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白》《红》简介几意义 《蓝》《白》《红》简介几意义

蓝白红简介以下文字资料由边肖为大家收集出版。让我们快速看一下它们。

蓝色与白色:爱与痛苦的深渊和法律的救赎

《生命的最后一口气》是《红色》中的女主角，华伦天奴拍摄的一个大型口香糖摄影广告的标题。从照片上看，她看起来很悲伤，像一只垂死的羔羊一样无力地喘息着。

的确，人生从一开始就是要结束的，在结束之前，只是为了营造结束的氛围，为结束的仪式做准备。

所以人生从来都只是一口气，最后一口气。

就像海德格尔说的，只有锤子坏了，你才会问什么是锤子。

很多人没有意识到。他们不知道这可能只是他们手中的微风。直到命运报复他们的肤浅，给他们重重的一锤，只剩下他最后一口气，他们会突然变成另一个人，另一个蛰伏在他们心中的形象。

在Blue，在她的丈夫和女儿在一场车祸中丧生后，朱莉再也不能成为一个伟大音乐家的妻子和一个负责任的母亲，于是她开始寻找自由，一种MoMo的、痛苦的、虚无的自由。她找到了一个无人知晓的地方生活，开始了自己孤独的自由生活。

她希望在生命的最后一口气里成为一个自由的人，自由地舔舐自己痛苦的伤口。

幸福是启示，就像旧约中的约伯一样。问题是我们是否还能像约伯一样，让上帝留在苦难中，还是选择虚无或者复仇。在《白色》中，卡罗在与他一生中最爱的女人的婚姻中变得无能。这表明了个人资本的不平等，正如刘小锋所解释的那样。反而是卡罗对妻子的爱让他自卑，害怕不能满足妻子的欲望。男人爱的越深，悲剧就越多。

《红色》里的奥古斯都一直担心自己能否满足爱人，最后失恋了。

卡罗在因爱情而被羞辱后，一生中遭受了沉重的打击。他开始成为自己心中一个蛰伏的形象，一个成功自信的男人，但只是在想到妻子的时候，他突然变得虚弱到哭不出来。

卡洛在波兰遇到前妻之所以没有任何阻碍，是因为他在执行一个复仇的计划，而不是爱情的计划。

《蓝色》中朱莉所经历的痛苦不是普通人可以理解的，因为她的痛苦不是身体上的限制和克制，比如1984年的温斯顿，而是内心无限自由中的痛苦。同时她又是一个艺术神经过敏的女人，把自己带到了痛苦的极限，也就是拳头滑过石墙时的麻木，也就是面对扔垃圾的摇摇晃晃的老女人时的MoMo。

《白色》中的卡罗被空抛尽了对爱情的渴望，他把自己带到了对爱情渴望的极限，那就是不择手段的报复，那就是面对摇摇晃晃的老太婆的嘲讽。

《蓝白》对应的是齐斯洛夫十诫系列中关于杀戮的短片和关于爱情的短片。这两部短片中的主角，以更加极端的气质展现了痛苦与爱情的深渊。他们和蓝白一样，在于这种痛苦和爱只能带来极限的毁灭。区别在于蓝色和白色。

蓝色里的朱莉发现丈夫有情人，女律师，然后去找她。

她上法庭的时候看到女律师在怀特担任多米尼克的诉讼代理人，说明女律师是婚姻法方面的专家，也就是说她是从法律角度看待婚姻和爱情的。

这种法律视野可以从她和朱莉的对话中看出，不是为了拒绝婚外情，追求家庭稳定，而是为了追求爱情的幸福，愿意承担责任。

她如此深爱朱莉的丈夫，却又如此克制，甚至容忍了爱人拒绝离婚的决定。

我想朱莉终于希望把财产留给这个女律师了。也许她被这种温带的激情感染了，看透了这俗世的爱情里深深的无奈和接纳，所以让活着的人过得更好，哪怕只是好一点点。

朱莉终于开始过一种痛苦的内敛生活，这种生活延伸到了丈夫未完成的欧洲进行曲，因为音乐是一种内敛的激情，而这段音乐讲述了人类对痛苦的记忆和包容。

顺带一提，我觉得法律和音乐在某些方面非常一致。

比如两者在概念上都渗透着中庸与善良，在形式上都要有体系、有呼应、有旋律。

就像《蓝色》，在《白色》的结尾，卡罗在看守所的楼下，看着还在狱中想恋爱的前妻，终于开始坦白自己的报复。

这一次起源于想爱和为想爱复仇的行动计划，因在实施中触及法律而被法律打断。虽然法律的参与在卡罗的计划中结束了，但是当法律进入的时候，卡罗终于看到了可怕的报复和仇恨到了想爱的极限。

在这两部电影的结尾，似乎象征着法律给了他们另一种生活的可能，即如何在对爱情和痛苦的渴望的深渊中过上温和而公正的生活，从而使这种痛苦和对爱情的渴望成为一种“有纪律的激情”。

红色:现代法律的困境与救赎的可能性

如果说前两部中，法律拯救了对爱情和痛苦的渴望，那么在《红色》中，法律是被对爱情和痛苦的渴望拯救的。

在漫长的司法生涯中，老法官们逐渐迷失在法律制造的铁笼子里。

他曾经告诉瓦伦丁他审理的两个案子，其中一个是水手。老法官在法庭上判他无罪，但最终发现他没有发现事情的真相。事实上，那个水手确实犯了罪。

所以退休后，老法官竟然偷听窥探邻居的秘密，以此来看人事真相。

水手的故事还没有结束。罪犯刑满释放后，结婚生子，过着幸福的家庭生活，没有犯罪。

如果他被定罪判刑，他的未来将完全变成另一个样子。他可能在监狱里学习新的犯罪方法，心理上可能变得扭曲和偏执。

那么老法官提出的问题是:谁对谁错？即使法律的惩罚实现了正义，它能给我们幸福吗？瓦伦丁反感老法官的窃听活动，警告老法官“每个人都有隐私权”，但她的警告太愚蠢了，因为她曾经是一名优秀的法官，他不能理解每个人都享有隐私权，但问题是，当我们用法律来保护自己的权利时，有时我们并没有得到幸福，而是遭受了痛苦。

如果华伦天奴告诉邻居他的电话被窃听了而不是去邻居家，男主龙阳恋爱的秘密就暴露了，幸福的家庭从此就惨了。

法律对正义的无微不至的追求，往往会在生活的特定情境中导致相反的效果。

正如刘小锋在评价《杀人短片》时说的那样，“律师是相当尴尬的职业，仿佛站在一把巨大的剪刀中间，一把刀刃是法理的抽象，另一把刀刃是个人气质的具体。”

老法官告诉瓦伦丁的第二个案子是关于他女朋友的情人的，他女朋友是建筑师。他建的一栋大楼倒塌，许多人丧生。案件移交给当年的老法官，老法官判他有罪。这一判决完全基于法律。

然而，老法官在审理此案后辞职了。

他辞职的原因在《红色》中一直是个谜。毕竟他没有做错判断。

答案可能是老法官在本案中没有申请回避，因为他的判断很可能受到主观情绪的影响，因为他在热烈追求爱情的时候，目睹了自己心爱的女人和这个人上床。

老法官的报复心太强了，恨不得杀了那个人。

因此，即使他没有做出错误的判断，他的报复总是充斥着整个法庭。

老法官讲述的两个案例揭示了现代法律基于形式合理化和完整性监控的三个困境:1 .法院只是事后重构过去的事实，并没有同步把握事实，那么按照这样的“虚构”又怎么能保证正义呢？2.正义本身是否有意义，因为有时候在犯罪依法受到严厉惩罚的时候，有可能忽略了行为人犯罪背后深深嵌入的个人气质。有可能是法院在实现法律正义的同时忽略了一些可能更有价值的东西，比如被处罚者可能的幸福生活，法律应该关心的价值太多太复杂。

3.这一切都将委托给一个远不如上帝的法官来处理和衡量。依靠法官本人的主观判断能否实现客观公正？老法官提出的三个困境中:第一个困境是法律面临的表面困境，或者说是法律体系之外，也就是鲁曼提到的当事人，经常向法律体系内部提出的问题；第二个困境是现代法律中由法律体系内的自我反思提出的最根本的困境:法律的抽象性与个人气质的具体性之间的冲突；第三个困境是通过法律制度的困境提出一个最深刻的宗教哲学意义。

在老法官眼里，法律已经被彻底解构，即话语的权威已经丧失。

于是，他蔑视法律赋予的一切权利，嘲讽社会和历史赋予法官的权威。

在他眼里，只有人类和自己的痛苦是很真实的，法律对此无能为力。

我们几乎被老法官说服了，就像我们面对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卡拉马佐夫兄弟》中塑造的“宗教法官”一样。即使我们觉得他说的不对，但我们内心已经被说服了，反驳只是情绪化。

在我看来，老法官就像宗教法官，问上帝一生中最大的问题。

他在受苦，就像一个宗教正义，知道自己做的是错的，但还是要去做。这种痛苦比直接的痛苦更深。

上述第二个困境，在怀特的诉讼中也存在。法官审理多米尼克诉卡洛离婚案时，总是问卡洛:你婚后有没有和妻子结过婚？根据法国民法，婚姻可以在没有夫妻现实的情况下解除，法官不再考虑当事人的个人气质，而是毫不犹豫地将其纳入抽象规则。

然而，形式理性的法律似乎无法承受这样的异化，就像《杀人短片》一样，法院最终以悔恨判处凶手亚泽克死刑。

退休后，他的辩护律师发现法官无罪，问:“如果换一个更有经验的律师会不会让结果更好？”法官深有感触地说:“一点也不。你的辩护是我听过的最好的。”法官接着说:“这个案子应该由更好的法官来审理。”面对无比复杂而又不同的个体气质，法律因抽象而显得如此单薄，以至于有时显得无情。

所以法庭面对亚泽克的时候，整个法律界都在忏悔，为法律忏悔，因为他们一直被教导要守法。然而，他们眼中的法学家和他们眼中的人格相同的人却是如此的分裂。

所以在关于杀人的短片中，法官对律师说:“你太敏感了，不配合律师。”合理化“消解”了现代法律的魔力，让法律再也感受不到原本脆弱孤独的具体人性。它脱离了个体伦理和气质的合理化和复杂性，从而脱离了作为法律最初经验的生活世界，成为个体生命的铁笼子。

但另一方面，法律的救赎者是法律从未见过的那种“敏感”，那是被老法官深深感动的瓦伦丁的眼泪，那是老法官自己说的。

“因理解而慈悲”。

在一个“诸神之争”的世界里，现代法律的抽象性就像一张飘渺于风中的蛛网，抓不住上帝退位时留给所有人的智慧之树的果实。法律将如何进入个人气质的深渊，个人对爱情和痛苦渴望的深渊，诸神斗争的深渊，从而建造一艘不挂错旗的返航之船？

老妇人与宫廷:蓝、白、红的交汇点

《蓝白红》这三部电影就像一幅“三重画”。虽然是不同的故事，但是相互交叉，这个交叉体现了三个故事的统一脉络。如果说奇斯洛夫想用三色光系列来影射全人类的伦理问题，那么三色光的交集就显示出它在这个重要问题上的重要地位或普遍性。

毫无疑问，这三种颜色有两个交集:一个是把瓶子扔进垃圾桶的摇摇晃晃的老太婆，另一个是法庭。

上帝还在吗？这是一个充满现代性的道德焦虑问题。

奇斯洛夫在一部采访片中提到，现代社会存在普遍的伦理危机，但这并不是世界末日。

他似乎对人类还有希望。我想是因为他的上帝还在。

但是在三种颜色中，上帝是怎么来到现场的呢？当李梦在《爱与正义》中提到三色时，他认为红衣老法官就是上帝。

但我不这么认为，因为上帝沉默寡言，不会轻易说话，上帝也不会看着你就停下来。一旦他看着你，那一定是你生命的终结。

在我看来，三色中的神不是老法官，而是每部电影中出现过一次的老女人——一个摇摇晃晃，费力地把瓶子扔进垃圾桶的老女人。

她走着，劳动着，完成着，一言不发地离开了，但她不会走远。

她的软弱象征着世界的深渊，爱与痛苦的深渊，因为她曾经丰满美丽，但爱与正义之间富有同情心和狂暴的工作让她失去了所有的头发，折起了皮肤，弯下了胴体。

在《Vionica的双重生活》中，Vionica在窗口看到《三色旗》中的老妇人时，大声喊着要帮她，但老妇人只是停顿了一下，没有答应她，反而继续吞吞吐吐。

老妇人似乎知道维罗妮卡即将死去的命运，她拒绝告诉她照顾自己就够了。

即使上帝在场，他也不能再帮助人了，因为上帝的事业已经变得“成功”，他为此耗费了亿万年的威严。他在这个世界上已经失去了威严，不再有审判的权利。世俗化来临之后，上帝永恒的司法权被俗世的法官夺取，而上帝只站在证人席上。

我曾经看过一个短篇故事，讲的是一个邪恶的人死后被审判的灵魂。七名法官坐在高椅子上，让这个邪恶的人认罪。这个邪恶的人拒绝承认自己的罪行，但并不心软。法官说要找证人。这时，一位身着蓝色星光的老人来到证人席，评委们起立致敬。

老人哭着数着小人的罪，杀人，强奸，勒索父母。

反派终于承认了自己的罪行，但是在法官们即将宣判的时候，老人说反派曾经在睡梦中亲吻过父母。

法官收回哭泣的证人，然后宣布反派下地狱。

反派承认自己罪有应得，但希望法官告诉他老人是谁，因为他还是很欣赏他的。

评委们说:“他是神。”

上帝被剥夺了审判的权力和最终的审判，这是现代社会的一个重大问题。

这个小故事不仅告诉了我们上帝退位的事实，也告诉了我们上帝太过慈爱软弱，无法承担审判的重任。

他只是一个受苦的人，他见证了证人席上的苦难和罪恶。

就像Bonhoeffer说的，人类社会在合理化和世俗化的过程中，世界已经到了老年，上帝在这个世界上软弱无力，没有荣耀和奖赏。

但是当法官从上帝手中接管了审判的权力，成为新的上帝时，人们不再求助于教会来寻求精神和身体上的痛苦，而是求助于法庭。

同时，个体的气质在获得自由之后，不断与现代法律的抽象边界支柱发生碰撞，法律被迫一步步后退。

于是法官们变得犹豫、自卑，心中充满了内疚。

他们只是人，真的不适合做上帝的事。

然后，当法律成为新方舟的时候，法官就成了终极法官。合理化使人密度增大，世俗化使人引力增大。即使法官是世界上最接近上帝的人，他的话也不能像上帝的话一样在水上行走。

红衣老法官所描述的法律的三重困境，说到底就是法官不能像上帝一样工作:看不到真相，看不到人心，看不到自己。

那么，在一个神被逼宫，法官无能为力的世界里，如何才能找到终极的正义与善良呢？这是池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

在池自画像的纪录片中，一位神父评论他说:“他触及了人类一直以来的一个问题:上帝是谁？上帝还是我？”池是一个悲观的人，但他并不绝望。在他眼里，上帝格格不入，却还活着。上帝没有死。真的，她还活着！池的电影语言就是用来传达这一振奋人心的福音的。

神是主动受苦的，与世界一同受苦，变得艰难，跳入对爱与痛苦、内疚与启示的渴望的深渊。

上帝就在身边，每一个受苦的人都可能是上帝的化身。这是我再看“三色”时的感受。当我们面对这样苦难的人时，不应该只是莫莫和嘲讽，而应该是爱和帮助，因为上帝的苦难恰恰是因为这种爱。人要想在这个世界上参与神的努力，就必须主动分享神的痛苦和忧虑。

正是这份爱，证明了这个世界上的苦难不是永恒的，证明了人不是没有希望的。正是这份爱，让瓦伦丁帮老太太把瓶子扔进了垃圾桶。

老妇人没有说谢谢，因为上帝不必感谢人们的帮助。

但就在那一刻，上帝回到了自己的位置，上帝在人们的爱中重新获得了永恒的权威，那就是爱的审判和救赎，那就是红尘尽头被诅咒和祝福的航程，那天空中的大洪水。

爱，不仅仅是爱别人，为“别人的存在”而存在，更是爱自己，珍惜自己的生命，在短暂的生命中寻找自己优秀的生活方式。

这种对美好生活的追求，是在对爱和痛苦的自然渴望中，通过理性和谨慎，对更高的爱和悲伤的实践。

只有上帝的爱获得了永恒的权威，作为对特定人性的爱和同情的补充的法律，才能承受对爱的渴望和痛苦的沉重负担。

在我看来，“蓝”“白”“红”渗透着法律与个人伦理的紧张关系。

《三彩》中，英雄每一次进场，他或她的人生就开始一次大的改变。

在《蓝色》中，朱莉去法院寻找与她的生活有关的秘密，但她不知道。在《白色》中，Rikalo上法庭证明了自己不受现实约束的爱情。红衣老法官去法院接受了她秘密信息带来的惩罚。

据好故事考证，本片中的宫廷其实位于塞纳河城岛西侧，离新桥很近。

这让我深刻理解了这个站在很多人生活事件中的法庭的存在。不是在白云尽头，也不是在重门。虽然被给予或毁灭，但它仍然象征着对这个世界的反思、确认和寻找。

像佝偻病的老妇人一样，主角拿着一个旧瓶子，希望在法庭上扔掉，开始新的生活。

“破”在汉语中是“判决”和“破”的意思，法院有这两个意思。

所以，这阴天里庄严的灰色建筑，是我们开始在命运的深渊中寻找审慎而公正的生活的启示。

在经历了宫廷的变故后，主角们终于开始学习爱情在这个世界上的沉重和艰辛。

法律只是敲开人生的一种手段，就像闹钟冲向课堂。它不会告诉你是否真的能找到自己的精彩人生，只是告诉你是时候去做了。

如前所述，只有当法律不再是人类终极精神的牧羊人，法律不再被迫去判断精神价值，抽象的铁门不再用来阻挡自由个体的进出，那么法律才能重新关注人的实践行为，个人和公众如何才能找到自己或自己的合法生活。

这样的法律有可能消解自身与个体伦理和上帝的紧张关系，成为连接个体伦理和上帝的道路。

《三彩》中的人生事件充满了艰难和荒诞。每个人似乎都活在生命的边缘，仿佛只剩下最后一口气来实现最后一个愿望。

池是一个悲观的人。就像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伊凡一样，他不愿意独自放下所有人的苦难。他讨厌美国人说“非常好”的习惯。他说他只能说“我就是这样”，就像Bonhoeffer说的——对世界负责。

迟从未忘记他的人民。他眼中的人就像海子的诗，坐在水边，只剩下苦涩和怨恨。

《蓝白红》三部曲是基斯洛夫斯基的绝唱。

在制作三部曲时，基斯洛夫斯基回忆了自己的生活和创作经历。

时不时的对生活经历和创作经历的动人回忆，聊到很多人生的伦理问题。

20世纪70年代，波兰电影大师K·扎努西开创了“道德焦虑电影”，基斯洛夫斯基的作品将“道德焦虑”推向了更深层次。

Kislovski认为，在一个自由的社会里，人们的道德处境更加孤立。

因为自由社会没有民族道德，没有民族道德，没有阶级道德，没有虚构，没有强制的民族道德。

个人的道德气度及其弱点，在自由社会中更充分地显露出来。所谓自由主义伦理，首先是对个人道德气度的脆弱理解。

在一个自由的社会里，个人的道德状况是怎样的？Kislovski仍然通过个体道德困境来探讨自由个体在日常生活中的伦理负担。

自由社会的意识形态是自由、平等、博爱。蓝、白、红三部曲应该探索这些价值观的私人意义。

没有什么价值观念是抽象的，社会制度中的大理念也体现在具体的个人生活事件中。

想要知道生命系统伦理观念的味道，最合适的方式就是欣赏生活在这个生命系统中的个体眼中的泪水。

瑞德提出了一个康德式的问题:爱怎么可能？

时装模特瓦伦丁才华横溢地诞生了。不管她穿什么样的时装，她都沉浸在温暖的红色光芒中，就像世界上所有受害者的一个令人不寒而栗的迷人的保护人。

一天晚上，她开车回住处时，不小心弄伤了一只狗。怜悯的感觉驱使她带着狗去找它的主人。

这只狗的主人是一位独居的退休法官。他性格古怪，整天在家听邻居的婚外情。

瓦伦丁说服退休法官不要做这样的违法行为，不要对别人的隐私这么好奇，但退休法官问她是否经历过爱情的眩晕和恶心。

四十年前，老法官是个法律系学生，有个漂亮的女朋友。

有一天，他碰巧看到女朋友“两腿叉开，中间夹着一个男人”。

他离开了她，把爱锁在心里，让它啃噬着自己的身体。

瓦伦丁住在街对面，正好有个法律系的学生叫奥古斯特。

华伦天奴不认识他，但经常看到他从窗户冲进跑出大门。

奥古斯特似乎在重复老法官的命运。有一天，他看到未婚妻“两腿叉开，中间夹着一个男人”。

瓦伦丁优雅的气质如天使般纯洁，照亮了喧嚣灰暗的周围世界，犹如神话的绿色深渊。

“这美女纯洁吗？还是总有些缺陷？”基斯洛夫斯基问。

老法官和奥古斯特的未婚妻是纯美的象征，并不意味着邪恶和不道德，而仅仅意味着生命的过程:从想象和可能的爱到真正的爱。

在老法官的指导下，瓦伦丁不解地看到，爱情的开始和结束，在于未婚妻对不是未婚夫的男人张开的双腿，丈夫躺在另一个女人的两腿之间。

世界上有纯洁的爱情吗？或者说，生活中有没有可以保存精神的爱？

Kislovski的问题是，生活中有完美的两种吗？“纯爱想象的损害往往是由于人们固执地寻求两个完全一致的个体在爱情中相遇。

完全全等的个体几乎不可能在爱情中相遇。只是对爱情的美好想象。

纯粹的爱情只能是同一个苹果的两半的重逢。然而，一个苹果被切成两半后，被生命的无常抛到了无处可去，一半与另一半相遇的几率接近于零。

Kislovski故意让Valentin和退休法官的见面看起来像是把同一个苹果切成两半，让他们在错过时间的空隙里见面。

四十年没有磨掉精神，身体却走了。

基斯洛夫斯基说，《红色》真正的主题是:“人有时候会不会搞错时间？””“我们能纠正上帝犯的错误吗？“一个苹果被砍成两半的命运是上帝的错吗？会不会是自己对美好生活的想象犯了错？上帝从来没有承诺过被切成两半的苹果要重叠，甚至连苹果被切成两半这种事都没有，那只是个人精神欲望的想象。

爱情很容易唤起人美好的想象，它的意义不是破碎了就是错了。

尽管如此，尽管一再强调命运的无常，基斯洛夫斯基并没有成为佛教徒或道士，他固执地祝福瓦伦丁。

瓦伦丁和奥古斯特住在街对面。也许它们是一个苹果的两半。

他们天天擦肩而过，天天见面都是错过。

基斯洛夫斯基最终安排了一场意外的海难:船上大多数人遇难，被爱情烧伤后逃离的瓦伦丁和奥古斯特是极少数幸存者。

命运出现在灾难中。

老法官从电视新闻中用喘息的眼神看到了沉船的场景，在瓦伦丁和奥古斯特偶尔依赖的脸上留下了临终遗愿。

白色在法国三色旗中象征平等。

自法国大革命以来，平等可能是最诱人的乌托邦想法，就像一把锯齿状的镰刀在人的头部和身体之间挥舞。

白要求的不是平等的政治或经济意义，而是伦理气质意义。

两性婚姻最私密的一面，显然是观察气质平等意义的合适场所。

卡洛和妻子最终从波兰移民到法国，突然阳痿。

到了法国后，卡罗因为语言不通，失去了所有的生存能力，他的妻子不仅长得好看，还会说几句法语，只够在爱情中交流。

这就足以解释卡洛为什么突然阳痿了。

卡洛的妻子用法国人的方式提出自己渴望爱情，患有抑郁症，并以丈夫阳痿为由向法院提出离婚。

卡洛一再声称爱她，她只提了一个简单的要求:请拿出你的表现。

爱情是建立在性能力平等的基础上的。一旦性能力的平等没有了，两种感情的爱就变成了散落在水泥地上的沙砾，卡洛跪在散落而尖锐的沙砾上:卡洛给妻子打电话，妻子在电话里用和另一个男人呻吟来回答。

性能力是个体生理心理矩阵随机生成的偶然结果。

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主张个体身体理论平等的平等理论。

而政治经济平等的意识形态影响了个体的气质，改变了个体身体交往的伦理感受。

卡罗要想重获妻子的爱，必须知道自己的性能力。

爱情变成了私人的平等之争，已经沦为个人之间偶然的相对平等。

卡洛缠着在法国成功提出离婚诉讼的妻子，忍受了各种羞辱，只回了波兰。

回到家里，卡罗不仅发了一笔横财，还意外地恢复了性能力。

他还爱着妻子，装死，叫她回来领财产。

回来后她发现卡洛不仅没有死，还恢复了性能力，这种能力的表达没有受到责备。

Kislovski提醒人们一个共同的事实:爱情中的平等是由财富和生理条件构成的，这两个条件是相互联系的。

爱情是个体差异的偶然平衡。

Kislovski是在问恋爱中的人，他们真的有纯洁的爱情吗？没有取舍？生理资质，智力和品味，甚至心理素质和气质，都是一个人的个人资本，更不用说现在的民族地位，财富能力，职业地位。

但是，个人之间真的会平等吗？基斯洛夫斯基质疑的不是经济平等或政治平等，而是个体气质的平等。

纯粹的爱情与个人资本无关，而是两个一类的，无论个人资本的哪些要素构成了情分，都与平等与否无关。

寻求平等的爱不是纯粹的爱。

Kislovski的大部分作品都是他自己写的，写故事是他思考人生的方式。

通过描述一个偶然事件，基斯洛夫斯基要么构建一个伦理概念的意义，要么对其提出质疑。

基洛夫斯基探索平等的故事包含喜剧元素:通过性能力的不平等揭示平等诉求的不现实性，嘲笑现代意识形态中夸张的平等伦理。

人类最好不要充当平等的代数老师。为了算出从不精确的等差数，我们互相伤害，在对方身上画出计算公式。

个人自由不仅是一种政治理想，也是一种伦理理想——渴望更美好生活的个人自由。但是由于个体生命缺乏个性，这个理想很难实现。

自由主义伦理学遇到了一个矛盾的难题:既然人们承认缺乏个性和对美的渴望之间的不平衡是不变的，那么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