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最成功的「 ”中外合作”——史说清宫造办处玻璃厂 清代最成功的「 ”中外合作”——史说清宫造办处玻璃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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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清官造办处玻璃厂的沿革,已有学者对其进行了仔细的梳理。造办处源于养心殿的造办活计,管理大臣官员无定额,设监造四人,笔帖式一人,康熙三十年多数匠作奉旨移出养心殿,迁往慈宁官茶饭房,改称造办处。造办处属于清官内务府下属机构,专门负责制造、修缮和存储帝后及官廷需用的各项器物,下设各种"作""处""厂",例如金玉作、鞍甲作、弓作、珐琅作、铸炉处、造钟处、炮枪处、玻璃厂等。 造办处玻璃厂负责为皇室制作御用玻璃。不同文献均记载,玻璃厂位于蚕池口的法国传教士天主教堂边。1693年康熙大病,后服用法国传教士进献的金鸡纳霜痊愈,作为赏赐,康熙将西安门内蚕池口前辅政大臣苏克萨哈旧府赐予法国传教士张诚等,命工部修葺,命名为"救世主堂"。康熙三十五年,德国传教士纪里安奉旨在其居所即蚕池口天主堂附近成立玻璃厂。 香港李氏收藏的康熙朝玻璃水丞 美国学者 Emily Byrne Curtis在北京的天主教遣使会文献目录中发现了中文版的造办处玻璃厂的平面图,平面图下有文字记载"玻璃厂图样共计房十二间,抱厦五间,毎图样一分计地面一尺,北面界官街东至西计十丈零八尺,南面界天主堂西至东十二丈五尺,东面界天主堂南至北十ー丈六尺,西面界邻居住户北至南二十六丈",按比例计算,该玻璃厂占地约2280平方米,房屋32间,建筑面积约430平方米,具体而生动地展示了玻璃厂的组成、规模与风貌根据清代典章记载,玻璃匠役多来自山东,由山东巡抚移送,一般经由大运河抵京。 因为北京夏天天气炎热,匠役的工作时间都在秋凉以后,工作至次年五月止窑退回。清官档案资料显示,至迟在雍正年间,博山的工匠已经被招募到京城玻璃厂工作。雍正年间曾传命将玻璃厂迁往圆明园六所,但蚕池口的玻璃厂也没有停止生产,有研究者推测圆明园内的玻璃作坊似应集中于较精细的活作,六所内玉匠和其他工匠很多,随时可以得到技术支持,因圆明园玻璃作坊应该以"碾匠"为主,着重于玻璃冷却之后的二次加工,而皇域蚕池口玻璃厂应该偏重于烧制或吹制粗坯,即以窑房为主,对应的是档案资料中的"玻璃厂",而"玻璃作"应当是指圆明园内的玻璃作坊,蚕池口玻璃厂的鼎盛期是在耶稣会传教士主持时期,其时在康熙至乾隆中期之前,乾隆中叶之后逐渐衰落,这时候的官廷玻璃活计可能主要由圆明园内的玻璃厂承担。 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玻璃水丞 清宫造办处玻璃厂的成立跟外国传教土密切相关。传教士是明清时期推动西学东渐的主力军,为方便在中国传教,被教廷派往中国的传教士都要有宗教知识以外的其他知识背景,掌握不同技能,例如数学、天文、机械、建筑或绘画,精通科学知识或艺术才能,将传教士吸收到内廷有关机构工作。在造办处玻璃厂最为兴盛的康、雍、干三朝,正是以张诚、纪里安、戴进贤、陈忠信、多马策励l、巴德明、纪文、汤执中为代表的一批传教士,在皇室的资助下通过反复试验,在欧洲玻璃工艺的基础上探素出玻璃胎画珐琅、套料雕刻玻璃、描金玻璃、金星玻璃等独具东方审美特色的清代宫廷玻璃。同时,由博山和广东等地赴京在玻璃厂工作的玻璃匠,在协助西方玻璃技师的过程中不断接受指导,想必也会逐渐掌握西洋先进的玻璃制作技术,并将其带回故乡,这也推动了西方及清代皇室玻璃制作技术的民间化。 在当时逐渐频繁的对外交往活动中,康熙皇帝有很多机会接触到来自欧洲的玻璃制品,主要包括工艺品和光学玻璃两大类,精于天文的意大利籍耶稣会士明我起了皇帝的浓厚兴趣,而这些物理现象的展示显然与仪器中的光学玻璃密切相关有学者认为在造办处玻璃厂成立之前,宫中已经能制作光学玻璃,用以制作观测天象用的天文仪器,但远未形成规模。 康熙二十五年,供职钦天监的闵明我奉旨出使俄国和欧洲,返回中国时以挑夫百余人运送带回的物品,其中天文历算仪器占有很大比例。其他法国传教士诸如白晋和洪若翰也曾因为同一原因出使欧洲带回大量礼物,洪若翰带着从欧洲招回的8名传教士抵达广州之后,向京城转运礼品的船只达9艘之多,其中与玻璃有关的礼品便有望远镜、显微镜、眼镜、多面体玻璃、凸透镜、镜子以及瓶、烛台、温度计等,与科技有关的玻璃制品占据了大部分。 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玻璃十二棱罐 这些礼物很可能是按照康熙的旨意和需要选择的,也从客观上证明了当时宫廷存在对光学玻璃的需求。根据《熙朝定案》的记载,康熙二十八年康熙南巡时抵达杭州,接受了殿铎泽等传教士进奉的玻璃球、望远镜、梳妆镜和玻璃花瓶,据传康照对这些玻璃礼物大加赞赏, Curtis认为也许就是这次进贡导致了康熙为了建立御用玻璃工厂而向传教士寻求帮助。清宫内务府造办处各项活计档案始于雍正元年,没有留下康熙朝玻璃制作的系统档案记载,这一时期流传下来的造办处玻璃厂制作的玻璃制品也极为少见,研究者综合文献记载和传世品,认为这一时期的玻璃厂制作了单色玻璃、玻璃胎画珐琅器、套玻璃、刻花玻璃、金星玻璃、洒金玻璃等不同的品种,除了单色玻璃之外,其余均为康熙时期的独创,虽然多数种类鲜有传世,但根据文献依然可以从侧面了解其制作情况。 目前传世玻璃器中能确定为康熙朝的仅有六七件,器形主要是水丞和瓶。单色玻璃有两件,一件为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的玻璃水丞,水丞是书案上的文房用品,腹内储水,以备调墨研墨之用,这件康熙款的水丞无色透明,质地纯净,仿水晶制作。小口,带器盖,斜壁,平底。器盖琢磨成六棱多面状,器体琢磨出八瓣微有凸凹起伏的花瓣。口径2.8厘米、高7厘米。制法是先将熔融的玻璃料吹成扁圆形,然后琢磨而成,后期的冷加工更多借鉴了德国的宝石研磨技术,几何状的器形和纯净的质地反映出明显的西方影响,器物底部阴刻"康熙御制"四字纂书款。 除此之外,香港李氏收藏家藏有一件西瓜水色玻璃水丞,圆口鼓腹,红润明亮,晶莹剔透,器底正中阴刻"康熙御制"篆书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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