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小说研究 曾经留连的尤物——我与明清小说研究

王辉斌

王辉斌，字靖华，号竟陵居士，湖北天门人。湖北文理学院文学院教授。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文学、文学文献学、辑轶学的研究与文学批评。著名学者，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专家，当代中国将文学史研究打通关的第一人。现为中国孟浩然研究会会长、中国李白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杜甫研究会常务理事。已出版独撰著作《商周逸诗辑考》等20馀种，在《民族文学研究》、《文学遗产》等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370馀篇。

我对中国古代小说研究的认识，历来就存在着“内学”与“外学”之分。所谓“内学”，是指以小说文本为主的一类研究，如人物研究、结构研究、语言研究、审美研究、比较研究、影响研究等等；而“外学”，则是指对小说文本之外的研究，如作者研究、作者生平研究、版本研究、版本源流研究、成书年代研究等等。这两个方面的研究，虽然互有关联，但其区别也是甚为明显的，如在研究方法上，前者以论为主，后者因考见长，即为其例。这种认识，其实就是我的一种小说研究观，所以，我对于古代小说的研究，即是在这种研究观的指导下而进行的。

中国文学史上的明、清两朝，是一个长篇章回体小说高度繁荣的时代，因之，各种题材、各种类别的小说乃应有尽有，其中，又以被冯梦龙称赏的“四大奇书”与《儒林外史》、《红楼梦》尤具代表性。为冯梦龙所称赏的“四大奇书”，是指《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这四部均为百回本的大书，我对明清小说的研究，即是以这四部大书为对象进行研究的。虽然，这四部大书的成书年代，主要是在朱明一朝，但批评家对这四部大书的批评，却一直延续到了清中期，甚至是更后，如毛宗岗父子之于《三国演义》的批评，汪象旭、陈士斌、张书绅、刘一明等人之于《西游记》的批评，张竹坡、李渔、文龙等人之于《金瓶梅》的批评，即皆为其例。而这些小说批评家与其所批评的小说对象，又皆曾为我进行了程度不同之研究，这样看来，可知我将对“四大奇书”的研究称之为“明清小说研究”者，是一点也不为过的。

在我的记忆中，我对 “四大奇书”的研究，应开始于1989年7月，截止于2001年2月，其间乃十年有馀。我在《四大奇书研究》一书的《后记》中，曾称我之于“四大奇书”的研究，正好为“十年磨一剑”者，是指我对“四大奇书”的研究乃杀青于1999年7月，其间正好为整十年。此作“截止于2001年2月”者，是包括《四大奇书研究》的出版时间而言，即从我开始研撰“四大奇书”，到《四大奇书研究》一书的出版，其间乃十年有馀。但无论是“整十年”抑或“十年有馀”，我以为都是可以称之为“十年磨一剑”的，这是因为，唐代诗人贾岛的这一诗句，其“十年”所指并非为一个确数。

广益堂“大字真本”《金瓶梅》

要回顾我对“四大奇书”的研究经历，我以为首先得从我在海口市买到了一套《金瓶梅》说起，因为这是导致我研究“四大奇书”的一个根本性原因。1989年5月下旬，我因到海口市参加一个学术会议，而有机会在中山路一家并不起眼的书店里，买到了一套香港广益堂版的“大字真本”《金瓶梅》，这让我在当时高兴了好几天。6月3日的中午，当我由海口经广州到了长沙后，只见火车站广埸上人山人海，且卖票窗口全部关闭，根本买不到北上的火车票，因之，我只得在湖南省军区招待所住了下来，讵料这一住就是4天，直到6月7日晚上才买到了一张回湖北的站票。在湖南省军区招待所的4天4 夜，我哪儿也没去，自己把自己关在房间，将一套百回本的《金瓶梅》读了个滚瓜烂熟。我的这种读书举措，虽然是不得已而为之，但其却为我日后研究《金瓶梅》打下了一个良好的基础，原因是我此前并不曾读过《金瓶梅》这样的“淫书”。

我读小说，有一种非同于他人的“本事”，即只要是我喜欢的小说，我不吃不喝也能把它一气读完。我这种读小说的“本事”，是从小就练成的，且直到今天仍然不减当年。我从小就喜欢读小说，从小人书而农村小说，再由战争小说而苏联小说等，最后是专读中国的古代小说，待至“文革”期间红卫兵火烧“四旧”的前夕，我所读过的小说，大约已超过了400馀种。对此，我在写于2000年7月13日的《旧事重提：我的小说情结——代自序》一文中,已略有所记述。其中有云：

我在念小学四年级时，就开始了对《三国演义》的偷读。所谓‘偷读’，就是利用在学校上课或在家里做作业的时间看小说，这在当时的高年级学生中是一种较为普遍的现象。进入中学后，我对小说的阅读兴趣不仅未减，反而大大增强，开始是读一些如《水浒传》、《西游记》之类的‘大众’读物，后来则‘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读的是一些不为常人所知的《天雨花》、《孟丽君》等‘雅’物。如此这般，待至‘文革’期间的1969年底，我所读过的小说，已超出了400种，这一数量，较之鲁迅《中国小说史略》所涉书目似还多。我在当时之所以能够读到如此之多的小说，完全得力于我的一位亲戚，因为他在解放前是以说书为营生的，所以，他家里藏书甚丰……

这其实是对我少年时代读小说状况的一种自我描述。而从这一描述中可知，我自少年时代始，即与小说结下了不解之缘，以至于在50岁以后，还曾将金庸的15部“新武侠小说”读了个遍。

值得一提的是，“十年文革”中的1970年4月18日，红卫兵的一把“破四旧”之火，竟然将我所收藏的数百种小说烧了个精光，其中，最令我惋惜的是一套石印本“毛批”《三国演义》与一套线装本《十八家诗抄》。红卫兵的这种“破四旧”行为，在当时直令我欲哭无泪，欲骂又不敢，所以只得自己叮嘱自己，以后再也不要与小说打交道了。而此，也是我在1989年于海口买到《金瓶梅》后高兴了几天的原因之所在。因为从1970年4月到1989年5月，其间正好为整20年，即我在数百种小说被红卫兵烧掉后，已有整20年的时间没有读小说了。在我的阅读史上，虽然有20年没有读小说的实况，但其却并非表明我与小说已分道扬镳，而实际的情况是心系之而常思之。所以，我在《旧事重提：我的小说情结——代自序》一文中，又曾这样写道：

尽管如此，小说那缭人心扉的艺术魁力，却有似一位“惊鸿”的倩影，使我在此后的岁月里既挥之不去，又抹之不掉，以致最终“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被王国维在《人间词话》里借以比喻做学问境界的柳永《凤栖梧》中的这两句词，其实也真实地道出了我对小说“剪不断，理还乱”的一缕情思。

这，就是我数十年来潜藏于心底的一份小说情结。所以，在海口买到《金瓶梅》与在长沙对《金瓶梅》的通读，不仅又一次地撩起了我对小说的迷恋之情，而且也似乎预示着我将会对《金瓶梅》进行一次研究，因为这时的我，已有对古代文学研究的10多年之经历。

我6月8日从长沙回到学校后，第一件事便是“泡”图书馆，且断断续续地“泡”了近半个月之久。当我将有关《金瓶梅》研究的资料掌握到了一定程度后，即以最快的速度写成了《研究四说》一文。这是我研究《金瓶梅》的第一篇文章。这篇文章长约9000字，分别就《金瓶梅》的书名、作年、作者、三篇序跋这四个最棘手的问题，进行了具体而翔实的考察，并于中提出了我自己的看法。认为：1.《万历野获编》所载《金瓶梅》为《金瓶梅词话》的简称；2.《金瓶梅》成书于万历十三年前后；3.屠隆是《金瓶梅》最具备条件的作者人选；4.万历本《金瓶梅词话》未问世之前的《金瓶梅》没有三篇序跋。此文撰写于7月初，9月底即在《荆门大学学报》1989年第3期刊出，第二年6月，又为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1990年第6期全文转载。“第一文”的发表与全文转载，不仅使得我对《金瓶梅》研究的信心倍增，而且也最终确定了我将从“外学”的角度研究明清小说的格局，所以，我自此以后的“四大奇书”研究，即皆立足于“外学”的范畴以为。

继《研究四说》发表之后,我又先后在《西南民族大学学报》、《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徐州师范大学学报》等刊物上，分别发表了《早期抄本梳理》、《质疑》、《袁氏兄弟与抄本新考》、《张评本成书年代辨说》、《冯梦龙非作者辨说》、《考论》等文。其中，《质疑》、《袁氏兄弟与抄本新考》二文，在发表后不久，亦先后为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1991年第8期、1993年第1期全文转载。至此，我关于《金瓶梅》研究的7篇论文，已为《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全文转载了3篇，这一转载率约占其总数的百分之四十五左右，可见，其全文转载的比例是相当高的。《质疑》一文，主要针对卜健《抄本新考》一文，主要以“袁氏兄弟与刘藏本的关系”为切点，认为“公安三袁”中的袁宏道之所以在万历三十年获得麻城刘守有家所藏《金瓶梅》，关键在于袁宏道既与刘守有的妹婿丘长孺关系密切，又可通过刘守有的“中表”梅国桢而借抄，因为袁宏道与丘长孺、梅国桢二人的关系，皆因李贽而交往密切。万历四十五年，《金瓶梅》在苏州首刻付梓，为袁氏兄弟协助刘守有之子刘承禧的结果。此文结论的突出之点在于，认为《金瓶梅》在苏州首刻付梓时所用之手抄稿本，系“南本”而非“北本”。虽然，“南本”亦源出“北本”，但其在相互传抄的过程中，已并非为“北本”的原有面目了，此则说明，“南本”较之“北本”在文字等方面应是更为优秀的。

在对《金瓶梅》研究的同时，我还对《水浒传》、《西游记》、《三国演义》也进行了程度不同的研究，其中，又以对《西游记》的研究最具代表性。在对《金瓶梅》已有了3年“研究史”的1992年9月，我发表了对《西游记》研究的第一篇论文——《对七十年来吴承恩著论争的评说》。第二年，被我称之为研究《西游记》代表作的《祖本新探》一文，在《宁夏大学学报》第4期上发表。在这篇文章中，我以汪象旭《西游证道书》为据，分别从“‘江流儿’故事与朱本及朱本被删本的关系”、“朱本被删底本的真面目”、“《西游释厄传》流传简况蠡测”三个方面入手，对《西游记》的祖本问题进行了多层面、多维度的考察，并藉此提出了《西游记》祖本为《西游释厄传》的新说。并于文章之末，将《西游记》的祖本流传情况进行了如下的大致梳理与归纳：

万历二十年前，金陵坊刻家唐光禄所购得的“原有序”的百回本《西游记》，乃是被汪象旭在《西游证道书》中极力称誉的大略堂本《西游释厄传》，因“奇之”而以其作为底本予以重刊。其间，唐光禄又请“好事者”“华阳洞天主人”进行校勘，因发现该书中关于“江流儿”故事在时间上的矛盾，即自行删之。唐光禄为示所刊本与大略堂本的区别，除请陈元之重新写了一篇《序》以换“旧序”附之外，还将书名迳作《西游记》，并于其冠上“新刻出像官板大字”八字，用以招揽读者。而就在唐光禄请人校勘与重刊《西游释厄传》的万历二十年前后，“羊城”人朱鼎臣应坊刻家“书林刘莲台”之约，亦在对大略堂本进行重新“编辑”，使之成为一种保留有“江流儿”故事的简本，并在原书名前增添了“唐三藏”三字。世德堂本与朱本虽分别为繁、简两种《西游记》刊本，但因均据大略堂本而为之，故于第一回的开首皆安排了一首字句内容全同的回前诗，并用“须看《西游释厄传》”七字作结，旨在向后人昭示其皆源出《西游释厄传》。

朱鼎臣《唐三藏西游释厄传》

此文发表未久，即为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1994年第3期全文转载。之后，我又在《宁夏大学学报》1996年1期、1997年1期上，分别发表了《再论祖本为》、《关于祖本的再讨论》二文，以对《西游记》祖本为《西游释厄传》说，进行了反复的考察与论证，并充实了相关的论证材料。除了这三篇专门研究《西游记》祖本的论文外，在此期间，我还发表了《题旨探秘》、《百回本“典实”考述》等文。

我对《水浒传》与《三国演义》的研究，也是在这一时期之前后。相对于《金瓶梅》与《西游记》而言，《水浒传》的版本问题，似乎要比这两种小说复杂许多，所以，我对《水浒传》研究之时，即是从其版本问题切入的，所研究的成果，则为发表于《宁夏教育学院学报》1991年第4期的《李贽评点真伪考论》一文。 有“说法教主”之称的李贽，在湖北麻城期间，曾对《水浒传》进行过评点乃为可靠之事实，但其死后未久，却有两种均称为“李贽批评”的《水浒传》流行于世，其一为杭州容与堂万历三十八年刻印的《李卓吾先生批评忠义水浒传》，一为万历四十二年袁无涯在苏州刊行的《出像评点忠义水浒全传》。对于容本与袁本的孰真孰伪，研究者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李贽评点真伪考论》一文则就此进行了重新考察，提出了新的认识与看法，认为：现存的容本与袁本均曾作伪；就两种“李批”本的白文而言，袁本真而容本伪。此文之后，《研究二说》、《金批的成书年代——兼及其批点的动机》等文，即相继发表。

明容与堂刻水浒传

冯梦龙在称赏“四大奇书”时，乃于“四大奇书”的次序排列，是先《三国演义》，后《水浒传》，再后《西游记》与《金瓶梅》的，但我对《三国演义》的研究，却是在《水浒传》等三书之后，其时间则为1992年11月。当时，我撰写了《作者问题说略》一文，半年后的1993年6月，我将这篇文章发表在《荆门大学学报》当年第2期。这是我所发表的第一篇研究《三国演义》的论文。在这篇论文中，我对生活于元、明之际的多个罗贯中进行了逐一考察，认为其均不具备为《三国演义》作者人选的条件。其后，我又发表了《毛批中的几个问题》一文，重点就毛宗岗父子批评《三国演义》中的几个问题进行了讨论。其总的结论为：1.毛批本《三国演义》的成书年代在“顺治年间”，即毛氏父子动笔于顺治七年，完成于顺治十年，其间凡四个年头。2.毛批本《三国演义》所附金圣叹《第一才子书序》写于顺治十年，李渔《四大奇第一种序》写于顺治十八年，所谓“伪金序乃因袭于李渔序”的说法，完全是靠不信的。3.毛氏父子通过对《三国演义》的批评，主要在于宣扬其“天不祚汉”的思明怨清思想，这从其于第三回与第六回的批语中以董卓之乱暗喻清兵入关后的奷淫掳掠，即可准确获知。这种暗喻，在当时与其后即演变为明末清初小说批评的一大特色。

大魁堂藏版绣像金批第一才子书

1999年的9月中旬，当我的《杜甫研究丛稿》一书在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后，我即计划着将已发表的20多篇关于“四大奇书”研究的论文，进行一次修改与润色，以便在今后有机会时能将其付梓。此前，我也曾对其进行过整理，但中途因忙于对《李白求是录》的汇编而曾停顿一时，待《李白求是录》于2000年3月在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后，我即将“四大奇书”的编撰作为了重点以待。对“四大奇书”的编撰，主要是分为两个方面进行的，其一是对已发表论文的修改与润色，其二是撰写了《四大奇书年表》等文。7月中旬，我将所修改诸文与新撰的《四大奇书年表》等文合为一集，并取名为《四大奇书研究》，交由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于2001年2月出版。此书的出版，意味着我的“文学史研究打通关”除了唐代文学研究之外，已有了第二份成果。由唐宋词而明清小说，其于文学品类虽然为两个方面，但二者在年代上却基本相接，即其间只有辽金元文学还不曾涉笔。

《四大奇书研究》一书共由四编组成，另有附录二文。四编的编目依序为：第一编《抉微》；第二编《探幽》；第三编《发凡》；第四编《四大奇书与小说批评》。附录之二文为：《四大奇书年表》、《略谈小说中的情节套化》。全书包括附录在内共22篇文章。其中，四编的具体收文情况为：第一编7篇文章：《研究四说》、《袁氏兄弟与抄本新考》、《早期抄本流传梳理》、《质疑》、《冯梦龙不是的作者》、《考论》、《张评本成书年代辨说》；第二编6篇文章：《祖本新探》、《再论祖本为》、《关于祖本的再探讨》、《题旨探秘》、《百回本“典实”考述》、《吴承恩著论争述评》；第三编5篇文章：《作者问题说略》、《毛批本求是》、《研究二说》、《李贽批评的真伪》、《金批的成书年代》；第四编2篇文章：《明代托名小说批评叙论》、《明末清初小说批评的特色与成就》。四编之前有《旧事重提：我的小说情节——代自序》一文，记述了我对“四大奇书”研究的基本概况；四编之后有一篇短小的《后记》，交待了我对《四大奇书研究》汇编的简单经过。

“四大奇书”之于我的“打通关”来说，在时间上虽然只有上述之十年左右，但其在我的“文学史研究”中却是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的，原因是其所代表的乃为又一种文学样式。从唐代文学到唐宋词，再到明清小说，所表明的是我的“文学史研究打通关”，已涉及到了文学史上的三大文学门类。《四大奇书研究》作为我研究明清小说的一份成果，虽然是建立在一篇篇论文的基础之上的，但将四编综而观之，却又是具有相当的整体性与系统性的，如第一篇对《金瓶梅》的“抉微”，第二编对《西游记》的“探幽”，即无不如此。这样看来，可知我以“论文集”形式对“四大奇书”所作的种种研究，乃是自有其特点的。如此，就涉及到了我是如何研究“四大奇书”的这一问题了。那么，我又究竟是如何研究“四大奇书”的呢？下面谈一谈我在这方面的一些考虑与作法，以与读者诸君共勉。

如上所言，我之所以将小说研究分为“内学”与“外学”，主要是因为我所持之小说研究观而使然。而在此之前，我对“唐代诗人系列”的研究，又皆是以考察其生平事迹为主的，因之，我在研究“四大奇书”时，“外学”就自然成为了我的首选。而从“四大奇书”的角度言，属于“外学”的研究对象，实在是举不胜举，如仅“作者”一项，就足可写成一部或者几部专著，因为现存“四大奇书”的所谓“作者”，如罗贯中之于《三国演义》，施耐庵之于《水浒传》，吴承恩之于《西游记》，兰陵笑笑生之于《金瓶梅》，乃皆为他人之托名，即其都属于假名之列，仅此，即可窥知“四大奇书”作者问题的复杂性之一斑。正因此，我在为研究“四大奇书”作准备时，就首先将“作者”问题列入了我的研究范畴，这从我在研究“四大奇书”的第一文《研究四说》之中专门安排了“关于作者问题”一节，即可准确获知。所以，在此文发表之后，我又撰写了《质疑》一文，以就李开先是否为《金瓶梅》的作者提出了我的认识与看法。而值得注意的是，这两篇研究《金瓶梅》作者问题的文章发表未久，即皆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全文转载，这一事实表明，我对《金瓶梅》作者问题的研究及所得结论，至少是已到了该刊编辑部之首肯的。这种首肯，其实是对我研究《金瓶梅》作者问题的一种鼓励。此后，我即将“四大奇书”的作者问题作为了我的一个重点研究对象，因而也就有了《冯梦龙非作者辨说》、《考论》、《吴承恩著论争述评》、《作者问题说略》、《毛批本求是》等文的发表。至于“作者”之外的其它方面，如对“四大奇书”书名、祖本、版本、作年之研究，亦皆属于“外学”的范畴。正是因为我是从“外学”的角度研究“四大奇书”的，所以我在《旧事重提：我的小说情结——代自序》一文中，曾经如是写道：

这一总体格局所反映的，是本书中的全部内容及所研究的对象，大都是游离于小说文本之外的一些文史类学术问题。而对这些学术问题的研究，若仅有概念和术语，或者凭借文化以追赶时代的浪潮，都是远远不行的，因为有关这方面的研究，所需要的乃是研究者扎实的学养与深厚的功力，而不是研究者哗众取宠取宠的观念与洋味十足的语词。

这段文字表明，如果从“外学”的角度研究“四大奇书”或者明清小说，研究者一定要具有相当深厚的文献学功底，否则，就只能从“内学”的角度切入。这，就是我在研究“四大奇书”之前与之时所考虑的一个方面，而且在实际操作中也是以此而为的。

我所考虑的第二个方面，是指将我计划中的“四大奇书”研究，与对明清小说的批评同时进行，并使之融为一体。之所以要作这样的安排，是考虑到这两个方面的研究，乃是有着相当程度的互通性与共融性的，即二者虽然相对独立，但却又具有很强的内在关联，如金圣叹批点《水浒传》即为具有代表性的一例。就《水浒传》的白文本而言，历来就有繁本与简本、百回本与百二十回本等之分，而金批本为七十一回的出现，又使得原有的“繁本”说与“简本”说出现了许多变数，《水浒传》最初的抄本究竟为多少回之争，也即因此而成为了一大热点。金批《水浒传》是如此，毛批《三国演义》、崇祯本《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亦无不如此。所以，我在研究《金瓶梅》时，即将其与张竹坡、沈德符、冯梦龙、李渔、文龙等人的批评相关联；在研究《西游记》时，即将其与朱鼎臣、汪像旭、陈士斌、张书绅、刘明一等人的批评相关联；在研究《水浒传》时，即将其与李贽、钟惺、金圣叹等人的批评相关联；在研究《三国演义》时，即将其与李贽、钟惺、毛宗岗父子等人的批评相关联。这种类型的批评，是否为我独创，不得而知，但其引起了学界的注意则是可以肯定，如复旦大学的黄霖教授在2001年致书于我时，就曾及此：“先生的研究，敝人早已注意，且引为知音。”同时，我还针对明末清初风起云涌的小说批评现象，先后在《南昌大学学报》、《新疆师范大学学报》上，发表了《明代托名小说批评叙论》、《明末清初小说批评的特色与成就》二文，并将其作为《四大奇书研究》第四编《四大奇书与小说批评》的主要内容。凡此，均可视之为我是如何研究“四大奇书”的一种方法与作为。

我所考虑如何研究“四大奇书”的第三个方面，是一切立论，皆须依材料而提出，也就是要做到“有一份材料说一份一话”。这其实是我研究“唐代诗人系列”时所遵循的一条原则。由属于唐代文学的“唐代诗人系列”，到跨越了宋、元之后的属于明清小说的“四大奇书”，虽然研究对象变了，研究对象的时代也变了，但我所遵循的研究原则却不曾有任何改变，而是一以贯之，一仍其旧。所以，凡属于细心的读者，是完全可以从我对“四大奇书”的研究中，窥获到某些类似于“唐代诗人系列”研究的影子的。而此，也是我的“四大奇书”研究，之所以有别于他人的同类研究的一个重要标志。换言之，在当今研究明清小说的众多研究者中，能如我一般既研究“唐代诗人系列”又研究“四大奇书”者，据我之所知，实乃别无他人。

以上，即为我研究明清小说“十年磨一剑”的缘起、经历、方法与所获成就的简况。

「明清小说研究」独家稿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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