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精卫之死 1940汉奸末途：汪精卫左膀右臂被判死刑

汪精卫死后，他的得力干将陈公博、周佛海、陈担任伪国民政府代主席，周掌管伪政权的外交、财政、金融、军事和特务权力。抗日战争胜利后，陈公博作为汪伪政权的第二个叛徒被判处死刑。

汪精卫

作者:吴利伟

高涛事件

1940年1月4日，高宗武和陶希圣突然失踪。汪伪集团立即猜到他们已逃往香港。果然，5日上午，陶希圣提前写了一封告别信，送到豫园路。6日，他从香港发来电报:“当这份遗嘱大不相同时，你可以不经允许就带走；但是，直到现在，我从来没有发泄过一方的秘密，我仍然祈祷内心的平静。”

“这只是一种安慰。”汪精卫虽然生气，但正忙着准备青岛对日谈判。汪精卫带着自己的惆怅，如期前往青岛，集结中国最大的汉奸政权，即“华北临时政府”、“南京改革政府”和“蒙疆联合自治政府”，协调汪伪中央政府成立后各自的利益分配。

没想到，在高和陶的家人在杜的帮助下安全抵达香港后，他们最终选择了披露王和日本之间的秘密协议。1940年1月22日，两人的联名信和汪精卫与日本准备秘密签订的《日日新关系调整纲要》在香港《大公报》刊登，震惊全国。信中说:“不如知道，苛刻的条件不仅比民国四年第二十一条更恶劣，而且苛刻了一倍多。也就是说，它与所谓的卫士声明有很大的不同。想要在诸侯中消灭我们的国家，控制我们国家的死亡，这是非常痛苦的，但是已经过去了。”直言汪日秘密条约造成的国家失势和国耻，比日本和袁世凯签订的“二十一条”还要糟糕几倍，甚至与1938年日本首相为引诱国民党而提出的“中日睦邻友好”“联防联共”“经济合作”三项原则相去甚远。

在日本人看来，这是王集团成立后遭遇的最大危机。曾遇刺身亡，而高和陶“叛逃”了。此时，只有周佛海和梅四平是汪精卫对日谈判的核心成员。《朝日新闻》报道称，听到这个消息的汪精卫“胸中叹息，为这种侮辱性的道德而哭泣”。负责青岛会议的狗阳剑在回忆录中写下了王氏集团的第一反应:午饭时，周佛海匆匆赶来，拿着《大公报》给在场的人看。“周佛海对大家说:‘对不起你们。’因此，哭着的矢野君说:‘这不是真正的原文，而是他根据日常会议情况写的。’...周军，你刚刚哭着承认失败了。”"

引诱汪精卫的日本领导人之一伊玛目武夫也回忆说，“最难过的是周佛海”。整个一月，周佛海都在为高和陶担心。4日，得知两人失踪后，他在日记中写下了“感动一切”的字样，因为1月1日，周佛海与高宗武进行了推心置腹的讨论。高宗武是汪精卫对日交涉的领导者，但在汪伪集团的人事安排中，他只是被任命为“外交部副部长”。为了安抚他，周佛海和他谈了话。8日，他生气了，因为汪精卫原谅了陶希圣:“陶阴险狡诈，不可饶恕。”直到1月22日，王日的秘密任命公布后，周佛海终于大骂他们是“两个畜生，发誓以后要杀了他们”。1月27日，我和养狗人聊了聊“高涛事件”后的补救措施，并详细记录在日记里。

两人走后，从与高宗武妻子关系密切的人处得知，高宗武夫妇离港上海滩后，高宗武的妻子一方面受到派来的人的引诱，另一方面又受到军事分子的威胁，心理难以承受。陶希圣受到汪伪特务机关总部“76号”的威胁。自1927年大革命以来，陶希圣一直追随汪精卫。然而，当王与日本的秘密协议最终签订时，却因病拒绝签字，“白纸黑字”书写，用中国人的手来实现日本全面控制中国的野心是“绝对不可能”的。他的态度也让汪精卫和周佛海起了疑心。最后，高宗武通过香港的杜投奔蒋介石，并与、杜一起安排他逃出上海。

“高涛事件”后，王集团自然要反驳。除了在青岛参加会议的人，只有陈璧君、丁默村和陈璧君的侄子陈春璞留在了上海。立即要求陈春璞以“王委员长跟随秘书长”的名义发表讲话，陈春璞犹豫了:“只有曾生前用过这个名字，我怎么能自称秘书长？但是，陈璧君坚持自己的意见，说这是不可能的，否则是不够的。”

匆忙之中，陈春璞发表讲话，辩解说:“高宗武、陶希圣公布的文件，只是中间日方的片面建议，既不是日方最早的要求，也不是最后挫折的结果，只是断章取义的片段记录，没有提到我们的同志最近几个月制定和平方案的依据，也没有提到日方最近的让步，显然是对事实的否定。这样做有两种方式:一种是故意讨好重庆当局，另一种是最近谈判的结果，高和陶对此并不完全了解。据我所知，高和陶没有参与最近的挫折，所以最近的文件高和陶，即使故意保存，已经被事实所禁止。总之，我们和日本谈判的和平条件绝不会损害中国的生存、自由和独立，我相信这将为东亚的永久和平奠定基础，为两国的共存和共同繁荣奠定基础。”

从《崇光堂协议》到《买卖合同》

1940年1月6日，高宗武和陶希圣联合从香港致电汪精卫夫妇，澄清反对成立伪政府的几个理由，包括:“秘密协议的条件如此苛刻，新政府没有独立自由的前途，即前途一片，荆棘遍地。为什么不主动放弃组织政府，干脆做一场和平运动，等待两国进一步认识到和国际形势发生更明显的变化？”

然而此时的汪精卫并没有被高和陶的言行所动摇。

伊玛目武夫回忆说，日本方面已经对草案做出了决定，“但由于权益思想在起作用，有相当多的条款是政府各省借此机会单独添加的。我敢大胆地说，这份草案不过是赤裸裸地暴露了帝国主义假设的要求。”

高、陶在《大公报》上发表的《对日新关系调整纲要》虽不是王与日本签订的终稿，但与终稿内容相比并无本质变化。在这一条约中，使汪精卫下定决心离开重庆的“崇光堂协议”已经消失，汪伪势力范围仅限于江苏、上海、安徽、湖南、湖北、广东、福建等省的部分地区，以及南京、汉口、上海、厦门等几个特殊城市。除了承认伪满洲国，日本还将与“华北临时政府”保持密切联系。承诺两年内撤军的日本，也变成了以保卫共产党为目的的永久驻军，“日本将在华北和蒙古、新疆的重要地方驻军”。按照陶希圣的说法，这一条约“无异于大蓝图中的小蓝图……即日本将中国的东北、北方、中部、南方和海南岛划分为五种“区”……海南岛与台湾省一样是日本的军事基地”。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李评价说:“即使汪精卫已经意识到自己将是日本的尴尬，他也别无选择，只能签订条约。”

1938年12月18日，汪精卫乘飞机秘密离开重庆，来到云南军阀龙云控制的昆明。12月19日，他从昆明飞往越南河内，离开国民党中央和他的国家参加抗战。汪精卫最终下定决心离开重庆，开展“和平运动”，始于外交部日本司司长董道宁、亚洲司司长高宗武接连访日。

1938年1月中旬，近卫文麿发表声明“帝国政府今后不会以国民政府为对手”，随后又发表“国民政府如果让步，放弃过去的抗日政策，就可以加入新政权”的言论。为了探知日本的真实意图，董道宁和高宗武潜入日本，前往东京与日本高官密谈，得到了日本“期望中国一个大政治家出来，这个大政治家就是汪精卫”的消息，这极大地鼓舞了汪集团。

1938年11月12日，汪精卫代表高宗武、梅四平与日本贺铸派主要代表影佐祯昭、武藤今井、九州洋建、西山丽义县等人在上海崇光堂举行秘密会谈，一致同意日本在中国承认伪满洲国、放弃内蒙古、出卖华北资源、承认日本在中国的一切经济特权的前提下，“尽快”停止侵略、撤军。与此同时，汪精卫的逃跑路线和未来合作步骤也达成一致:汪精卫逃出重庆，抵达昆明，并宣布与蒋介石断绝关系。得知这一消息后，日本政府宣布了调整中日关系的基本方针。随后汪精卫前往香港，发表声明，要求收拾烂摊子，建立东亚新秩序作为回应。与此同时，云南和四川的军队宣布独立。汪精卫召集国民党内亲汪派，在未被日军占领的滇、川、桂、粤四省建立新的政府和军队。

最后，汪精卫逃到了河内，12月29日，他向国民党和蒋介石发出了著名的“光辉信息”，这是汪精卫“和平运动”最重要的文件，充分代表了他自己的意见。

根据协议，近卫文麿在汪精卫逃脱后，于12月22日发表了《调整中国外交关系的基本方针》，即“警卫三原则”。汪精卫在《燕典》中阐述了他对“睦邻友好”、“联防联共”、“经济支援”三大原则的理解和设想，幻想日本“不要求领土，不要求军费赔偿”，“尊重中国的主权和行政独立完整”，“所有日本军队必须全部撤出中国，必须具有普遍性和迅速性”。“中国抗战的目的是谋求国家的生存和独立。抗战结束后，它造成了巨大的痛苦。如果战争仍然能够以和谐和正义的和平结束，国家的生存和独立就能够得到保证，也就是说，抗战的目的已经达到了。”

至此，汪精卫公开与重庆中央决裂，但他坚定而自信。他把“色情电”交给《南华日报》的发表时，曾对林说:“请你一个字也不要改。最大限度，最大限度。”

然而，汪精卫的离开并不像预期的那样。只要他一喊胳膊，国内的“和谐派”就会聚集起来，团结在他身边。王在河内期间，无论是早期的改组派、王派，还是王的政敌，还是党内的其他“和谐派”和许多重要政要，都打电话给汪精卫，劝他改变主意。更没想到的是，四战区司令长官张发奎，滇系军阀龙云，与汪精卫有着悠久历史的陈、何健，都想脱离蒋，加入他的阵营。之后，潘文华、邓锡侯、刘等四川诸军也纷纷响应。然而，在他离开重庆后，所有这些将军都不活跃。汪精卫组建反蒋政府、在日占区外拥有独立军队的幻想破灭了。

“汪精卫走之前，国民党内很多人推动对日和谈，比如孔祥熙父子，寻求和平的想法也很强烈。”李志宇说:“但是大多数人都很稳定，在中国他们怎么表达自己的观点并不重要，但是当他们离开重庆的时候就会改变。汪精卫决定离开，只能依靠《崇光堂协议》和《警卫三原则》的承诺，可以随意解释和改变，表明他的政治不成熟。”

汪精卫在河内发表《言典》后，国民党中央开除了汪的党员身份，在国内掀起了一股讨伐“汉奸”的浪潮，使汪精卫陷入了之前的孤独与困境空。当时，周佛海、陈公博、梅四平、等人都活跃在香港，只有王夫妇、曾和两三个秘书在河内。在这样的情况下，河内枪击案发生在1939年3月21日，军方派刺客潜入河内，在半夜行刺汪精卫，不料却将心腹曾钟鸣射杀。顿时，震惊的汪精卫迅速加快了投靠日本的步伐。10天后，他在《南华日报》上发表《举个例子》，质问中央为什么重庆可以议和，他却不能议和。他说:“曾先生之死是为国家而死，也是为国家的主张而死。当他去世时，他感到宽慰的是，他对国家事务仍有同样的看法。我还在呼吸。为了安慰我垂死的朋友，为了安慰我永远不会忘记他的朋友和他永远不会忘记我的朋友，我应该尽最大努力实现我的要求。”

枪击案发生后，重庆方面加大了对王的追踪和制裁力度，同时与越南和香港当局、法国殖民部门和英国大使合作，试图让越南和香港当局“坚决拒绝”保护王或劝说其离境。与此同时，日本人也在利用枪击事件造成的刺激，敦促王前往日本进行和谈。在这种形势下，汪精卫最终在日本人的安排下前往日本控制的上海虹口，一步步走向汉奸的深渊。

王来到上海后，“和平运动”逐渐明朗，以、周佛海为代表的一派主张建立新政府。然而，汪精卫无法从龙云或张发奎那里调动军队。因此，不可能在西南和日占区以外建立新的政权，也不可能组成与重庆抗战政府相对立的政府。伊玛目武夫在回忆录中写道:“现在我突然改变政策，然后在被日军占领的南京建立了国民政府。这已经退化为一个所谓的傀儡政权，与以前的临时政府和改革政府没有什么不同。”

企图在南京组织新政府的汪精卫，在日本人眼里已经大大贬值了。正如高宗武和杜所说:“和平这个词必须先拉平，然后才能和解。如果你想要和平，你必须得到武力的支持。”因此，要想讲和，“只有证监会才能提出”。日本兴亚研究所华北联络部负责人Hiroshi Seiichi曾表示，不赞成汪精卫的活动，仍希望与重庆联系。正如狗阳剑所说，在日本陆军的心目中，有一种刻板印象，认为王是日本提议的“代理人”，以掩盖警卫人员“不把蒋介石当对手”的丑态。因此，《和平条约》谈判委员会并不想在谈判中给汪精卫最好的条件。他们认为这道好菜是蒋介石本人出现时的“祭品”，送给王就可惜了。”。

1939年6月，汪精卫访日，分别与5位内阁大臣举行会谈，开启了秘密组阁半年的谈判进程，日本的强硬、苛刻态度逐渐暴露。日本陆海军为了自己的利益互相掣肘，对汪政府的软弱无能深表怀疑。因此，王与日本在驻军与撤退、铁路、货币等问题上始终僵持不下。李志宇说:“与‘燕典’相比，卫士们的声明内容与它大不相同。即便如此，日本军事部门仍然认为他们没有履行自己的义务。"

许多负责与汪精卫谈判的日本人对日本政府的态度深感不安。Xi逸仙曾说:“平陆政府的真正意图根本不是超越近卫军的声明，而是从近卫军的声明中撤退。虽然表面上是按照说法，但随着问题的具体化，想用中国权益差别不大的旧负面解释强加给汪精卫。如果这也被王接受，只能说王大度。”影佐祯昭等人也认为，兴亚所对汪精卫提出了过于苛刻的条件，其中有许多“无耻蛮横”、“彻底强化了占领政策”。如果这一建议得到实施，华北将从中国独立出来，海南岛将成为日本海军的领土。“恐怕世界上没有比这更糟糕的傀儡政权了。”

然而，经过半年的僵持，汪精卫终于与日本达成了谈判协议。对于王的选择，解释为王性格偏执，意志坚定。他说:“这就像喝毒酒。我喝了一口，发现是毒药。有一半死了，所以我戒酒了。王见是毒药，便喝了。”李志宇对此评价道:“汪精卫在政治行动中往往有高度的偏执和自信，相信自己能够挽救当前的局面。当所谓的“和平运动”走到讨论中日基本条约草案的阶段时，陈公博曾经遇到影佐祯昭，对他说:“基本条约在哪里，根本就是日本想控制中国。”左颖回答说:‘目前不能说日本不是这个意思。’陈公博立即将此事报告给汪精卫，希望他慎重考虑，但汪气愤地说:“我们不会让日本控制中国。”他在诗中说，‘国家是一个没有新旧的幽灵，世界会因为人而旋转’，充满了放弃他人的使命感，但也让他容易高估自己的能力，无法清醒地判断现实。"

青岛会谈与其他汉奸政权

在汪精卫忙于准备青岛会谈时，高宗武和陶希圣盯上了他的航班。根据日本陆军部和总参谋部的决定，汪伪“中央政府”应与南京、北平已建立的伪政权建立“适当的合作”。1940年1月21日，汪精卫与日本签订秘密条约后，负责汪精卫事务的日本特务机关“梅机关”选择处于中立地位的青岛，与南京、北平伪政权进行三方会谈。

与这一时期棘手的“高涛事件”相比，青岛会谈的进展似乎相当顺利。汪伪政府成立后，将解散以梁宏志为“执行总统”的伪民国改革政府，在汪伪新政权中按照其才能招募原改革政府的大小领导人；以王克敏为“执行主席”的中华民国伪临时政府得以维持其在华北独立存在的既成事实。按照日本关于华北“国防经济中力量结合带的特殊性”的规定，只改名为“华北行政委员会”，王克敏还保留着一个王伪无法穿透的小世界。还有一个由德穆丘克登格鲁普主持的伪蒙古联合自治政府。德国国王派伪蒙军总司令李守信作为代表出席会议，赢得了王对其“高度反共自治”的承认，这也意味着他承认了日本对“蒙疆”地区的占领。

周佛海对青岛会谈的顺利进行感到十分自豪。他在日记中写道:“无论未来是否会有变化，这次会议的结果可以用完美来形容。这是提前精心准备的结果。我们的运动又结束了。”这种满足是自欺欺人。事实上，青岛会谈是形式上的。自王与日本签订密约以来，伪军合流的基础就由日本人决定，汉奸政权分赃分明，自然不敢闹事。

1939年9月，汪精卫在南京与梁鸿志、王克敏会面，当时的气氛还是很不愉快。三方围绕伪中央政治委员会的名额分配、汪伪政权建立后“华北行政委员会”的地位、废除“维新政府”后的人事安排等问题争论不休，最终设法在日本的干预下取得了一些协议。

为了协调傀儡政权的利益，我们应该按照其背后“主人”的意愿行事。陶希圣后来回忆说，在南京会谈中，王克敏听汪精卫说明统一政府的目的时，坦率地说:“我们三个商量也没用。这件事需要他们谈判，他们能做到。”王克敏提到的“他们”，是汪精卫背后的影子机构，梁宏志背后的原田机构，自己背后的西多机构。三方辩论失败了。下午，影社、原田、西多互相讨论。陶希圣说:“这样，我们可以更清楚地看到木偶就是木偶的事实。我和佛海、思平晚上就住在这个房子后门对面的房子里。我们谈话的时候，讲了一个比喻，就是四个人打麻将，每个人背后都有一个参谋。跑了两圈后，四名参谋都伸出手，直接打了起来。那个座位上的四个角色相当尴尬。”

与汪伪集团相比，王克敏和梁宏志都是日本在中国扶持的老汉奸，“蒙疆联合自治政府”是日本模仿伪满洲国炮制的又一傀儡政权。

王德是内蒙古锡林郭勒盟县的国王。卢沟桥事变后，他依靠日本关东军的支持，企图策动蒙古独立建国，但不被日本允许，始终将其视为傀儡政权。此外，关东军在察纳和金杯建立了地方傀儡政权。后来，在与日本华北军的利益争夺后，关东军决定将察纳、金杯、德王三个政权拧在一起，稳定势力范围，重新组织为“蒙疆联合委员会”。

平金沦陷后，华北方面军积极准备华北伪政权。华北日军特务机关原本想邀请吴出山，但吴和日军总是处理得很巧妙。最后，日军选中了曾在段政府中担任财政部长的王克敏。1937年12月，王克敏在北平成立了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企图将蒙古、新疆各部直接隶属于其政府，导致双方发生激烈冲突。

在双方关系紧张的时候，1938年华中出现了一个新的傀儡政权，这是一个伪改革的民国政府。在日本华中军的支持下，梁宏志等汉奸出现在BLACKPINK，统辖苏、浙、皖三省和日本占领的南京、上海两个特殊城市，形成了又一个与“华北临时政府”对峙的大汉奸政权。

即使其他人一直任人摆布，汪精卫仍然相信在青岛会谈中达成的协议将有助于汪集团避免日本的控制。”当时汉奸尹通给汪精卫写了一封劝谏信，信中详细阐述了王正权的政治诉求。他说:目前日本对华管理的趋势是减少集权，加强分权。”未来，人们担心这些政权会组成所谓的联邦政府。“南京伪政府的建立过程，实现了中国各地伪政府组织的统一，这是对日本在中国实行分裂殖民政策的一种反抗。”李志宇说:“与梁弘治、王克敏时期单纯的伪满组织不同，汪政府的伪满部队、伪满党派和孙中山的大亚洲主义思想较多，比以前的伪满组织更具号召力和社会影响力。但从伪政权建立的那一天起，他就在日本的严密控制之下，不得不受到日本和重庆两方面的夹击，不得不不时与政权内部的分裂势力周旋。因此，日军各部占领区的隔离状况并没有根本改变。”

王伪政权的开与终

虽然与其他汉奸政权的利益分配问题已经解决，但汪精卫建立“和平政府”的时间却被日本推迟了。影佐祯昭直言不讳地告诉汪精卫和周佛海，日本军事部门仍在探索与重庆国民政府直接和平的可能性，希望他们能理解。

自1939年秋以来，日本人在看清王的弱点并把他当作傀儡的同时，加强了与重庆的接触，并与重庆直接媾和。这一时期的诱降工作被称为“通功”，日清政府的联络人是，自称是的二哥。参与“通功”的伊玛目武夫回忆，通过“宋子良”的信息传递，双方于1940年3月7日开始在香港举行会议。重庆派出“宋子良”、总参谋部办公室副主任中将、驻德国大使馆原参事陈林超，现为最高国防会议首席秘书。宋美龄也在此时抵达香港，从侧面协助中方代表。

双方的纠纷主要围绕伪满洲国的地位、日本驻军和汪精卫的处理等问题展开。对于伪满洲国，重庆政府主张两国共同作为其保护国，但不能直接承认其法律地位。伊玛目武夫回忆说:“尤其令人难忘的是，对方给出了一个有趣的比喻。据说满洲国的独立，在中国看来，就像一个不忠的妻子投奔了一个奸夫。所以，强迫中国政府承认满洲国，等于强迫丈夫正式承认奸夫并娶她。”

日本对重庆政府不愿意承认满洲国感到惊讶，并且绝不会让步。这时，汪精卫已经发电报，决定在3月26日在南京成立新政府。为了等待重庆方面的最终答复，日军决定将伪国民政府的回归仪式推迟到3月30日。3月24日，期待已久的重庆回复终于来了。“在承认满洲国的问题上，政府内部的意见是对立的，所以很难决定。我希望把答复推迟到4月15日。”。此外，宋子良身份的真实性也令日本人怀疑。伊玛目武夫说，在香港会谈时，他们从门锁的洞里偷偷拍了一张会谈时宋子良的照片，然后给陈公博和周佛海看。“虽然周说很像，更像是的弟弟紫安，但陈说不一样。”这个人的身份后来被严重怀疑是戴笠手下的香港间谍，1945年被证实是军事间谍曾光。

因此，日本决定不再等待。“3月30日早春的微寒阳光下，伴随着远近如潮的街道喧嚣，举行了国民政府回归仪式。”

曾经参加过汪伪政权的记者金雄柏，后来在他的《汪伪政权的开与关》中记录了“还都”的惨淡场景:“每个人都没有温暖快乐的空气，全场都是风平浪静。王的外表，很多高级武官都是军装，而公务员都是蓝袍黑袍。只有王穿着的晨衣依旧是那副风采，只是开始显得苍老憔悴。他面无笑容，严肃而平静地走上讲台，眼睛向四面八方望去，微微地闻着一声叹息。在《三民主义，我们党的生命……》的国歌中，他低下头，勉强笑了笑。王的发言历来充满煽动性，生动有力。.....而他在王正泉成立那天的演讲，似乎也没有特别打动我。他的声音很低，说话也很弱，这可能是他一生中最失败的一次。.....他讲完后，仪式匆匆结束。在礼堂入口处，他们都合影留念，完成了历史上悲剧的序幕。”

汪伪政府成立后，日本迟迟不宣布承认，只为重庆正在进行的劝降活动留有余地。在“通功”几乎失败后，王与日本于1940年7月5日开始了调整“国际关系”的条约谈判，以宣告日本对汪精卫政府的承认。在这次谈判中，日本的态度更加强硬，谈判条件更加苛刻。前首相安倍晋三提出了汪精卫应该遵守的三个原则:以《卫兵宣言》为基础，以1939年底签订的《王日米条约》为标准，由于战争还在继续，条约中应该有不同于通常的特殊条款。直到9月下旬，日本经过不断修改，才与汪精卫签订《汪日基本关系条约》，直到11月底“通功”正式宣告失败，才宣布承认汪伪政府。

出席签约仪式的汪精卫用复杂的心情描述道:“他穿了一件礼服。在日本大使安倍到来之前，他站在礼堂前的台阶石上，脸上已经写满了悲伤。他呆呆地站着，望着紫金山之上的白云，忍不住两行清泪，从他的眼中一滴一滴地顺着脸颊流下。突然，他用双手抓住自己的头发，使劲拽，使劲拽，往下看。“恨，恨”的声音不断从他的鼻子里发出，泪水充满了他的脸...欢迎大使的军乐开始演奏。安倍慢慢地走了进来，作为翻译站在王旁边的周龙敖小声对王说:“先生，安倍大使来了。' .....王石像霍然一样从梦中醒来，再次露出一丝苦笑。和安倍见面，一起进入礼堂，完成签约手续。"

汪伪政府成立后，准备伪军，改革金融市场，在江浙大部分沦陷区和皖粤鄂部分沦陷县开展了“青香运动”。“青香运动”的目标是消灭敌占区的抗日武装，使汪伪政府的“政权”延伸到农村，实现对基层社会的有效控制。然而，无论是伪军校、伪中央总校训练团、警官学校，还是高潮时期将影响扩大到基层的“青香运动”，都是徒劳无功，收效甚微。

对“和平运动”和组织政府态度最积极的周佛海，也在日记中记录了汪伪政权的困局和“以和救国”理想的幻灭。1940年5月26日，汪伪政权成立不到两个月，周佛海写道:去汪处一个小时，对自己的前途非常尴尬。“如果你能实现和平，你会毫不犹豫地死去，但世界会改变，你会担心和平永远不可能实现，我们这一代人没有立足之地。令人不安的是，日本少壮派仍然主张征服中国，那些人仍然想伤害其他人。”到1941年初，周佛海已经深刻感受到“和平运动”的错误。“我深刻地感受到，过去在韩和重庆，我高估了日本，低估了中国，对美国的趋势也没有了解清楚。由于观察错误，发生了一场和平运动。你想想，回不去了！”

1944年，汪精卫进入了人生的最后一年。褚敏仪曾在战后审判的《告白书》中说:“往事如烟，回首不堪。王先生...不仅是来拯救人民的，而且他也无法表现出比临时政府和改革政府更好的表现。有时候被日本人逼着，甚至关起门来哭。”汪精卫的身体每况愈下。1943年12月的一次手术取出了他在1935年遇刺时留在体内的弹片，但却引发了一系列感染。在接下来的两个月里，王一直站着走不动，精神极度焦虑。第二年3月4日，他再次接受手术，但从那以后，他一直生病，并于11月10日在日本去世。

汪精卫死后，他的得力干将陈公博、周佛海、陈担任伪国民政府代主席，周掌管伪政权的外交、财政、金融、军事和特务权力。抗日战争胜利后，陈公博作为汪伪政权的第二个叛徒被判处死刑。抗日战争末期，周佛海与戴笠秘密私通，投奔蒋介石。但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当局仍不得不审判周佛海，先判死刑，后被蒋介石赦免无期徒刑。1948年2月，他在狱中去世。关键时刻与王氏集团分道扬镳的高宗武、，结局不错。“高涛事件”后，高宗武逃亡美国，弃政弃商，直至1994年去世。陶希圣回到重庆军营，担任蒋介石侍从秘书。他于1988年在台湾省去世。