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教的历史发展是怎样的请尽量详细

基督教的历史发展是怎样的？请尽可能详细。以下文字资料由边肖为大家收集出版。让我们快速看一下它们。

打出基督教改革运动的旗帜

:《1950-1992年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文选》作者:吴耀宗

引用词语

“中国基督教创新”是解放后的新口号。

在过去的三十年里，基督教在中国提出了几个口号。

第一个口号是“国内传教”，由中国信徒在1918年提出，当时是中国传教事业的鼎盛时期。

提倡这个口号的人都是热心的基督徒。他们觉得国外的宣传老师来中国是为了给我们打工，中国的基督徒也应该给自己园子里不信主的人打工。

他们最初的工作地区是云南和西康的偏远地区。后来短时间内也扩展到其他地方，但运动很快就萧条了。

其次是1922年在上海召开的全国基督教大会提出的“中国属于主”和“真彩色教会”两个口号。

所谓“中国是主的”，就是所有中国人都信基督教。

当时中国基督教的领袖们就像军事行动一样，在地图上清晰地显示出基督教已经“占领”和没有“占领”的地区。

这是大志，但也只是大志。

所谓“本色教会”，就是“一方面让中国信徒负起责任，另一方面发扬东方固有的文明；与此口号同时提出的“使基督教消除外来宗教的丑恶”，是另一个口号，即“自主、自立、自传”。

“自主”也写为“独立”或“自理”。

这两个口号是当时反基督教运动发动后提出来的。他们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洗刷基督教中“外来”的含义，因为当时反基督教运动的主要口号是“基督教是帝国主义的走狗”。

然而，时代不允许这场运动取得太大成功。

基督教的领袖们一方面对这场运动没有深刻的认识，另一方面，在不久的将来，所谓的“民族革命”投奔革命，与帝国主义妥协，基督教可以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环境中舒舒服服地生活。

其次，是1931年基督教协进会倡导的“五年奋进运动”。

那是九一八前夕，国家大事不好，人民情绪低落，基督教也受到普遍情绪的影响。

而且“中国属于主”的口号喊了十年，却没有取得重大进展，让基督教领袖们深深感受到基督教本身的软弱。

当时的口号是“求主启发我的教会，先启发我”。

最近，它一再倡导“奋进运动”。

这个运动是基督教理事会四年前发起的，解放后依然名存实亡。

我们现在提倡的基督教改革运动，在意义上与以前的运动是一致的，但在内容和本质上却有所不同。

解放前，中国处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之下，是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

过去在这种社会意识形态下发起了几次基督教运动，并没有超出这种意识形态的范围。

解放后的中国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垮台后的新中国，是新民主主义的中国，是走向社会主义道路的中国。

基督教改革运动就是在这样的新环境和新意识下提出的口号。

其目的不仅是为了清理过去基督教的个体弱点，而且是为了从根本上彻底改造中国的基督教，从而摆脱西方社会传统的影响和中国旧社会思想的羁绊，恢复耶稣福音的本来面貌，使基督教成为新中国建设的积极力量。

动荡时代的基督教

解放前后的基督教呈现出一种混乱、压抑的局面。

很容易理解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在过去的一百四十年里，基督教在中国的生活相对平稳。

庚子义和团运动和以后的几次反宗教运动，不过是树叶上的微风，并没有冲击基督教的脊梁。

基督教与这一时期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社会不可能有根本的冲突，因为它就是这样一个社会孕育出来的。

然而，中国的解放给基督教带来了一个不容易理解但又无法解决的现实。

中国的解放是共产党领导的，是唯物主义的，是无神的。

这看似意识形态问题，其实主要是利益问题，因为共产党想推翻现行制度，推翻现行制度，也就是基督教被它寄生和庇护的制度。

反动派和帝国主义者的宣传加深了这种恐惧和偏见。

现在，这场革命运动推翻了旧的统治，以闪电般的速度建立了新的政权。

我该怎么办？有些人犹豫不决，有些人被动，有些人在观望，因为他们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突然，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召开了，共同纲领通过了。

在CPPCC会议上，有五名基督教民主党代表。

共同纲领明确规定了宗教信仰自由。

这个事实在基督教中唤起了乐观和希望。

很多基督徒知道自己过去的忧虑过度，没有必要，也就释然了。

然而，过了一段时间，许多基督徒乐观的目光被一片乌云遮住了。

从老区到新区，不断传来苦闷的声音。

教会被借用或征用，圣经被没收，教会的许多工作受到阻碍。

这种情况不是普遍发生的；有些地方，尤其是大城市，几乎没有问题。

有些地方，问题是相互了解后解决的。

但是，问题既然出现，就往往被强调，被夸大，被扭曲。

结果，许多基督徒陷入了怀疑和痛苦的深渊。

基督教为什么会遇到困难

基督教的困境，主要责任应该由基督教自己来承担。

基督教同时代的人失去了他们的节日；基督教不仅在失去贞操的同时，还起到了反时代的作用——这是基督教遭遇困境的主要原因。

为什么说基督教同时代的人失去了节日？基督教和资本主义在意识形态上是同一个时代的产物。目前，基督教的信仰内容和仪式体系大多受到资本主义社会的影响。

除了这种影响，中国的基督教在过去的100年里当然也受到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影响。

这种复杂的情况使得中国基督教在中国社会呈现出两种不同的现象。

由于原始基督教的热情和革命，基督教对中国社会做出了相当大的贡献。

这种贡献不仅表现在教育、医药、慈善等基督教社会事业上，也表现在基督教对中国革命事业的影响上。

孙中山先生是基督徒。许多基督徒参加了五四运动、救国运动和其他革命运动。

为什么基督教的热情和革命在中国社会有更多发挥的机会？那是因为中国基督徒也是中国人，中国人受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压迫和剥削，所以，或多或少都有革命要求。

然而这只是真相的一面；真相的另一面是基督教目前遭遇困境的原因。

在基督教里，有很多缺点，比如言行不一，吃教腐败，门里水火不相容。

很多基督徒无法用言语和行动来见证耶稣拯救人和拯救世界的福音。相反，他们生活的表现往往会让教会之外的人鄙视甚至厌恶基督教。

其次，是一些基督徒的“闭门”主义。

他们手里拿着圣经，虔诚地祈祷，认为世界上所有伟大的事情都可以通过这个解决。

他们害怕“政治”；他们坚持认为基督教不应该与政治相关。

其实他们不怕政治；他们害怕的主要是他们认为的“左倾”政治。

他们不太关心维持现状的事情。

因为他们的“闭关锁国”主义，不了解现实，同时成为保守甚至反动势力。

其次是基督教与帝国主义的关系。

基督教和帝国主义有关系吗？基督教受帝国主义影响吗？关于这些问题，我们将在下面做出解释。

这里只需要指出，基督教与帝国主义的关系是目前基督教对外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也是基督教解放后遇到困难的最重要因素。

这一因素在个别事件中可能被夸大和扭曲，但不能否认这一因素的存在。

除了基督教本身应该承担的责任之外，普通民众对基督教的偏见，地方干部在处理宗教问题上的偏差，当然是基督教遭遇困境的原因。

基督教是“外来宗教”，是帝国主义的工具；基督教是迷信的，反科学的，是人民的鸦片。

这是普通人，尤其是受过唯物主义训练的人对基督教的看法。

基督教当然不是完全如此。

但是，基督教一般给人这样的印象，但这是事实。

更不幸的是，大多数人把基督教和天主教的某些成分混在一起，还把基督教和迷信反动的“会门”混在一起。

也就是说，基督教除了自身的弱点之外，还受制于其他与它无关的东西。

如何处理困难

基督教在新时代遇到困难并不是什么特别的事情。

中国社会已经从半封建半殖民地阶段走出来。

转向新民主主义阶段是一个巨大的变化；在这种转型中，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需要彻底的调整和转型，基督教也不例外。

这种调整和转型必然会带来很多问题。

基督教遇到的困难就是这些问题的一部分。

虽然每一个问题都有其特殊性，但在一个不断变化的时代，所有问题的普遍性都不容忽视。

问题发生了，怎么处理？短时间内，很多基督徒都在苦思冥想，为这件事担忧。

他们几乎想不到基督教的其他方面；在华北五省，我们已经收集了160多起关于基督教的案件，并送交有关部门处理。

个案也很多，我们已经尽量送到地方或中央处理。

一些案件得到了迅速和令人满意的解决。

在某些情况下，由于情况复杂或交换正式文件耗费时间，这些问题被拖延或无法合理解决。

地方和中央人民政府也将就这些问题发布一些指示。

1949年12月，湖北省人民政府为了贯彻尊重宗教信仰自由和保护教会的政策，向各级政府发布了总命令。

1950年1月6日，中央人民政府内务部发布指示，“政府机关和部队应协议借用教堂房屋”。

同年1月22日，中央人民政府主管部门对平原省人民政府提出的关于城市房产房屋的问题进行了详细解答，其中有几个是关于教堂房屋的问题。

同年2月1日，湖北省人民政府向所属机关发出通知，要求尊重宗教信仰自由，保障教会。

这些文件都证明了人民政府对此事的关注。

但由于很多问题无法在短时间内解决，有人认为这件事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其实并不是这样。

1950年4月，一个基督教代表团访问北京。代表团由CPPCC宗教民主人士、中华全国基督教协会、中国基督教全国协会、中国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和中国基督教女青年会全国协会的代表组成。

当他们结束了对基督教组织的访问后，他们去拜访了一些政府首脑和人民组织的领导人。

他们还参加了CPPCC全国委员会宗教事务科的两三次研讨会。

在他们的访问中，最重要的是他们与周总理的三次谈话。

除了代表团成员邓、刘良模、屠呦呦、崔宪祥、艾念珊以及本文作者之外，还有来自京津的基督教领袖赵、卢志伟、蒋长川、、、庞慧婷、赵福三、凌、陈文润、刘伟成、杨、邓锡三、霍等

我们拜访周总理的主要目的是向他汇报解放后基督教的概况，请他帮助我们解决基督教目前遇到的困难。

周总理对我们的报告表示了极大的关注。

听了我们的报道，他表达了自己对基督教的看法。

他承认基督教在过去对中国社会的贡献。他认为，在新民主主义阶段，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可以并存，也就是说，信仰宗教的人和不信仰宗教的人可以在《共同纲领》的基础上长期合作；即在社会主义社会，只要是人民需要的，基督教还是可以存在的。

当我们向周总理讲述20多年来基督教所倡导的自治、自立、自传的理想时，他不仅表示赞同，而且还大加赞赏，认为这是基督教今后必须遵循的道路。

但周总理讲话的重点是指出基督教与帝国主义的历史联系，以及帝国主义在当前国际形势下利用基督教进行反革命工作的事实和可能性。

基督教与帝国主义的关系这一话题，在参与谈话的基督教人士中并不完全是新话题。

然而，周总理的清晰分析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和鲜明的启示。

这是什么启示？简单来说，这个启示就是:“基督教应该自动消除帝国主义在其中的力量和影响。”对于一个没有参与对话的读者来说，理解这句话的意思并不容易。

基督教为什么要消灭帝国主义的势力和影响？这件事和基督教的很多问题有什么关系？接下来我们简单回答一下这些问题。

基督教与帝国主义

基督教本身就是传教运动。

使徒保罗是第一个也是最伟大的基督教传教士。

一个信基督教的人，被耶稣福音抓住了，变了，忍不住宣传自己的感受。

保罗说:“我若不传福音，就有祸了”。

基督教最早传入中国，除了少数别有用心的人，完全是被这种纯粹的动机所驱使。

到目前为止，国外的宣老师大多是带着一个纯粹的目的来中国的，至少在主观意图上是这样的。

但是，基督教虽然是一种崇高的宗教，却是拯救人民、拯救世界的福音；虽然大多数宣老师等基督教领袖主观上是想为中国人民服务，除了宗教之外没有别的意图；基督教可能被扭曲，被利用。

任何一种宗教，任何一种教义，任何一种教义，都是可以被歪曲和利用的。

基督教的历史和世界文化思想史可以充分证明这一事实。

基督教从西方传入中国。西方国家都是资本主义国家；从19世纪中叶开始，这些国家大多成为帝国主义国家。

基督教在这些国家的培育和传播不可能受到这些国家文化的深刻影响。

如果说文化是一种意识形态，那么它当然反映了一个国家的社会物质生活。

在这样的情况下，从西方传入中国的基督教，也无法免受西方国家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影响。

基督教传入中国不久，帝国主义就开始在中国活动。

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是靠不平等条约规定的特权，很多不平等条约是因为教案纠纷而缔结的。

在此基础上成长起来的基督教，不可避免地被普通人视为“外来宗教”。

外宣教师，受不平等条约庇护，住高楼，享受特权；有时候，他们会根据情况支配人。

基督教学校的教育，甚至教会医院的服务，都带着异国情调。

如果这种洋气只是纯粹的洋气，也不算太差；但所谓洋气，是和帝国主义分不开的。

过去基督教学校教育的奴役就是一个例子。

国外宣传老师宣传的宗教呢？好像宗教就是宗教，宗教里不可能掺杂其他成分。

但事实并非如此。宗教是文化的一部分，所以也是意识形态。

宗教追求的是绝对真理。但是，任何时代的宗教都不是绝对真理，甚至不是相对真理。

历史上许多罪恶都是以宗教的名义犯下的；帝国主义是这些罪恶中最邪恶的。

但是，帝国主义与基督教的关系并不容易被普通人认同。

鸦片战争，中日战争，八国联军之战，日本侵华——这就是帝国主义，大家都看得到。

然而基督教中的帝国主义往往是看不见的。

基督教是如何与帝国主义产生关系的？帝国主义不仅是飞机大炮，还有间谍等秘密工作，可见一斑。

还有一种无形的帝国主义，就是帝国主义通过文化、思想、教育甚至神学的影响。

举个直接的例子。

美国入侵朝鲜和台湾是帝国主义，谁也不能否认。

在中国基督徒中，很多人表达了对美国物质文明、美国所谓的自由民主、美国式生活的无限向往。

从这种向往中，他们对美国文化产生了一种错觉和幻想。

现在呢？这种幻觉和幻想被部分打破了。

近两个月来，基督教团体和个人在上海、南京、镇江、广州、韶关、北京、Xi、太原、兰州等地发表宣言，反对美帝国主义侵略台湾和朝鲜，反对美国飞机大规模屠杀朝鲜和平居民，反对美国飞机侵略我国及其暴行。

这是一个明确的表述，证明中国基督徒已经开始了解美帝国主义的真面目。

但是，这个帝国主义在基督教中是如何发挥作用的呢？让我们具体而坦率地说。

美国的宣传老师绝大多数是反苏反共的；大多数美国宣传老师对中国革命的态度是反对或怀疑的。

即使他们表示同情，这种同情也是有限度的。

美国呢？毫无疑问，他们不承认美国社会制度存在根本性的问题。即使他们承认存在一些问题，他们也认为这些问题是可以改善的。

他们当然不承认美国是帝国主义国家。

至于美国的总体国策，即使他们不能完全同意，至少也基本同意。

他们认为美国人的生命是最宝贵的；他们认为，实行美式生活的是“自由世界”；他们会不惜任何代价保证这个“自由世界”的存在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