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商风云兴衰史的背后是什么？太团结也不是好事！
解密者跟随边肖探索历史上晋商的兴衰。
《晋商风云鉴》:痛其陨落，哀其尴尬
中国历史上有潮商、徽商、晋商三大“商帮”，其中晋商的影响最为深远，成就最为辉煌，财富集中度最高。晋商从无到有，从弱到强，从盛到衰的历史，可能就是中国古代商业文化高度集中的时期。
晋商是山西本土商人的总称，尤其是明清时期的晋商。首先，山西煤炭资源储量丰富，矿业起步较早，发展迅速，使得商业开发有了一定的产业基础和资金储备。其次，山西自古人口少，很多人光靠种地是养活不了家的。现实需要迫使许多人离开家乡，在异国他乡流浪，通过运输、销售等非农业经营赚取收入。第三，自汉代以来，山西一直处于中原、西域、北方少数民族政权在多个朝代长期交叉争夺的地区。相对较高的人口流动性和社会动荡，使得“一亩地，三头牛，一个老婆的娃娃热炕”的小农意识和稳定追求在山西几乎成为奢望，山西人的主流文化是边迁移边生存，边迁移边求财。
然而，这些不足以促进晋商及其文化的诞生。因为在古代社会，有很多地方像山西一样，很难和平相处，但并不是所有的地方都诞生了如此辉煌壮丽的商业帝国。
中国传统文化讲究“滴水之恩，春暖花开相得益彰”的感恩教育，所有关于人情的文章，其根源都在于“报恩为赏”。他们不仅会烧冷灶，山西商人更擅长投资潜力股。无论是在省会城市，还是在山西的厅堂里，在晋商的店铺里，他们都会自觉地关注当地一些有才华、聪明、知名但贫穷的年轻知识分子，在日常生活遇到困难或者在北京参加考试资金不足的时候伸出援手。在财大气粗、挥金如土的晋商眼里，往往是九根牛一毛和无足轻重的“小钱”，而在困苦之人眼里，则无异于济人于水火的祁天宏府。
不是所有的帅哥都取得了和张之洞一样的成功，也不是所有的经济支持都能得到“发财不忘对方”的回报。晋商在潜力股上的投资行为，很大程度上是一种“用肉包子打狗”的投资。虽然这是一项成功率不到一的投资，但即使是小概率也是概率。在明清小说中，经常出现富家女拿出私房钱帮助贫困生，甚至相互委身的现象。如果看晋商的投资思路，很有可能公子小姐的这些桥段只是投资。
一旦这些资助的学生上了榜，跳进龙门，踏上仕途，他们心中根深蒂固的感恩意识就会把他和当初提供资助的人绑在一起。即使不买不贿赂，手中大小不一的官公权力也会真心为他提供各种便利。这就好比现在的人花两元钱买彩票。他们一旦中奖，初期投入相对收益来说会很小，可以忽略不计。
无论是因为吴的木材商资助李渊父子，还是因为晋商承担了北疆军队的后勤供应，总之，从晋商第一桶金的由来来看，做好人情文章，尤其是打造“政商合作”的格局，是晋商成功的根本秘诀。也就是说，从第一桶金的源头开始，晋商的商业基因就已经确立，成为影响晋商兴衰的决定性因素。
乔致庸和慈禧共同书写了晋商最后一次大规模的“政商合作”。1900年八国联军进京，慈禧一行狼狈逃亡。他到了山西，晋商乔致庸对他殷勤有礼，尊重有加，临走还给了他20.2万块零花钱。后来签订《辛丑条约》时，连庚子赔款和十二亿银元利息的慈禧，都由乔的银行指名全权处理，其高回报率不言而喻。
能团结就是大智慧，能团结就是大本事。在晋商的苦心经营下，晋商与明清政府高度团结，关系密切，几乎到了不可分割、血脉相连、骨肉分离的地步。而没有原则和底线的团结，也会变成友谊。晋商不仅可以领导各级官员，还可以影响法院的判决。甚至有些黑恶势力还得投靠晋商。一旦出事，晋商调解比官员调解更有效，就像是“黑白全取”的“第二政体”。
这种极其密切的政商关系不仅严重影响了明清时期的政治生态和社会风气，也成为导致晋商最终衰落的致命因素。晋商做人情文章，做官场公关，难免会卷入官场帮派斗争的漩涡。官场人事的荣辱兴衰直接影响到晋商的生存。
因为朝廷中党争的背后是决定性因素，商业竞争和商业智慧就不那么重要了。朝廷风云变幻，动荡不安，晋商在经营上无法作出长远规划，铺张浪费和极度享乐成为晋商的整体精神状态。从投资方面来看，晋商从明朝开始，一直到清朝末年，其主要经营范围一直集中在运输和贸易流通上。除了煤矿，他们对制造业等新兴产业的投资很少。这可能不是因为晋商财力不足，缺乏远见，而是因为晋商可能从商业基因上感受到了未来的悲观。
乔家大院、曹家三多堂、昌家庄、王家大院等古建筑至今犹存，是晋商被迫丧失远见和商业发展的有力证明。这些历史遗产不仅让人感受到了山西的民俗风情，领略到了晋商文化，也给了后来者吊唁其陨落、受罪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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