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家鼎 着名外交家周南亲历中国重返联合国

周南对1971年10月26日上午在联合国发生的事情印象深刻:“那一天，联合国大会以压倒性多数通过了包括阿、亚在内的23个国家提出的恢复中国在联合国合法权利的建议。投票结果一出来，很多非洲国家的代表就站起来热烈鼓掌。”

当第26届联合国大会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时，中国代表团团长乔和副团长黄华开怀大笑。

作者:徐晶晶王锴

“非洲兄弟将中国带入联合国”

1971年10月26日，基辛格第二次从钓鱼台访问机场。郭嘉定是为他送行的人之一。他回忆说，在大巴上，基辛格还对叶剑英说:“你今年不能进联合国。”此后，在从北京飞往上海的途中，基辛格得知了恢复中国在联合国合法权利的消息。当时在场的郭嘉定记得基辛格耸了耸肩。“也许中国人就在身边，所以不方便表现出兴奋。也许他已经想通了，正是美国和中国之间的接触促使许多犹豫不决的国家投了赞成票。”。

在外交部欧美司工作，后来担任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的周南，对1971年10月26日上午在联合国发生的事情印象深刻，因为当时联合国投票的时候，他在坦桑尼亚大使馆，很多非洲国家都是熟人。“第26届联合国大会两项阿拉伯提案的通过，是当时国际社会的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当天，联合国大会先是以76票赞成、35票反对、17票弃权的压倒性多数，否决了美国提出的恢复中国席位需要三分之二多数的所谓重要议题提案，随后又通过了包括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在内的23个国家提出的关于恢复中国在联合国合法权利的提案。投票结果一出来，很多非洲国家的代表就站起来热烈鼓掌。

当时美国报纸说坦桑尼亚驻华联合国大使萨利姆高兴得手舞足蹈，跳非洲舞，惹怒了一群美国人。后来，萨利姆告诉周南，他不跳舞，但有一些舞蹈。周南说:“联合国很久没有这样激动人心的场面了，这说明很多国家对中国参与联合国事务抱有期待。”

周南向我们解释了当时中国能够进入联合国的原因:中国国力增强，是工农业大国，拥有“两弹一星”，60年代联合国内部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最初，大多数国家都在美国的控制之下。20世纪60年代后，非洲民族解放运动激增，大量非洲国家独立并加入联合国。他们和中国互相支持。

当时的外交部翻译，后来担任台湾省大使、外交学院院长的吴建民分析我们:“和阿富汗的建议背后也有中国的参与。这项建议一定是与我们协商起草的。这完全是从我国的立场出发。的措辞非常严格，并且使用了‘驱逐’一词。”

吴建民肯定是“被非洲兄弟抬进来的”。中国恢复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主要背景之一是全世界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涨。吴建民说:“我们国家一直支持这些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给了他们很多帮助，所以一直得到亚非一些第三世界国家的支持。同时也得到了拉美国家的一些支持。当时一些拉美国家正在争夺200海里专属经济区的权利，但以美苏为首的第一次海洋法会议通过了《领海及毗连区公约》，规定每个国家的领海及毗连区不得超过12海里，拉美国家对此始终予以抵制。在这个问题上，中国支持他们获得这方面的权益，这也使我们能够在联合国问题上获得一些拉美国家的支持。”

周南总结道:“关键是得到更多的帮助。我们当时公开表示，中国在联合国安理会的否决权不仅属于中国，也属于发展中国家。如果中国加入联合国，它肯定能够发声。”由于新中国的进入，20世纪70年代的联合国被称为联合国历史上最活跃的时代。

向联合国进军

当时，周南正在外交部欧美司国际组提供帮助。他回忆说，当时，乔·华冠有时会请他写文稿。两个人都喜欢喝茅台，然后就说起了苏东坡和辛稼轩。“那时我们开始了一点私人关系，我们有一些共同的爱好和兴趣。”

乔向介绍了毛主席和周总理当年的反应。1971年12月26日晚，毛主席起床，听到联合国大会恢复中国法定席位的消息。他非常高兴。在住处，他告诉和乔，今年有两件大事，一件是林彪的自毁，一件是恢复联合国的合法席位。没想到这两件事。

当时，周恩来说，他今年可能不会派代表团去联合国，因为他没有准备，“没有打无准备的仗”。周恩来提出，今年，熊向辉等人可以先带一些人去了解情况。但是毛泽东说，那没有必要。联合国秘书长不是发了电报吗？我们会派一个代表团，让乔做团长，熊向辉做代表。我们会后回来。如果我们没有准备好也没关系。我说我们应该在战争中学习战争。于是，两天之内小组工作就开始了，乔为组长，黄华为副组长，当时被点名要和黄华一起去，他必须留在联合国。

周南还记得，黄华的工作细致负责，为人正派，但“太细致太累”。在联合国工作时，周南有时会去他的办公室，总是看到他坐在那里，腰后放着一个枕头，不停地阅读信息，并不时地做标记。

当时，毛泽东指示，去联合国最重要的工作是第一次演讲，演讲中说“正义应该得到伸张，世界人民的野心应该延长，超级大国的威望应该被摧毁”。

这份手稿成了准备工作中最难的，甚至换了好几个起草人。最后，由外交部丁起草的文章终于为乔提供了修改的依据。乔反复修改，每次修改都还给国际组。周南仍然记得他一边喝浓茶一边看手稿。他看到乔加的一段话，兴奋地读了起来。那句话是:“我们主张任何国家的事务都应该由这个国家的人民自己管理；联合国的事务应该由所有参加联合国的国家来管理。”周南忍不住说:“还是老乔。”

当时，由外交部核心组提名、中央批准的第26届联合国大会代表团名单也于11月2日公布。除代表团团长、副团长外，傅浩、熊向辉、褚晨也有代表，还有部分副代表。此外，还有18名秘书、11名服务员和9名工作人员。周南和郭嘉定是当时的一等秘书。郭嘉定后来听说张春桥想当团长，但毛泽东不同意。

吴建民和妻子石燕华是外交部翻译室的两个普通翻译，石燕华在英语系，吴建民在法语系。11月2日，当时的英语系系主任纪把他们叫到自己的办公室，开玩笑地说:“组织决定派你们去联合国，一个用英语，一个用法语，正好是‘英法联军’。‘英法联军’要去纽约了。”然后告诉他们他们将在9号离开。

石燕华称筹备工作为紧急行军。去之前，他要安排家务，学习业务，准备收拾行李。他们听说至少去了三四年后，每两年才能回家一次，于是一家三口拍了一张全家福留念，把孩子托付给了上海老家。

晚上，外交部派他们到东交民巷洪都服装店安装。这是中国官方代表团多年来首次访美。由于特殊情况，在资金方面给予了特别照顾。男同性恋1000元，女同性恋1200元，比普通海外人员高出一倍。这一次，做衣服是政治任务，第一天要量好，第二天要合身，第三天要发货。而且大家一年四季都穿着，整个代表团有30多人。任务很重，但洪都还是按时交付了。

石燕华说，当时洪都有一些外面看不到的材料，比如银灰色，但是大家都怕被说“羡慕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所以基本都选择了海军蓝或者深灰色。后来他们走到纽约街头，远远就看到了“一片黑暗”，大家都知道是中国代表团。

时任外交部翻译办公室副主任的郭嘉定也在11月2日接到代表团通知，因为他要去联合国负责翻译工作。那一周，他的任务比普通代表团成员还要重。他向我们回忆说，当时他没有时间安排家务。他必须翻译重要文件，如中国在联合国的第一次演讲，他必须为翻译做好一切必要的准备。“我们翻译团队的几个人应该负责联合国所有的笔译和口译工作，包括打字、校对、装订等。，而且他们一下飞机就应该工作，所以我们要做好充分的准备。结果，我一周都很忙。我要带各种参考书和字典，还要带几十年的《北京评论》。当时我恨不得把北京所有的翻译机构都搬过来放心。”当时对行李的重量有规定，所以我们不能带太多的行李。于是，国际鼎为了带来更多的信息，只带了两套衣服。

11月9日，郭嘉定去机场检查托运行李，发现“当时代表团里有三个厨师，把炒菜的窝料都带来了，团里的公务员也带了理发剪”。

出发前，周恩来会见了代表团成员。周南记得周总理什么都要问，从他住的房子到穿的衣服。他说要在联合国穿中山装，体现民族风格。他还把每个人都叫了过来，问得很仔细。中间还吃了晚饭，一个人吃了一碗面，显示时间很长。石燕华还记得周恩来在会见外宾时担任翻译，于是她说:“哦，是你”，并告诉她去纽约时会尽量参加聚会。

吴建民还记得，8日晚，代表团部分成员也第一时间听到周恩来详细介绍林彪叛逃事件，告诉他们“你们放心，中央有能力处理好这件事，国内局势稳定”。当时，乔华冠说:“大家都不了解联合国的情况，心里没有底。”周总理回答说:“怕事不是坏事，是好事。这说明我们不会掉以轻心，我们要学习，包括向对手学习。”

也是在8日晚，毛泽东要求周恩来告诉大家，注意安全，并让人给基辛格发了一份电报，“如果美国代表团出了问题，只有美国政府应该过问”。然而，尽管有这样的劝解，代表团在美国仍然存在安全问题，但当时大家都没想到。

最后，联合国代表团出发了，“在北京的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党、政、军各部门负责人，加上数千人，都大张旗鼓地到机场进行了热烈的告别”。第二天在机场，据礼宾司介绍，代表团领导与总理握手，其余人员从后面上了飞机。然而，周总理把所有上飞机的人都叫了下来，他想和所有的成员握手。吴建民与总理握手时说:“请总理保重身体。”他没想到这是他最后一次见到首相。

郭嘉定向我们回忆，总理对小事的关心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当首相和厨师握手时，他告诉他们不要喝太多。

来自台湾的外星人/

作为代表团先遣队的六名成员之一，徐希从未经历过如此隆重的告别场面。他当时是外交部礼宾司的工作人员。11月2日，他获悉，他和新华社记者高亮等5人将提前赴联合国安排各项事宜。

他告诉我们:“2号通知，我们6号就要走了，我们连去‘洪都’量衣服的时间都没有，但是师傅来帮我们量了。我老婆当时在江西干校，当天就回去了。结果5号回家就没看到我。那天晚上，周总理打电话给我们解释了一系列工作。我们凌晨3点回家，6点钟出发。他们只在一起呆了几个小时。”

然而，这种遗憾很快被新鲜的经历所克服。此前，徐希说他去过瑞士，但这次他去了美国。“这是非常不同的。我们在飞机上被外国记者包围了。按照纪律，我们不能和他们说话，他们只能关注我们的一举一动。”。

当时，他们从北京飞往上海，乘坐巴基斯坦航空公司空飞往巴黎。在从巴黎飞往纽约的飞机上，徐希和他的妻子只带了100元钱。他们用全新的100美元支付了耳机使用费。他们被外国记者看到，第二天上了头条，用的是“泰来的外星人”空的标题。

徐希于11月9日前往联合国，首先拜访了联合国礼宾司的官员。他们会见礼宾处处长的照片立即出现在目前的《联合国日刊》上，成为徐希保存的珍贵纪念。“礼宾司司长是一位非常友好的土耳其人，我们很快讨论了如何会见中国代表团。”。

作为先遣队，徐希感到压力很大。除了安排即将到来的代表团的衣食住行，他们还负责与纽约警方讨论机场安全问题。

出于安全考虑，纽约警方决定机场安排尽可能少的欢迎人群，包括海外华人，最好不要出现。徐希和他的同事试图让“海外华人在一定距离内出现”。当天飞机即将降落时，给石燕华印象最深的是机长高兴地告诉他们，地面上有近400名记者在等他们。

事实上，这些记者已经迟到了。代表团于11月9日起飞，从抵达巴黎那天起就被记者围攻。时任外交部三秘、后任中国驻联合国安理会候补代表的吴苗法向我们回忆，在机场坐在前往市区的大巴上，看到记者骑着摩托车在后面追。由于代表团成员不允许接受记者采访，给几位厨师拍的照片就成了“代表团中的中国官员”。后来大家看到报纸都在开玩笑，“不如胖一点，装高官”。

乔也很快进入了状态。当他在中国驻巴黎大使馆拍照时，他开始展示他标志性的笑声。吴苗法仍然记得他说过那笑声是“老威特的笑声”。在从巴黎飞往纽约的飞机上，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几名记者在头等舱等候。他们发现了中国代表团的航班，并提前在那里等候。郭嘉定向我们回忆，当时领导已经60多岁了。自我介绍后，他知道自己是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主持人克朗凯特，准备在飞机上采访中国代表团的领导。

虽然是意外，乔还是回答了他们的问题。郭嘉定说，当晚看电视新闻时，看到了克朗凯特不寻常的报道，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代表团住在离联合国总部不远的罗斯福酒店。当时大会期间，酒店非常紧张。中国先遣队通过罗马尼亚大使馆在这里预订了房间。安全起见，中国代表团承包了14楼，只有一两个老住户坚决不搬。因此，他们经常看到不肯动的老太太好奇地看着他们，他们也好奇地看着她。

房间一部分是接待室，其余是办公室和宿舍。在当时的美国人眼里，穿裤子的中国女性代表经常被误认为是男性。石燕华说，有一次她去拜访一个美国朋友，穿了一件宽大的海军蓝西装。结果朋友的秘书进去宣布“一个中国男孩想见你”。原来她的西装款式和男装差不多，头发也短，所以开了这个玩笑。

洪都的裁缝手艺虽然不错，但毕竟中国长期与世隔绝，所有的服装款式基本相同。当他们在联合国开会时，他们经常在会议结束时穿错外套。有一次，一个高个子代表穿了一件矮个子代表的外套，然后每个人都把自己的东西放在外套口袋里作为标识。

因为我们应该注意安全，代表团成员不允许外出出差。可以慢慢出去走走，但是夫妻不能算两个人。吴建民和石燕华必须找第三个人一起出去走走。因为服装的原因，路人一般都能看出他们是中国人。石燕华曾经被一个四十多岁的女人追着问:你是“红色中国”的吗？她笑着解释说:“我的国家叫中华人民共和国。”女人兴奋地说:“你都快成电视明星了。我每天晚上都能见到你。”

当时中国代表团虽然没有零花钱，但伙食标准很高，每人每天25美元。“即使在当时的美国，这也是一个很高的标准。”。但是，大家还是觉得没什么吃的。吴苗法仍然记得，美国厨师知道中国人喜欢鸡蛋炒饭，特别喜欢黄油炒饭。“结果就是那个味道。”。而且，大量记者随时随地跟踪中国代表，吃饭时也有电视摄像头和摄像头。郭嘉定说:“我们给餐厅经理出主意，后来给我们一个包间吃饭，还雇了保安看着。只有代表团成员可以进入。这项安保工作非常认真。当我们看到我们时，我们微笑着互相问候。看到外人，我们坚决抵制开车。我们赞美他。他认真感谢我们说是我们的到来为他创造了就业机会。”

因为食物不符合中国人的胃口，餐厅经理很着急，经常去拜访。后来他发现中国人爱喝鸡汤，就每天煮一大锅鸡腿汤。中国代表团提出想吃饺子，但放弃了厨房，中国代表团的三位厨师终于找到了用饺子的地方，戴着高高的帽子，大摇大摆地走进厨房。

除了这些琐事，最重要的是互相拜访。不用说，非洲的友好国家，吴苗法记得这些国家的大使，即使当他们看到他是一个小秘书时，也受到了热烈的欢迎。给大家印象最深的是与老布什的会面。老布什当时是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中国代表团走之前，他按照美国国务院的指示，拼命拉票反对中国加入联合国。但当中国进入时，周南说:“他必须转个弯，不能太露骨。据说他和礼宾司询问了中国代表团第一次进入联合国大厅的时间。进入大厅的自动扶梯后，会有一个长廊，他在那里随意与人聊天，同时等待中国代表团进入。乔路过时，假装不期而遇，握了握手表示欢迎。这张照片被留了下来，恰好是站在乔身后的和吴建民。

布什的态度迅速改变。两三周后，他请中国代表团的官员参观他在格林威治镇的私人别墅。周南说小布什那时候很年轻，跑进跑出。后来老布什经常跟代表团说想吃中餐，他想“在这里吃，其实是为了大家讨论一些事情的看法”。

第一次战斗

联合国定于11月15日举行欢迎会，并让中国代表团发言。这是中国代表团第一次进入联合国大楼。当时美国报纸猜测，中国代表团很可能“手拿红皮书，身穿羊毛制服进入联合国”。周南说:“中山装穿了，但是没有排队，没有红皮书。”

代表团的发言早在中国就准备好了，最后由毛泽东定稿。他们到家的时候带了300个翻译版本，结果还是不够，一下子就被抢了空。太多国家争相上台发言，打破了会议当天的既定程序。郭嘉定说，匈牙利代表也用中文发言。就连当时投反对票的美国，也以东道国的身份发表了欢迎辞。

吴建民记得，布什在演讲中坦言:“我反对你来，但你来了我就欢迎你。”随后，乔举行招待会，不仅邀请了支持我们投票的国家，还邀请了一些态度不明朗的国家和美国。布什说:“你想得真周到，邀请我参加这次招待会。”徐希说，当时中美开始接触，双方都有很强的来去意愿。当他发出邀请时，他并不打算把它们送给美国。“但当时，双方都非常关心两国的一举一动。当我在大厅发出邀请时，美国代表团主动问你在做什么，并表示希望参加。

乔当天的表现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背上独特的笑声被称为“乔的笑声”。照片发表后，拍摄的记者获得了普利策奖。乔的演讲持续了45分钟，给郭嘉定印象最深的是中国承诺永远不做超级大国。“虽然我已经翻译了我的演讲，甚至背诵了一些段落，但听到它，我仍然非常兴奋。”。演讲结束后，来自几十个国家的代表走上前来与乔握手表示祝贺。吴苗法说乔师傅的手红红的，观众席上有很多华侨，大家都哭了起来。

吴苗法说，过去几天，当他在联合国大厅散步时，经常被人拦住，问及中国代表团的演讲为什么如此精彩。“他们都很喜欢中国代表团使用的成语，让我讲一些成语的意思。什么叫‘只许州官放火’‘泥菩萨坏了，你有我，我有你’是什么意思？很多国家的代表认为中国代表团的发言很有意义。”

然而，当你第一次来到联合国时，你仍然会感到不安，特别是当你不熟悉议事规则时。此外，联合国的程序非常重要，实质性问题往往通过程序得到反映。周南说当时有很多笑话。“第一个笑话是关于一个委员会的。当时我们没有参加所有委员会，只参加重要委员会，包括安理会、特别政治委员会、反殖民委员会等。”。大家开始意识到不熟悉程序是个大问题，于是要求“从战争中学习”。

郭嘉定的翻译室首当其冲，郭嘉定经常借用各种关于程序和议事规则的文件。“在秘书处，这些文件占满了一个房间”。首先，我们应该挑选一些重要的，然后翻译成中文，供代表团所有成员学习。“经过研究，我们了解到有些投票案例可以分段投票。当我们开始的时候，因为我们不知道这是可以做到的，我们否决了一个整体决议。”。

如何管理联合国的中文翻译也是一个问题。当时，乔、说，中国的翻译家过去都是保留的。“这些中国翻译都是在美国的中国人，有些是老的，有些来自香港和台湾省，听说他们被保留下来，他们非常高兴。而且，我们的到来让中文变得越来越重要。”还记得乔宣布决定后，翻译们热烈鼓掌。

刚到联合国不久，吴建民就开始参加安理会、中东和南部非洲等委员会。“遇到的最大问题，同时也是最紧迫的任务，就是要多多了解联合国和相关问题。一方面，我们利用联合国的资源阅读大量材料，另一方面，我们经常向其他国家的外交官学习。中国是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联合国的地位和权力非常大。所以各国的外交官也很乐意给我们介绍各种情况。中国代表团的学习能力也得到了其他国家的认可和赞赏。”

学习了《联合国议事规则》后，对吴建民帮助很大。“在联合国，如果你对一些代表的发言有任何疑问，可以打断他们或与他们一起回答，但需要提前申请登记。这些规则和程序需要熟悉”。只有当你熟悉了，你才能停止开玩笑。

他在联合国期间，所有重要的选票都通过了中国。吴苗法记得当时，重要的投票必须通过电报确认。如果他赶时间，他必须通过美国和日本的海底电缆打电话。那时，中国经常是深夜。

吴建民说:“外交是内政的延伸。我们刚去的时候，外交态度不是很开放。我记得有一次，我需要和来自世界各地的外交官握手。轮到以色列代表的时候，考虑到当时两国的关系，我觉得很尴尬。我不知道我是否应该握手。但是对方的手已经伸出来了，我不握住太不礼貌了。和以色列代表握手后，我回来对乔华冠说:我和以色列代表握手了。他笑着回答:拿着！”

那一年的圣诞节，大家都渐渐放松了。郭嘉定还记得，仅仅一个月后，他就习惯了酒店外大街上嘈杂的汽车声，不再整天昏昏沉沉。当时，乔等人已经回到了中国。他们看到街上忙碌的圣诞装饰，觉得很新鲜。突然，他们看到一个标语，每个人都笑了。“离我们酒店十米远的地方是一家银行的办公室。圣诞节前两天，他们贴了一条标语，用英语写着‘向中国代表团致敬’，署名是‘美帝国主义的走狗’。他们一定认为‘走狗’这个词太有趣了。”

安全问题

周南说:“毛主席在虎穴里的感觉很快就被我们感受到了。”他指的是当时的公务员王喜常之死。当时，纽约警方保护中国代表团，并派出双倍警力在罗斯福酒店执勤。警察每班两个人，坐在宿舍门口的一个房间里。当两个班交替时，他们从不停止打桥牌。郭嘉定说:“我们失去了基本的隐私权，既不自由，也不方便。”

当时为了防止偷拍，房间里的镜子都铺上了床布；为了防止窃听，重要会议从不在酒店举行。乔在这里的时候，他抱怨自己可以“随地拉屎”，意思是每个房间都有自己的卫生间，但是“没有地就放屁”，意思是没有机会大声说话。

警察只能控制这一层，但他们不能控制大厅或街道。当时正好有人去打横幅，叫乔、黄华去自由。当他们看到中国代表团出来时，他们冲上去喊口号。石燕华和褚晨在大厅里走的时候，看到有人冲上来，抓住褚晨的胳膊，骂他是卑鄙的共产党。

由于需要防范事故，每个人的行动自由进一步减少，除了在联合国开会外，不允许他们外出。春节前，为了让入住酒店的工作人员玩得开心，他们特意借了一些风景旅游电影来放映。史艳华还记得，那天的放映员是王喜常，平时的接待员。虽然他很年轻，但他是一名老革命。他曾在匈牙利大使馆工作，性格非常稳定。“但是他那天放电影的时候，一直在犯错，电影总是出错。他还对自己说，发生了什么事？后来我觉得这是一个不祥的征兆。

第二天早上，王喜常没有起床，也没有开门。旅馆服务员打开门，但用链子锁着。踢完之后，他发现自己已经死了。民警前来查看情况，发现门窗紧闭，没有任何暴力痕迹，于是火速前往尸检。尸检期间，徐希已经站在医生旁边几个小时了。“我也忘记了这是代表团的要求还是我自己的倡议。不管怎样，我还是对那些杀害我们同事的人充满了仇恨。”。

后来，法医发现王喜常喝的茶中含有高浓度的尼古丁。石燕华听说这种药在美国对老鼠有毒，在超市很容易买到。看来杀害他的凶手已经掌握了中国人的饮酒习惯，知道他们喜欢整天喝杯茶。然而，谁给它下毒还没有结果。到目前为止，这仍然是一个未解决的案件。

中国将王喜常列为烈士，让他的遗体进入八宝山。石燕华说，她养成了喝自来水而不是保温瓶的习惯。而且，即使泡茶，离开后回来也一定要再泡一次。

中方一直为代表团成员购买住宿感到焦虑，事故发生后更加焦虑。周南说:“财政部好像专门批了500万美元，然后在林肯中心对面找了个汽车旅馆全部买下。因为我们担心人们会安装窃听器，所以我们搬走了，很快就换了一个。”1972年2月，整个代表团搬进了他们的新房子，每个人终于可以吃到自己厨师做的中国菜了。

然而，徐希仍然记得，在翻修期间，他仍然发现墙上安装了许多窃听器。“当墙被拆除时，它掉了出来。那时候虫子很大。”

周南说，当时为了防止秘密泄露，他从来不做记录，所有重要的事情都靠脑子，从来不靠笔。当时有很多严格的规定。飞往东南亚时，你必须在香港机场停留。如果天气不好，你有时不得不在台北或马尼拉停留。当时他们规定，如果发生这种情况，你随身携带的重要文件就会被撕毁，冲进飞机上的厕所。如果来不及催，你就得咽下去。周南没有遇到，但是一个同事遇到了这种情况。

融入联合国

从进入联合国到最后卸任，周南在联合国待了十年零一天。有人问他，在美国呆了这么多年，是不是玩遍了美国？然而，周南立即否认联合国的工作极其繁忙。正是在他后来担任外交部部长助理陪同吴访美时，他第一次来到美国西海岸。周南很快熟悉了联合国的工作。吴建民说，他认为周南能说会道，机智过人，周南和苏联驻联合国代表的讽刺和讽刺给吴苗法留下了深刻印象。

周南说，中国熟悉程序，确实在联合国发挥了巨大作用。当时他在外交上实行“反对两霸特别是苏联”的“一条线”战略，积极加入不结盟运动和77国集团。苏联一直说“有三个超级大国”，黄华一直反对说“没有，只有两个”。后来我们谈到这个话题，大家都笑了。中国离开后，发展中国家获得了更多动力。

黄华走后，褚晨成为首席代表。他不懂外语，所以周南经常代替他开会。有时在会议上发言很无聊，所以周南在下面画漫画。

渐渐熟悉了联合国的程序，周南说自己慢慢就不吃亏了。“当时，一有事情就召开紧急会议，有时是深夜。会议主席说我们可以去吃饭。有一个小时，我们想住得远一点，就在那里等着，但是谁知道大家要三四个小时才能散去。会议真正结束的时候，往往是深夜，饿得我们吃不下饭，睡不着觉。后来碰了法，一个小时也没当回事，就回车站吃饭了。”

加入联合国后，中国的外交局面慢慢打开。大多数拉美国家之前都没有和中国建交。中国加入联合国后，这些国家相继与中国发展关系。周南记得，当时代表团的重要任务之一是发展与一些国家的关系，进入联合国是中国外交的分水岭。“每个人都能经常看到，不管是总理还是外长，来来往往都不害羞。”。他在那个阶段交了很多朋友。如果有什么事，他拿起电话就会打来。大家先交换意见。“下面你可以先说实话。”。墨西哥于1972年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

吴建民也经历了中国逐步融入联合国的过程。“起初，中国重返联合国只是部分参与了联合国的活动。我们参加了联合国大会、安全理事会和24国委员会，而当时我们没有参加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和托管理事会。根据我们当时的外交理念，我们认为托管理事会干涉了其他国家的内政。出于同样的原因，我们当时没有参加任何维持和平行动。维持和平行动的资金是由会员国的会费支付的，因为我们不同意这种行动。后来，联合国不得不推出一项新计划，允许这样的例外。在维和行动中，中国不需要付钱。”

吴建民说:“改革开放也是中国外交的一个转折点，带来了外交政策的调整。过去我们的方针是求生存，改革开放后变成了求发展。要发展，我们需要和世界上其他国家有良好的关系，这使得中国的外交更加开放。到20世纪80年代末，中国开始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现在中国已经是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维和部队数量最多的国家。中国越广泛地参与国际事务，其影响力就越大。

周南和吴建民的共同感受是，联合国是培养外交官的真正舞台。“这是多边外交的世界，你总能接触到不同的观点和最复杂的情况。”。比如周南，曾经联合国讨论非洲国家的提案，反对南非的种族主义，美国反对，英国也反对。他非常熟悉英国驻联合国代表里奇汉德。“一个很胖的人一顿饭能吃三块牛排，所以我问他，先生，我们都明白美国人拒绝了，而他想推行霸权主义。你为什么跟在他后面？他说，你不知道，我们在南非投资了很多，怎么能违背自己的利益呢？我说，这次你说的是实话。下来后，周南对代表团的同事们说:“他们的人权和民主是实现政治目标的手段。“到目前为止，周南一直觉得，如果年轻外交官能去联合国锻炼，“那比在一个国家慢慢长大要快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