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申奥 何振梁畅谈奥林匹克之路：第一次申奥不能算失败

从1993年的投票结果来看，我们仍然有很大的胜算。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一些政治势力不遗余力地进行干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仍然获得了将近一半的选票，这是值得称赞的。那为什么我从来没说过第一次竞标失败？

萨马兰奇在2001年宣布北京申奥成功

作者:郑琦

从1952年奥运会第一次升起五星红旗，到2008年，奥运圣火传遍中国。在中国奥运的道路上，何已经从一个英雄少年变成了一个老人。他的生命闪耀着奥运会的光芒。他的课程是新中国奥运会的缩影。这条路是曲折的，艰难的，但通向光荣。

贺的名字总是和奥运会联系在一起。

申奥的前奏

萨昂在1984年发出了一个信号

新京报:我们刚刚举办了1990年的亚运会，1991年申请了奥运会。是不是太快了？

贺:中国的体育组织早在20世纪20年代就与国际奥委会建立了正式关系。然而，直到1979年，新中国的体育组织才恢复了在国际奥委会的合法席位。之后，很多朋友认为中国应该在国际体育事务中发挥更大的作用。1984年，萨马兰奇参加了我们建国35周年的庆祝活动，并观看了盛大的阅兵式和阅兵仪式。他从天安门门下来的第一句话是“你有如此出色的组织能力，你应该申办奥运会。”

新京报:当时官方的态度是什么？

贺梁震:1990年7月，邓小平视察新建成的亚运会体育设施时，问陪同视察的国家体委和北京市官员:“你们下决心申办奥运会了吗？你为什么不敢做？”

我们的领导人早就有这种感觉。

回想那一年

第一次申奥不是失败

新京报:其实1993年就失败了，国内很多人都很郁闷。

梁震:从1993年的投票结果来看，我们仍然有很大的机会获胜。但最终没有成功。有必然因素，也有偶然因素。不可避免的因素是，当时我国的发展水平还没有达到制胜的阶段，在基础设施和环境方面还有需要加强和改善的地方。

新京报:偶然因素有哪些？

梁震:比如说，我们有两个委员最后没有机会投北京的票。一个是埃及成员，中国的老朋友。我们去看他的时候，他已经90出头了，行动也不太方便。他说即使坐轮椅也会支持北京，但医生在投票附近阻止他出国。另一票来自保加利亚。他曾经开玩笑说，如果北京最终只得到两票，一票是他的，一票是何。这显示了他的坚定。然而，由于他的国家的政治变化，他的护照被吊销，他不能投票。也有一些成员被雪梨用不能称之为光明正大的手段拖走了。此外，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一些政治势力也不遗余力地进行干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仍然获得了将近一半的选票，这是值得称赞的。那为什么我从来没说过第一次竞标失败？

沉默是金

道德上不可能与雅典竞争

新京报:国外说，我们1993年申办2000年奥运会的时候，实际上是在为申办2004年奥运会做准备。

梁震:不，我们1993年的申办是为了争取成功，但是我们也做了两个准备。事实上，在2001年的第二次申办中，我们也尽了最大努力去争取，但我们不敢保证结果。一位资深会员告诉我:“对于国际奥运会的成员来说，你能预见的就是他们的不可预测性。”换句话说，成员的投票取向难以捉摸。影响成员投票方向的往往是一个小问题。我们的经验是，只有理性地支持北京，感性地面对北京，两者的结合才是“铁票”。

新京报:那为什么三年后我们没有申办2004年奥运会？

梁震:原因不止一个。雅典最初希望在1996年奥运会一百周年时举办奥运会，但不幸失败，然后他们申办了2004年奥运会。此外，南非也在申请主办2004年奥运会。从道德上讲，我们无法与他们竞争。

萨马兰奇与握手，祝贺北京申奥成功。

两次出山

愿意为北京申奥而战

新京报:2001年你再次提出申办奥运会，其实是退役了？

梁震:我在1994年退居二线。1998年，中央政府决定再次申办奥运会。当时国家体委领导没有考虑我参加奥申委。他们当时大概是出于好心以为我69岁了。然而，举办奥运会多年来一直是全国人民的梦想。我可以去袖手旁观看吗？此外，我还在国际奥委会担任执行委员会，我在国际体育界有很多朋友可以为申奥做点什么。而且，每次想起1993年申奥失败的人的沮丧，总是心里一痛。因此，我自愿参加了申奥，在我的一生中，我努力为北京申奥做贡献。

新京报:你理想中的奥运会是什么？

贺:到目前为止，最理想的是北京奥运会。

新京报:你会给北京奥运会打多少分？

梁震:我给它打了99分。你不能说太多，你必须有所保留。我想强调的是，特别是人民的全力支持和积极参与，志愿者的热情服务是任何一届奥运会都无法超越的。这枚金牌比什么都重要。

完成后，你将退休，不再回来

这就是我能做的。

新京报:你觉得你这一辈子和体育打交道得到了什么？

梁震:从1955年到现在，除了文革期间，我一直在体育战线工作。运动是我生活中最重要的部分。这给了我这样一个机会，尽我所能为人民做一些有用的事情。至于中国体育因为我的工作是什么样子，我从来没有这样想过。我经常敬佩和敬佩各条战线的劳模、优秀的科技工作者和我们的解放军，但我并不自卑。我知道我的能力只是一点点，我尽力了。

新京报:何老现在还有什么愿望？

何梁震:在我有生之年，打算写下我为国际奥委会工作的经历，目前还处于材料准备阶段。同时我还在比赛。

用何自己的话说，他从事体育工作的原因是“体育选择了我，而不是我选择了体育”。1950年大学毕业后，他在共青团中央工作。由于第一个五年计划的需要，作为技术干部，他被调到第二机械工业部，于1952年底从事军事生产。

1954年底，贺受共青团中央借调，参加国际农村青年大会。从西伯利亚回来的火车上，他遇到了时任国家体委国际司副司长的张连华，在火车上待了一段时间。当时国家体委刚刚成立，需要大量的干部。回国后，张连华通过荣高堂向兼任国家体委主任的副总理贺龙汇报。贺龙致信第二机械工业部部长赵尔陆。赵尔陆是贺龙的老部下，二机部同意释放他。

“当时我单方面认为体育大部分时间都是跳来跳去的，没有太大的政治意义。”何梁震回忆说，当他收到调动通知时，他沮丧了一阵子。“当时，人们对国家建设的概念是直接工业建设。我在国防工业战线工作，政治意义重大。”

贺梁震终于说服自己，“你需要去哪里，一切都服从组织”。没想到，这是一辈子。1994年，何从国家体委副主任、党组副书记的岗位上退休，但仍从事体育相关工作，包括两次参加申奥。经过一生的工作实践，他认识到体育工作是人们永远需要的事业，是社会生活不可或缺的，具有深远的“政治意义”。

1929年12月29日生于江苏无锡，祖籍浙江上虞。

1950年毕业于上海极光大学电气工程系，同年在共青团中央国际联络部工作。

1952年，他作为中国体育代表团成员参加了在芬兰举行的第15届奥运会。

1955年赴国家体委进行国际联络工作。

1964年起历任中国体操协会副秘书长、中国乒乓球协会秘书长、中华全国体育总会秘书处主任、中国奥委会副秘书长、国家体委主任、中国奥委会执行委员会委员、中华全国体育总会常务委员会委员。

1980年，他获得了国家体育荣誉勋章。

1981年10月2日，在国际奥委会第84届大会上当选为国际奥委会委员。

1985年起任国家体委副主任、党组副书记，同年当选为国际奥委会执委会委员。

1989年当选中国奥委会主席、国际奥委会副主席。

1992年，他被西班牙国王卡洛斯授予大十字勋章；

1993年，摩纳哥公国元首兰尼埃大公授予圣查尔斯十字勋章，同年被授予亚洲奥林匹克理事会功绩勋章。

1993年北京申奥组的主持人之一，参加了2000年夏季奥运会的申办。

2001年北京申奥组主持人之一，参与了2008年夏季奥运会的申办。中标后，他逐渐退出了大众的视野。

2008年5月20日，“何与奥林匹克展览馆”在他的出生地无锡开幕。

2008年8月6日，他在北京奥运会北京站担任第432棒火炬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