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奇红色特工阎宝航是怎么死的 传奇红色特工阎宝航是怎么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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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过滤=“过滤”阎宝航

半个多世纪后，一枚外国纪念勋章交给了一位红色特工的后代和战友，一段传奇的经历逐渐从尘封的历史中抢救出来。

1995年，俄罗斯驻华大使馆举行了特别仪式。在反法西斯战争胜利50周年之际，经叶利钦总统授权，俄罗斯驻华大使罗向已故的及其情报组成员闫、赠送了“卫国战争胜利50周年纪念奖章”。

出席仪式的阎宝航三子严明富回忆说，当时的场面非常庄严。罗说，提供的德国入侵苏联的确切日期和日本关东军在东北部署的情况将载入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史册。

1995年11月1日，俄罗斯驻华大使罗先生在中国大使馆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

数据过滤=“过滤”伟大民族的勋章和证书

“要是我父亲能亲自参加仪式就好了，可惜他看不见……”阎宝航三女严明光感触颇深。

几十年来，阎宝航的孩子们对他们父亲的所作所为知之甚少。

从周总理的名字“阎正”到俄罗斯的代号“巴维尔”，从解放后被同事们尊称的“严宝老”，到秦城监狱的代号“67100”，一点一滴的记忆被收集拼接，孩子对父亲的“重新发现”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

"我最大的快乐是完全解放了我的骨肉同胞."

在加入中国共产党之前，阎宝航是一名基督徒，也是蒋介石发起的新生活运动的总干事。

“因为从小家境贫寒，父亲12岁的时候还是一头猪。”88岁的严明光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他小时候的父亲经常去私立学校的窗口上课，他的丈夫发现他很有才华，免费接受他上学。

1913年，18岁的阎宝航考上了奉天师范学校的预科，这是当时东部三省最高的学府。他不仅是一个优秀的学生，也是一个足球和篮球的两栖明星。

五年后，阎宝航以全a毕业，拒绝了多方任命，出任奉天基督教青年会会长。这时，阎宝航已经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了。

主张“培养青年，服务社会”，一贯主张“教育救国”的阎宝航，于1918年创办了奉天贫困儿童学校。到1928年，学校已经发展成为一个完善的教育机构，有几个分支机构和一个试点工厂。

著名教育家黄炎培毫不犹豫地对贫困儿童学校大加赞赏:“当年，北洋大官熊希龄先生以宰相的身份和声望，为建设象山慈幼院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你一个师范生，没权没权。从一个志愿者白手起家，创造出这样的业绩，真的是难能可贵。”

基督教青年会是西式文化的窗口，各种思想不断融合。受几个地下党员的影响，每周一次的“星期三会议”逐渐把阅读讨论的重点转移到马列主义、社会主义思想的学习上，形成了东北地区第一个社会主义研究小组。

数据过滤=“过滤”抗战前夕，阎宝航夫妇带着孩子在南京合影。

阎宝航开始从民主主义者转变为社会主义者。

张学良入主东北后，日军加紧入侵东北。在张学良的支持下，阎宝航先后发起成立了“辽宁全国外交协会”和“辽宁禁毒联合会”，一场轰轰烈烈的反日本毒品走私和毒品破坏运动为其赢得了“关东林则徐”的美誉。

1929年10月底，阎宝航出席了太平洋国际交流会议，并在会上发表了英文版的《田中纪念馆》，引起了公众的强烈抗议。“我父亲是第一个向世界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野心的人。”严明光说。

“九一八”事变后，阎宝航被日寇悬赏5000块大洋追捕，被迫逃往北平。在北平，阎宝航召集东北人民抗日救国会，继续为抗日救国奔走。

1934年，阎宝航成为蒋介石发起的新生活运动的总指挥，赢得了蒋介石和宋美龄的信任。在接下来的三年里，阎宝航经常跟随蒋介石夫妇宣扬“新生活”，并设立分支机构。

“根据一些老人的回忆，当时有一些达官贵人想见江夫人。他们必须先给我父亲打电话，并登记预约。然后，我父亲请蒋夫人安排，我父亲会见了一大批国民党各行各业的高级官员。”严明富回忆道。

Xi事变后，阎宝航飞往Xi，将张学良的亲笔信转达给东北军和西北军将领。这次旅行的意外收获是第一次见到周恩来。谈到西北的教训，阎宝航真诚地对周恩来说:“我们东北人缺乏政治斗争的经验，希望给予更多的指导。”

1937年，阎宝航正式申请入党。这不是他第一次申请。据苏子渊回忆，1927年，阎宝航要求他入党，但因苏子渊去苏联等原因而被搁置。

1937年9月，经和刘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

几十年后，严明富在弥留之际从刘口中得知了父亲曲折的入党经历。

“当时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所有重要的事情都要上报。发展吸收父亲入党是一件大事，所以延安把这件事报告了共产国际。共产国际答复说，阎宝航是国民党最高层的反动分子，不同意入党。当时党内有人认为父亲的社会关系复杂不靠谱。周恩来回答道:“你们的关系并不复杂，但是你能做到阎宝航能做到的吗？”？"

我父亲给严明光留下深刻印象的一句话是“回老家”，每次说起这件事，他父亲都义愤填膺。1938年，11岁的严明光在“九·一八”大会上演唱《松花江上》，全场热泪盈眶，令她刻骨铭心。

“我最大的悲痛是同胞们的沉重牺牲；我最大的快乐是彻底解放我的骨肉同胞。”阎宝航日记中的这段独白可以看作是他在革命道路上勤奋前进的动力。

数据过滤=“过滤”1930年，张学良、阎宝航和美国朋友

重庆有三家“抗战宾馆”，其中“颜佳老店”排名第一

1938年，武汉沦陷，国民党指挥中心迁至重庆，阎宝航一家住在重庆十七村。这座三层楼有两个侧门，其中一个有一条通往曾家岩50号周府的小路，另一个通向一座废弃的小山。显然，阎宝航对地址的选择有很多想法。

当时重庆有很多流亡者，很多人没有食宿。17号重庆村成了临时避难所。

在严明光的记忆里，“房子经常是满的，一楼三楼都是人，吃饭也有两三桌...房子住不下，就在院子里搭个棚子”。颜明光的嫂子经常半夜被妈妈喊，把床让给客人。

当时重庆有三家“抗战宾馆”，其中以沈钧儒的“申家宾馆”、王炳南的“王家宾馆”、阎宝航的“阎老店”排名第一。

主持“严家老店”的高苏夫人，全心全意支持丈夫，无怨无悔。阎宝航在帮助穷人方面很慷慨，所以住在这里的客人不必承担任何费用，而且家里的费用急剧增加。钱不够的时候，孩子们经常陪着高素在街上摆摊卖衣服。周恩来多次称赞高苏是“我们的好嫂子，好革命妈妈”。

严明光回忆说，为了救父亲手下的女儿，母亲摘下唯一的金戒指，换上三针珍贵的青霉素，7个月大的孩子投胎了。类似的故事数不胜数。

受这种家庭方式的影响，孩子从小就懂得同情。颜明光回忆说，上小学的弟弟经常空腹来找自己吃午饭。一问，原来是他把铜板给了穷同学。

在那个时代，“严家老店”起到了远超救济的作用。作为东北抗日救亡活动的大本营，沈钧儒、陶行知、范长江、李公朴等抗日爱国志士经常光顾。

这时，阎宝航仍活跃在国民党高层。除了担任国军委员会政治部野外党政设计委员，还担任过国民政府中央救灾委员会顾问、重庆市动员委员会设计委员。

“阎旧店”以其特殊的掩护身份，成为中共南方局的重要活动据点，同时也成为革命者的避难所。

在严明富的童年记忆中，他家二楼那间没有窗户的小房间相当神秘。每次周总理来，他总是去密室和父亲打牌。第二天早上，他妈妈打扫房间。“当时，我很惊讶。有些人在家做饭，有些阿姨在打扫卫生。我说:“妈妈，你为什么要倒这个痰盂？"?妈妈说，举手。”

后来严明富突然意识到，她妈妈担心他们在密谈时会留下纸屑等痕迹，只好自己清理，才放心。

在此期间，阎宝航在国民党眼皮底下从事了五年的党内情报工作，但始终没有曝光。

1941年，长女严从延安回来，声称自己患了肺结核，于是回来接受治疗。事实上，她是国际情报工作的翻译。多年以后，颜的丈夫曹友向严明富回忆说，给颜的所有信息都被翻译成密码，用药水写在手绢上，交给秘密电台。

国民党特务的频繁骚扰困扰着全家。从1938年开始，阎宝航陆续把四个孩子送到延安，这在国民党高官中是非常罕见的。一些国民党的右翼人物，包括何，声称是共产党。

此外，重庆卫戍司令刘志、军统戴笠、康泽、中统徐恩曾都曾试图与阎宝航谈判，但都找不到确凿的证据，阎宝航和国民党上层的出身使这些人不敢轻举妄动。

阎宝航回忆说:“周恩来有一次来到我家，从后门进来。间谍来了，我老婆出去处理，说我不在家。我的态度是敷衍地对付奸细，对他们说只希望生活能应付，以后能打回老家，无意从政。因为大奸细常来，小奸细不敢惹事。”

颜明光记得他哥哥姐姐从延安寄来的信经常画延安宝塔。当时学校音乐老师的老公是个间谍。他假装带明光出去划船，在纸上画了一座宝塔。小明光一头雾水，把弟弟妹妹画在宝塔下。阎宝航得知此事后，立即将明光调到另一所学校。

多年后，严明光在重庆档案馆发现一份国民党时期的文件，上面赫然写着“阎宝航”，间谍详细记录了他的活动。

“张学良曾对我和我哥哥说，‘你父亲和我的生命都是江太太担保的。有人举报了你父亲。蒋夫人说，阎宝航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他怎么会是坏人呢？你不能碰他！”严明光回忆道。

有人形容“阎老店”是“热闹惊险”。对于更多经历过的人来说，这里的底色是“暖”。

曾经去过“严家老店”的原公安部办公厅主任姚根写了一篇回忆的文章:“我住过各种各样的家，我父母的家，我自己的家，亲戚朋友的家……我问自己:你觉得你生命中最幸福最温暖的地方是哪里？我回答自己:重庆村17号‘颜佳老店’。"

数据过滤=“过滤”阎宝航

"阎宝航的成就可以与苏联著名情报官员索奇相提并论."

多年的情报生涯和工作纪律让阎宝航对自己的过去和家庭守口如瓶。包括获取三大国际战略情报:获取纳粹德国进攻苏联的确切日期；获取日本关东军在东北的所有机密资料；提前获取日本偷袭珍珠港的信息。

直到1962年初，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向驻京高级干部作了形势报告，回应苏联的指责:“两党两国的关系一直是互相帮助的，不仅苏联单方面援助中国，中国也是。帮助了苏联。”

周恩来在报告中提到，在1941年希特勒进攻苏联之前，是我们党向苏联提供了关于德国战争的准确情报，斯大林后来打电话向他表示感谢。周恩来评论说，这是“不可估量的援助”。

当时，阎宝航正坐在舞台下面。

首相的话对阎宝航来说是鼓舞人心的。会后，他把自己之前写的《做国际情报工作者的经历和成就》交给了首相。同年3月6日，周总理在信中亲笔批示，确认信中所述史实，充分肯定在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历史功绩。

随后，这封信被批准交给时任中央办公厅主任的杨。当时严明富在中央办公厅做翻译工作。杨把宝行的信和指示拿给严看。据严明富回忆，他直到那时才知道父亲的来历。

1965年，应中央组织部的邀请，阎宝航写了一篇《谈地下党务工作的经验》的总结，后来被组织部的文件归档时定名为《阎宝航谈地下党务工作的经验》。

阎宝航在文章中描述了收集国际情报的事业:“1941年，周恩来同志亲自向我说明了国际情报工作的任务，苏联大使馆武官罗申向我说明了任务的范围、具体要求，并同意了所有技术问题。”

阎宝航的俄语代号是“巴维尔”。显然，他的特殊身份为这份工作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我接受了任务，做了各种准备。首先，我意识到这项工作很重要，我必须尽一切可能去完成它，做好必要时牺牲的准备，严格遵守秘密工作的纪律。”由于这项任务的特殊性，他的身份只有、董、、叶剑英和李克农知道。

1941年，当阎宝航得知纳粹德国进攻苏联的确切日期时，正是日本主动引诱并投降国民党，德国拉拢国民党与日本合作的时候。在这种背景下，德国向国民党政府透露，准备进攻苏联。

在一个由德国武官和国民党高官参加的小型鸡尾酒会上，于右任告诉阎宝航，德国将在1941年6月20日前后一周内进攻苏联。阎宝航又悄悄地问了孙克一遍，这得到了证实。然后他借口早走了，马上发了电报。

“原来是好的。然后德国在2006年6月22日开始进攻苏联。我的报告大概是一个半月前。不久，罗申对我说:‘你的情报第一，斯大林同志认识你。”阎宝航写道。

阎宝航很容易得到日本关东军在中国东北的所有机密资料。

对此，阎宝航回忆说:“1944年夏天，我跟军委三堂副主任牛贤明说:陈诚让我写一篇关于日本何时进攻苏联的文章，但是没有材料。可以借用日本关东军的资料吗？我再三要求，他才答应借给我三天。就这样，我用“假公济私”的方法拿到了材料。”

罗证实，获得的情报是“两部厚书”，“一切毫无准备”。中央政府综合各方面情报后，迅速通知苏联。抗日战争结束后，苏联短短几天就彻底摧毁了日本的王牌。

此外，1941年下半年，阎宝航从军事密码破译机构得到日军将进攻珍珠港的消息，中央政府迅速通知苏联政府，斯大林告诉罗斯福。不幸的是，这一信息没有得到美国政府和军方的重视。

2005年，卸任的罗在接受媒体专访时感慨道:“的成就堪比苏联著名情报官员索热。在我看来，政治评论家和历史学家对阎宝航写得太少了。阎宝航的成就是俄罗斯人民的宝贵财富，也是中国人民的宝贵财富。”

周总理指示后，有人曾对阎宝航说:“你讲得太晚了。”对此，阎宝航一笑置之。不是只有它一个人说话晚。

1937年入党的阎宝航，直到1952年经有关部门批准才开党，长期身份是“民主人士”和“无党派人士”。即使在1947年至1949年担任辽北省政府主席期间，他仍然遭受着党的文件看不见、党的公告听不见的尴尬。

罗在他的纪念文章中深刻回忆道:“这么长时间，我愿意在亲人面前作为‘朋友’相处，我被误解了，甚至处于被冤枉的境地。如果没有坚定的党性，没有高度的共产主义思想，没有革命者的宽广胸怀，那是不可能的……”

数据过滤=“过滤”1955年陪同周恩来会见外宾

“阎老店”大祸临头

多年后，严明富还能清晰地描述秦城监狱:“一栋东、西、北各有五间牢房的U型三层楼，由走廊相连，北面牢房走廊两端的铁门与楼内管理区相通，包括几个审讯室和看守办公室。”

从1967年到1975年，严明富在这里度过了七年半的监狱生活，而阎宝航也在这里度过了他生命的最后一部分。

与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高涨情绪相比，新中国成立后的阎宝航非常低调。1949年至1959年，阎宝航被调任外交部办公厅副主任兼通信主任。1959年，64岁的阎宝航觉得自己的体力承受不了外交部的繁重工作，于是向CPPCC文史资料委员会辞职，负责收集整理文史资料。

在“文化大革命”被迫停工之前，阎宝航主持收集了近2000件文字超过1500万字的具有重大历史价值的文化史料。没想到，灾难突然降临。

当时，为了打败周恩来，“四人帮”及其同伙把一大批在周恩来领导下长期在白区从事地下工作的东北老同志变成了汉奸、间谍和“东北造反派”。阎宝航的名字赫然在列，他捏造的罪名是间谍罪。

1967年11月7日晚上，刚刚从CPPCC下班回家的阎宝航，还没来得及端起饭碗，就被几个穿黄大褂的人带走了。看到这一切，坐在餐桌旁的小孙女吓哭了。

这只是“阎老店”大灾难的开始。

半个月后，长期为党和国家领导人做俄语翻译的严明富被捕。“四人帮”断言，阎明福的一家广播电台已经转给了他父亲。既然他父亲是间谍，他儿子也必须是。

事实上，所谓“转移”，就是阎宝航家里的收音机坏了，他借了儿子的收音机用，一件小事就硬生生的“移植”了。

罢工接踵而至。

长子严大新被取消参军资格，下放贺兰山区。次子严被隔离检查，死于长沙；二女儿严明英和三女儿严明光都被释放，严明光的丈夫被囚禁。

“那时候我妈不仅承受着我和我爸被抓被囚禁的巨大精神压力和痛苦，还承受着我大哥和二哥的孤立无援。人生没有着落。因为我父亲被捕了，CPPCC冻结了他父亲的所有工资。不支付她的生活费用是很难生活的。”严明富痛苦地回忆道。

1971年，高苏死于肺癌。高肃临死前不久，向丞相口述了一封信:“我始终相信，于衡和明辅是无辜的。我在上海病重后，抢救费用巨大。我的小女儿明光的爱人被监禁，工资被冻结，无力支付。请总理看我和宇恒在重庆卖衣服，帮助党内同志和抗日乡亲，解决我的医疗借款费用和善后事宜。”

没多久，这封四分邮票的普通信件就得到丞相的指示:高肃生活不易，功勋卓著，允许他报销高肃的待遇和安葬费用。这无疑给全家带来了极大的温暖。

颜明光回忆说，她在弥留之际昏迷不醒的时候，母亲对自己说:“回来，回来。快包饺子。”直到去世，高苏仍然相信丈夫还活着。

“就这样，在抗日战争时期，我们帮助了许多在地下斗争中陷入困境的共产党员、民主人士和东北难民，被亲切地称为‘阎家大院’的温暖的革命家庭轰然倒塌。”严明富说。

数据过滤=“过滤”阎宝航三女儿严明光

出狱后，严明富得知他和父亲曾经在同一个监狱。

严明富回忆说，1968年4月和5月，他在监狱里偶尔听到一声熟悉的咳嗽，和他父亲的声音很像，但“转念一想，我父亲怎么会被捕呢？起初，我父亲已经淡出政坛，没有掌权，也不是走资派。其次，他是经周总理介绍入党的。他一直在白区总理领导下工作，历史上没有问题。”。

儿子的直觉很神奇，半夜的咳喘是阎宝航最后一丝微弱的生命气息。

阎宝航平反后，姚根带严明光到秦城监狱查阅档案。在犯人姓名简化为数字的监狱里，阎宝航的代号是67100，严明富的代号是67124，中间只有23个人。

在那里，他们没有找到任何关于父亲冤案的书面材料，只有父亲写的一张纸条，上面写着“高苏的妻子，我想回家”。

也是在这次搜查中，严明光了解到，1968年5月，经过一次拳打脚踢的深夜提审，其父昏迷不醒，被送往当时的监狱医院复兴医院。姚根当时陪她去医院找老工人。老工人指着候车室的长椅说:“带进来的时候放在这里。很久没有人来救它了……”

严明光听后泪流满面:“这就是我梦里见到父亲的场景！”

父亲被捕后的一天晚上，严明光做了一个梦:“我梦见父亲穿着灰色的外套，一个人躺在医院的长椅上。我跪在椅子前痛哭:‘我再也没有爸爸了……’我刚哭醒。”

1978年1月5日，阎宝航的骨灰安放仪式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胡耀邦致悼词，对阎宝航的一生给予了高度评价。

一个细节仍然伤害着我的孩子。在当时殡葬单位出具的解释中，严明光看到有一栏赫然写着“不留骨灰”。这是江青的指示:阎宝航是现任反革命分子，不通知家人，不留骨灰和遗物。

“就这样，把妈妈的骨灰放在爸爸的棺材里，一起埋葬。”严明光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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