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退民进 揭秘130年前日本的“国退民进”
刻骨铭心1861年，外国船只在横滨港进行贸易
日本和中国现代经济的起点几乎相同。在外部力量的冲击下，在学习外国控制外国的指导下，日本和中国的现代经济是从官办企业和半官办半商企业起步的。
早在明治维新之前，日本幕府和诸侯就已经开了不少企业。明治维新废除藩属县后，这些由幕府和藩属经营的造船厂、铁厂、矿山等企业都交给政府直接经营。明治政府起初认为这些新企业应以官营为基本原则，这是设立工信部的主要目的。除了政府经营的企业，政府还从私营部门筹集资金，成立了许多半官方半民间的企业。最典型的是1870年由三井集团和小野集团联合成立的轮船公司，后来成为“邮政轮船公司”。
这家企业拥有政府的5艘船和各诸侯委托的8艘船。中央机构商法部负责各条航线的货物和旅客调运，并给予许多优惠条件，如优先运送政府委托的贡米、获得补贴等。然而，在这个典型的“国有企业”中，很快就发现了以下弊端:政府拥有很大的管理权，并从私营部门在总经理之上设置了经理和官员等职位。这些前官员往往不知道如何操作，却热衷于中饱私囊。此外，与船上主管和高级船员直接相关的“船舶管理人”、“会计”和“引航员”大多名存实亡，无所作为。
邮政运输公司的情况并非如此。被称为“样板工厂”的官办、半官办、半民办企业大多“成本过高，盈亏难抵。”有报道严厉批评:“做样板厂是不可能的。而且，政府设置的工厂必须遵守官方规定，所以和我们公司的工厂相比，人多，所以有很多多余的费用。”而且，“生意总有一些威望，让人敬而远之”。
思想家对官办企业的抨击
政府直接处理产业是不合适的，这是政治经济学观点下政府导向和有限政府理念的体现。明治初期影响很大的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当时就知道这一点。他认为政府的作用是调节人们的生活，维持一定的秩序。政府不应该干涉人们的经济活动，而应该允许人们自由行动。他暴力攻击政府经营的企业和半政府半民间的企业。
当时的情况显然不好，政府几乎控制了所有的领域。在1877年写的《分权理论》中，福泽谕吉指责“专制的分裂”，说:“你想做生意吗？不依靠政府，就拿不到赚钱的钱。偶尔，人们不得不依靠政府，但政府已经独自带头。你想开垦土地，挖矿井吗？结果会一样。”
福泽专门批评官办企业，说:“对于那些过去是附庸，今天是官员的人来说，从事工商业是他们最短的地方。此外，资本自由远未超越日本政府。不善于做生意的人手握巨额资本，绝对不可能指望不浪费。这一点从旧幕府结束到改革以来的现实就可以看出来。”
福泽谕吉的想法并不完美。西周的另一位启蒙思想家也讨论过:
政府之所以是政府，只在于能够区分官方诉讼和裁判国民的是非。但是涉及到农工商，政府总是夹在中间，发号施令是政治经济学的禁忌。……应该尽快废除。
田口茂纪是明治初期的经济学家。在自由贸易发展问题上，他的观点比福泽更透彻。“世界上经常有一些政府崇拜者认为‘政府’这个词权力很大，以各种借口增加官办企业的数量。其本质在于倡导官办企业虽有垄断的弊端，但其事业不应归人民所有。”。例如田口说，私人铁路比政府运营的铁路便宜，邮政公司比邮局方便。他指出:“可怕的垄断不是在民用行业，而是在官方行业。”
随着经济的逐步发展，普通人和私营经营者已经意识到官办企业与民争利的危害。比如当时缫丝行业曾提交书报反映官办劝导场财大气粗，民间缫丝行业几乎被挤出市场。“我县政府，为了促进人民真正的富裕，不应该让权业场太过繁荣。为了向外界吹嘘说服的繁荣，我们应该为了繁荣而奖励人民的普遍繁荣。如果你不期待永久的荣耀，你很难成为一个成功的职业。”
退国进民——明治经济政策的转变
政府不能再对政府经营和半官方企业的批评和要求它们退出的呼声视而不见。
即使在政府内部，对“国有经济”的反思也由来已久。在工信部，有人认为官办、半官办、半民办企业“费用很大，得与失不相等”，“不如借给百姓，让他们自由经营。到时候，我们就能入不敷出，拓展事业。”。
1880年11月，大毛崇信和伊藤博文在提出建立农业和商业省的建议中强调，管理和指导应该是组织的重要任务，“自己创业，或者用贷款和资金直接从事涉农业务，或者保护几个农民，把他们的成果作为他人的榜样，无形中损害了普通农民的利益。这种事件应该避免。”
1880年11月5日，明治政府公布了工厂转移的一般规则，这标志着殖民政策的重大转变。政府的理由是:“为了奖励这个行业而建立的工厂的规模现在已经具备了，业务也变得发达了。这是因为政府打算逐步将其管理的工厂改为私营企业。”虽然政府表示，这些官办或半官办企业交给私营企业就能盈利，但在其他场合，后来的西藏部长宋方政承认，政府直接管辖的许多事业完全无利可图，不仅不能成为国库的财力，还导致其亏损空。
首批出售的工厂是非军事工业。1881年，政府把在广岛和爱知建立的棉纺织样板厂分别卖给了广岛县和新田公司。1885年神川玻璃厂卖给石村公司，1887年神町纺织厂卖给三井，1883年福冈丝绸厂卖给同一家公司，1883年神川水泥厂租给浅野长晟公司，第二年直接卖给这家公司。
随后，除了继续控制军工行业，政府还把一些采矿和造船企业交给了私营部门，有时政府还以低得离谱的价格出售这些模型工厂。在这个过程中，三井、三菱、住友、安田等日本财阀也开始出现。
无论如何，在自由民权运动和政府内部反思的压力下，明治政府于1880年开始改变政策。在1889年宪法颁布之前，日本政府已经将所有官办企业和半官办半民企业出售给人民。这一事件对日本资本主义的建立和现代国家的形成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于是，日本在经济上脱离了政府监管和企业经营的阶段，开始承认资本活动和经济活动的自由。
随着自由市场经济的建立，与民争利的官办企业越来越少，这是明治时期经济飞跃的重要原因。1885年前后，日本掀起了创办企业的热潮。从1884年到1890年，日本公司的数量从702家增加到3092家，增长了4.4倍，资本从1340万日元增加到18936万人民币，增长了14.1倍。20世纪80年代初，对外贸易开始呈现顺差，改变了明治以来的逆差局面。这一时期，日本农业也有了一定的发展，粮食、茶叶、丝绸等主要农产品的产量大幅增加。到19世纪90年代初，日本已经初步从一个农业国转变为资本主义农业工业国。
在中国，不乏对官办企业的批评。例如，郑曾指出，政府监管的企业是“官办企业的权利”、“专事其事”和“调节私人”。这叫保护商业，剥离商业，政府监管的商业就像一只老虎...然而，洋务运动期间，并没有类似自由民权运动那样强大的政治运动，官办、官督商办和基本原则后来也没有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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