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理解现代新儒学？现代新儒学的意义是什么

1986年，方克礼先生开始了“现代新儒家”的研究项目。方克礼先生把马克思主义、自由主义西化和新儒学作为中国探索现代化道路的三大思潮的一部分。方先生特别强调要从马克思主义的角度研究现代新儒家的得与失。课题组通过编写研究案例、研究资料、研究人物，取得了许多重要的学术成果，同时，梁漱溟、熊十力、钱穆等人的作品，特别是唐君毅、牟宗三、徐等人的作品也逐渐为人所知。我个人当时在中国人民大学读哲学。这些作品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我对中国哲学的理解，让我对儒家产生了兴趣。

干春松

当时，方先生组织了全国各地的许多学者参加研究。经过一段时间后，这个研究群体的学者出现了分化，有些人逐渐开始同情理学。据说后来有个学者去香港给牟宗三先生磕头，算是正式入场。这意味着一些学者的角色也从研究者变成了“信徒”。20世纪90年代后，中国的社会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随着全球化的加剧和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一方面，经济增长刺激了民族自信心；另一方面，学术规范的变化也刺激了汉学的兴起。这两个方面在更大范围内促进了越来越多的人对理学的接受。

百年负缘之后，儒家开启了“一阳归来”的新局面，儒家因素回到了我们的生活中，比如北大的“儒学社”。所谓“儒家”，出自《礼记》中的一篇文章，其实可以看作是当时儒家的行为准则，在北大有很大的影响力，可见儒家思想在高校的影响力。

二

现在让我们回到主题。“理学”之名，顾名思义，在于“新”。我们要突出的是这种思潮和历史上儒家思想的新发展。理学最早出现应该是在1924年左右。冯友兰先生总结了理学，强调它与先秦儒家的区别。宋明儒学与孔孟儒学在主题和核心概念上有很大的差异。因此，宋明儒学往往被视为儒学发展的新阶段。先秦儒家主要讨论仁政、仁义、礼等问题。宋明以后，核心概念变成了“正义”、“人欲”、“良知”。然而，今天当我们谈论“理学”或“理学”时，我们不想与你们谈论朱成和王陆的思想，而是要讨论一种在现代以儒家思想为基础发展其文化追求的思潮，以及一个推动这种思潮的团体。为了区别于宋明儒学，我们有时称之为“现代新儒家”。

北京大学儒学学会举办的讲座。个人资料图片

过去我们思考现代新儒家的思潮，认为这种思潮源于对新文化运动全面反传统的回应。以陈独秀、胡适、鲁迅为代表的知识分子群体认为中国需要一种观念创新。他们将中国近代的失败归咎于儒家传统对专制权力的支持和对个人独立的压制，并得出结论认为，中国要想摆脱落后，实现繁荣，就必须完全否定儒家的伦理价值观。新文化运动对儒学的否定，有一个意象说，就是“打倒孔家店”。经过这场运动，一个结论在很多人心中似乎不言而喻:儒家已死。这种说法在鲁迅和巴金的小说中流传得既深又远。

三

我们关于现代新儒家开端的流行观点，都是从梁漱溟先生开始的。究其原因，在于梁漱溟先生对新文化运动中的文化观的批判，指出中国文化通过不同的文化发展方向仍然具有生命力。

梁漱溟先生是在蔡元培“兼容并蓄”的原则下受聘于北京大学任教的。当时梁漱溟写了一篇文章《元代疑案研究》，引起蔡元培的注意，于是说:“来教印度哲学。”。他在回忆录里说，蔡元培请他当老师的时候没有想到，因为他不知道印度哲学是什么，只写佛学文章，蔡元培要的是教印度哲学的人。这大概就是一个不问出处的英雄吧。梁漱溟随后和陈独秀、胡适、李大钊一起到北京大学任教。他不同意陈、胡、李的要求，因为新旧之间有强烈的对立。梁漱溟有一个基本的判断。他认为中国文化与中国社会结构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如果中西社会结构有很大的差异，即使中国人每天都在读西方的书，也不太可能很快成为西方人。他对中国文化独特性的理解，后来表现在1943年出版的《中国文化要义》一书中，这本书被称为职业分离与伦理规范。中国人与人之间的差异对应的是职业上的差异，团结中国人的关键力量在于伦理，伦理是人与人之间的道德意识，而不是像西方社会那样的契约精神。他认为中国有可能吸收西方新的群体生活方式，也强调中国必须有新的政治习惯，培养契约精神。但是，他认为，既然中国文化的背景是职业分离和伦理规范，中国文化也应该建立在这个基础上。他在1921年出版的《东西方文化与哲学》中提出，社会发展模式不是从旧到新、从坏到好的单向发展。不同民族有不同的文化发展方向。这条发展路线可以是中国的，印度的，也可以是西方的。他提出了三个方向，完全是针对单向发展理论。在某种程度上，这相当于对现代性的反思。1919年巴黎和会将德国在山东的权益转让给日本，粉碎了新文化运动的“正义”幻想，直接导致了思想界的分裂。学生通过愤怒的抗议来表达爱国热情，而思想家应该从文明价值的角度来思考西方现代化运动的多个方面。

2016年9月，南京夫子庙节举行。今年以“仁”为主题的孔子祭祀仪式，在以往孔子祭祀流程的基础上，增加了许多新的理念和亮点。明亮的画面/视觉中国

现代新儒家对五四新文化运动进行了初步反思，这种反思传统被抛在了后面。梁漱溟起家，很多人成为梁漱溟的追随者和同情者。然而，在20世纪20年代，不仅有新儒学，而且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学派，叫做薛恒学派。

四

虽然薛恒学派最初的大本营在南京，但后来随着西南联大的南迁，很多人留在了云南。薛恒学派的主要成员，如吴宓、唐永同、梅光迪。吴宓、唐永同、梅光迪都毕业于哈佛，崇尚人文主义。虽然他们和胡适都是从美国回来的，但对西方和以西方为代表的现代化有着不同的理解。从某种意义上说，薛恒学派可以看作是理学的盟友，其口号是“昌明国粹，融汇新知”。我们能听到这八个字，“融新知”前面有“常明国粹”。说到这里，可能会有同学问这样一个问题:胡适不是也说要“整理国故”吗？这个需要区别。胡适用“民族遗产”的变化取代“国粹”的概念，意义深远。只要一听国粹这个概念，就知道它包含着积极的价值判断因素。当我们谈论民族遗产时，我们只是说它是过去遗留下来的东西。胡适有一个很好的朋友，叫毛致水。毛智水说，既要看到国家的精华，也要看到国家的糟粕。不要只看到里面的好，还要看到里面的不好。所以胡适说，在整理民族遗产的时候，不是想整理传统的好的方面，而是希望“完全国际化”。

然而，与薛恒学派不同，现代新儒家构成了一个连续的传统。目前，当人们使用现代新儒家这个词时，广义的新儒家和狭义的新儒家是有区别的。广义的新儒家群体包括略微同情儒家的儒家研究者。狭义的理学是指继承宋明心性论的人。

有句话说，理学是熊十力派的别称。熊十力是“熊家”的精神导师，其次是唐君毅、牟宗三、许，再其次是、刘。

有人认为钱穆不能算是理学。第一，钱穆不认同熊十力的“道家观”。第二，1958年，新儒家发表了一份名为《世界人民对中国文化的荣誉宣言》的宣言。声明发出时钱穆先生拒绝签字。

的确，理学的思潮是一个多面的集合，内部有很多分歧。

五

冯友兰先生和何霖先生在理学方面研究颇多。最能代表冯友兰先生新儒家倾向的书是《贞元六书》，如《新理学》、《新学》、《新原道》、《新原人》等。因为冯友兰的思想倾向接近朱成，所以我们称之为理学。他喜欢讨论有共同相和特殊相的问题，即普遍性和特殊性。他有很强的普遍性倾向。我们比较熟悉的可能是唐君毅、牟宗三、徐。唐君毅、牟宗三、徐三人的学术生涯主要在港台地区，故被称为“港台新儒家”。他们在港台做了很多工作，包括与自由主义的辩论。这场争论中最著名的例子是，他们在香港创办了一本名为《民主评论》的杂志，与胡适和雷震在台湾创办的《自由中国》杂志相抗衡。这是自由主义与新儒家积极争论的两个立场，也推动了新儒家的发展。

要知道，在大陆文化自我毁灭的时代，港台的新儒家为了让儒家活下去，付出了最大的努力。并培养了一批愿意研究儒家文化的学者，包括、刘等。许观复最初激发了杜维明的学术思考，后来又高度赞扬牟宗三、唐君毅。

在我看来，由于地域和问题视野的关系，海外发展起来的新儒家削弱了对儒家价值的肯定。为什么这么说？许观复、唐君毅、牟宗三、张君劢等都坚持中国文化本位。当和刘抵达时，他们热烈讨论的话题转变为多元现代性和文明间的对话。他们参加过很多世界宗教对话，虽然他们心里并不是真的把儒家当成一种“宗教”，而是认为儒家只是“宗教”。刘先生有一段话描述了他们与唐、牟、徐的区别，大意是说，在美国大学教书的人没有牟宗三、唐君毅那样的责任，即那种文化的责任。其实这是一个很有争议的说法。如果一个儒家没有文化责任，他和其他研究者有什么区别？如果他的论述有太多的价值倾向，似乎与大学制度不符。其实这是现代大学中存在的儒家研究院必须面对的问题。在我看来，正是因为卸下了“包袱”，新儒家的顾虑才变得越来越“单薄”，这样的学者是否能被冠上“新儒家”的帽子，可以讨论。

不过最近我对现代新儒家的开端有了新的思考，就是康有为被确定为现代儒学的开端。根据康有为立足当下文学传统，努力弘扬和改造儒家传统，康有为关于民族国家建设的各种主张，以及他在民族国家建设过程中以儒家思想为价值认同基础的实践，康有为为儒家发展的一些基本问题奠定了基础。所以康有为足以构成现代儒学发展的新起点。之所以确定这样一个起点，不仅仅是在拒绝意识形态叙事的干扰后对史实的再认识，更是基于对儒学未来发展的期待而进行的反思性创作。就儒学发展的内在机制而言，现代儒学起点的确定是恢复儒学的整体格局，纠正新文化运动后新儒学的发展，重在心性道德层面，相对忽视基于经典和传统政治传统的传承。

六

最后，我将花一点时间介绍一下mainland China的新儒学。mainland China的儒学研究已经取得了很多成果，那么mainland China的新儒家在这里指的是日益蓬勃的思想运动，这是很实际的。在一篇文章中，我把北大儒学学会及其相关活动视为mainland China新儒学兴起的形式之一。但这是一种实践的觉醒，在中国方兴未艾，层出不穷。作为一名儒家研究者，我经常被邀请参加各种儒家活动。今年上半年两次应邀去曲阜参加农村儒学活动。中国社会科学院赵发生教授带领几位学者在孔老q大师的家乡对农村人进行儒家教育，他们找了几个村子做实验，他们介绍的经典，首先是《门徒法则》。一开始是让村长组织，村里只剩下老太太，妇女，孩子。一开始连女人都不愿意来，大家只好鼓励动员，给来的人送肥皂和毛巾。结果观众也问，下次送什么？发了几次肥皂和毛巾后，发现观众对教授讲的道理非常在意。《门徒规则》中的内容大多是关于孝道的，比如如何孝敬公公婆婆，非常有效，得到了当地政府的支持。我们不能低估这些日常行为，这是儒家思想能够在公民社会蓬勃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当然，作为一种思想与社会相结合的思潮，mainland China儒学的发展与港台新儒家有所不同。特别是对于政治问题和社会秩序，大陆儒学逐渐发展出一系列独特的问题领域，如如何理解儒学的价值，如何确立儒生的角色和定位，如何看待儒学与其他思潮的关系等。还有其他问题，比如民间宗教、世界体系等，这些问题都有很多争议。我今天的讲座只是给大家提供了一个关注这些争议的线索。只有真正关注这些思潮，才能真正参与这个国家的文化重建和文化复兴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