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阿大 王洪文的“小兄弟”陈阿大沉浮录

陈阿达

文本/费霞

许多老上海人仍然记得陈阿达这个名字——他是王洪稳的“小弟弟”。文革时起兵造反，成为上海负责劳务交流工作的领导，也成为中国共产党第九、十届代表。后来，随着“四人帮”的垮台，他消失了，消失在政治舞台上。回顾陈阿达的人生道路，有助于读者对文革有更深刻的认识。

著名的叛军领袖

陈阿达祖籍浙江省绍兴县洮南乡。1958年，16岁的陈阿达成为上海中华造船厂的一名工人。

1961年夏天，19岁的陈阿达顺利通过各种考试，成为一名解放军战士。退休前，陈阿达被提升到上士的军衔。现在部队给他写的评议材料中，有这样的话:“不怕苦、不怕累、不怕脏，积极努力完成任务”，“组织纪律性强”，“三·八作风扎实，尊重领导，服从命令，有求必应”。

1965年春，陈阿达退休回到上海，被安排在上海梁公阀门厂当工人。在此期间，陈阿达曾是车间里的安全员和民兵排长。

陈阿达不久就退休了，正赶上全国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陈阿达出生在一个贫穷的家庭，我是一名工人，当过兵，他的根是鲜红的。虽然他文化程度较低，不是党员，但仍然受到重视。“四清”运动开始时，工作队让他作为工人代表参加工厂的“四清”工作。但毕竟他的文化程度不高，也做不了更多的核心工作。他所做的就是征求群众的意见，然后向上反映，让专案组对群众的想法和情绪有所了解。因为他到厂后表现不错，1966年1月，厂里组织了一个小组发展，他也加入了这个小组。

在“四清”工作中，陈阿达了解到厂内群众对领导的意见比较多，他自己也对厂领导有看法。他的文化水平不高，所以工厂领导不会让他做一些事情。他觉得领导不把他当主心骨。这让他对工厂领导感到不满。

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爆发，梁公阀门厂陷入动荡。在全国政治风潮的影响下，工人们开始向工厂领导提出各种意见，但大多数都是小事。

起初，陈阿达也给领导们提了一些这样或那样的意见。后来觉得这些意见解决不了问题，就把厂领导的问题扯到路线问题上，率先贴出大字海报抨击厂领导“路线问题”。这张大字海报在工厂里影响很大。此外，陈阿达在辩论中声音很大，经常以一个工人的角度批评所谓的“保皇派”，这使得他的发言极具煽动性。陈阿达知道工厂领导有很多“问题”，敢于揭发，使得一些造反派愿意追随他。就这样，陈阿达身边聚集了一些叛军，他很快就成为了这些叛军的核心人物。

后来，在他的倡议下，这些造反派联合成立了梁公阀门厂革命造反派总队，陈阿达成为“司令”，成为梁公阀门厂著名的造反派首领。

1966年11月，上海跨行业造反组织——上海工人阶级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成立。陈阿达、王洪稳、潘国平、黄金海、叶长明为发起人。组织成立核心组织常委会时，陈阿达当选为工商总局常委。此后，他和王洪稳相识并建立了密切的关系。

陈阿达崇拜王洪稳，而他自己就是被王洪稳争取过来的人。陈阿达曾对他的人民说:“我们必须跟上王洪稳，谁反对王洪稳，我们就告诉他尝尝！”由于陈阿达对王洪稳忠心耿耿，王洪稳也很信任陈阿达，把他视为自己的“五虎将”之一。

掌握权力

陈阿达紧跟王洪稳，王洪稳叫他做什么他就做什么。陈阿达饰演为王洪稳而战的角色，被称为“勇猛的战士”。

1967年1月，上海人民公社成立，经王洪稳推荐，张春桥同意，陈阿达成为公社社员。2月，上海人民公社改为上海革命委员会，这是王洪稳推荐，张春桥同意的。陈阿达成为市革命委员会常委，主管劳动战线工作。从此，陈阿达进入了上海领导的行列。

但是，毕竟陈阿达的文化程度低，写个简单的纸条也避免不了错别字。怎么办？陈，有办法。他选了一些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当秘书，让他们为他写演讲稿。当他需要在任何会议上发言时，他让他的秘书代他发言。写完手稿后，他在会上根据手稿阅读。

陈阿达下去视察工作时，要求秘书先把一些文件规定的条款写下来。对方汇报时，他提出了一些需要解决的问题。他让秘书写的规定过来，按规定说一些原则性的话。有一段时间，他的这种做法也吓坏了一些人。有人认为陈阿达“政策水平高”，“工作有原则”。

陈阿达成为革命委员会常委后，并没有放弃对原单位上海良工阀门厂的控制。他仍担任梁公阀门厂革命委员会主任，并安排亲信把持该厂大权。

陈阿达利用自己主管全市劳动战线工作的条件，安插了许多亲信担任劳动战线各单位的领导干部。他所有的亲信都对他唯命是从，以至于他控制了劳工阵线的权力，一旦有什么事情发生，他对一切都做出了回应。

入党突击

文化大革命前，陈阿达只是共青团员，没有入党或写入党申请书。“文化大革命”后，他忙于造反，没有想到入党。在党的九大之前，张春桥有一句“名言”:要让那些在“文化大革命”中崭露头角的“革命者”入党，成为党的新鲜血液，“造反派就是入党当官”。陈阿达的本性也被张春桥看中了。作为意外入党的对象之一，即使陈阿达不是党员，他也被“任命”为九大代表。

为了让陈阿达迅速入党，张春桥、姚亲自到凉宫阀门厂召开党建工作座谈会，动员陈阿达入党。但是陈阿达觉得自己是个搞派对的，不知道需要先写申请。这让张春桥和姚非常着急。他们请上海革命委员会的一名常委同陈阿达谈话。没想到，不管怎么“启发”，陈阿达就是不知道怎么先写申请，而是瞪着眼睛大喊:我早就是党员了，你要我怎么做就怎么说。常委不得不指出，你应该写入党申请书。陈阿达突然意识到，她赶紧说:马上写，马上写。

在书记的帮助下，入党申请书写好后，张春桥、姚阅读了陈阿达的入党申请书，指示尽快发展陈阿达的党员身份。

张和姚都有指示，下面马上就要执行。10月19日，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王秀珍、市革命委员会常委黄涛亲自到两工阀门厂落实陈阿达入党事宜。他们一到工厂，就立即安排工厂革命委员会党的核心小组开会。当天，该厂金工车间召开党支部会议，讨论陈阿达党员发展问题。

王秀珍事先对陈阿达在梁公阀门厂的亲信做了很好的工作，安排了一些人在会上发言，并称赞陈阿达使他顺利入党。从写入党申请书到被发展入党，用了不到十天的时间。陈阿达的入党申请书，我们现在从档案中看到，日期是“1968年10月10日”。

陈阿达入党不到两个月，就被张春桥任命为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这也创造了一个记录。从陈阿达入党到成为九大代表，速度之快，连入党申请书都忘了让陈阿达填。陈阿达被任命为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然后其他人写了入党志愿书。事后，陈又复印了两份。

策划武装叛乱的先驱

陈阿达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后，虽然职位不变，但仍是上海工贸集团的负责人，但实际地位比以前高得多。陈阿达将被邀请参加任何重要会议，尤其是劳工方面的会议。陈阿达一点也不客气。每当有会议，他都会在会后过来发言。

陈阿达从心里非常感谢张春桥、姚和。尤其是对王洪稳，我很感激。他知道，没有王洪稳的认可和提拔，他不会有今天，他决心永远跟上王洪稳。陈阿达也被认为是王洪稳的“小弟弟”，王洪稳的“五虎”之一。

1976年，周恩来去世，邓小平战败，毛泽东病重，“四人帮”加紧篡党夺权。他们甚至考虑过武力夺取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计划，但他们急于夺取军事权力，因为他们手中没有军队。在此期间，王洪稳开始密谋在上海建立“第二武装”。

陈阿达是王洪稳建立“第二武装”的领导人之一。那段时间，他经常到各工厂传达贯彻“王副主席指示”，视察民兵工作，特别是给民兵发枪工作。他还安排他的亲信在各工厂的民兵中训练应急战术。一旦上海被围困，他将反击并进一步向北推进，坚定地为王洪稳而战。

1976年10月6日，“四人帮”被逮捕。虽然中央政府封锁了消息，但上海的“四人帮”残余分子从各种迹象中猜测，他们的“四大头目”可能出事了。因此，他们开始策划武装叛乱。

10月8日，“四人帮”在上海开会，策划武装叛乱。陈阿达跳得最欢，跑到民兵总部安排布置，和集中的民兵说了动员的话，安排了突击和鸣枪。10月9日凌晨，在王秀珍的号召下，陈阿达等人前往上海市民兵总部第二指挥点开会。他们认定中央政府发生了反革命，修正主义上台了。这是右派的政变，我们要和他们斗争到底。

陈阿达站起来，握着拳头说:“现在就做！陈阿达拿出了出生在船家，熟悉水路的本事。他提议在吴淞口击沉一艘万吨级的大船，封锁航道，使他们的军舰无法进入；调几辆大货车，把钢厂的钢锭拉到机场，扔到跑道上，封机场，阻止他们的飞机在上海机场降落！

然而，历史潮流不可阻挡。陈阿达紧跟王洪稳、张春桥，在“文化大革命”中制造事端，爬到高位，在“四人帮”垮台时策划武装叛乱，最终难逃历史的惩罚。“四人帮”被捕后，中央迅速稳定了上海，并很快改组了上海市委。陈大同与上海“四人帮”的亲信一起，被中央隔离审查，后来被判处有期徒刑16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