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洲八旗入驻中原靠的是什么?大炮还是骑射?

乾隆十七年，高宗皇帝曾下过一道圣旨:“骑射官话是满洲的根基，也是旗手的重要任务...各省将领会时不时教伊，保证骑射过硬，普通话熟练。”所谓“国语”是指满语，乾隆皇帝将其与“骑射”相提并论，可见其重视程度之高。事实上，乾隆皇帝甚至认为，如果旗手不会骑射，那就“难免成为汉人的浮生习惯”。

骑射的真实战力

但是，骑射真的是满洲的“根本”吗？换句话说，一百多年前的满洲八旗，真的很像乾隆年间编纂的“满清源流考”。“我们的士卒一开始就有几何，因为擅长骑射，所以在战场上被抓走，在围城中被抓走。世人都说我们的战士站起来不会动摇，前进了也不会回头。他们对自己的威望感到震惊，他们不会相互竞争。”"奔驰带着铁血战士，饱受冲突蹂躏，全军覆没."

恐怕不行。

当然，这并不是说骑射在满清历史上不重要。满族的前身女真，过着半渔猎半农耕的生活。俗话说“民以猎为业，农次之”，甚至“十岁以上儿童能弓能骑”，每一个成年男子都是优秀的骑士和猎人，他的箭矢非常准。随着满族统治者努尔哈赤开始扩张，“骑射”越来越超越狩猎进入战场。

另一方面，满族并不是水生植物所生的纯游牧部落。1595年，朝鲜人沈发现“家家有鸡、猪、鹅、鸭、羊、羊、狗、猫”。努尔哈赤创建的八旗骑兵与蒙古骑兵在战术上有很大的不同，让长期与蒙古部落作战的明军束手无策。过去明军在战场上遇到蒙古骑兵时，通常采取“挖壕接战车”的阵地，以牵制蒙古骑兵的机动优势。从成吉思汗时代开始，真正擅长骑射的蒙古骑兵就有避免肉搏战的倾向。他们往往只有在敌人阵地崩溃的时候才使用佩刀，这样就没有办法面对坚固的明军阵营。相比之下，八旗兵显得凶悍异常，敢于进攻:他们派敢死队的士兵身穿重甲，将被拒绝的马匹从明军营中清除，填平战壕，摧毁明军战车，冲进明军营肉搏，然后派出精锐的士兵和马匹进攻明军， 且待对方阵型混乱后再追击这一战术屡试不爽，正如努尔哈赤的接班人皇太极宣称的:“狂浪打不到南。”

饶是如此，八旗仅靠骑射是无法超越明军“城内有炮”所构筑的晋-宁防线的。1626年宁远之战，火炮“呈圆形飞行，一发几蚀”。据当时在中国的耶稣会传教士说，“并没有意识到这个新发明，它蜂拥向前，被铁家伙重重地撞了一下，一哭就散了。”。努尔哈赤不败的名声被“红炮”砸了，让他抑郁成了病，但也只是几个月。皇太极只能无奈的承认，“明军城尽到责任，我们国家经常倒”。

后者历经磨难，才意识到拥有“红炮”的重要性。1631年正月，皇太极命汉军工匠仿制第一门西式火炮。后金“造枪”开始，满语中的“枪”读作“便便”，明显是借用汉语。后来后金组建了一个新的单位——乌镇朝哈，也就是炮兵单位。“从那以后，行军的时候，一定要带一把红色的将军枪。”后来8金J有了“枪不多，火药几十万还是少”的感觉。

但真正改变明清时期火器力量平衡的是两年后的兵变。1633年，明军中拥有西方火炮最多、火炮技术最好的孔有德和耿·在山东半岛叛变，渡海造反。皇太极完全明白这些汉奸的价值。二人到盛京拜谒时，被群臣亲自领出十里迎接，封孔、耿为王。孔、耿的投降，使八旗军很容易掌握重炮的控制技术，使后金的军事战术发生了很大变化:进攻城市时，经常用巨炮轰击城墙，然后用铁骑冲锋。10年后，在明清晋松决战中，清军用数十门“红炮”轰击晋松防线上的锦州、塔山等明军要塞城堡，“直取设防城，如毁物”，城墙坍塌二十余丈，步兵试图从缺口进入。面对这一战术，明军束手无策，关外重要城镇纷纷沦陷，宁津防线彻底崩溃。

晋松战败，明军损失多达3683支火器。战争结束后，山海关外的明军在宁远驻扎的吴三桂只有十几门红炮，清军有近百门。正是因为当时清军已经有了一个“相抗衡”的炮兵部队，才让明朝辽东巡抚李玉田感叹道:“奴才过去不是中国的一个大郡，实力是平起平坐的。到现在，铸枪制药让我神器翻倍。”。

1644年，随着沈嘉的变化，八旗入关，在中原展开竞争。在红炮面前，当时中原的传统城墙不过是表面的。用满洲里贵族的话说:“一百把枪当学校，三四天怎么攻得起？”这一点在李自成叛军抗击清军西进的潼关战役中无疑暴露无遗:清军用“铁桶大”的炮弹突破潼关，“凿沉壕，筑起坚墙”，迫使“大顺”军撤出西北根据地，最终失利。由于红炮在统一清朝中原中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清廷不仅在北京设立了火炮厂和火药厂，而且在顺治十年还派官员祭奠红炮神。不仅如此，与中国历史上的前朝不同的是，明清时期恰逢俄军东扩。1685年，康熙帝出兵收复被俄国占领的jaxa。在北伐的清军部队中，有20门“红炮”是非常引人注目的——熟悉东北情况的名将彭纯在致康熙帝的奏章中就已经断言“欲取jaxa诸城，不可用红炮击破”。曾经用火器的力量征服西伯利亚的俄罗斯人没有想到在宇宙航空研究开发机构会以一个人的方式被处理。面对清军“红炮”精准而猛烈的炮火，俄国人不仅在记录中将清军大炮数量夸大为150门野战炮和50门攻城炮，甚至一度坚持让清军中一些换上中国服装的“欧洲雇佣兵”来操作这些“欧洲制造的大炮”。仅仅三天的炮击，城里的俄军就宣称自己疲惫不堪，恳求清军投降。

事实上，当时火器已经风靡整个东亚，甚至一直使用长弓弯刀穿越世界的蒙古准噶尔的军队，也已经装备了射程二三百步的火枪，甚至是清军散弹枪的2-3倍。1690年乌兰布通之战，加尔丹趁山之危，把骆驼蹄子捆起来放在地上，盖上湿毡，排成城门般的防线。清军用弓箭和兵器发动了几次冲锋，但都失败了，于是改用炮兵集群，向河对岸开火。在猛烈炮火的连续轰击下，准噶尔战士崩溃，其首领加尔丹带着少量随从连夜逃跑，才得以幸免。清军之所以能够取胜，还是靠红炮的威力，而不是骑射。

逆势而行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这种情况下，康熙皇帝的继承人雍正帝掀起了复兴骑射的热潮。这个四爷没有他父亲那样的亲征经历。事实上，由于长期以来的篡位阴谋论，意识到权力基础不稳定的雍正在位期间甚至不敢踏出京城，甚至连一年一度的骑射《花木兰·邱毅》的传统也暂停了。但是，正是这种对“中意之别”的激烈争论，而不是用刀枪，把“骑射”提到了“满洲正道”的地步，“骑射重地在满洲，学不到霰弹枪，废不了弓箭，马上就鼓励熟悉枪箭的人高人一等”。火器的地位被人为贬低，甚至康熙时期每年练枪一次的套路，到雍正时期改为“修卢沟桥三年练一次枪”。以智慧自居的乾隆皇帝，也继续加大马力往回赶，并颁布法令宣称:“我朝提倡此役，原重在弓马和清语……”，甚至“在禁箭阁、御花园入门楼、警卫校、八旗校等地设置训练、守护冠服骑射碑”。碑上按此刻有乾隆皇帝还原的目的:“我要永远遵守满洲遗风，并谨守。”

然而，时代毕竟变了。清朝皇帝能传无敌骑射，到了战场还是要靠火器。雍正五年，清廷确定各省驻军的武器编制为“应分内地，每千兵300枪，沿海和边境省份每千兵400枪”，大大超过了弓箭的装备数量。在野战攻防作战中，清军通常是先轮番凌空“连发枪法”和火炮轰击，再以步和骑兵跟进密集冲击。金川之战，大小“乾隆绝世武功”，清军用“昼夜火炮围圈，穿大量堡墙，杀贼不数”突破对方坚固的碉堡，“金川闭境，注太平”。在平定准噶尔的战争中，在西伯利亚边境上恶意目送清军经漠北高原西进的俄国人，也记载了当时清军的装备:每个士兵都配有火枪、军刀、飞镖、弓箭四十包，部队也有威力强大的火炮。

同时，“骑射”和火器在清军作战中的真实地位也在清军的军服上留下了痕迹。的确清代还有金属铠甲，比如乾隆皇帝的御用铠甲，就是由小钢片组成的。衣领上嵌有“清乾隆皇帝”的金色铭文，整套铠甲面共用约60万枚小钢片，形成优美的图案，充分体现了工匠们精湛的技艺和智慧。但众所周知，乾隆皇帝和他的父亲一样，从来不上战场，他的行头只是单纯用来炫耀皇室的威严。清军的战甲其实主要是棉甲，金属甲基充其量也只是个摆设。清朝的八旗兵，绝大部分都装备了丝、布、棉、铁叶、铜钉等制成的棉甲，无疑比明朝以前的盔甲要轻很多。更适合火器时代的作战要求，没有资格抵御冷兵器的攻击——也许这就是清初“骑射”地位的真实写照。虽然它的地位名义上很高，但实际上完全被新的火器所覆盖。可惜骑射仍然是清朝的“国策”，所以清朝的火器技术从康熙末年开始就停滞不前，直到一百年后，“蛮夷”的枪炮重新出现在帝国的海岸线上，“三千年未曾有过的变化”即将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