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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的邻国中，日本是关系长期密切、相互影响很大的国家之一。

历史上日本的发展离不开大陆对中华文明的熏陶和推动。日本很少学习移植中华文明的谦虚、倔强精神；然而，19世纪中叶以后，日本转向西方文明，通过明治维新实现了强兵的富国化。它视中华文明落后腐朽，推行侵略压迫，企图吞并中国，称霸东亚，给中国的发展造成了巨大的破坏和障碍，其疯狂和残暴在历史上罕见。

日本在1945年投降后，再次发扬自强不息、为国服务的精神，在短时间内实现了赶超西方发达国家的目标。到20世纪60年代末，它已经成为一个拥有强大经济和技术实力的世界经济强国。此后，其国际地位日益提高，在国际发展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这对中国的发展也至关重要。

面对即将到来的21世纪，我更有必要加强对日本的研究和了解，以实现中日两国的共同发展。

这本书是为了加深对日本政治性质和制度运行的认识。

传统理论认为，在阶级社会中，国家是统治阶级维护自身利益的机器，是统治阶级实施阶级压迫的工具。

从当代理论来看，所谓“阶级压迫”，就是通过限制和压迫某些人的* *，来保护和发展他们的* *。

在不同的社会，一个社会不同的发展阶段，* * *的内涵和标准是不同的。

到目前为止，可以说“人无生于天，人无生于天”，“人人生而平等”只能是人们的向往和理想，没有一个社会能够无条件地保障和发展社会的所有成员。

有些国家吹嘘自己是“* * *国家”，但监狱人满为患，饥饿的街道和种族歧视成了这种“* * *国家”的绝妙讽刺。

另一方面，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形态的演变，社会结构变得越来越复杂和多变。国家作为上层建筑的集合体，其社会管理职能必然会得到加强，其社会性也逐渐显露出来。

特别是在人类社会进入工业化社会、后工业化社会乃至信息社会的当代，国家的社会管理职能更加突出，以至于超越了执行阶级统治的职能。

其中一个原因是，在生产力得到长足发展的同时，国家职能需要在保障基本社会福利和调节社会福利方面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其次，目前国家之间的竞争是经济和技术的竞争，归根结底是发展生产力的竞争。

为了生产力的高速发展，国家必须加强社会管理职能，创造更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环境。

也就是说，国家作为上层建筑的集合体和代表，必须通过调整生产关系来发挥作用，实现发展生产力的根本目的和任务。

任何统治阶级都知道，生产力的停滞和倒退，必然导致自己统治的终结。

即使有一天，阶级会“被现代生产力的充分发展所消灭”，国家的阶级统治功能会消亡，作为非阶级国家的社会管理功能仍然需要保留，发展生产力的任务还会继续完成。

由于国家权力的性质和运行方式，国家衍生出国家制度和政体的概念。

但近代以来的许多日本著作将日本政治制度的独特表现形式——天皇制称为“国体”，造成混乱。

自古以来，日本国家权力性质的演变经历了奴隶主政权、封建领主政权和资产阶级政权三个阶段，但其政治形式——天皇制却没有改变。因此，天皇制度成为日本政治的最大特色，了解天皇和天皇制度成为研究日本政府和政治不可或缺的基础。

事实上，日本的天皇制作为国家权力的一种运作形式，经历了古代天皇制、现代天皇制和现代天皇制等不同的发展阶段，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具有不同的特点。

古代天皇制:以往的研究大多认为，日本《纪》等日本史籍中关于天皇的传世叙述是公元7世纪左右由历史学家人工编造的制度，利用民间相信太阳神的传说，结合天皇制家族和各种宫廷家族所传下来的历史谱系，旨在巩固新建立的天皇制。

至于天皇和日本形成的神话，据说是:宇宙先形成，天地开，最早的天国昌李尊诞生于天地之间。几代之后，伊妮傩尊和伊妮策尊诞生了。二神的交媾孕育了日本的岛屿、山川、草木，也孕育了日本的神和月神。

太阳神是一个女神，被称为天神。

她派孙子带着镜剑玉三件神器去统治日本。她的孙子下凡后两代，日本人潘玉燕尊终于在日本列岛的中心大和建立了日本，并自称为皇族中的第一位皇帝即墨皇帝。

据此，一些日本人认为日本的“国体”是“世界天皇”的“无与伦比的民族王国”。

事实上，根据现有史料分析，皇族的祖先只是古代日本的一个强大的宗族，其势力不断发展，最终统一了日本大部分地区，建立了以天皇为中心的统治体系。

日本本身没有确切可靠的官方资料来研究公元前后几百年的日本古代史，只能主要根据中国的正史记载来研究。

据此，“皇帝”的称号直到6世纪末才出现。以前只叫“王”，不叫“帝”。

“帝”字，最早见于中国道教，汉魏时期非常流行。

随着日本与大陆文化交流的深入，中国道教经典与其他中国书籍一起传入日本。“帝”字自然对在神话捏造上述“太阳帆”、“神武赵国”的人有很强的号召力。所以汉字“天皇”是用来表示日本的最高统治者，以此来表达其至高无上的“神圣”地位。

后人将即墨皇帝即位时所谓的公元前660年定为帝王纪元年，是由那些具有强烈尊帝观的史书编纂者根据我国秦汉时期流行的占卜理论推算出来的。明治政府把所谓的即墨天皇登基日定为大纪元日，战后日本政府把1967年2月11日定为开国纪念日，完全没有科学依据。

至于日本著名历史学家江上波夫在20世纪40年代末提出的大陆北部骑马征服王朝的理论，以及日本著名历史学家水野友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提出的王朝更替理论，对天皇制形成的研究值得关注。

而天皇制的形成，不仅指皇帝统治的出现或皇帝在统治体系中占有一定地位的事实，还需要建立一个由法律制度保障的统治体系，对官制和政体的运行机制有明确的规定，同时也离不开相应意识形态的建立。

根据现有史料分析，古代皇帝制度经历了漫长的酝酿过程。

到6世纪末，当圣德太子成为摄政王时，他真正进入了形成阶段。

从圣德太子摄政王制定王冠和宪法，到公元645年朝廷进行现代化改革并在八省建立完善的行政官僚机构，到8世纪初制定大宝法和养老法，古代皇帝制度终于建立起来。

如果把经济因素考虑进去，逐渐难以实施《坂田收购与赠与法》，723年颁布《三代一体法》，743年实施《开垦土地永久私有财产法》，757年承认封建土地私有制，实施《养老令》。也可以认为古代皇帝制度最迟形成于8世纪中叶。

古代帝王制度的形成与隋唐时期先进的封建文化和政治制度的影响密不可分。

通过分析日本改革前后的社会发展进程，可以说古代天皇制的形成是不发达的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转变的重要标志之一。

在这一转变中，日本统治者基本上照搬并坚决执行了唐制，使日本社会生产力得到发展，整个社会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日本通过大改革建立了中国的封建制度，这是古代天皇制早期的主要内容。

8世纪初制定的《大宝法》和《养老法》，说明日本大规模改革后建立的政治经济制度是照搬隋唐的。

在法律上，日本和唐朝的条款是一致的。

日本目前只有名案、禁卫令、职制、贼贼、打架斗殴等文章，其规定除个别描述外，均抄自唐代。

官职设置方面，对比《养老令》和《唐六书》，不难看出日本的官职设置有其自身的特点，但总体结构与唐代大致相同。

日本官制中的分权虽不如唐制明显，但制衡机制与唐制相同，行政权力也更为突出。其他的，比如官员的选拔和考核，都是和唐制度一样的。

此外，日本还建立了类似于当时唐朝的科举制度，在选秀、明静、金氏、法明等地对如何考人才以及任用中央大学士僚和地方郭雪官员都有明确的规定。

与唐朝的科举制度相比，日本的科举制度规模小，范围窄。只有官员的后代才能上学考试，老百姓被排除在外。

而且不像唐朝考中进士的时候是高官甚至宰相。日本很少能通过考试，考上顶尖的位置，依然是比考试更重要的家庭。

10世纪初年，清上书皇帝撰写的《十二意见》指出了当时举行大学考试的困难和朝贡的不足，成为研究古代日本科举制度的重要史料。

在古代皇帝制度的宫廷制度中，虽然封建中国的宦官制度没有完全照搬，也没有设立宦官，但810年设立的“藏院”与唐朝的内勤职能相似。

14世纪，北疃亲室《致远抄》称“仿不同朝代为中内仆从”最早放在“藏院”。

其他方面如经济制度、身份制度等也说明大华改革后的日本社会制度是中国的封建制度，建立初期的天皇制是类似中国中央集权制的封建政权。

当然，日本不可能永远走唐朝的模式。

之后庄园主经济逐渐发展，12世纪末出现了武氏幕府政治，使日本走上了日本封建社会的发展道路。

日本封建社会的这一特殊过程并不意味着日本统治者没有向唐朝学习，但这一过程是唐朝先进的封建文化与日本早期奴隶制碰撞的结果。

这样的冲击必然造成日本社会的曲折发展，但没有这样的冲击，日本的社会发展就会慢很多。

如果将《养老令》与《唐六典》相比较，可以清楚地看到，日本古代形成天皇制时，在法定官制方面，主要靠学抄隋唐制度；在宗教方面，佛教和神道教是古代天皇制的精神和理论支柱，道教作为新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传入日本，对日本统治者在原始信仰基础上建立为巩固封建中央政府服务的宗教思想神道教产生了重要影响，或者成为神道教的有机组成部分。

当时日本积极学习和引进唐朝的文化和制度，客观上有其历史必然性。

当时，在中国的影响下，许多东方小国进入了封建文明的门槛，学习唐朝的先进文化和制度，加强中央集权统治，成为历史发展的需要。

但没有主观的努力，这种历史的需要不会自动成为现实。

日本民族充分发挥其善于学习的优势，在条件不完全的情况下，模仿唐制，建立了一套全新的制度，从而促进了日本社会的发展，这一点应该受到高度赞扬。

在古代天皇制1000多年的发展过程中，日本的政治制度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经历了许多变化，如天皇亲政、摄政关白政治、宫廷制度、南北朝和战国时期的二元和三元政治、幕府总政等。

在古代皇帝制度形成的早期，皇帝是国家权力的中心。比如7世纪后期，天智皇帝和天武皇帝实现了皇帝的亲政，宫廷行政制度或者摄政王也可以算是变相的皇帝亲政。

但在古代天皇制的发展过程中，皇帝并不总是处于握有最高权力的位置，大部分时间都成了只坐在朝而无权力的“虚君”。

原因是皇帝因为神道教而被神化，皇帝是天帝的后代，天帝是“现代人类的神”。虽然他有治国的使命，但他不能被具体繁琐的政务所困扰。

否则大臣们因具体事务而刁难皇帝，就是对皇帝的“不敬”，对上帝的“亵渎”。

再者，道教对神道的影响很大，老子的著作在当时很受人们重视。老子无为而治的思想对把皇帝设定为虚拟君主产生了重要影响。

第三，鉴于五九二年雄壮的皇帝因想夺权被大臣小三杀死的教训，后人以此为鉴，不主张皇帝执政。

所以可以说，从皇帝的个人行政到君临之死，这也是政治斗争的结果。

当然，未来也有很多人想像皇帝一样掌权。

最典型的例子是1334年围棋大河望的“剑舞中兴”和“中兴”失败后，南朝被分别建立，形成了南北朝的对立局面。

然而，在古代天皇制时期，摄政关白政治和吴佳幕府政治占据了大部分时间。这期间皇帝的权力受到排挤。不用说，他的力量不如将军。他最穷的时候，连个小军阀都追不上。

1500年图们皇帝死后，因为没有钱下葬，死了40天，连尸体都腐烂生蛆。之后，后白元皇帝花了22年时间，才得到一笔“捐款”，才举行了登基仪式，看起来难以置信。

这表明在吴佳幕府时期，皇帝在政治体系中一直处于无足轻重的地位。难怪室町幕府执事、著名武将高毫不隐讳地说:“没有皇帝不行，要么用木雕，要么用金铸，流放真皇帝。”尽管如此，皇帝和他的朝廷并没有被废除，而是被保留和延续了下来。主要原因是历代幕府将领可能不相信天皇是日本昭国之神的后代，但他们需要维持这样一个神话，以提升自己的地位，增加将领的权威。

就像中国的皇帝不得不通过宗教把自己神化为“天子”来加强统治一样，幕府将军们也不得不通过“一系列神”的后裔的宗教仪式来给予“征用将军”的称号，这就显示了幕府政权的合法性和崇高性。

总之，在古代皇帝制度的过程中，很多时候皇帝只是在形式上拥有任命将领的权力，而实际上被排除在权力结构之外。

在古代天皇制的早期，皇帝起到了促进封建制度发展的作用。况且天皇只是作为某种宗教信仰的象征而存在，或者天皇成为日本封建制度的陪衬和装饰。

现代天皇制:日本古代天皇制向现代天皇制的转变，即现代天皇制的形成始于1868年明治维新。

现代天皇制度形成的客观条件是，当时日本的资本主义因素虽然有所发展，但距离资产阶级革命爆发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日本在1854年被迫建国后面临的民族危机，迫使日本加快寻找富国强兵之路。

于是，在经济和思想准备不足的情况下，日本开始向现代社会转型。

这是日本历史上第二大内外因素的影响。

在这种转型中，日本统治者一心向西方学习，认为普鲁士应该是日本未来发展道路上的第一。

因此，在建立现代天皇制的过程中，大量照搬1850年普鲁士宪法和1871年德意志帝国宪法的明治宪法被制定为现代天皇制的根本法律保障，从而使日本成为半封建的资产阶级君主立宪制国家。

意识形态领域，在幕府末期尊王思祥大发展的基础上，神官地位提高，被忽视的神道提升为国教，向民众灌输忠于神化皇帝的封建帝制思想。

现代皇帝制度是在封建制度发展几千年后建立的，不可避免地继承了前代的许多封建因素。

这也是以普鲁士和德国为基础的改革的结果。

比如在法律上，一切国家权力都整合到皇帝身上，皇帝和封建时代的专制君主一样神圣不可侵犯。他的王位由一个长人继承，内阁只对皇帝负责，议会没有实权，就像一个咨询机构。

在社会经济方面，地方税改革虽然确立了土地私有制，但其目的并不是消灭封建地主租佃关系。

因此，农村的封建地主佃农关系一直在不断发展。到19世纪末，佃农耕地占全部耕地的40%以上，佃农和自耕农占全部农民的65%。

德川时代的封建等级地位制度虽然被废除，但其影响仍然存在于各个领域。

社会意识形态方面，封建意识形态大量存在，封建忠君、武士道精神发扬光大，封建家长制传统十分牢固。

正是由于上述明治维新的不彻底性，使得现代天皇制下的日本比其他封建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更具侵略性和扩张性。

于是，日本很快走上了对外侵略扩张压迫其他民族的道路，很快成为军事封建帝国主义和法西斯军国主义的国家。

从某种意义上说，近代日本给亚洲人带来灾难的源头是明治维新。

在现代天皇制中，根据明治宪法，天皇处于国家权力结构的中心，是天皇制的代表。

现代天皇制下的三权分立不同于西方的三权分立，但内阁、议会、军部各行其是，分别对天皇负责。

在这种认识的基础上，只要我们抱着现实的态度，就不难回答皇帝的战争责任问题。

应该说，由于明治宪法作为国家的最高法律，赋予了天皇管理国家事务的最高国家权力，天皇自然承担了一切重大国家事务的最高法律责任。

虽然明治宪法规定天皇的立法权由议会“共赞”，行政权由国务大臣“协助”，司法权由法院或军事部门承担，但如果从公平法律的立场来分析，明治宪法体系中的天皇不再是“虚拟君主”，而是“实体”，是制定法律和实施国家事务的主体。其他如议会、内阁等都是辅助机构和助手。

所以，副职承担主要法律责任是没有意义的。

有一种观点认为，虽然从法律上讲，天皇应该对重大国家事务负责，但明治宪法制度实行的是“不答制”，所以天皇实际上并不负责。

诚然，明治宪法的制定者伊藤博文在解释宪法时说“法律没有权力质疑君主”。因此，宪法关于皇帝权力的规定在实施时就成了“不答制”，皇帝只听不答诸侯的报告，后果和责任由诸侯承担。

其实实行“不答负责制”，虽然受古代皇帝制度传统的影响，但主要是为了维护皇帝的形象和权威。

而且，1990年向世界公开的1946年裕仁天皇的谈话记录，以及大量其他可信的史料表明，天皇虽然平时援引“不答制”，不干涉国家事务，但在关键的历史关头或重大政治事件和重要人事变动中，不得不参与甚至做出最终决定。

皇帝是国家权力的最高代表，是战争机器的操纵者之一。

天皇对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战争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当然，皇帝要承担战争责任，并不意味着所有战争责任都要由皇帝一个人承担。

客观来说，皇帝是被皇制的现代制度推到这一步的。

当时是政府和军事部门负责，被处决的各级战犯也有罪。

事实上，即使裕仁本人也不否认他应该为这场战争承担责任。

根据服务员藤田尚德的《服务员的回忆》和麦克阿瑟的《麦克阿瑟回忆录》，1945年9月27日天皇访问麦克阿瑟时说，“人民参战时在政治军事方面所作的一切决定和行动，我负全部责任”，“我自己的后果如何不重要，由你们处置。

但我请求联合国提供援助，这样人民就不会被生活困住。天皇在认识到战争责任的基础上，试图主动承担责任，以尽量减少战败给日本国民造成的损失。

从那以后，皇帝多次表达了这种感觉。

日本投降初期，天皇的战争责任不是问题。

许多国家要求对战争负责的皇帝受到惩罚。即使在美国，政府首脑也知道皇帝是战犯。

根据1945年6月的盖洛普民意测验，71%的美国人主张死刑、无期徒刑、流放或审判，只有7%的人主张政治利用或无罪。

只是因为国际形式的变化和美国占领政策从自身利益出发的变化，认为天皇的实力等于20个师的军队，保留象征性的天皇制度有利于美国占领，阻止日本人民革命，所以最终决定不审判天皇，不追究其战争责任。

这是当时国际环境和日本国内具体情况的结果。

皇帝并没有像一些德国纳粹分子那样逃避惩罚，他自己也不对这样的客观后果负责。

现代天皇制:现代天皇制的建立是在外力作用下实现的。

单方面占领日本的美国之所以保留天皇，建立象征性的天皇制，原因如上。

东亚的动荡和日本人民民主运动的高涨成为美国占领政策迅速变化的主要原因。

另一方面，在神化天皇的现代天皇制法西斯统治下生活多年的日本人，大多无法迅速改变思想，成为现代天皇制形成的社会基础。

根据1946年5月《每日新闻》对宪法草案的民意调查，85%的人支持帝制，13%的人反对，最低的工农支持率达到55%。这个数字与其他报刊上的许多民意调查结果联系起来，仍然可以反映事物发展的大方向。

现代帝国制度是战后民主改革的结果之一。

战后日本宪法是在美国的授意下制定的，是现代天皇制度的法律保障。

它排除了现代帝国制度的封建性质。虽然天皇是否是国家元首仍有争议，但实际上天皇作为日本和日本国民统一的象征，占据着国家元首的位置。

战后，日本宪法规定天皇“只能行使本宪法规定的关于国家事务的行为，无权处理国家事务”。

皇帝的“一切涉及国家大事的行动，必须得到内阁的推荐和承认，内阁应承担其责任”。

所以，皇帝是虚君。

皇帝的作用已经无法与现代皇帝制度相提并论，只能是象征性的。

换句话说，战争结束后，皇帝的角色只是一开始被使用。

如果没有利用价值，美国就废帝。

后来由于保守的资产阶级政党自由民主党长期执政，天皇对稳定政局和社会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从某种意义上说，这还是被利用的体现。

为了对天皇制度的发展前景做出令人信服的估计，有必要分析日本当前的社会全景和未来。

诚然，日本现在已经发展成为世界闻名的经济强国，日本国民的物质生活得到了极大的改善，这给日本的国内阶级关系和对外关系带来了一些引人注目的新变化。

但需要注意的是，虽然日本近年来经济发展迅速，但政治文化并没有相应发展。

自民党多年不改，导致日本政治的保守和腐朽日益严重。

政治体制改革大多流于形式，不可能彻底解决越来越频繁出现的各种弊端。

文化精神中的失落感和空空虚感日益强烈。

总之，政治文化发展的速度远远落后于经济发展和物质生活的改善速度。

这造成了日本社会发展的新失衡，使得日本社会的发展面临新的潜在危机。

日本经济、政治、文化的不平衡发展，让一些日本人回头从历史中寻找日本文化的“优秀”，为经济的快速发展做注脚。

在这部分日本人心目中，天皇和天皇制度堪称“优秀”日本文化的代表。

现在天皇和天皇制度在日本国民心目中占据什么地位？从裕仁病危去世期间的日本舆论来看，有一部分人反对天皇和天皇制度，但为数不多，行动困难，大部分人在压力下不得不保持沉默。

热心支持天皇和天皇制度的右翼势力正在进行肆意活动。

虽然大多数人并不热情支持，但他们并不反对天皇制。

1984年，共同社的民意调查结果显示，70%的日本人认为天皇处于象征性地位，77.3%的人主张维持天皇制度的现状，约10%的人主张废除天皇制度或给予天皇一定的政治权力。

此外，根据日本民意调查在1987年12月对8000人进行的民意调查，69%的人认为天皇是国家的象征，83%的人主张天皇制度应该维持现状。

根据《读卖新闻》1989年1月10日对3000人进行的民意调查，82%的日本国民不反对目前象征性的天皇制度。

这些数字反映了一个大趋势，即大约80%的日本国民不反对天皇制度，这是天皇制度存在和发展的社会基础。

可以预见，建立在这个广阔社会基础上的天皇和天皇制，不会在短时间内消亡。

所以，只要日本的发展道路在未来不遭遇重大挫折，不出现突如其来的风暴般的人民革命局面，那么，在人民惯性心理的影响下，天皇和天皇制度就将继续存在。

当然，总的来说，在日本和平发展的条件下，只要日本的资产阶级议会民主没有大的变化，虽然天皇和天皇制度仍然存在，但他们的影响会越来越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