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家争鸣帝国时代的新历程 百家争鸣帝国时代的新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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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并天下不仅结束了春秋战国的政治乱世，而且终结了百家争鸣的文化盛世。中国从封建制王朝走向郡县制帝国之后，未能出现治国理论的创新，帝国的治理沿用的是儒墨道法的思想体系。儒墨道法毕竟产生于小国寡民时代，崇古和尚古从来都是出于政治的需要，不会真的不折不扣的落实，帝国的政治舞台需要的是能够适应时代需要的理论，而不是一成不变的经典。因此汉武帝之后儒家成经、孔孟成圣，但孔孟的理想在帝国从未变成现实，帝国政治的核心是变形的儒法结合体。了解诸子百家在帝国时代如何发挥作用，有必要回顾一下诸子思想发展的轨迹。 先秦诸子 治国之策 专家学者在讲百家争鸣的时候喜欢谈论各家的不同，将思想的碰撞作为论述的重点，事实上百家在各自着作中也确实立论鲜明，对其他各家的思想进行针锋相对的批判。比如孟子就毫不客气的批评墨子和杨朱，甚至破口大骂二人是无父无君之禽兽。 "杨朱利己，是无君也；墨子兼爱，是无父也；无君无父，是禽兽也。" --《孟子•滕文公下》 孟子的破口大骂说明了一个问题，即君主制是中国的基本政治制度，先秦百家争鸣的自由思想之下，也没有哪一家明确反对君主制。道家是唯一的例外，按照道家的理论推理可以得出不需要君主的结论，即便如此道家也没有明确反对君主制，更没有提出替代君主制的政治制度。因此诸子百家的治国理念其实都是围绕着如何维护君主制进行设计的，诸子在政治制度上其实毫无创新。 儒墨法三家既然目标一致、方法不同，帝国应用起来当然是取其精华、去其糟泊。墨家最简单，天志明鬼表明君权神授是精华予以保留，平等兼爱表明大公无私是糟泊予以抛弃。墨家的核心理念不被接受，墨家思想也仅在江湖帮派的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中得以传承。 法家是维护君主权威的一整套理论和方法，作为帝王之学帝国当然要将法家作为治国的指导思想。不过皇帝在对法家思想学以致用的时候，遇到了难言之隐。法家分为君主驾驭群臣的"术"和约束子民行为的"法"两个部分，庞大的帝国有着庞大的官僚集团，皇帝依靠权术驾驭群臣没问题，但中央管理地方也要依靠权术？县官管理乡民还靠权术？从上到下都搞权术谁来做事呢？帝王之术是为帝王个人量身定做的，不能成为为官之学。另外仅依靠权术治理群臣，皇帝当得就太累了。英明神武如始皇嬴政，依然被李斯和赵高所蒙蔽，导致大秦千里江山二世易主。 帝王想要的是忠诚贤良的臣子，况且帝国官僚集团十分庞大，官员从培养到选拔再到任用，皇帝以一己之力无论如何都无法承担。既然帝王之术无法成为为官之学，培养和选拔官员的官学就成为帝国迫切需要的学术。儒学照亮了帝国的政治舞台，儒家的忠君孝子、仁义礼智正是帝王希望官员具备的优良品质，儒学成为官学简直就是天作之合。儒家迅速成为帝国的官方意识形态，独尊的儒术统治官场两千年。 孔子作为先秦第一位大思想家，理想是恢复已经千疮百孔的封建宗法制，开出的药方是正人先正己，身为君主要保持自己的地位就要以身作则当仁者，通过推己及人的方式使周边的人都成为君子，乱臣贼子无处藏身，宗法礼乐得以恢复。郡县制帝国当然不想回到封建制王朝，正人先正己其实就是教人做君子，帝王自己当然不会认为自己成为君子天下就能大治，但帝王清楚的认识到如果别人都是君子那么天下一定大治！儒学就是教人如何做君子的学术，没有比儒学更合适成为官方意识形态的理念了。 做人之本 做好人、当好官，为官一任造福一方，这一点上皇帝的目标和儒家的理想十分一致。培养忠臣和良民就要从做人开始，做人就是处理人在社会上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和谐了，社会自然就和谐了。儒家定义了五组社会关系，分别是君臣、父子、夫妻、兄弟和朋友，在家做孝子、在外做忠臣，一个人在日常生活中保持高尚的道德水准，到了社会上才能以德服人，这就是儒家的基本逻辑。君为臣纲、夫为妻纲、父为子纲三纲，仁义礼智信五常成为帝国核心价值观。 仁义礼智信 只讲道义不讲利益不行，只讲利益不讲道义更不行。重利轻义的法家不适合成为做人的准则，皇帝除了自己之外，希望其他人都是重义轻利之人。重义轻利并不意味着不要利益，推行儒家思想依然需要用利益做杠杆，利益十分诱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学习儒学与为官一任造福一方联系在一起，读书人才有足够的动力穷经皓首的学习，儒家成为官方意识形态之后，成为入世者的精神家园。 读书人多、做官者少，未能获得做官机会的读书人需要儒学之外的精神寄托。而且饱读儒学经典获得做官机会的读书人，踏上仕途之时就是三观崩溃之日，同样需要儒学之外的精神寄托。儒家的理想社会是为君者德高望重、为官者仁义礼智、为民者忠孝贤良，君主、官员和平民的道德水准由高到低顺序排列。然而社会现实恰恰相反，忠信仁义之士在民间并不少见，在官场备受排挤，仁义帝王更是绝无仅有。 为官一任的读书人对儒学的不信任甚至超过了未能入世的读书人。道家建立的淡泊功名、道法自然的精神家园为这部分读书人提供了精神寄托。道家的人生目标是与世无争、自由自在，学习道家思想可以看淡功名利禄，追求心灵的大自由，道家成为出世者的精神家园。 儒家定义的君臣、父子、夫妻、兄弟和朋友五种社会关系其实并不是帝国治理的关键因素，君和臣、官与民、君和民才是最重要的三组社会关系。帝国也是围绕着以上三组社会关系完成政治治理的进化。皇帝心中三种关系理想的处理方式为，君臣关系用法家的权术驾驭官员， 官民关系要求官员按照儒家理念以德服人、以民为本，君民关系用儒家的君轻民重、以民为本唱高调，实际操作中君民不发生直接的联系，完全通过官员代理实现对平民的管制。所以实际上帝国政治要处理的就是君与臣和官与民两种关系，两千多年的中华帝国史，前半段的主要矛盾是君臣，后半段的主要矛盾是官民。 帝国之路 始皇登基到清帝退位，中华帝国走过了两千一百二十三年的历程，其中以宋太祖登基为分界线，可以分为前后两个阶段。秦汉到隋唐，是士族豪门与皇权争夺主导权的历史，以防范乱臣贼子为主导思想的儒家，在汉初就成为官方意识形态一点都不奇怪。皇帝需要忠臣孝子，培养官员的官学是仁义道德的儒学顺理成章。但是实际效果却非常一般。 儒学成为官学之后的统一王朝，一直到唐都是亡于乱臣贼子之手。西汉被天字第一号忠臣孝子王莽篡位，东汉亡于曹氏父子的僭越篡位，魏又被司马懿父子篡位夺权，西晋亡于皇家贼子的犯上作乱，结束南北朝乱世的千古一帝隋文帝是欺负北周孤儿寡母上的位，开创大唐盛世的唐高宗是隋的乱臣，被所有帝王顶礼膜拜的唐太宗是囚父弑兄的贼子，结束大唐盛世开启安史之乱的是大唐乱臣安禄山，在中国古代史上承前启后的宋太祖，也是篡位后周的乱臣。可见，强调思想品德教育的儒学在帝国政治中并不实用，从两汉到隋唐，风头一时无两的儒学也渐渐衰落，被佛学和玄学占据了高位。 宋太祖之后的宋元明清，乱臣贼子居然被治理的服服帖帖，虚伪至极的禅让闹剧再也没有发生，改朝换代不是因为农民起义就是由于异族入侵，其中明成祖的靖难之变只是小插曲，并未改变朱皇帝的正统传承。乱臣贼子不但在行动上被制止了，而且在思想上都被扼杀了。最典型的是平定太平天国后军政大权一手在握的曾国藩，其本人的思想意识中根本就没有推翻清廷取而代之的想法。秦汉儒学进阶版本的宋明理学取得的成就，简直就是不可思议。其实儒学和理学都没有多么大的魔力，利益和仁义要结合在一起，才能有效益。 帝国前期做官要靠出身，生在士族豪门才有加官进爵的机会，儒术虽然被独尊，其实学不学儒术与做不做官没有关系，两汉到隋唐儒学逐渐衰落就再正常不过了。印刷术的发明与改进到了宋终于使更多的人有了读书的机会，寒门子弟通过科举也可取士。佛学和玄学虽然兴起，但并不适合做官学，儒学依然是读书和科举的不二选择。儒学复兴和程朱理学其实并没有必然联系，科举取士才是儒学最大的幕后推手。 商鞅变法将封建贵族的世袭利益收归国君所有，国君再将一部分利益按照军功分配给平民，这种做法使秦军变成虎狼之师一统天下。宋太祖革新将士族豪门世代为官的利益收归皇帝，皇帝通过科举取士将这部分利益向所有人开放。官僚集团由家族世袭做官变成世受皇恩做官，士族集团被打散，乱臣贼子就没有力量犯上作乱了。 可惜中华帝国从未想过如何使帝国经济繁荣，让平民能够享受帝国强大的红利，这就造成宋元明清虽然防范住了乱臣贼子，但是对农民起义和异族入侵依然无能为力。历朝历代的国祚无法超过三百年也成为一道无法打破的魔咒，君主专制的帝国终于在治乱循环中走向了终点。 参考阅读： 百家争鸣武士没落文士崛起的时代 百家争鸣君臣父子怎样治国 百家争鸣仁者为何无敌 百家争鸣天下为公的社会 百家争鸣无为而治的天下 百家争鸣势术法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