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闯关东 解开你心中的疑惑 什么是闯关东 解开你心中的疑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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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闯关东”，近代中国向东北移民的简称，出现在清朝。20世纪后形成了移民高潮，被当时的人们认为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人口流动之一”。

“闯关东”的由来和规模

勇敢的去东北旅行(在旧中国的东北生存)

清朝以前，东北地区包括辽宁、吉林、黑龙江、蒙古东部地区人烟稀少，大部分土地处于荒野和山地状态。清军入关，清朝在北京建立。关外满族人大多随军队入关。据估计，明末清初满清人口约100万，入关人口多达90万。纳入汉旗的汉人和大量奴婢也入关。即使在人口众多的辽东，路也很长，一个人也没有。

为此，顺治元年，清廷要求地方政府机构劝说农民开垦土地。“荒地无主的，分给难民和官兵，由所有者责令原所有者开垦土地”；“招募难民，不管他们的出身如何，把他们纳入嘉宝，在没有主人的情况下开垦荒地”，“永远被允许成为一种产业。”顺治八年，清廷颁令“人愿出关耕地”，山海关造册报部“异地居住”。

近十年颁布的《辽东招人开垦案》，鼓励关内民众到东北开垦耕地。对于招人的领导，“招人最多开放100人的，给予县长武寿驻军的”，不足100人的也给予相应的官职；以吸引移民每月的口粮、种子和牲畜。

与此同时，建立了地方政治机构来管理人民。结果，一场大规模的移民潮迅速形成。比如在海城、顺治，“招人填海，直取鲁豫、晋之民，来日本”。但过了一段时间，清廷又把东北作为“龙兴之地”，担心大量汉人迁入关内会损害旗手的利益，破坏满清的风俗秩序。康熙七年废除垦荒令，实行禁绝政策，后期措施越来越严厉，从部分禁绝到全面禁绝，从通关到驱逐流民。

虽然禁令越来越严，但并不能完全禁止人们进入东北。由于生活压力越来越大，连年不断的自然灾害，山东、直隶两省越来越多的农民要么渡海潜入辽东，要么穿越长城私自前往辽西，涌向还在沉睡的东北卧叶。《荣成县志》中说“土地贫瘠，人民贫穷，百倍勤劳，所得不及种田，不善谋生。如果他们感到遗憾，他们会轻而易举地回到家乡，把首都跑到辽东塞北”。

仅康熙末年，从山东到关外就多达十万人；据统计，乾隆四十一年，约有180万移民来到辽河、吉林、黑龙江谋生。这些移民是在清廷禁止政策的条件下进行的，因此被称为“闯关东”，从此被世界所利用。

勇敢的去东北旅行(在旧中国的东北生存)

近代以后，在政府的支持和鼓励下，向东北移民的规模越来越大。不断扩张的沙俄轻而易举地夺取了中国东北的大片土地，促使清廷将禁令改为赤壁，而移民实际上是让土地耕种。咸丰十年清政府首先在哈尔滨以北开辟呼兰河平原，次年又开辟吉林西北部平原。

起初，政府开放的禁区是有限的，但禁令一解除，开荒就像脱缰之马，成千上万的农民涌向海关，大量移民涌入禁区和禁区，越来越大。

20世纪初，清政府决定开放蒙古，还成立了委付局和垦殖总局，对垦殖事务进行监督；各地也纷纷成立垦殖局、办事处、垦殖公司，吸引华北农民。光绪三十四年，黑龙江巡抚奏《边垦约章》后，分别在汉口、上海、天津、烟台、长春设立边垦接待处，减少了相应招募人员的差旅费，并未增加租金。

奖励那些能有效招募和培养的，也就是能吸引10人以上的，到了开垦的土地后就是100户的户主，能吸引100人的，就是村头，能吸引300人的，按照土地半价出售。其他省份也纷纷效仿，给移民火上浇油。

宣彤第二年，政府正式废除了自乾隆以来禁止汉人移民和耕种的禁令。第二年，制定了东三省移民章程，并在招人和培养地区相应设立了一些新的州县，使得移民逐年增加。每年乘船到山东半岛东北部的“共有3560000人”。

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初，华北等地政治经济形势恶化，越来越多的破产农民、灾民和难民不得不逃往东北避难。据统计，1921年东北移民只有20.9万人，1926年增加到56.7万人。之后移民人数直线上升，1927年达到105万，1928年达到108.9万，1929年达到104.6万，1930年达到67.3万。

也就是说，从1921年到1930年的十年间，有近618万人去东北谋生。南开大学对东部三省1000多名农业移民的调查显示，10%来自清末，90%来自民国20年，1925-1930年超过50%来自东北。可见这是东北移民的最高峰。

勇敢的去东北旅行(在旧中国的东北生存)

东北移民大多是华北农民。山东省胶东的邓州、莱州、青州，河北省保定、滦州等冀东、京津地区，交通便利，有“过关东河”的风俗，是移民的主要交通区域；后来受灾最严重的河南省依靠发达的铁路，有相当一部分农民逃往东北。

早期，大部分山东移民在辽东的营口等地登陆，然后向周边地区发展；直隶移民多从陆路“越界”到辽西。20世纪后，海上运输的发展促进了渤海沿岸之间的运输。烟台、龙口等沿海港口几乎成了山东移民的交通要道，每年都有大量移民来来往往。

光绪初年，华北大旱，“山东避荒之人，纷纷来此。前一天，从山东海进入辽河的人数多达37人。每艘船上有200多名难民，一天之内就有8000多人来到牛庄，其余到别处去马头的，一天比一天还没完没了。

1928年和1929年，烟台、青岛、龙口到东北的客运量分别为61万和64万。同时，现代铁路为农民从华北到东北提供了更加便捷的交通，移民规模逐年扩大。据民国《交奥志》记载，“每年冬天，吉焦铁路都会为移民增开一两列火车。和韦偃一路，步行负穿，成群结队，其繁华模样，也不相上下。看过去，也就一百多万。”。根据对吉焦铁路的调查，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每天有3000多人乘坐吉焦公交车从青岛到东部三省生存”。

在京奉线上，天津铁路局1922年只卖出8340张移民票，1928年增至13224张，1930年达到98201张。据海关统计，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初，天津到东北的铁路人数超过40万。据一些专家介绍，20世纪30年代以前，每年约有40万至50万人从冀鲁豫前往东北，最多的年份超过100万年，其中约三分之一的人通过铁路前往韩晶、金浦、景峰等地。

东北移民有两种，其特点是由季节性移民逐渐向永久性移民转变。季节性移民和候鸟一样，早春从老家出发，晚冬回老家过年或探亲，第二年正月十五之后再去。经过单身人士或村民几次候鸟式的旅行，有的人在东北的境遇有所改善，有的人在家乡无法谋生，也就是带着老婆和皮带在东北定居，成为长期居住的永久移民。

在早期，季节性移民是最常见的。20世纪20年代以后，随着东北地区自然经济环境的改善和华北地区环境的恶化，越来越多的华北农民在东北定居。比如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山东等地，因为“几年政令和军匪的困扰，搬出去的次数比过去多了好几倍，卖的货多了，带的带的也多了，是长住。”据1921年至1930年移民统计，10年内迁入618万余人，迁出326万人，留下291万余人，剩余近50%，有不少家庭落户东北。

移民东北的规模举世闻名。有学者估计，从近代实际移民到清末，移民人数达到1400多万，年均近30万；有人估计，1920年后的十年，每年至少有32万人留在东北。此外，东北总人口的增长率也反映了移民的规模。

据统计，19世纪初，东部三省总人口不到200万，1840年增加到304.8万，50年后的1911年增加1500万到1811.7万。20年后的1930年，人口几乎翻了一番，达到3008.7万。一部分是自然人口增长，绝大部分是机械人口增长，也就是大量移民。

20世纪30年代初，日本侵略中国东北，建立伪满洲国，实行法西斯殖民统治。日本制定了大量日本人和朝鲜人移居东北的大陆殖民政策，对来自华北的移民颁布了《禁止外来务工人员条例》，严格限制移民入关；人们不愿意去东北做被征服的人，导致大量移民回国。

以山东为例，“自从前年发生918事迹后，因为日本阀的蹂躏，不敢去了。”。也就是说，原本在东部省份的商人，因为定居不下，在老幼的帮助下，转身回到了家乡。他们是每天从东北回到家乡的农民，也有很多例外。从大连进口的每艘船都是满的。".自此，“闯关东”的移民潮停滞不前。

1937年七七事变后，殖民当局为了扩大侵略战争，诱骗并俘虏了山东等地的当地农民到东北矿山劳动，到1940年达到130多万人；从1942年到1944年，每年有100多万华北工人去东北。据统计，从1930年到1942年，进入东北的有504万多人，离开的有327万多人，留在东北的有176万多人。

但这些劳工却被日本侵略者有组织有计划地强行掠夺，掠夺性和惩罚性极强。这些劳工要么是当地的年轻人，要么是战俘。他们在东北工作没有人身自由，带有浓厚的殖民色彩。他们在当时被称为“与前民工性质完全不同”、“与南阳卖猪毫无疑问”；“他们不是雇佣工人，而是纯粹的奴隶”。所以他们已经不是抗战前的原始意义上的移民了。

“闯关东”的原因

移民东北的原因，当然是上述中央和地方政府切实可行的移民政策和积极征地，以及东北自然经济带来的吸引力。但更大的驱动力是华北不断恶化的自然经济环境和社会动荡，将破产的农民和难民推向东北谋生。

首先，华北地少人多是移民东北的前提。清朝以后，山东、河南、直隶三省人口剧增，人口密度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甚至一度成为人口密度最高的省份。

1840年、1898年、1936年中国平均每平方公里人口数分别为43.63人、41.29人、48.88人，而山东省分别为207.1人、246.24人、256.40人，其密度从全国第四位上升到第一、二位；河南省三年分别为147.80人、157.07人、192.52人，从全国第七上升到第四；在这三年里，河北省的人口数量分别为97.39、111.33和139.35，从全国第十位上升到第八位。因此，人均土地数量逐年减少。

据统计，咸丰元年河北山东河南人均耕地4.46亩，1912年前后降至3.66亩，1928年后又降至2.93亩。耕地和人口的不平衡给华北农村带来了巨大的压力，促使人们向人口稀少、土地肥沃的东北地区迁移。

第二，接连不断的自然灾害是华北难民离乡背井前往东北的直接原因。咸丰五年，黄河改道，影响山东、河南、直隶三省。山东省6点以上灾害村7161个，受灾人口700多万人。从那一年到1912年清朝灭亡的56年间，山东省仅仅因为黄河决口就遭受了52年的灾害，共有263个决口，966个县。

咸丰四年，直隶省连续五年遭受蝗灾，特别是直隶的北京、天津、东北、南方，蝗虫肆虐，田地达到了春季没有小麦的程度，农作物和茎秆全部消耗殆尽。光绪元年后华北连续四年大旱，波及东北五省，难民2000多万，饥民1000多万。山东农村的流民是“扶老携幼，成群结队，以同样的速度逃往金峰各属，为的是寻找宗族亲友和供养”。

光绪三年直隶大旱，受灾面积很广，“一村十人，十年未见食粮者，十室五户；流放移民，十室三”。1920年，华北五省长期大规模严重干旱缺水。受灾面积约271.27万平方英里，340个县受灾，约3000万人受灾，50万人死亡。

从1928年到1930年，华北和西北地区遭受了旱灾、水灾、冰雹、虫灾和流行病的灾难，这些灾难遍及甘肃、山西、隋、河北、山东、茶、热和河南等省。面对持续不断的自然灾害，不愿等死的灾民不得不远离家乡，四处逃难，步前人后尘，“东游”，一度成为向东北移民的主流。

第三，军阀混战等频繁的战争严重破坏了农村的社会生产力，加深了农村自然经济的破产，迫使农民向东北迁移。近代中国，国内外战争频繁，军事灾难，土匪横行。第二次鸦片战争，八国联军入侵中国，太平天国北伐军，捻军，黑旗军，义和团运动都席卷华北各省，直接和间接给当地农民造成了巨大损失。

特别是1915年以后，新旧军阀混战，如直皖之战、两直奉战、国民革命军北伐，连年不断，战争灾难波及华北各省。比如山东“军队号称二十万，打了好几年仗”，导致“战区十室九空，过日子的过不下去，弃田弃家，去东三省求生”。

1930年蒋介石与冯、阎、李的新军阀战争中，双方共投入军队100多万人，战争费用2亿元。战区是“居民分散的市场”，千里之外。华北农村在践踏兵符祸害的同时，也经常遭到土匪骚扰。鲁西、冀南、豫东受灾最重。各路军阀散兵，不仅上万，还装备各种轻重武器，到处杀人放火，抢劫勒索财物。他们经过的地方就像洗水，人和财富就是空。“河南省108个县中，想找一个没被抢的村，得不到”。

在山东，“土匪无数”；其他地区，土匪近万人，土匪数千人。在河北，“省内土匪500万”，“河北各县可见大小股土匪，连天津、北平附近的村庄都被土匪占领”。“土匪如梳通，兵如箅通”，让农民没有活路，不得不背井离乡。

第四，重税兵迫使极度贫困的农民另谋出路。随着政府日益腐败，军阀混战，华北农村的税收逐年增加。据一些统计，1902年，中国最好的水田只有每亩4分钱。1928年河南土地税增加6.5倍，1927年山东莱阳土地税增加近5倍。附加税的种类更加惊人。土地税和增税是历代统治者特别是地方政府增加财政收入的主要手段。

清朝时，有羡慕，有平衡，有公费；到光绪中叶，各省正式设立了土地税附加税，与粮食一起征收或按亩摊派，以应对不断增加的地方支出。然而此时从种类和数量上来说，数量还是很少的。民国以后华北各省将原有的各种杂费、附加费、地方法规全部并入付正征收，实际上加重了农民负担；不久，政府规定地方政府有权对土地税征收附加税，但不得超过正常税额的30%。

因此，地方政府为了支付庞大的财政支出，提高军阀的军费开支，从种类和数量上增加了附加税的征收，从省、县乃至地方驻防和区、镇、乡办事处征收的附加税逐年增加。每个省的附加税项目增加到几十个或几百个，有些县的附加税税率超过正常税率几倍甚至几十倍。

1926年和1927年，附加税是最重的。河北省和河南省的附加税超过正常税收2倍以上，1926年山东省的附加税超过正常税收4倍之多。张宗昌统治山东时，还在田赋上附加了军事特捐、军鞋捐、军械捐、建筑营捐等四种苛捐杂品，共加5.3元；自1928年3月以来，空又增加了8项附加税，每增加1/2的正常税收就要缴纳14.56元的苛捐杂税，大大超过了正常税收。

据1934年7月调查，河北省附加税48项，河南省42项，山西省30项，山东省11项。常年被征又被额外摊派的穷兵，特别是以军事名义临时征召的，主要是强迫劳动、物资和金钱方面的，给农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清朝统治者在包围太平军和捻军时，派民夫、车马沿华北乡村行进，急如星火，兵荒严重。每年省与省的差距在几百万到两千。

民国以后兵荒严重，百姓不堪。当军队越过边境时，它招募军队和马匹。稍一迟疑，就鞭打甚至抓人杀人。1928年以后，兵荒最严重。山东107个县中77个有兵，河南112个县中92个有兵，河北山西部分县有兵。

据统计，1928年山东临猗等县兵差占丁正税的274.41%；1929年冀中8县兵差占正税的534.28%；河南商丘等县实际达到了官税的2339.83%。20世纪后，移民大量增加最直接的原因是战争灾难、税收、华北兵荒等人为因素。正如当时的研究者所说，“河北、山东、河南的人去关，他们的动机少是因为东部省份形势的诱导，多是因为原籍环境的压迫”。

此外，社会意识和习俗也起着重要作用。在山东等地，“闯关东”历史悠久。有的移民寄钱回老家，有的人带财产回老家过年，有的人发财成家。这些刺激了更多的人在关外谋生挣钱。

在胶东的一些村子里，几乎每一个村子、每一个家庭都有“闯关东”的习俗，甚至村子里的年轻人如果不去关东，就被村民视为不值钱，从而逐渐形成了“闯关东”的习俗。所以在华北地区，尤其是山东胶东和河北冀东，在劳动力略丰的时候，或者是发生天灾人祸的时候，首先想到的就是带上家人，或者是聚集亲朋好友，涌向关东谋生。

浅析“闯关东”的正负效应

这种规模的移民必然会对移民和迁入地的社会经济产生相应的积极和消极影响。对于东北移民来说，积极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土地、农业的发展、现代工商业的建立和城市的现代化。

东北地区社会生产力相对落后，大部分土地尚未开垦。来到东北的移民“大多是穷人和受害者”。“甚至他们刚到的时候，连独立租地的能力都没有。他们得不到当地政府的经济帮助，也得不到地主的可观宽大，所以大部分初来乍到只能是农场劳动者。”。

根据20世纪20年代的调查，辽宁省10%的移民受雇耕地，10%的移民从官方土地上耕种，10%的移民是工人。通过他们的辛勤劳动和先进的种植技术，开垦了大片荒地，增加了耕地面积，粮食产量也大大提高。据珀金斯估计，1873年东北三省的耕地面积只有2400万亩，1913年达到1.23亿亩，40年间增加了4倍。

据专家统计，1914年东北地区耕地14019.2万亩，1932年达到30618.6万亩。1912年东北粮食总产量800.23万吨，1930年增加到1886.5万吨，18年增加1086.26万吨，年净增60.3483万吨。这些移民还带来了先进的种植和养殖技术，如种植和推广玉米、大幅度增加大豆产量和出口、生产柞蚕等，提高了农业生产力。

移民来到东北创建现代工业，经营商业，繁荣当地商品经济，在东北建立了相当大的影响力。他们创造的现代工业主要集中在榨油、缫丝、烧酒等行业。东北盛产大豆，山东移民在营口、大连、奉天、哈尔滨等城市开设了大量的油坊。加工后的大豆油和豆饼远销国外和江南，也给运营商带来了巨大的利润。

在安东，柞蚕丝最初是运到烟台等地进行缫丝的。20世纪后，“山丝丰沛，烟台商人来此设厂立栈，缫丝就近出口”。直隶的王玉珍在黑龙江创办平山煤矿，山东的韩显宗在吉林的夹皮沟建金矿，等等。东北有人参、水貂、药材、大量粮食等特产，但缺少布匹、铁器、日用品等洋货，商品经济还不发达，吸引了一批移民来此经商。

海关的商贩主要经营食品、杂货、货币等。东北向海外和关内运销的粮食、大豆，多为关内商人。购买、运输、销售洋货的杂货铺，大多是海关的商人；至于货币兑换业务，他们是山西和山东的。

这些商人的活动不仅有助于促进东北商品经济的发展，而且促进了市场的增加和繁荣，他们自己的力量也在日益增加，成为许多地区的重要商业团伙。

在奉天，商贾包括河南、山西、山东、关里岗。“商场里有势力的是山东帮和关礼帮。金融界大部分是管礼岗，工业界大部分是山东岗”；在营口，“山东帮、直隶帮仍然是最有势力的集团”；

在大连，“最厉害的商家的赢家是关李刚和山东刚，经营代理店的大多是关李刚，其他油店的杂货大多是山东刚”；在长春，“商人多为昌黎、乐亭、富宁、林宇、山东志东，山东人经营杂货，关里人经营钱钱”；

在哈尔滨，“山东帮、直隶管礼帮”是最有实力的商人群体。管礼岗多是钱业，山东岗多是业，有基础有实力的还是山东岗”。

第三，移民是东北产业工人的主要来源，也促进了东北城市的现代化进程。起初，大多数移民来到辽宁的大中城市和交通要道，相当一部分移民被招募为工人。比如1898年俄国修建中东铁路时，“所有的吐蕃，大部分来自直隶、山东，相继招致，三省不下120万人，吉林省就有五六万人”。

修建京丰等铁路也是如此。东北的矿山大部分矿工也是从华北招聘的。1921年抚顺煤矿，苦工53.4%来自山东，39%来自河北、京津、热河。20世纪后，移民扩展到吉林、黑龙江两省，其中经济实力或经商经验稍逊的也留在大小城市从事工商业，成为东北城市的生力军。这些移民改变了身份，也促进了东北的城市化。

以大连为例，1903年城市人口只有4万多，1935年增加到37.7万多，增长8倍；同期，这个地区的人口增长了近五倍。1936年和1937年山东人平均占移民人口的89.1%，河北人占10%；也就是说，移民带来的机械性人口增长是城市人口快速增长的主要原因。

此外，对东北地区的社会文化方面也有一定的影响。比如语言趋同，习俗交流等等。其负面影响包括农村土地价格上涨和城市工资低。从社会的角度来看，有许多短期雇员，年轻的成年人带来的职业结构和性别比例的不平衡。由于篇幅有限，只能在另一篇文章中讨论。

对移民而言，积极作用主要包括，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当地人口密度，增加人均耕地面积，从而暂时减轻土地和人口压力，使人口分布趋于合理。

其次，当饥荒和人为破坏农村生产力时，为难以维持生计的人们提供了生存方式，有助于缓解各级政府的救灾压力。比如20世纪二三十年代，河南满目疮痍，政府提供交通工具组织难民到东北打工；慈善组织和村民也渴望捐赠救济办公室，将难民转移到中国东北。

第三，移民，尤其是四季怀孕的移民，大多是单身“闯关东”，靠打工垦荒有一定的积蓄，也就是带回或者送回老家，增加了家乡的收入，补贴了农村经济的过剩。比如山东烟台，20世纪二三十年代每年从东北移民汇款4000万元；1940年前后的龙口，共有货币企业25家，总资本109万元。它的主要业务是交换。九一八事变前年汇兑500万元，后降为250万元。

这对那些离开地面的人也有负面影响。如降低了农村生产力，造成了大量贫瘠的耕地。东北移民的主流是农村的年密集型劳动力，是农村的主要劳动力，是农业生产的骨干。集约年的流失使华北农村人口逐渐减少，劳动力薄弱，耕地因天灾人祸而荒废，集约年劳动力常年荒废，逐渐成为荒地。所以即使是民国以后，华北平原的屯田数量也增加了。到1934年，山东49个县有荒地10238万公顷。

值得注意的是，“人民潮”有利于打破地区之间的限制，促进两地社会经济文化的传播、交流、融合和互补，提高人口素质，促进东北社会经济文化和海关更加协调统一，如双方的商品交流、资源互补和文化习俗融合。

勇敢的去东北旅行(在旧中国的东北生存)

总之，近代以“闯关东”为特征的移民潮是当时的社会经济环境造成的社会现象，其成因和正负效应是多方面、多层次的。深入总结和研究这一历史进程，有助于正确研究和引导当前由于农村劳动力过剩而引发的农民工潮。

山东华北移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