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返城 知青之父”赵凡追忆知青大返城始末

有时候时间就像砂纸，会打磨记忆中最光辉的部分。

在北京三里河白沙沟小区10号楼，记者坐在92岁的赵凡对面，回忆30年前的蛛丝马迹。有时候记不清了，也没有资料可以参考。老人向后靠在沙发上，感叹道:“现在没人研究这个了。”

1978年12月，时任农业林业部副部长、国家农垦总局局长赵凡受中央派遣赴云南调查国营农场知青问题。当时他的另一个身份是国务院知青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

赵凡，原名赵友成，1937年参加彭雪枫领导的八路军“学兵队”，1945年8月赴北平从事地下工作。1949年6月起任中共北京市委秘书长、副市长、常委、书记。“文化大革命”期间，赵凡被拘留了10年，1978年3月重返工作岗位。

1978年，云南群情激奋，要求回城知青在昆明停火车请愿。赵凡和云南省负责人到达昆明的第三天，一个知青请愿团也到了北京。

赵凡率领的国务院调查组于1978年12月25日抵达昆明，1979年1月28日返回北京。在此期间，他们以国务院知青办的名义，向国务院汇报了《关于处理部分地方知识青年上访闹事问题的报告》，提出了解决知青问题的六点意见。

除了提高农场工资等内容外，报告建议:参照此前规定办理医疗退休和困倦退养办理返城；城镇职工退休后，可以由子女代替，子女是农场的知青；在城市招录时，允许到农场把知青转移到农村；从上海郊区到农场的年轻人可以被允许回到他们的家乡。

国务院很快批准了这个报告，知青回城的大门正式打开。

2003年，赵凡受四川知青邀请，到成都做客。知青后来给他发了厚厚的画册，上面贴满了他们在成都相处的照片。空白字处写着敬语，第一个是“建设兵团知青之父”。

■我们的立场与您的相同

知识青年下乡运动始于1955年。毛泽东在《中国农村社会主义高潮》一书的评论中写道:“农村是一个广阔的世界，有很多事情要做。”

从那时到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国有农场先后接收了290万知青。然而，随着政策的放松，到1978年底已经有130万人离开。对于剩下的160万人来说，心中的烦躁和渴望，让他们看起来像是一股方向不明的炽热岩浆。

1978年10月中旬，云南景洪农场教师、上海知青丁慧敏给时任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写了一封公开信，希望在中央的帮助下回到这座城市。

知青在这个时候提出这个要求，绝非偶然。10月31日，第二次全国知青工作会议即将开幕，知青们都希望这次会议能彻底解决返城问题。

会议延期了。11月，又发生一起事故:西双版纳橄榄坝农场一名上海女知青在农场卫生所分娩时大出血死亡，导致数千人抬尸游行，即所谓“橄榄坝事件”。然而，知青们仍然希望会议在北京举行，并很快恢复了平静。

12月10日，为期43天的会议终于结束。会议决定，继续坚定不移地落实知识青年下乡政策，今后边疆农场的知识青年将作为国有企业职工对待。这就是著名的《知青工作四十条》。

数百万期待已久的农场青年失望了。12月16日，云南农场第一批上访群众徒步出发。12月18日，丁慧敏带领第二批上访人员徒步北上。12月24日晚，第一批上访人员在昆明火车站未能登上列车，开始躺在轨道上。

刚刚参加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赵凡和云南省委书记安平生接到国务院值班室通知，立即前往云南处理此事。当赵凡到达机场时，安平生的专机已经出发了。

李先念说知青有四个不满意:知青不满意、父母不满意、农民不满意、国家不满意。邓小平还说要解决知青问题。政治局和国务院开了几次会，都很难解决。去云南是中央对我的信任。我是农垦局长，在国营农场给知青闹事，我责无旁贷。

到昆明后，连夜到农垦总局了解情况，然后和各级同志开会。省里有同志说，知青造反，要公安解决。我说中央没有这个精神。后来，成立了一个领导小组来解决知青问题。有五个人:我，云南省长，两个省委副书记，国务院知青办副主任许发。第四天，我开始和知青代表开会。4名知青上午发言，称省内调查结果有误。我说，要调查清楚事实，知青是有内在矛盾的。现在，国务院三次指示，派出调查组，不仅要解决你在车站躺在铁轨上的问题，还要解决云南的知青问题。我也是知青家长，我一定会关心你的问题。下午两位知青代表来了。我说，你要顾全大局。我们的立场和你的一样。

调查组包括农林部、国家农垦总局的同志，以及知青最多的四川、上海、北京的同志。晚上我们和省市的同志开会，报告说又有6个知青代表失踪了，就是他们去了北京。调查组的四川同志说，只要和云南商量，四川知青可以分批返回四川。这是第一个让知青回去的省份。

云南的同志说，主要是上海的问题，上海有一万多农民，不明白为什么来云南接受贫困下中农再教育。我说，如果你是农民，你必须回去。聊完之后，知青们心情都不错。到云南前五天，我在做这些工作，和知青代表谈话，稳定他们。

■中央政府正在谈论真相

12月25日，中央政府向云南省革命委员会发出并转交各国农场的三个指示也发出了。第一个要求是坚持全国知青工作会议形成的文件；二是派调查组到云南，听取国有农场青年职工的意见；第三，知青必须停止堵车、阻碍铁路运输。

调查组与知青代表协商后，前往情况严重的西双版纳、德宏进行详细调查。

西双版纳农垦分局最多3万人罢工。西双版纳书记通报，闹事者分为四类:自愿参加罢工的骨干，64人；随波逐流，这样的人多；上班，罢工；不参加罢工但请病假或事假在家的人。通往勐腊的道路也被切断，数十辆军车被堵在那里。当时边境紧张，铁路被切断，公路被切断，形势非常严峻。

我们被分成八个工作组，去了八个农场。我跟这些农场的书记和场长说，知青的工资要在停工期间发，中央说的是实话。使用军队也有快乐的方式，但那是“四人帮”的做法。

自从工作以来，我从来没有遇到过这样的事情。狗咬刺猬也做不到。然而，向诸葛亮学习而不向张飞学习是一种人民内部的矛盾。我告诉他们，冤案、假案、错案要由政策执行团队来解决，可以包括知青。

我去农场，知青住的房子就倒了。每天吃三两个白萝卜，一年吃六两肉，少吃三两油。东风农场称，一名女知青偷窃并游街示众。知青到了农场，管理不好，有些人违法乱纪。知青不满意，家长不满意，矛盾很深。这不是坏人能煽动的。结果1月8日，我们被告知蒙顶农场绝食，知青一天发200多份电报，放我们走。我们晚上8点出发，跑了一夜一天，终于到了孟定。

1月10日上午，我们与知青代表交谈。他们说:“请见见大家。我说:“我们去见见他们，把中央的政策说清楚。

当时是下午4点，好像是在农场招待所前面。有数百名儿童跪在地上。他们哭，我也哭。我迟到了！我打了几十年仗，解放已经很久了。怎么会有这样的情况呢？

我跟知青说我也有孩子插队，我也是知青的父母，所以我必须把你的情况向中央汇报。我说这话是发自内心的。我在北京地下工作，两次被国民党抓。我只想让孩子们过上好日子！我告诉孩子们，你们应该先回去，因为你们晚上在这里受冻生病了，身体也毁了。以后回城里就不能工作了。你必须给我们时间来解决这个问题。

■是大治愈的时候了

国务院调查组抵达云南时，知青代表也于12月27日抵达北京。国家农垦总局为他们安排了医疗、住宿和伙食，给他们每人一件崭新的军大衣。知识青年代表表示希望会见邓小平或其他国家领导人。1979年1月10日，他们会见了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王镇和民政部部长邓华子。

王镇说，10年后，你本应该好好上学，但却被耽误了。你们也是受害者。现在是进行大治理的时候了，我们不能再让那种动荡的无政府状态出现了。

1979年1月23日，国务院召开紧急会议，原则同意国务院知青办1月18日提交的《关于处理信访问题的请示报告》中提出的六点意见。

从勐顶农场回到西双版纳后，我们和所有的调查组组长和农场领导开了个会。我说，以前我想把知青问题稳定下来，但是经过这次调查，我的看法变了。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这一次，不如来来去去。别搞得一团糟。

调查组开会时，知青多的上海、北京、四川的同志在一起讨论如何解决问题。知青的要求很简单，回到城市就能解决问题。然而，上海的同志们觉得很难。当时上海只是喘口气，一下子回去了那么多人，压力很大。

回到昆明，我和安平生同志谈了谈。他说，云南省委有办法解决知青问题，就是要下决心。云南省委也同意四川省委提出的办法。我们给中央发了这个电报:如果你愿意，欢迎留在农场。当然，我们希望留住更多的知青，搞好建设。任何不想留下的人都会走。这是我们调查组的意见。争取在两年内分四批完成。我们和上海、北京的同志谈话，一开始他们很着急，但这是知青必须回去的地方。经过几次谈话，他们同意了这个意见。

云南省委后来召开了两次常委会，开始讨论如何安排知识青年离开农场。需要有时间安排，需要有手续，分批走。

在昆明会见国营农场党委书记。我说，这次会议要重点研究三中全会文件，实现工作重心转移，迎接经济新发展。但还有更紧迫的问题。知青闹事是人民内部矛盾，只要采取正确措施，是可以解决的。我们要深刻领会三中全会精神，振奋精神。来的时候还带了策划组和机械化组。我们仍然需要把国有农场经营好。

■大家都知道知青该回来了

1979年2月至5月，云南农场知识青年的回流率达到90%以上。到1980年，云南农场只剩下3000多名知青。返回城市的浪潮随后蔓延到全国。

1980年，中央书记处决定，从今年暑假起，应届毕业生不再下乡，下乡运动结束。

后来在国家农垦总局的会议上，我得出结论，知青不仅是云南的问题，新疆、黑龙江、上海、北京都存在。如果处理不好，工作中心很难转移。

为什么不让知青下乡？这是毛主席决定的。但是这么多知青被送到云南，吃不饱饭。动荡之后，政策变得更加混乱。时局好了以后，人们想改变这种做法，但是有人反对。所以知青工作会议很吵，最后没有让知青回来。但是1978年，我们拨乱反正，大家都知道应该让知青回来。所以我去云南解决知青问题，不是我个人的功劳。我是执行党中央的决定，这个功劳是属于党中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