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记忆 历史记忆 傅斯年：北京大学的史学大家 铁血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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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斯年主张从哲学和实证科学的角度来解释历史，从人们对历史事件的论述和历史事件的过程的双重视角来理解历史，为后世史学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傅斯年，本名孟真，是中国现代思想史上的重要人物。和胡适一样，他也是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1918年，罗嘉伦、毛子水等20余人成立“新潮社”，创办《新潮》月刊，倡导白话文，反对以“教条”为社会道德标准的中国传统思想倾向。但他当时的立场并没有大多数人理解的“全盘西化”那么激进。相反，他主张用客观、平衡的眼光看待历史。在《破坏》一文中，他提醒人们注意三点:“长期的破坏，看不到建设的原因，应该逐渐失去信用。”“如果在建设中留下长期破坏的精神，总会有比长期破坏更多的成就。”“说破坏就难免攻击别人:但一定要遵循“悲伤，不要快乐”的心理。所以他重视的是如何具有批判精神，避免偏见和片面认知带来的后果。
1916年考入北京大学，期间受到清代国学大师章太炎的影响。但胡适来北大讲授中国哲学史时，受到胡适中学通西学观点的影响，加入了“文学革命”的行列。后来，他发表了一系列文章，批评“国粹”未能重新审视中国传统文化和社会问题。《新动向出版主旨》一书中说:“中国社会极其奇怪。西方观察家总说中国有群众没有社会，中国社会是两千年前的初宗法社会，不适合今天。寻找它的真实，这个说法是对的。既然中国人没有生活，社会的真谛是什么？当然，这种观点与他接受西方自由主义的政治哲学有关。
将科学精神引入史学
作为一个历史学家，他留下了“上，寻青空，下，黄泉，用手脚找东西”，“史学是对史料的研究”等名句。他一生中接受了许多思想来源。如果要总结的话，可以说他不是只专攻一门知识的学者，而是广泛吸收了西方思想的成果，这是他在学术研究中重视实证科学作为基本方法和态度的部分。但我们不应误解傅斯年“史学即史料学”的说法，认为他只注重清代考据学者的研究方法，只从事琐碎的考据工作，完全忽视了整个社会事实。
事实上，他还提出“近代史只是史料的研究”，主张中国历史不应局限于传统的认识方式，而应广泛吸收西方现代自然科学和历史语言学的研究方法，从不同学科研究的角度促进历史的发展。因此，受西方19世纪伟大的历史学家Ranch的经验主义史学影响，他比较同一历史事件所揭示的信息，但又来自不同的史料，观察历史上实际发生的实物和人类语言事件，并照顾史料所呈现的“史实”的复杂性，从而获得更可信的史实。史学是以可信的历史数据为基础，利用其他实证科学研究方法作为工具，从其他学科中获取新的思想，这也是傅斯年领先于其前辈的地方。
文人与性如火
曾担任北京大学和台湾大学校长的知识分子诚实坦率地在20世纪40年代向国民政府的皇室亲属和开火，揭露孔的腐败和欺诈案件。1949年4月6日，国立台湾大学发生“四·六事件”，军队闯入校园，未经法律程序逮捕师生。他警告台湾驻军总司令部司令彭说:“如果有证据，就逮捕他们。如果没有证据，就不能直接去学校抓学生！我有个请求。当你今晚赶走学生时，你不应该流血。如果有学生流血，我会和你一起努力奋斗！」.之后开始在台大自由讲课和研究。
岳南曾在《傅斯年与陈寅恪》一书中这样描述他的性格:“以梁山好汉的相貌和热血”，“以高昂的心、眼和眼空一切，待人接物的态度薄如泰山之巅”，所以爱憎分明，绝不容忍与他行为相左的人。比如1945年，他和著名作家周作人吵过架，甚至领导过一次北大开除他的事件。由于周作人在日本侵华期间留在北京大学任教，被国民党定性为“汉奸”，又由于其民族主义立场，傅斯年对其归顺日本人十分反感，因此反对当时立场较为温和的教育部长朱家华，要求国民政府尽快将西南联大的学者调至北京大学，取消周作人的教席。周作人因汉奸被捕，次年5月被移送南京老虎桥监狱。周作人在狱中写了一首打油诗，讽刺傅斯年对国民党政权的奉承。
不管这件事是对是错，傅斯年于1949年随国民政府迁往台湾，出任国立台湾大学校长，主持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并在研究中保持严谨的学风。他一生著有《大东与小东》、《论所谓“五等爵”、“一夏冬学说”等同等的史学方法、中国思想史、哲学史著作，如《战国时期子氏家训》、《史学方法概论》、《古代生命指示辩证法》等。他主张从哲学和实证科学的角度来解释历史，从人们对历史事件的论述和历史事件的过程的双重视角来理解历史，为后世史学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史料胡适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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