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永宁 一篇内参改变了中央领导人的专机乘坐规则

1978年，中国中央和地方代表团络绎不绝地访问了罗马尼亚。不少业内人士向新华社布加勒斯特分社49岁的首席记者丁永宁报道了国内新闻:“原来是你写的文章，好大胆！”“听说中央领导乘坐专机后，会有限制。”

丁永宁不知道自己在今年6月写了一份内部参考稿，“女篮是怎么被踢出飞机的？”“，在中国是一石激起千层浪。正是从这篇文章开始，中共中央开始大力改革党和国家领导人乘坐专机的办法。

如实反映:想还原一起脱离群众的事件

1978年5月中旬，丁永宁回到北京新华社参加外国分社会议后，回到罗马尼亚首都布加勒斯特。当时，新华社布加勒斯特分社和中国驻罗马尼亚大使馆住在同一个大院里。

“中国女篮来找我们转机回国，因为机票不够，所以被我们国家领导人的专机送了回去。没想到，我被从专机上赶了下来！”虽然事情已经过去一个月了，但大使馆的人还是无法掩饰自己的愤怒。“你能不能写个稿子，把这件事上报中央？”

丁永宁觉得，向中央如实报告这一严重脱离群众、引起群众公愤的事件，是她的职责所在。她决定采访证人并恢复此事。

丁永宁与驻罗使馆二把手卢关系不错，这件事由他处理，所以她先采访了卢。

卢向她证实了事情的真相，并告诉她更多的细节应该从中国民航驻罗办事处了解。因此，丁永宁又找到了李心敏。这一次，他处理了女篮飞回中国的所有具体事宜。

节约资源:协调国家女篮专机回国

事情发生在1978年4月20日。

当时，中国民航没有直飞西欧的航班。北京和布加勒斯特之间每周有两次民航航班。

为了给我们国家节省外汇，我们都更喜欢中国民航的航班，经常是满员。这一天，中国民用航空驻罗马尼亚办事处查看了下一班航班的旅客名单，发现该航班的座位全部订满，等候名单上还有十多人。

就在这个时候，民航办接到中国民用航空局通知，由副总理率领的政府代表团将于4月20日晚结束对罗马尼亚的访问，乘坐专机回国，要求他们为专机做好各项保障工作。

李心敏说，在那个年代，国内很少有大型飞机，从民航航班中抽调专机。当时他以为飞机能坐150人，代表团只有十几二十人。如果能安排一些没有座位的旅客乘坐专机回国，不仅能解决他们的燃眉之急，还能为国家节省外汇。两全其美不是一件好事吗？

李心敏把这个想法报告给了大使馆的领导。不一会儿，陆告诉，他已经和政府代表团主要成员、对外经济关系部副部长魏商量过了，魏同意了，但建议最好不要安排个别旅客乘坐专机，而是安排一个小组，便于安全管理。

李心敏看了看手边的乘客名单，发现有一个合适的团体——国家女篮。女子篮球队去拉丁美洲参加巡回赛。是20人一组，人数合适，不包括其他闲人。在征得代表团和女篮的同意后，李心敏通知专机机长，他不反对，但建议征得罗马尼亚航空公司空的同意。

这是因为，第一，过边防军时，边防军一眼就能看出原来十多人的代表团突然多了二十人，难以解释；第二，额外的20人有可能乘坐罗马尼亚运营的下一班航班，这涉及到商权问题。

李心敏找到罗马尼亚航空公司主管业务的副总经理空，撒了一个小谎说女篮队员要去新疆乌鲁木齐，副总理专机要停在乌鲁木齐。如果乘坐民航航班，女篮需要从西向东飞9个小时到北京，再从东向西飞5个小时到乌鲁木齐，不仅耽误时间还会消耗体力，影响比赛成绩。对方很友好，听了之后就同意了。

尴尬:女子篮球运动员在起飞前被赶下飞机

4月20日晚，国务院副总理率领的政府代表团在中国驻罗马尼亚大使馆举行欢送宴会。与此同时，20名女篮队员完成所有退出手续，在候车室等候。

当晚8点，负责礼宾的外交部礼宾司司长邵明辉赶到机场，通知女篮，为安全起见，专机只能载客，不能带行李。虽然女篮队员觉得有点麻烦，但还是同意了。

由于行李与人分开后可能会丢失，李心敏立即联系了航班和北京机场，经过多部门协调，最终确认女篮的行李第二天乘坐民航航班到达机场后会集中在机场的一个地方，等待领取。

没想到，这一举动引起了罗马尼亚的质疑和不满。他们提出女篮比赛需要的运动服都必须放在行李里，怎么分开？比现在好吗？李心敏必须找到一个解释的理由。同时，女篮被告知，在代表团抵达机场前，必须登机等待，以免影响礼宾仪式。

晚上9点左右，女篮上了专机，坐在机尾。这时，距离专机起飞只有半个小时了。

这时，中共中央办公厅保密局副局长马冰心和外交部礼宾司司长邵明辉匆匆赶飞机，要求女篮立即下飞机。马冰心问:“怎么回事？谁同意让你上飞机的？”

随后，双方发生了争执，李心敏坚持让女篮留在专机上。对方还抛出了狠话:“你能保证首长的安全吗？女篮乘坐专机时，头部不得不改为飞行。”无奈之下，女篮下了专机。

最后，女篮队员们停留了一周，才乘坐下一班中国民航的航班返回中国。

仔细调查:通过使馆翻译了解情况

了解了这一事件的来龙去脉后，丁永宁觉得稿件的核心问题是副总理本人是否知道女篮上了飞机被赶了下来。说到国家领导人，必须得到证实。

她判断，因为这是一个暂时的想法改变，这很可能是在告别聚会上做出的决定。“当时副总理主管对外经济关系部，是经济参事的顶头上司。当时驻罗马尼亚大使也是一个非常谨慎的人。如果我在调查写稿子，很可能会被使馆主要领导打扰。”丁永宁说。

丁永宁想到了另一个人。她从未告诉任何人她的消息来源，也没有在手稿中写下。

但她认为现在可以说了。这个人是宴会的翻译，当时是驻罗马尼亚大使馆经济参与办公室的第一秘书。第一秘书私下告诉她，代表团成员在当晚宴会后就向副总理报告了此事，但他没有听到副总理如何回应。

文章在实况调查部分的最后一段写道:“有一点很清楚，就是代表团当晚在使馆就此事做了调研，副总理也在场听取了相关汇报。”为了加强可信度，她特意加了这么一句:“这是使馆同志亲眼所见所闻。”

手稿的第二部分，丁永宁也写到了这次事件的影响:“现在所有副总理、副主席都是作为专机出国。这里的群众对这个问题有很大的意见，他们渴望中央领导重视这个问题，迅速改革这个制度，把专机的使用范围缩小到少数领导同志。”

1978年6月，丁永宁将手写的手稿装订好，交还给外交部的快递队。因为是内部参考稿，不能通过一般渠道传递。这件事已经在中国驻欧洲许多国家的大使馆传开了。

反响强烈:“一份手稿从天而降。”

几天后，稿子送到了新华社国际部内部参考组定稿人魏光义的办公桌上。读完之后，魏光义立即与内部参考组的几位资深编辑讨论稿件。大家都同意这个稿子要发，但范围要小，要“手抄”发。最后，魏光义除了几个错别字外，没有做任何改动。

内部参考报告是分层次的，有的可以送到部门一级，有的可以送到部级，有的只能由政治局常委阅读。

魏光义没有送排版稿，而是手抄了两张校样。一份提交给中共中央办公厅，另一份提交给时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胡耀邦。

外交部打电话给魏光义表扬:“一篇稿子过了天。”

魏光义说，对方在电话里说:一是中央领导要求副总理在全国人大常委会上作检讨，副总理确实作了诚恳的检讨。二是决定今后只能有4位国家领导人乘坐专机，其他领导人出国访问都要乘坐民航班机。

深远的影响:领导人习惯在访问时乘坐飞机。

1979年5月17日，康副总理应邀对巴西和美国进行正式访问。新华社派出总社高级编辑沈德振采访代表团。

6月26日，沈德琪回国，来到国际部内部咨商组汇报情况。他告诉魏光义，康乘坐的是普通航班的头等舱，而不是专机。而且，这是康的倡议。

魏光义立即让他写一份内参。“这是好事。不需要发送清晰的样本，可以发送给保密级别较低的内部参考。”

魏光义记得很清楚，手稿发表后，他把手稿剪下来，贴在两张稿纸的背面，珍藏起来。

题为《康副总理的航班省了不少外汇》的稿件写道:“康副总理5月底6月初访问巴西和美国，机票相当于人民币9.39万元。不止人民币，它省了很多钱，尤其是很多外汇。”

魏光义告诉记者，文章发表后，他们收到了很多部门的反馈，说效果很好。“特别是外交部和民航部门告诉我们，领导人乘飞机出访已经逐渐成为一种习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