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朝朝廷控制力不足，民间商业文化发达

人们在谈起元朝之时，更多在意其武功，若以文学化色彩描写，便总有“铁血”之类加之其上。若不看战场，而观察内政，虽有商业繁盛，文学绚烂，却也免不了“元氏昏乱，纪纲不立，主荒臣专”的评价，再加上所谓“人分四等”、“九儒十丐”等传说，也就有只能归之于黑暗、混乱，无所称道了。

元朝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由少数民族建立的统一王朝，在统一中国之前，接触和吸收了其他文明的制度成果，因此一直被视为中国历史上的一种替代。人们总是强调它的特殊性，而忽略了它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这似乎只靠武力造成了巨大的变化，没有传承，更谈不上延续。

其实元朝之所以特殊，是因为它处在一个“调试时代”，它的盛衰，它的盛衰，它的盛衰，它的盛衰，都是前所未有的情况下各种调试的结果。这个调整时代的历史上有很多先例。比如人们通常称之为“秦煌吴晗”，两帝之间的时代就是调试时代。秦始皇统一六国，结束了持续近千年的封建制度，代之以中央集权的皇权，将周制改为秦制。在空之前不是很大的变化吗，甚至与当时已知的世界文明相比，都是很特别的。

但是这一步太大了，短时间内完成不了。秦二世亡，汉室续。虽然坚持皇权中央化，但不得不倒退，仍然不得不保留封建主义。最终封建主义已经不足以合理威胁中央集权，最终在汉武帝时代完成。

此外，所谓的“唐宗宋祖”，唐太宗大兴科举，把选官的权力完全收归皇帝，而不是以前的皇帝只有任用的权力，而考察的权力在家族。但毕竟宗族还没有完全没落，唐代科举还没有完全实现“入我罗网，天下英雄”的理念，宗族还在很大程度上控制着官僚体系。直到宋朝，黄巢五代十国大乱之后，家族才彻底衰落，然后宋太祖和他的后代才真正利用科举从皇帝那里选拔任用官员。

至于最终完成之前，调整时代总会有混乱。秦亡短命，汉初异姓之乱，七国之乱是封建中央集权的代价，而唐朝科举考试则难以做到真正的公平，关陇、山东、江南之间存在差异，甚至还有藩镇之乱、宦官之乱，这些都不能不说是宗室衰落、皇权进一步加强的代价。

元朝和秦、唐一样，开创了前所未有的时代。首先，领土极其辽阔，各种文化和民族都包含在直接统治之中。其次，虽然以中原为根据地，但以漠北为根据地，类似于唐朝称帝、天可汗时的穷况。但是唐朝靠中原控制草原，元朝靠草原控制中原。与此同时，大蒙古国诞生了元朝。大蒙古国虽然已经被成吉思汗中央集权，但仍然保留着相对强大的贵族封建制度。“虽然正式的权力和帝国都属于一个人，那就是他们被选为可汗。人，但实际上所有的儿子、孙子、叔叔都分享权力和财富。”

图片:元朝版图示意图

这与中原王朝中央集权的皇权相冲突，皇族要在扩大皇权和维护贵族权益之间保持平衡。按照皇权运行的逻辑，统治者首先考虑的是自身统治的稳定性和权力的顺利发挥。在维护固有政治秩序的前提下，政策方针不是单一的，而是一种务实的混合各种法律的方式。就像韩的著名政策格言:“霸王虽杂，但纯属道德教育，用！”此外，统治区域包括上一代人无法到达的地区，内部有许多文化共存，需要混合不同的法律。这是元代漠北实行中国法律与维护旧制度矛盾的根源。

因为空之前，所以没有太多经验可以借鉴，一切都在调整中。元朝的政策被后世称为“多变”，其缺点是因为总是在调整而不断变化。元代文人，因为科举不旺，没有当官的机会。他们总有那种“空隔着岩石的忧郁，他们老了，有一种深深的无力感”。事实上，元朝的皇帝们在辉煌和武功之后都感到无能为力，因为他们真的是一步一个脚印，没有现成的方法可以一劳永逸地治理国家。

忽必烈建国以来，元朝调和蒙古法、回回法和中国法，以适应空以前的统一形式。以中法为代表的中央集权的官僚国家机器、法制、正统儒学，必然会被元朝皇帝吸收，但不能完全照搬。这种混杂的统治方式，不仅在于元朝是草原民族建立的王朝，更在于前者统一多民族王朝的必然选择，也在于中央集权皇权的必然选择。即使在中原王朝，儒家思想也没有被完全接受。儒家有维护秩序、制约权力的一面。皇权往往选择前者，抛弃后者。

元朝是一个调试的时代，这个调试到了清朝，吸取了元明两朝的经验，产生了一个疆域辽阔、文明众多、中央集权稳定的王朝。在元朝，调整意味着运动和混乱，在运动和混乱之间，有很大的自由空。推翻元朝的朱元璋，评价元朝的灭亡，认为“错在纵驰”，所谓纵驰就是控制不好，空太大。

在政治权力的上层，由于需要坚持贵族封建制，所以任用官员、选拔官员具有明显的贵族制特征，即所谓“重脚轻”，看出身。但氏族衰落后，无法接受科举者是官僚臣民的局面。另外，宋金以后，科举实行了600多年，弊端很多。很多有识之士都批评过。例如，朱感叹“可惜许多人都断了前程！”南宋遗民赵文在宋朝死后隐居，但他同意元朝没有举行科举:

“四海，科举。你怎么知道非造物主为圣贤蜕了他的屎壳郎的壳，让它浮在尘埃之外？”

所以元初科举不开，以后就算再开，规模也不大。但元代科举考试以理学家对儒家经典的诠释为评判标准，促进了理学在全国的传播和普及，并在随后的600年里开始了“以义选士”的开端。

科举制度对皇帝的优势，除了行使选官、任用官员的权利外，还可以用来把所有的士兵纳入统治秩序，使他们不能超脱于外，从而借助士人实现国家经济控制。中国是农业大国，经济控制就是农业税的征收。元朝时，因为科举不盛，征收农业税会事半功倍。因此，在元朝，农业税不是国民收入的主要来源。

谭潜在《北邮路文姬商大司农辰素安》中写道:

”元初，福建稍有警觉，立即安定下来。吴哲·杨希嫣。以承受宋朝的苦难来减轻沉重的负担；有愿而无祸，则轻狂而深刻。”

潘磊《切文斋文抄》卷十五《江南序·宋太守唐公隐寺》也指出:

“自唐朝以来，江南一直是个富人。宋朝有亩税，元有天下，土地税不超过三升。吴敏开心又快乐...覆盖吴中百姓，莫乐源。”

这种“轻佻赋”自然有拉拢士绅的意图，但更重要的原因是能力不足。

由于农业税不能作为主要收入来源，元朝只能依靠盐税和商业税。盐税占了很大一部分，“国之利广如盐”，但对于盐专卖来说，虽然财力滚滚，但很难控制国民经济，所以元朝发展了商业。

图:元代海外交通示意图

对于经商，元朝注重“他们之间的往来和贸易，各行其是”。而“营业税、生活税但不征税”，即货物只有在市场上交易成功时才征税，而不是在沿途运输过程中征税。在北方，丝绸之路重新开放。通道西半段经过查加台汗国和汗国到达东欧和西亚，东段分为铁力路、路和路三条主干道，均从蒙古帝国的古都哈拉和林出发，经过多个城镇到达元朝的首都和都城。

一个商队从欧洲到元朝首都的行程只需要270天或者275天，包括在干路和水路上来回装卸货物的时间。一路上“什么都没发生，没有惊心动魄的风暴”，还有“没必要给马驮饲料，也没必要给跟随商队的人驮粮食。另外，商队不走向导，因为草原和农业区都有人口密集的畜牧业和农业聚落，一切必需的物资都要付出一定的报酬才能获得。”。

在南方，由于海上交通比陆路交通方便，“赤脚半甜商人，大船公海珍宝”的局面已成常态。宋代有海外贸易关系的国家和地区有51个，元朝达到140多个；宋朝海外贸易最发达的时候，进口商品有200多种，元朝有250多种。

元朝是唯一以纸币为主要货币的朝代。一方面继承了宋朝的成就，另一方面也是生意兴隆，政府有意通过发行纸币来控制经济。但上层政权毕竟是不同法律的混合体，集权与分封制并存，其控制力确实不足。商业本身创造了流动性，促进了自由，使元代社会呈现出广阔的氛围。许多控制措施都是徒劳的。

图片:元代纸币和模具

比如著名的“人分四等”，好像是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南方人之间的等级划分。其实这只是现任官员的亲戚和亲戚的区别。如果放在全社会，没有明显区别。汉人和南方人有钱，有权有势的人很多，而蒙古人和慈母平民则因为贫穷而卖身为奴。元朝廷也需要频繁拨款购买蒙古人做奴隶。就像孟斯明说的，因为“元朝政治大大咧咧，放任自流”，“汉族和南方人的地主富商更容易发展，财富越来越多，潜在的权力越来越大”。

比如元朝，无论什么职业，都要编户，比如儒生、武官、工匠、猎人等。规定一个人的家庭不能随意改变。这是为了加强法院对人民的控制和服务。但由于管理不善，生意兴隆，住户随意切换是正常的。

比如著名诗人萨杜拉，是个色目人，家是军户，在雁门住了好几代。但是因为家境的衰败，他年轻的时候就去吴楚等地经商贴补家用。虽然他是军人家庭，但他开始了商人的生意。二十六岁以后，积攒了钱的萨杜拉回到家乡读书作曲，多做法学教师，准备科学研究，这是儒家家庭的权利。还有一个著名的旅行家，王大元，原本是儒家世家，没有在书院工作，也没有参加科研。相反，他出海做生意，周游世界，写了《小岛简介》。

图片:民国版《支一岛鲁》

由于重商主义政策，人们渴望做生意。“工商业奢靡，游客众多，带动岭亩产业是市场的尽头”。曾经对商业嗤之以鼻的士大夫，也认为“不治饥，则意味着工商业是最后的艺术”，并对从事商业大加赞赏，认为是“四德”、“仁、智、勇、断”的事业。南方人北上经商，北方人南下贾，甚至出国经商扬帆千里。人口流动频繁，规模巨大，无法实现上层控制。元朝最早开始海运粮食，但海运粮食只能满足皇家政府驻军的粮食供应，而普通百姓的粮食也需要民间大宗粮食贸易。

元朝时，城市居民的食物“由全国各地的游客供应”。在江浙一带，“小米和亿斤，仓箱累，折扣和赔偿全靠市里，收发带快挂了，老计还在眼红，牙商余旭搬走了，补充了其他县的粮食，卖到了外河船上”。扬州“土远，鱼盐米益东南好”。10.商贾“扬帆溯河，远至长沙”，运销大部分，“衣食京师，亿万百姓”。所谓“吴中富尔扬州客，一生射丽都金帛，去年浦东卖茶，今年河北抬米色”。元朝和平时期，从来没有出现过粮食供应不足的情况，甚至食品摊贩也因为粮食过剩而被迫廉价出售。元朝七年十二月，商人们把粮食运到商都。“应永和万英从中南卸下，两个仓库看到人们搬了很多大米，拒绝接受。人在客久，牛死，盘费尽。里面的大米和谷物不得不打折。”

图片:元代画家赵孟頫绘制的《斗茶图》

口粮的问题可以依靠贸易，所以很多农业区不再种植粮食，而是主要种植经济作物来获得更多的利益。丝绸、棉花和茶叶等经济作物的生产也取得了很大进展，其中棉花增长最快。与唐朝相比，宋代的植棉已经普及，“但植棉面积仍限于福建、广东，尚未达到江东”。到了元代，植棉不仅传到了江南，还延伸到了江北，有了“江东木棉树，迁淮南”和“各种艺术制作方法，北来”的发展趋势，植棉已经延伸到了全国。

上层的控制力弱，商业的繁荣，“贱商”观念的淡化，使得社会阶层的流动不再仅仅通过为官读书来改变社会地位，而是可以通过经商赚钱来实现，从而出现了“小人争权夺利，以牙还牙为业，实行奢靡暴政之风”。

元代也有泉州蒲氏、甘浦杨氏等几代官商，但民间依靠经商“逆袭草根”的例子不胜枚举。泉州的孙天福和陈宝生成了异性兄弟，轮流出国做生意，两人都变得很有钱。而且，他们虽然经常旅行几十万里，但彼此“没有私房钱”，连外国人都称赞他们:“如果一个兄弟是弟弟，如果不是同胞，我的同胞怎么办？”他们被称为“泉州两义男”。

夏荣达，浙江宁波人，原本一贫如洗。移居定海后，他开始从事海外贸易，从小到大。过了几年，他家有钱了。“说定海的，都是夏家的人。”。扬州人张文胜“北出雁栖，南抵闽粤，络绎不绝，资源丰富”。定海人韩畅“靠商人发家致富，迁居县市。”姚，河南人，元初迁居大都，到各地经商。

当然，这种金钱至上的社会风气对文人阶层是一种更强的刺激，由于科举的缺失，文人阶层的进步之路很窄。特别是到了宋代，“万物不如，唯读书高”，就有了“礼崩乐坏”、“温柔扫地”的痛苦。然而，在这种环境下，学者们也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自由。这种自由不仅在于自上而下的规章制度名存实亡，还在于他们心中的许多条条框框和羁绊可以放下。

王国维先生评论元曲的特点，曾说:“元曲的美在哪里？总之，这是天经地义的。”为什么是“最自然”？因为那时候是文人最“不务正业”的时代，不仅现实中“天下英雄尽入我罗网”的管理是以官员的名利来进行的，而且在思想上，很多“治国平天下”的自我期许都得到了化解，所以完全“顺理成章”。

图片:王国维《宋元戏曲史》

一大批对仕途失望的文人走出象牙塔，在市场中寻找自己的出路，于是出现了曲家井喷。以“元曲四大家”为首，有张、关云石、陈草安、、、阿鲁韦、博罗、薛安福等200多位著名元曲艺术家。

甚至，留下名字和作品的女词曲作者多达19人。他们是朱、梁、范、秀、王的、甄的、刘、陈凤仪、罗爱艾、张的、王的、贾云华、、张、张、张一芬、刘伯西、魏芳华。虽然这些女词曲作者大多是堕落的，地位低下的，但她们的歌曲优美，情感真实，受到当时人们的高度赞扬。他们往往有“南北指挥词，即兴成赋，熟悉旋律，遥不可及”的评价。

不同民族、阶级和性别的元曲作家创造了中国文学的另一个黄金时代——元曲时代。与唐宋不同，唐朝历时289年，宋朝历时319年，元朝仅历时108年。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有了这样的成就，“自我释放”的创作被“无人控制”的环境所推动，不能不说是主要原因。

不愿如此“放纵”，坚持“立心为天地，立命为生民，续学圣，开太平万世”宗旨的学者，也可以坚持自己的理想。黄东发、王厚斋、胡三省、马端林、吴成、刘印、徐谦、郑宇、孟卿、刘冠、于吉等。，有的著书立说，在经学、历史、文学乃至农学、天文学、数学方面取得划时代的成就，这使陈垣先生抒发了自己的感情:

“在元朝，不过一百年。.....如果高涵和唐太宗谈了，到汉唐一百年，到清史祖，到二十年前，但不到乾隆二十年，汉唐清代学术繁荣就结束了元。”

有的开书院、讲学、讲学，使书院在元代兴盛，在宋、宋时期声名鹊起。自宋朝以来的几千年里，书院很多，但元朝是最繁荣的，无与伦比的。“不必担心后世文字狱禁书院的悲剧灾难。

经济文化的放任发展自然伴随着大规模的人口复苏。一般认为元朝鼎盛时期有一千四百多万户，五千多万人。宋金时期，南北人口两千多万，人口九千多万。而中国五分之四的人口集中在江浙赣湖广三省，剩余近五分之一的人口有一半以上居住在中原，而陕西、四川、辽东、灵北四省人口稀少。换句话说，元朝全盛时期的人口只有宋朝的68.8%，华北地区的人口尤其没有恢复。

然而，元代官方户籍统计记录存在大量缺失。唯一专门记载元代户口的《元史地理志》，存在很大缺陷。户籍统计的范围很不完整。全国11个省中，只有8个省有户籍号码，其中辽阳、陕西、甘肃、四川省和中书省不完整，不能反映全貌。

根据王玉民《元朝人口考》的考证，元朝全盛时期人口1.0483亿，共有2335万户，原属南宋统治的豫、苏、浙、赣、湖广、四川等南方省份有1472万户。而中书省，除了北方蒙古族聚居的德宁外，有二百七十万户，辽阳省约十五万户，高峰期陕西省五十万户，甘肃省四万户，淮河以北河南省二十万户。人口在金宋时期已经超过1000万。

放任主义有很多弊端，比如法律法规的失效，制度的缺失，还有政府的很多责任，比如救灾，这些都是很难完善的，但是也极大的激发了民众的活力，可以快速治愈战争创伤和政权更迭带来的心理不适。因此，人们可以看到，虽然宋朝灭亡了，留下了以郑思肖、谢枋得为代表的一批多达700人的宋朝遗民，但由于这种放任主义，它“从未形成一个单独可见的社会群体”，不再作为“一种重要的政治、社会和文化现象”存在。

调整时代只能算是一个过度的阶段，未来怎么走是当时的人无法预测的。可惜后人总结元朝的教训，痛心疾首于“宽”，代之以重刑和思想控制。元朝灭亡后，出现了超过宋遗民数量和存在时间的元遗民。清末张其干主编《元遗民诗800首》一书，其中元遗民850余人，蒙古族和色目族学者只占一小部分，汉族学者波澜壮阔。

尽管有忠君观念，但元朝遗民可能不会怀念元朝，而是面对严控的现实，怀念自由放任、“最自然”的时代。

元朝以后，科举制度结束了，再也没有发生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