才女林徽因的父亲：林长民的生平简介

林长民出生于福建闽侯。她是才女林银辉的父亲，林觉民烈士的表弟，福建政法特殊学校和福州二中的创始人和首任校长。

1902年赴日本早稻田大学学习政治经济。1909年回国任教福州政法学校。那一年，福建省咨议局成立，任命为秘书长。1911年武昌起义后，他前往上海，与福建代表一起参加独立省临时会议。次年年初，临时参议院作为秘书长成立，并参与起草中华民国临时宪法。5月，参与组建共和党，担任军官之一。1913年，他被推上众议院，4月份担任秘书长。5月参与共和党、民主党、统一党合并为进步党，任政治部部长，拥戴袁世凯为正式总统。次年，任北京政府国务院参事。1917年7月，任瑞奇内阁首席大法官，11月辞职。1919年，他撰文反对巴黎和会，为日本辩护，将原德国在中国山东的一切权益转让给日本。1923年任北京政府宪法起草委员会委员。同年9月，直系军阀首领曹锟反对向总统行贿，南下上海参加反直运动。1925年11月24日，他在参加反礼拜活动时被击败身亡。

林长民是民国初年著名的学者和学者，也是倡导宪政、推行民主政治的著名政治家。少年时，林长民就读于林氏家塾，林纾是闽中一位诗文著述颇丰的著名学者，对西学有了初步的了解。

光绪二十三年，他在林长民做学问，却为了更大的野心放弃了科举。也是在这一年，他放弃了自己的事业，在家里努力学习英语和日语。他父亲林小耀为他请了两个“外教”，一个加拿大的，一个日本的。1906年，林长民赴日留学，不久回国。杭州董文学校毕业后，他又去了日本，就读于早稻田大学预科和大学政治经济系。

林长民是日本留学生中公认的明星人物。他热心社会福利，愿意为他人解决问题；他善于辞令，能言善辩；第三，有家财，“家原是封的，是交往所必需的，不是拿来用的”；4.勇敢一点，遇到麻烦愿意承担责任，千万不要无所畏惧。

然而，日本世界并没有把林长民变成激进的革命青年。他仍然希望通过自己的政治以一种改进的方式实现宪政。因此，当表兄弟林殷敏和林觉民慷慨陈词，宣扬革命宗旨时，林长民注重广泛的沟通和接受。他认识日本名人犬养毅和广司，也熟悉中国名人张謇、岑春煊和徐志摩；与唐化龙、孙、、刘崇友、徐复苏等立宪派留日；我还和浚县学校的杨度、团委的宋交了朋友。用林长民的话说:“政治家必须宽宏大量，中国的未来是未知的。特别是，他们必须联系持不同政见者，以帮助沟通未来的政治。

1902年赴日本早稻田大学学习政治经济。

1909年留日归来的林长民，在五四前后成为著名的抗日派，在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中具有典范意义。

林长民在东京早稻田大学学习期间，学习了政治经济学，这无疑为他未来的政治生涯奠定了基础。回国后，林在福州创办了一所私立政法专科学校及附属中学，出任校长，培养了治国急需的人才。除此之外，他还立即参加了当时各地正在推动的立宪运动，并很快成为福建咨议局书记。在日本学习的议会政治知识现在已经转化为实际操作。宗蒙先生一生都在为实现这一信念而不懈努力。

民国成立后，林长民于1912年出任临时参议院秘书长，与民国政局结下不解之缘。第二年，林当选为众议院议员和秘书长，也加入了民主党，成为新成立的进步党成员，并担任党内最重要的机构——政务部部长。

1917年7月，随着讨伐复辟的胜利，由进步党改制而来的宪法学研究会成员再次入阁，也被段总理任命为首席大法官。但这种内阁构成就像北洋政府的许多短命内阁一样。同年11月，随着段的辞职，林由在朝变为在野。但研究部门打的对德对奥之战最终得以实现，使中国有可能参加一战后在巴黎举行的和平会议。

就像梁启超赴欧洲开展国际“民间外交”一样，留在中国的林长民在“国民外交”运动中同心同德，成绩斐然，成为五四前后极为活跃的政治人物。

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外交部长陆征祥被派去参加巴黎和会。当时，徐世昌总统为此成立了一个特设外交委员会，并专门任命林长民为其成员和事务主任。日本与英法签订秘密条约后，德国在山东的一切权益直接由日本继承；同时与曹儒林就日本出资修建吉顺、许高铁路达成秘密协议。

林长民也充分利用其进出政府和公众的资格，巧妙地用民间外交推动政府外交。而且，在大多数场合，他都自觉地把自己定位于人民之中，代表人民与政府作斗争。1918年12月，为了及时作出外交决策，徐世昌总统特别下令在总统府成立外交委员会，而林长民因其能力仍被任命为政务司司长。在后来出现的几个有影响力的非政府外交活动中，林长民经常担任重要职务。如1919年2月12日成立国联同志协会，林任总务干事；四天后宣布成立的国家外交协会也选举它为理事。后者在五四时期表现突出，充分发挥了“国家外交”的真谛。因为据外事委员会外事干事叶景鑫说，“外事委员会成立的时候，我们就已经感受到了政府的亲日倾向，所以我们组织了全国性的外交协会，准备和外事委员会相互呼应。”虽然理想化了，但这种人民与政府的合作机制已经有效地动员了广泛的社会力量，阻止政府做出危及国家利益的决策。

1919年4月中旬，新闻界透露，外交部已向出席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发电报，要求他们在与日本的谈判中作出让步。22日，国家外事协会工作人员会见徐世昌，询问此事。林长民还提议，由于巴黎和平会议时间不多了，政府应立即指示会议代表尽快提交我们的要求。它的建议应该以全国外交协会决定的七个方案为基础，这七个方案是等人于2月21日发来的电报中所列的请愿大纲，该电报是在3月底发给胡、法国特使、和平会议代表的:

⑴赞助国际联盟的实施；

取消势力范围，制定实施办法；

废除一切以胁迫、引诱或者秘密方式缔结的不平等条约、条约、合同和其他国际文件；

定期撤销领事裁判权；

争取关税自由；

取消庚子赔款余额；

收回特许经营区，将其改为交易市场。

林指的是陈。这七条已经“经总统批准，提交外交委员会审议。委员会明天的会议可以讨论这个案子。如果这七个问题能完全通过，请政府给巴黎特使发电报，这是广大人民的共同希望。”。面对以林为代表的全国公众讨论，徐不得不承诺“自然地去做”。

由于林长民的优势，作为私人访问欧洲的梁启超可以很容易地选择他作为巴黎和会消息的接收者，以上传消息并影响政府和舆论。

当时进步党在北京办了两份重要报纸，一份是它的机关报《国民公报》，一份是《晨报》，在知识界很有号召力。主持《晨报》编辑工作的刘道坑是林的故乡福州人，具有的党籍。所以，他和早报的关系更密切。林在本报发表的长篇文章《铁路统一问题》一开始就揭示了问题的核心:“铁路建设权及其投资是势力范围的表征。”其中“根据条约，是政治性的道路”，即“以铁路为占领领土的变形”，“政治性的铁路经过的地方，就是别国领土的延伸”。因此，林主张废除不平等条约，收回中国的通行权，交由交通部管理。当时，林长民等人坚持“统一的铁路政策不仅是为了日本，而且实际上是以日本为主要对象”，叶景信说这是“当时抗日运动的一个方面”，这与后来的“五四”事件有关，有道理。

晨报披露了巴黎传来的消息，山东不会直接归还中国，将暂时由英法美意日管理，日本与美国以外的三个国家有秘密协议。英法意不会反对日本要求继承德国在山东的权益；该报还发表了《山东问题警报》加以证实，并高呼:“如果国内对外没有一致的精神，这种外交的失败就足以毁灭国家。”在一个坏消息频频被报道，形势紧迫的时候，《晨报》集中发布了代表国家外交的声音。

在这一天的“紧急新闻”中，有一封巴黎代表的电报，报道“和平会议难以主持正义”，有一封梁启超在1919年4月30日的电话，要求他拒绝签字，还有一封该协会在5月1日发给美国、法国、英国和意大利代表以及中国和平会议代表的电报，呼吁中国人民的意愿。在社论的位置上，是林长民署名的文章《对人民的外交警报》。这篇文章是由它收到的光束功率引发的，最震撼的是下面这段话:

呜呜呜！这不是全国人民呼吁恢复国家政权，主张德国直接归还我国，日本无权继承从德国掠夺的所得吗？我的政府和我的使者并不代表我国人民的意见，而是对内决定，对外妥协？如果是这样，胶州就死定了！山东死了！国家不是国家！

文末我说:“国家会永远灭亡，我愿意加入我的四万人去死！”文林慷慨、悲壮、热情。虽然他只有300多字，但他的效力却是一枚重磅炸弹。

同一天，外交委员会召开紧急会议，决定拒绝签署和平条约，并起草了一份电报，由委员会主席王大燮和事务长林长民发给徐世昌，由国务院发给中国代表团。然而，钱能勋总理有另一个秘密消息，并命令首席代表陆征祥签署一份合同。有一个同乡在国务院电报局工作，当晚就把这个情况告诉了林。1919年5月3日上午，林到外事委员会报告，直接导致了五四学生游行。3日下午4时，全国外事协会召开工作人员会议，林长民、熊希龄、王宠惠出席会议，并作出四项决议:

1.全国代表大会将于5月7日在中央公园召开，各省、各团体将于当日召开；

二是声明不承认第二十一条与英法意日关于处罚山东问题的秘密协议；

3.如果和平会议不允许扩大中国的主张，要求政府撤回特使；

4.向英国、美国、法国和意大利大使馆陈述人民的意见。

学生们的早期行动使全国外交运动真正成为现实，由林等人主持的协会不再起主导作用。

1919年5月2日，林长民在《晨报》上发表了《外交警报》的消息，“胶州死了！山东死了！国家不是国家！”“国家没有灭亡的一天，4亿人愿意为之牺牲。”向人民揭露政府的卖国行为。

一条不到300字的新闻一发表，立刻就激起了上千层浪。1919年5月4日下午，北京12所学校的3000多名爱国学生举行示威游行。五四运动爆发了。徐世昌校长怀疑林长民是学生运动的幕后黑手，把他叫到总统府严厉斥责。事实上，林长民才是“烧赵家楼”的真正发起者。

由于林长民反对和平条约的明确态度，亲日派当然将其视为眼中钉，“说这次北京市民的公愤都是林长民等煽动的”，日本政府更是痛恨。5月21日，日本驻华大使肖吉致信中国外交部，称在随后的发展中，仍有其初衷，坚持维护民族权利的民间立场。5月4日晚，林长民带着王大学和王宠惠会见了许世昌，第二天他来到警察局，要求保释被捕的学生。虽然这两项请求没有得到批准，但各学校发起的联合保修活动最终迫使当局提前释放了人员。6日，由于政府发表阻止“五·七”大会的声明，林长民前往总统府会见徐世昌，提出三点要求:请表明政府在山东问题上的决心，以保持人民的民心；请保释被捕学生，以免进一步煽动；国民议会将于7日举行。请军警不要强行解散，不要无理干涉。由于徐仍不同意，林回到外交协会，与熊希龄、范远连、一起被点名。他回复了钱能勋禁止开国民大会的信，引用议员的话说“集会自由载于圣约法”，并驳斥了钱能勋的说法，进一步告诫当局“要谨慎和平，不要像以前的青川路那样造成事故和失误”。

外事委员会委员、秘书长林长民君等5月2日《早报》和《国家公报》专门署名的警告文章说:“如果发生这种情况，胶州必死！山东死了！国家不是国家！.....我很赞同“四万人必死”这种说法，似乎有故意煽动的嫌疑。这起事件和5月4日北京大学生纵火伤人骚乱事件，我们部长深感遗憾。.....你来北京传播的传单大多是“胶州死了！山东死了！”为题，散布各省，煽动排斥日货。

为此，日本大臣要求中国政府禁止发表此类言论，并威胁说:“如果种下了这样的趋势，就不会出现会导致贵国国内政治事故的特别骚乱，怕引起两国重大国际事件。”在日本的敌对言论中，可以证明林在当时的舆论中有很大的影响力，对五四运动起到了引导作用。

有一个传闻值得一提:林早就劝曹儒林、等人不要墨守成规，说老百姓反对得很厉害，或者至于烧房子打人。这只是一句劝导的话，“但不幸的是，这是对的。所以冲突发生后，有人指出是研究部门鼓动的。这是揭露进步党和五四运动的关系，不是空。林长民立即回应了日本的挑衅。25日，林致信徐世昌总统，要求辞去外事委员会委员职务，以避免政府尴尬，但对日本阴谋保持警惕的态度并未稍有改变。文末具体列举了日本报纸上关于日本对山东权利的言论，并要求指示驻日大使进行质疑和抗议。宗蒙先生还严厉批评了萧循的指责，说“他对外交的失败感到愤怒，做了他爱国的傻瓜”，“鼓舞人民，为了生存而努力，有理有据，不知道错在哪里”；并郑重声明:

权力侵占，利润和权力日益流失，空占有地盘，它有什么几何？山东死了，国不国，长民还想求民告民。如果你自称是外交人员，在外交失败下应该是张口结舌。为什么？

这封辞职信义正严辞，充分体现了林全心全意为国家服务的精神。此后不久，作为一名前日本人，林长民在《国家公报》上发表了一篇长文《向日本人致敬》，其中多次开导《亲爱的日本人》，并详细陈述了中国人的愿望。本文逐一驳斥了日本人在山东问题上的主要论点，提出在处理国际关系时也应遵循同样的原则:“正义与人道涉及自身利益，因此有许多例外。我不能不为正义和人性哀悼。这是给当今世界上那些自称强国的国家的一个很好的忠告，不要虚伪，尤其是希望亲爱的日本人不要自欺欺人。”谈到中国人对日本人的感情，林也坦率地告诉:

今天，我敢对日本人说:“我的人民在对待你和其他人时有一种不可否认的痛苦。”除了极少数人，不分阶层，不分知识深度，不分新旧观念，在观察上有异同，在饮酒和憎恨上也有一些异同。经过一段时间的事件，又多了一分怨念，并不是说我们的爱国没有执着。如果事件生了，那就继续，你等着。到现在没有心，还会有难以想象的人。

1920年4月，林长民去了欧洲。这也是一个象征，林从此与日本绝缘。3月12日，国家外事协会为他举行了欢送会。会上，全国外事协会会长张居克称赞他，“五四运动后，林主任不避嫌疑，为协会尽心尽力，中国人民特别感激”。林长民也对自己的一生进行了总结，说五四前后是一个转折点，他的政治主张从“慢慢学”变成了“勇往直前”；全国外事协会成立以来，“要贯彻你所相信的，跟王公们打个电话，稍微努力一下”。正如他所承认的:“从那时起，人民的政治生涯已经完全恢复了。”可以补充的是，五四运动的发生，的确是他职业生涯中最辉煌的巅峰。

1920年春，带着16岁的女儿林到欧洲考察。10月，林长民回国，与蔡元培、王宠惠联名上书，建议政府恢复国会，完成宪法。他们的建议被当时的李·总统采纳，当选为宪法起草委员会委员，直接参与制宪工作。

这时，林长民又变得雄心勃勃，他试图将在欧洲学习到的东西应用到中国政治中。在制宪过程中，他提出将劳动制度纳入宪章，并重视民生制度的协商，当选为民生章起草委员会主席。然而，1923年10月，曹锟成功贿赂总统，林长民倡导的民生制度和地方制度被搁置，他的政治理想再次破灭。

1925年，依靠日本政府的支持，张从四个方面进攻北京，企图夺取政权。11月，冯军将军郭松龄向全国发表《反冯军电气化》，并将原冯军第三军改名为东北国军。郭松龄起身后，让客户游说林长民通关。林长民感谢郭松龄的盛情款待，于11月30日晚乘郭松龄专车秘密离京。途中被王峰军永清部袭击。和郭松龄一起旅行的林长民在下车逃跑时被流弹打死。他当时49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