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历史的不同认识 世界历史的不同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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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古代，历史学家就把描述历史的范围扩大到了他们当时认识的世界。

因为世界史远没有像后世那样形成一门专门的学科，即使是视野延伸到所有已知世界的历史学家，一般也不会把自己的历史命名为世界史，也没有完全意识到自己在书写当时已知世界的历史。

但是，他们毕竟把已知的地理范围当做一个世界，记录了在这个范围内发生的历史。

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为这个已知地理范围所写的历史，就是各自时代的世界史。

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所写的《历史》九卷，主题是描述希腊人在希腊-波兰战争中的胜利，但涵盖了地中海地区，多瑙河之外，两河流域，波斯，以及北方的草原，这是当时希腊人普遍所知的世界。

所以可以说希罗多德的《历史》是当时希腊人所熟知的世界史。

《史记》是中国古代历史学家司马迁写的，比希罗多德更晚问世，书的主体是汉武帝统治下的中国。

然而，他记录的历史事件的地理范围延伸到公元前2世纪中国人所知的世界。

司马迁用中国传统的说法，把这个已知的世界统称为“天下”。

这个“世界”东起朝鲜，西至夏歇，几乎是欧亚大陆的一半。

把记载历史事件的史书，在如此广阔的地理范围内，视为当时中国人所熟知的世界史，似乎并不为过。

罗马时代的希腊人菲利皮奥斯(Philippios)著有《历史》40卷，包括现存的前5卷和一些不完整的文章。账户的中心是不断扩张的罗马。

但除了中心，记载的范围还包括公元前212年至公元前146年的地中海周边世界。

在《历史》第一卷第三节，波利比奥斯说，他把第140届奥林匹克代表大会作为该书叙事的出发点。在此之前，“世界上的行动是分散的”，在此之后，“意大利和非洲与希腊和亚洲的局势联系在一起”，从而“历史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

波利·比亚塞对当时罗马周边世界的历史认识非常有价值。

随着生产和交流的发展，人们能够认识的世界范围日益扩大。

但历史学家所描述的世界，在某种程度上是有限的。

4世纪基督教神学家圣·奥古斯丁认为历史的终极是“上帝的王国”在地球上的实现，这在中世纪主导了西欧史学。

基督教史学的世界等于基督教传播的世界。

这个世界是欧洲主导的，除此之外，根据基督教教义，除了巴勒斯坦这块圣地，它是一片异教徒的土地，应该受到上帝的谴责，应该被排除在这个世界之外。

所以中世纪欧洲所谓的世界史，其实就是基督教世界的历史，从希伯来语开始，以欧洲为主体。

12世纪德国巴伐利亚州弗莱辛县的奥托主教写的《编年史》就是这类历史著作的代表。

以这一概念为代表的世界历史观在欧洲一直延续到17、18世纪。

比如法国的J.B .博须埃的《世界史的一般意义》和A.A .卡尔梅特的《讲授风俗的世界史》就属于这一类。

中世纪，伊斯兰世界与基督教世界并存。

伊斯兰历史学家和同时期的基督教历史学家一样，在编纂自己当时所知道的世界史时，往往被宗教意识所支配。

比如塔巴里的《先知和皇帝编年史》和伊本·赫勒登的《阿拉伯人、波斯人和柏柏尔人的历史》，以其当时最深刻的“世界历史”著作而闻名，其内容主要以信奉伊斯兰教的阿拉伯国家为基础。

伊斯兰历史学家眼中的世界，其实就是伊斯兰传播的世界。

周边地区无非是世界的外化。

从司马迁、班固的韩曙开始，中国的正史就属于中国的断代史。

但历代史家大多继承了司马迁的传统，在书写这个国家的历史的同时，也书写了其他国家和民族的历史。

他们描写的范围详细在乡下，但比“蛮夷”更细。

但毕竟它包含了我们这个时代已知的世界。

而且，与中世纪西方基督教史学不同，中国史学著作描述的是以人为中心的活动，人类在一定社会环境下的个体和群体活动可以称为以人为本的历史。

他们描述的世界或世界是个人或群体从事活动的世界或“世界”。

把当时已知的世界历史看作是人类活动的过程，而不是显示神性意志的过程，是中国古代史学的优良传统。

在15、16世纪人类对世界认识扩大之前，历史学家所写的已知世界的历史，无论是古代还是中世纪，东方还是西方，或多或少都有局限性。

首先是地理知识的局限性。

当时历史学家所知道的，与16世纪后人们所知道的相去甚远:是地中海周边，东亚和中亚，或者欧亚大陆及其邻近的北非，等等。

总之，世界上没有一个地方。

因此，他们不能也不能写世界各地的世界史。

其次是民族或宗教意识的局限。

历史学家把属于自己民族或同一宗教地区的历史视为历史的主体或中心，对已知的异族或异教地区的历史视而不见或轻视甚至敌视。

所以罗马是中心，汉帝国是中心，基督教世界是中心，伊斯兰教世界是中心，等等。

就中世纪西欧史学和阿拉伯史学而言，宗教意识的局限性尤为明显。

具有现代意义的世界历史始于西欧文艺复兴和后来的启蒙运动。

这与西欧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生和迅速发展以及经济、政治、意识形态和文化等一系列历史性的重大转折有关。

15、16世纪后，空前海上交通开放，打破了东西方、各大洲之间的封闭状态，极大地丰富了人们的地理知识，拓宽了人们对世界的认识。

对中世纪教会和神学思想的批判以及现代自然科学的发展逐渐把人们从宗教思想的束缚中解放出来。

这些都为西方现代资产阶级历史学家克服前人的某些局限，将世界历史叙事推向新阶段创造了条件。

文艺复兴时期的威尼斯人文主义历史学家A. Sabellico所著的《厌倦》，描述了从古代到16世纪的世界历史。

这是具有现代意义的世界史叙事的开始，其特征是欧洲中世纪史学的一种反上帝的思想，并开始将世界史理解为一种世俗的、以人为本的演变过程。

18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撰写了《以风施教，以义施教》，不仅进一步突破了基督教神学对史学的束缚，也突破了自古以来传统史学的局限，试图描绘出一幅全新的、完整的世界历史图景。

从纵向来看，伏尔泰的以除洪水创造世界的理论是从中国开始的，他认为中国是当时最古老的。

从横向来看，他走出了欧洲的狭隘范围，把欧洲、亚洲、非洲、美洲的国家和民族写进了历史。

他嘲讽西方传统史学，说“历史的名字是世界史”，其实是我们西方造的。

在这些方面，伏尔泰确实为后来的世界史编纂开辟了道路。

之后，受启蒙运动理性主义影响的德国哥廷根学派的历史学家也致力于世界史的描述，如J. C .加特勒的《世界史概览》和A.L .冯.施洛泽的《世界史概览》。

19世纪中叶，由冯·兰克倡导的客观主义批评史学在德国兴起。

弗兰克晚年编纂并由弟子根据最后手稿补充的七卷《世界史》，是一部以拉丁和日耳曼六个民族为主的世界史。

这部世界史反映了西方殖民列强在现代世界日益上升的统治地位，从而形成了西方史学中的“西欧中心主义”，并受到弗兰克批判史学权威的广泛影响。

将国家历史编入世界历史的实践始于18世纪中叶。

从1736年到1765年，英国的j·坎贝尔等人编了一本书《从古代到现在的世界历史》，共有38卷。

德国的格丁根学派曾翻译过30卷，但全译因文体复杂而暂停。

从那以后，新的大型汇编相继出现。

其中，英国有三部著名的剑桥史，分别是《古代剑桥史》、《中世纪剑桥史》、《现代剑桥史》和《法国人类文明进化史》。

参与这一新编纂的历史学家是以近代发现和收集的大量文物和文献为基础，重视和运用现代实证科学方法。

他们的作品汇编的大型汇编在学术界影响很大。

但也有一些缺陷:第一，总体来说，欧洲，尤其是西欧，仍然是世界历史的中心，欧洲以外的地区被视为陪衬；其次，世界史没有被看作是一个从分散发展到整体的过程，在专门章节的描述中仍然可以看到分地区、分国家的编纂体系；第三，忽视物质生产是历史发展的基础，很难从最根本的方面探索和阐明历史发展进入世界历史的规律和趋势。

中国学者直到鸦片战争前后才把视野扩大到全世界。

鸦片战争前夕，林则徐在广州禁烟时，主持翻译了《四大洲志》，其中收录了五大洲30多个国家的地理和历史。

后来，魏源在《四大洲》手稿的基础上，广泛收集有关史籍和中外书籍，撰写了50卷《海国志》，1842年出版，1847年增加到60卷，1852年扩大到100卷。

这本书系统地介绍了世界上许多国家的历史、地理、政治、经济和造船。它是当时东方国家世界历史上最详细的杰作。

与魏源同时代的徐继畲在《瀛宦志略》中，也对各国的历史地理沿革和社会演变作了较为详细的论述。

然而，这两本书的作者并没有摆脱中国传统的历史观念。

魏源认为“千里如中国”；徐继畲认为“鲲鱼是土地，主要是中国”，而万方则仰慕中国。

这种传统的历史观在19世纪末资产阶级改革派和革命历史学家的著作中开始发生变化。

两位历史学家都从外国历史中寻求政治改革或革命的教训。所以他们写的外国史，大部分都是着眼于各个国家混乱的兴衰。目的是表明政治改革和革命是一个国家生存的关键。

但他们一直没能以变革的理念写出全面的世界史，写一些外国史的蓝图大多直接间接来自西方学者。

但在西方现代史学的影响下，他们开始对中国中心论的传统历史观提出异议，斥“中国洋人”为千年谬论。

20世纪初，欧洲中心论在西方史学中的主导地位开始动摇。

对资本主义暗淡前景的担忧促使一些西方历史学家质疑上个世纪的历史信仰，从而开始以新的眼光看待欧洲历史以外的历史和西方文明以外的文明。

另一方面，随着西方史学向专业化发展，对各个国家、地区、时代、历史事件和人物的日益深入细致的研究，必然会在此基础上提出人类历史综合考察的问题。

形态学历史学家适应了这种发展，从兰奇对历史的综合比较研究中得出他们对世界历史的不同看法。

O.斯宾格勒和A. J .汤因比把世界历史看作是众多文明的消长史，而不是单一文明的产生和传播史，在某种意义上是对“欧洲中心论”的突破和否定。

20世纪40年代，巴罗在他的文集《变化世界中的历史》中提出，西方史学应该抛弃以西欧为中心的理论，重新定位自己。

他后来编辑的《时代世界史地图集》，以及许多历史学家写的文字解释，都表现出同样的倾向。

与此同时，一些学者对不同国家组织的世界历史体系提出了不同的观点。

L.S .斯塔夫里和阿诺斯近年出版的《全球历史》，试图打破分国家、分地区的编写方法，更注重世界不同地区在不同时代的共同情况和文明之间的相互关系。

然而，现代西方史学的缺陷并没有得到根本克服。

基于民族偏见或文化偏见的唯心史观，是东方历史即将消失或必然长期停滞的宿命论观点，仍然阻碍着世界历史学科的发展。

苏联科学院出版了1950-1960年代的多卷本《世界通史》，具有与西方同类著作不同的明显特点。

它以社会经济形态作为划分历史阶段的标准，重视人民在历史中的作用，重视被压迫和被侵略民族的历史，力求在物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探索历史发展的规律。

苏联学者的这项工作加深了人们对世界历史的理解，为世界历史的发展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但是这部杰作也有一些不足之处:它没有完全摆脱“欧洲中心论”的旧观念，仍然以欧洲历史的阶段来决定世界历史的阶段。

在这个阶段的框架下，按照社会经济发展的方式依次描述各个民族、国家和地区的历史，以突出客观历史规律的统一。

历史如何发展成世界史的问题，在全书中并没有占据主导地位，所以作为一门学科并没有得到全面的、高度的重视。

在中国，辛亥革命后的30-40年间，世界历史的研究进展非常缓慢。

20世纪40年代初，周古城开始整体教授和研究世界历史，并于1949年出版了三卷《世界通史》。

首先，这本书打破了中国把民族史列为世界史的旧框架，反对以欧洲为中心，从全局审视世界史。

周古城认为，写世界历史应该并行进行，注意不同地区之间的相互作用、相互渗透和相互竞争，但不排除某一时期应该着眼于某一地区。

对于中国世界史学科的发展来说，这些观点不仅具有充分的借鉴意义，而且内容丰富，具有启发意义。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的世界历史研究取得了很大进展。在过去的40年里，出版了许多民族史、区域史、断代史、传记和各种专著。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编辑出版的《世界史》、《史学理论》等刊物，成为中国世界史家发表研究成果、进行学术讨论的重要领域。

1962年，由周一良和吴予希主编的《世界通史》出版，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第一本综合性的世界史书。

这本书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出发，系统地叙述了从人类起源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的整个世界历史，以时间的延续为经度，以地域的分布为纬度，反映了当时中国学者对世界历史的认识和研究水平。

近年来，几部世界史相继出版，各有千秋。

如何用正确的理论和方法，以全球而不是碎片化、唯物主义而不是唯心主义的方式考察世界历史的发展，是当代中国历史学家面临的首要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