事行动。“四国联军”很快组织了十七艘军舰，准备大举进攻常州。

当时在英国的伊藤博文和井上馨听到这个消息后，对国内局势深感担忧。他们认为如果日本想和这四个国家竞争，它肯定会向石头扔鸡蛋。然后他们决定回到日本，试图利用他们与英国和上帝的沟通渠道，不仅是为了防止“义和团运动”，也是为了防止“四国联军”的军事行动。

伊藤和井上两个“日本汉奸”游说失败。“四国联军”发起强攻，常州藩战败。他们被迫在城下签订协议，拆除下关炮台，赔偿300万元。

但在这场战役中惨败的常州藩，与被英军击败的萨摩藩一样，吸取惨痛经验，转向英国，实行全面改革开放，进而成为落幕运动的主力军。被“爱国者”追捕的“汉奸”伊藤和井上，后来成为明治维新的风云人物，推动了日本帝国的扩张。他们被朝鲜和中国的“爱国者”视为最凶恶的敌人。伊藤最终在哈尔滨被朝鲜爱国者安中根暗杀。

更为矛盾的是，伊藤和井上在英国留学之前，甚至多次策划针对外长的暗杀计划，包括放火焚烧法国大使馆。

从不惜行刺的“义和团运动”，到被视为“汉奸”的明治维新大英雄，伊藤和井上的沉浮都是当时日本知识分子的写照。在这段心路历程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日本知识分子面对时代的剧变，改变了自己，顺应潮流，放下身段。

由于日本文化的全面性和杂交性，日本知识分子不具备中国士大夫的优越感，所以他们在承认差距和改变自己方面相当愉快和彻底。几乎在西方文明传入的同时，他们认为日本不仅在有形的技术和工艺上，而且在国家制度和人民的独立精神上都有巨大的差距。这种认识促使日本推行更彻底的君主立宪制，实现更根本的改革。

然而，类似的“变脸”功夫在中国并不多见。即使早在1840年就开始被“夷弟”入侵，中国主流知识分子甚至直到1840年甲午战争才形成强烈的忧患意识。“墙内开花墙外香”的魏源《三物记》和《国海图志》，在日本比在中国更受欢迎。吉田松阴曾经手抄《海国志》，被视为珍宝，而他长期的老师香山则称魏源为“真正的海外同志”，而在中国，《海国志》很快就绝版了。

在中国大多数知识分子看来，《海国志》这本书显然是多余的。中国的落后在于“强船利”等物质文明，而政治制度过于优越，“政教礼仪高于万国”，没必要“变脸”。

中国和日本的知识分子，自称是同一个物种，同一个物种，开始悄悄地分道扬镳。

伊藤博文与李鸿章签订《马关条约》。

崇文与武术

在与“四国联军”作战中诞生的“奇袭军”，成为落幕战争的主力，被称为日本第一支现代化军队。这支军队的创始人高崎信作是一位文武双全的知识分子。虽然他的寿命很短，但他在日本近代史上留下了浓厚的色彩。

高崎信崎幼时就读私塾，精通剑术，在“军舰教授院”学习航海，大力提倡西学。就在常州抗日运动的前一年，幕府派商船千岁丸号到上海通商，高崎信崎随船前往。

在上海期间，高杉新崎对中国的情况有了深刻的了解，购买了大量的西方书籍。是他发现《海图册》在清代绝版，他深感不解和遗憾。

当时的日本还相当落后，而中国已经拉开了改革开放的序幕，即将进入“同一个政府统治”。然而，日本使节可以很容易地从上海的侧面看穿中国的内部问题。他们触及了一个相当严峻的事实:中国社会，尤其是知识分子，有一种病态的“崇文抑武”。

早在清初，思想家颜渊就伤害过陈道:“无话可谈，危难时向大王报告，是上品！”

文弱是中国知识分子和日本知识分子最大的区别之一。

中国知识分子的文学弱点一般认为始于宋代。赵匡胤夺得天下时，基于五代“枪出权”的混乱，一方面“以酒释兵权”，另一方面“以文臣知国政”，不仅夺得了丘巴人的权利，甚至还把枪藏了起来。

其实早在宋朝之前的盛唐时期，当唐太宗李世民看到新文人“脱颖而出”时，他就自豪地说了一句大实话:“入我罗网，天下英雄！”它深刻地展示了中国历代知识分子的命运。我们甚至可以回到更早的时间。在“六王四海一家”的秦始皇时代，嬴政皇帝干脆凭借新政权的专政力量，没收了天下所有的利器。邻里乡亲不仅在法律上坐在一起，生活上还和几个家庭共用一把菜刀，真的像一家人。梁启超甚至把这概括为“一人之刚而柔”。

科举，也是牧民的技能，在政治技巧上显然比始皇帝收藏的菜刀更有技巧。“万人争木桥”，既为打破精英阶层的棱角提供了砂轮，也为知识分子的廉价救赎提供了硬通货，以“让位出路”换取忠诚，建立了权力与利益共享的默契。

1894-1895年甲午战争期间，大批西方记者跟随日军采访，惊讶地看到看似强大的清军竟然如此弱小。

虽然得益于洋务运动的开放成果，清军精锐部队淮军的武器装备甚至强于日军，但战斗力依然低下，军纪极其腐败，几乎没有后勤补给。“中国皇帝似乎忘记了士兵需要吃口粮和发工资”。一些西方报道说，由于清军纪律不好，韩国人欢迎日本军队成为解放者。西方记者也立刻看到了门口，好铁不被打成钉子；好男人不当兵成了西方读者熟悉的中国成语之一。知识分子作为社会的精英和中坚力量，被有意识地引导到“书中的金屋”。

日本知识分子似乎没有这么好的市场。他们缺少中国皇帝那样的大客户，所以可以对学者进行“统购统销”。因此，他们仍然没有摆脱“野蛮”，保持武术的旧习惯。甚至在想向中国老大哥学习建立中央集权的德川幕府眼里，“文佐吴优，古法也不可或缺”。日本“学者”佩戴双剑，一度震惊来访的清学者。

“崇文”与“武术”的差异，造成了中日知识分子在西学过程中的巨大差异。震惊于西方的“船强炮利”，中国甚至比日本更早获得了制造洋枪的人才和技术，但却保持着严格的控制，担心被“盗贼”利用，继续秉承着秦始皇收藏菜刀的光荣传统。在日本，仅仅因为葡萄牙人“带来了火枪”，人们就“虔诚地以感恩之心迎接他们”，日本知识分子甚至全心全意地参与了西式武器的研制。枪支和火药的生产方法传入日本仅仅十二三年，日本就已经有了一万支步枪。学者研究凶器，“枪支泛滥”，这在中国是不可思议的，中国完全禁止平民持有武器，而日本学者则坚信，这直接或间接地帮助“通俗知识分子”提高了“觉醒现实主义、客观主义甚至理性主义的精神”。

最早在西方压迫下觉醒的日本知识分子，以救亡图存为首要目标，使军事学成为一门显学。他们面前没有金榜题名的胡萝卜，背后也没有大棍子谈论国家大事。此外，明治维新前后有大量武士转型为知识分子——包括伊藤、井上、高山，他们都是作为武士而生，日本知识分子具有很强的阳刚之气。

1894-1895年甲午战争期间，日本出现了许多“儒家将军”，他们不仅能打仗、打胜仗，还能写出优美的中国诗词。他们写中文告示的时候，还能把自己包装成仁义之师，傻子水平不亚于中国刀笔收藏家。

不同于中国同行的“女性状态”，日本知识分子的“尚武精神”不仅体现在战场上，更体现在内政上。明治维新前后，日本知识分子开始享有高度的自由，政党政治开始确立，言论自由基本得到保障，报刊杂志在空之前蓬勃发展，可以自由批评政府，思想对抗更加繁荣。有要求征服智南的民族主义呼声，有关注民生的民粹主义呼声。著名思想家托库特米·索什曾说:“住在茅屋里的劳动人民没有幸福。”

明治维新不同于中国的洋务运动。一是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建立公众参与程度较高的君主立宪制；另一项重要举措是大力推进义务教育，实现全民“智能化”。国家有限的资金不仅支持官员贵族出国留学，还大力推进基础教育。

其实这是一场具有日本特色的不流血的“阶级革命”，通过教育拉开不同阶级之间的差距，为中下阶层通过自身努力获得更高的社会地位提供空。

我们甚至可以说，自西南战争以来，日本只有外战，没有内战。宪政制度提供了相对的政治自由，及时释放了社会积怨；第二，教育的普及为个人奋斗提供了阶梯。然而，1894-1895年甲午战争中的巨额赔款却被用于日本义务教育的普及，而不是建造“十大建筑”。

黄伟景是1894-1895年甲午战争时期著名的间谍学者，他曾著有《促进亚洲政策》一书，阐述了他的促进亚洲思想。在这本写给日本高层官员的书中，他指出，如果日本能够掌握中国，“以其财力，足以筹集120多万精锐士兵，装备100多艘坚固的舰艇。如果把日本的尚武精神和中国崇尚武术的文化融合在一起，齐头并进，齐头并进，那么东方文明就会在世界上发扬光大，亚洲的辉煌就会到处宣告。

笔会的决战

中国第一代外交家郭嵩焘曾认为李鸿章“能见其伟大”，丁日昌“能引其精华”，沈葆桢在洋务上“能尽其才”。沈葆桢作为福州船政大臣，在提倡西学、实行西化方面，确实非常细致。然而，他对体力劳动的蔑视甚至渗透到了他的管理中。虽然他非常重视科学技术，但他大多停留在对书籍的研究上。他和他的团队很少深入到船舶设计和建造的第一线，科学技术的应用成为工长以下的“下等”工作。

相应地，伊藤和井上等五名日本青年在去英国留学的三个月航程中，不得不在帆船上做粗活。当时，伊藤病得很重，几乎要死了。明治时期的另一位著名政治家青木周藏，在德国学习法律时甚至涉猎医学、政治、军事、经济、啤酒、纸币、地毯等，动手能力非常强。

无论是“君子不从口入”还是“到时候应该从手入”，都成为两国知识分子乃至两国民族特色的区分。1894-1895年甲午中日战争中的第一次中日对抗，不仅是军事PK，也是宪政制度与专制制度的PK，甚至是两国知识分子的PK。

在实行君主立宪制的日本，虽然天皇有相当大的话语权，但发动战争更多的是以伊藤博文为首的内阁。日本知识分子已经成为政治权力的核心力量，有足够的权力调动和使用国家资源。

从执政团队到前线的中高级军官，日本几乎是一支整齐划一的“海龟”队伍。甚至一些从未出过国的陆军将领也接受过良好的西方军事训练，接受过现代教育。中国从李鸿章开始，大部分都是从未走出国门的“土鳖”，这导致了他们在塑造国际形象上的巨大差异。

甲午海战战场成为双方新一代“海龟”将军的竞技场。北洋舰队与日本联合舰队的许多军官都有留学经历，有的甚至是同学或校友。同样的西方教育背景，同样的欧洲制造的装甲战舰，同样的完全用英语进行的战场指挥，都是军事以外的因素。北洋舰队的失败真的不是战争罪...

硝烟散尽前，伊藤和李鸿章在马关开始谈判。除了争取民族权利，双方还涉及广泛的话题。伊藤建议，清朝“必须把重任交给精通西学、正值壮年的人，所有被法律拘留的人都应该被撤职。”说这话的时候，他在英国读书的朋友罗、吴也坐在李鸿章的后面。当时的英国同学，其中一个现在是国家元首，而另一个仍然是厕所工作人员。据说李鸿章也有同感。回国后，他让罗和吴扮演各自的角色，分别送他们去英国和美国。然而，最终两人在成绩上还是无法与曾经的同学伊藤相提并论。这种个人命运的差异是两国知识分子命运的戏剧性对比。

甲午战争对日本知识分子影响很大。昔日的民粹主义者全部消失在胜利带来的激情中，尤其是巨大的战争红利，民族主义成为日本的主旋律。《马关条约》签订后，俄、法、德三国的三重干预，甚至给了像Tokutomi Soh这样的民权活动家“权力战胜正义的事实”。他在自传中说:“辽东的回归主宰了我一生的命运。自从听到这个消息，我的精神几乎和过去一样。”从此，我冒充“帝国主义深度冲锋”。

日本军刀终于撕开了中国士大夫的嚣张气焰。甲午战争后，改革浪潮在中国第一次形成了全国性的共识。然而，随后的改革却成了大青谷知名人士获取个人权力的工具，戊戌变法成了野心勃勃之人的闹剧，成了既得利益者反击和反算计的血腥悲剧。之后，知识分子再次大规模卷入政治纷争，民众反智歇斯底里的爆发导致了破坏力极大的义和团运动。

从此，中日两国的知名人士就把百灵鸟和天鹅分开了。一个在望后殿前继续唱着唱着，另一个在高云中飞翔。他们越来越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