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商的历史评价评价 晋商的历史评价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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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以前，山西南部是一个富饶的地方。

富盐的盐池位于运城，临汾和运城是产粮区，晋城和长治发展了冶铁和丝绸工业。

晋商最早在这一带从事商业活动。“开放中国制度”实施后，该地区的商人利用从事粮食贸易和靠近盐池的优势，从事盐业贸易，形成了晋商。

明朝中叶，在“折色制”取代“开放制”后，该地区的商人利用明朝政府开放北方边境贸易的机会，从盐业转向多元化贸易。

在这个过程中，他们组成了一个商业团体。

在《路畅盐法志》记载的五个纲中，鲁泽纲、平阳纲和周浦纲都属于这个区域。

至于从事其他行业的商人，其他地方建的会馆更多。

明代晋商和以后的徽商有两个共同点:一是以盐业为主；第二，依靠政商结合取得成功。

如今一些知名的晋商，如灵石王家大院主王家，阳城皇城祥符主陈家，都是明代官商大户。

当然，最著名的是周浦的王甲和张甲。

王氏家族的开创者是王献和尧尧兄弟。

二代尧尧第三子王崇古，嘉靖二十年进士，曾任兵部右侍郎、宣大总督。他哥哥王崇义是个大盐商。

是开创张事业的一代人。

第二代是嘉靖三十二年的秀才，张是内阁大臣，张是他死后的内阁首辅，他的弟弟张思觉也是一个大盐商。

而且，王崇古是张四维兄弟的叔叔。

两家联手，成为大商家，财大气粗。

著名人士王世贞说:“四味之父闫长路，积百万。

河东崇古盐。

相互控制对双方都有利。河东盐官高永春曾上书皇帝，“河东盐法之弊，当猖狂。”并要求“惩古，止四维。”当然，这件事终于结束了。

“折色法”实施后，也是张四维和王重谷共同推动了北方边贸的开放。

张和王的两个第二代官商结合，使财富“比初期增加了十倍以上”。

明末以后，这一代晋商基本衰落，与清以后的晋商没有直接的继承关系。

如果说有什么关系的话，那就是清代晋商继承了明代晋商的精神。

明代晋商王在遗嘱中，以“以义谋利”的经商精神留给后人。清代晋商将这句话改为“以义谋利”，成为贯穿晋商作为经营活动概念的红线。

清代晋商的中心是现在的晋中，从无到有。

他们也从事广泛的行业，但中心是划船、骆驼帮和票帮。

“船帮”是一个从事对日贸易的商业团伙，所以得名于以船为交通工具。

当年对日贸易主要是用中国的瓷器、丝绸和《四宝斋》与日本交换铜。

这种贸易，根据“东日本考试”，“一般大陆价一个，日本人可以拿五个；并退货，然后一赔二”。

晋商范玉斌之所以能够从事这种贸易，是因为他的祖父范在明朝灭亡之前就与满清有贸易关系，被封为清朝建立后的八大皇商之一。

康熙年间，当康熙率军平息噶尔丹叛乱时，贾凡承担了运送军粮的工作，为政府节省了600万两银子。

范氏家族从事对日贸易70余年，但到了乾隆四十八年，因经营不善，亏损严重而被没收。

其他几个从事这个行业的晋商都受到了影响，划船业衰落了。

“骆驼帮”是一个与蒙古、俄罗斯从事茶叶贸易的商业团伙。作为一种交通工具，它以骆驼命名。

这种贸易在明朝就有了，但在康熙二十八年，中俄签订《尼布楚条约》后，才真正兴盛起来，成为“帮会”。

《尼布楚条约》规定“有票就听交易”。

这为中俄贸易创造了条件。

晋商在湘、鄂、闽收购茶山，加工成俄罗斯人所需的砖茶，出口到外蒙古和俄罗斯换取皮毛和牲畜。

这个行业发展很快，年销售额在500-600万卢布左右，利润高达一半。

几乎所有的晋商都从事这种贸易，其中常家、曲家、曹家是最大的。

同治年间，由于俄国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茶叶贸易衰落。

十月革命后，茶叶贸易结束。

“票帮”是在原有典当业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第一家银行日升昌，三年前在道光成立。

之后全国有51家票号，其中43家是山西人办的，41家在齐、泰、平，只有平遥有22家票号。所以平遥在中国被称为华尔街。

晋商的票号分号遍布全国，甚至国外，被称为“现代银行的乡村祖父”。

票号的百年存在是晋商最辉煌的时代，所以有人用票号来代表晋商。

晋商被称为“世界第一商帮”。首先，他们的商业历史最长，作为商业团体活动的时间也最长。在商业上，他们实现了“商品穿越世界，与世界接轨”，成为富商。

但更重要的是，晋商的财富并不是像徽商、粤商那样来自于政府赋予的垄断权力，而是来自于自身的奋斗。

所以，经商致富的过程，也是带动各地经济发展的过程。

在内蒙古包头市，有一句话叫“先富生公，后包头市”。

这个说法是对乔氏家族在包头经营企业，建立起复杂的名连锁企业，进而带动包头经济发展的总结。

事实上，不仅包头，内蒙古也为其经济发展做出了贡献。

从明中叶到清初高潮，西口是山西人开发内蒙古的历史。

山西人去内蒙古从事农业和商业，这是内蒙古历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

辽宁也有“先有曹氏店，后有朝阳市”的说法，反映了晋商曹氏家族在该地区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晋商在全国各地做生意，会促进各地的经济发展。

包括北京、东北、西北乃至南方各省，都受益于晋商。

在经济中发挥如此重要作用的十大商业集团中，只有晋商。

晋商更突出的一点是，他们在长期的经营过程中建立了一套完善的企业制度，在十大商业集团中，只有晋商做到了这一点。

这个系统当时还挺先进的，今天看来已经过时了。

这些制度中最重要的是股份制。

晋商在嘉庆、道光年间开始采用股份制，道光元年是1821年，应该是19世纪初。

之后晋商企业逐渐普及股份制，19世纪初产生的银行全部采用股份制。

而且当年晋商的股份制并不落后于西方，具有现代股份制的三个基本特征:股权多元化、拥有相对控股的大股东、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

其次，晋商实行“用农村无亲戚”，可以将家庭管理转变为制度化管理。

由此，形成了一套完善的内部管理体系。

包括企业的组织结构、职业经理人的引进、人员培训、业务和员工管理、会计制度等。

该系统保证了晋商的有效运作。

最后，晋商采用了一种独特的激励机制——体股制，即员工可以通过体股参与公司分红。

这一制度保证了员工的利益与企业的利益相一致，有效地吸引了山西最优秀的人才到企业，激发了他们的工作热情。

这个制度，作为企业员工的共享制度，现在还在发挥作用。

这种创新制度的保证是晋商在封建社会能够达到经商的极致。

中国十大企业集团在经营中吸收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内容，如勤奋、诚信经营，但晋商将中国传统文化融入自己的企业文化，可以作为每个企业集团的榜样。

这表现在:一是以诚信为企业文化核心。

在经营中坚持“义、信、利”的理念，诚信的两个内容是具体的。第一，企业对客户的诚信，信奉“不如欠我，绝不欠别人”；第二，企业员工和职业经理人对业主的诚信是晋商成功的道德保证。

第二，做生意不忘爱国，发财不忘社会。

晋商在历次灾害中的救灾表现以及平时对社会和人民的关心也是十大商帮中最为突出的。

第三，做生意一定要学会做人。即使变富了，晋商还是坚持低调待人，要求自己有严格的道德标准。

今天乔家大院能完整保存下来，是乔家世世代代善于为人的结果。

晋商很多家族能存活几代，甚至十几代，就是因为这种善于为人的家族风格。

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元素体现在晋商成功的方方面面。只有晋商是十大成功将中国文化应用于商业实践的商业集团之一。

晋商辉煌五百年，灭亡于清朝。

它的消亡有其内部原因，也有外部形势的变化。

这些后面会分析。

当梁启超在1912年欢迎他的宴会上高度赞扬晋商时，他所说的“有这个历史和基础”绝不是一个场合。

他说经常在世人面前吹嘘晋商，也不过分。晋商受到全世界的尊重，不乏日本人和西方人的研究和赞誉。

但他所说的“能继续发展”只能理解为他的美好希望。

事实上，1912年，晋商作为一个整体消亡了，接待他的人都在挣扎。

晋商的光辉历史已经翻过。

对此任何人都无能为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